钱穆｜北宋士大夫的"自觉精神"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宋朝养士经历百年之久，终于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对士大夫，并不能有教育指导的能力，只能妪姁（xū）涵育，让他们自己发荣滋长，这是一件费时而没把握的事。
在真宗时，宋朝文教算是培养到相当程度了，然而一旦强敌侵凌，则相率主张迁都。和约签定后，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狩的勾当。说是"欲假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
那时的文学，只是有名的所谓"西昆体"，汲晚唐、五代之余润。那时的政治，最高不过养尊持重，无动为大，敷衍场面捱日子。【如李沆（hang）等。吕东莱谓："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历、皇佑之绥势也。"】那时稍稍带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们，乃至求长生的道士们那里。
士大夫中间，最为举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谓隐士，【如陈抟、种放、魏野、林逋之流。】居然在读书人中而能无意于做官。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
范仲淹并不是一个贵族，【仲淹乃唐宰相范履冰之后，然至仲淹时已微。其父早死，母改嫁。仲淹随母易姓朱，后复宗姓范。】亦未经国家有意识的教养，他只在和尚寺里自己读书。【当时读书人大半到佛寺、道院中去，因国家并无正式教育机关，私人亦极少从事讲学，无师弟子之传授。】
在"断虀画粥"的苦况下，而感到一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此即是范仲淹之伟大处。】
范仲淹曾至睢阳书院，书院源于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杨悫（què）教授生徒，同文日过其学舍，得受学。时当五代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因名同文。悫依将军赵直。悫卒，直为同文筑室聚徒，请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践台阁。惟仲淹已不及见。【仲淹生太宗端拱二年。】
仲淹读书处为山东长白山之醴泉寺。真宗祥符三年睢阳应天书院赐额成立，翌年仲淹至书院。是时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据史，戚长子维，为随州书记，戚就养而卒，年七十三。书院复建于曹诚。宋史、宋元学案谓范依同文学，误也。】
惟仲淹之在睢阳，其精神上当有得于同文之感发者甚多。史称同文纯质尚信义，人有丧，力拯济之，宗族同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终身不仕，以教育后进为务，而有志于天下之混一。其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学，而以天下为己任。其后贵显，为宗族建义庄，恤贫乐施，盖亦近同文之遗风，而规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时，尚有有名的学者胡瑗，偕孙复两人，在泰山一个道院中读书。【唐为栖真观，周朴居之，后为普照寺。】
相传胡瑗接家信，【胡，江苏如皋人。】苟有"平安"二宇，即投之山涧，不复启视。如此苦学十年，终于得到他精神上的【内心方面的。】自信而回去。这都是在时代精神的需要下，并不需师承而特达自兴的。
胡瑗投书涧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里"断虀画粥"的日常生活，【日作粥一器，分四块，早暮取二块，断虀数茎，入少盐以啖之。如是者三年。】无疑的在他们内心深处，同样存着一种深厚伟大的活动与变化。他们一个是北宋政治上的模范宰相，【范。】一个是北宋公私学校里的模范教师。【胡。】北宋的学术和政治，终于在此后起了绝大的波澜。
与胡、范同时前后，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们开始高唱华夷之防。【这是五胡北朝以来，直到唐人，不很看重的一件事。】又盛唱拥戴中央。【这是唐代安史乱后两百年来急需提出矫正时弊的一个态度。宋朝王室，只能在政制上稍稍集权中央，至于理论思想上正式的提倡，使人从内心感到中央统一之必需与其尊严，则有待于他们。】他们重新抬出孔子儒学来矫正现实。【他们极崇春秋，为"尊王攘夷论"之拥护与发挥。最著如孙复。】他们用明白朴质的古文，【即唐韩愈所倡"文以载道"，即文道一贯之理论，】来推翻当时的文体。【最著如柳开、石介，乃至欧阳修。】他们因此辟佛老，【如石介、欧阳修。】尊儒学，尊六经。【他们多推崇易经，来演绎他们的哲理思想。】
他们在政制上，几乎全体有一种革新的要求。他们更进一步看不起唐代，【连带而及于汉。】而大呼三代上古。【三代上古是他们的理想。根据此种理想来批评汉、唐之现实。】他们说唐代乱日多，治日少。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适应于那时的社会经济，以及他们的身世，与唐代贵族气氛之极度豪华者不同。】而又带有一种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自觉精神。】
与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径，而互相映照。【他们对于唐人，只看得起韩愈，而终于连韩愈也觉得不够，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们虽则终于要发挥到政治社会的实现问题上来，而他们的精神，要不失为含有一种哲理的或纯学术的意味。【范仲淹至陕，张载年十八，慨然有志功名，上书谒，言军事。范知其远器，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手授以中庸一编。又按：太宗淳化三年，诏刻礼记儒行篇赐近臣，及京朝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赐进士孙何等。真宗天圣五年，赐进士王尧臣以下中庸，八年赐进士王拱辰以下大学，后登第者必赐二书及儒行篇。是此诸篇本为当时所重，故仲淹亦以赐张。下至程、张辈，此诸篇乃发挥益臻精妙。】
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现的是"事功"，【比乃贵族学者之意态。即贵族传统家教，大抵不过保泰持盈，传世永福，而仍不脱事功的意味。】而他们则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里，说成一种"义理"。【此乃平民学者之精神。彼辈要出来转移世道，而不为世道所转移。虽亦不离事功，却不纯从事功出发。】"尊王"与"明道"，遂为他们当时学术之两骨干。【尊王明道，即宋学之内圣外王。一进一退，在朝在野，均在此两点着眼。】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又按：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
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以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
两汉农村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
魏晋南北朝下迄隋 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
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
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
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他在新亚书院多次向我们同学讲演，都提到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的心灵上激起巨大的震动。这篇文字主要是以“沧江”和“明水”两人一问一答的方式写成的。“明水”提出种种论证指出中国随时有灭亡的危险，而“沧江”则逐条反驳，说中国绝无可亡之理。两人的问答一层转进一层，最后说到了中外的历史，中国的国民性，直到“明水”完全为“沧江”所说服才告结束。后来我们读《饮冰室文集》，才知道“沧江”是梁启超，“明水是汤觉顿。这篇文字的题目也不是“中国不亡论”，而是《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最初，刊在宣统二年 (一九一零)的《国风报》上。一九一零年，钱先生才十六岁，他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文化意识至迟已萌芽于此时，也许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梁启超这篇文字在当时激动了无数中国青少年的国家民族的情感。后来我读到左舜生的《我的少年时期》，也提到他和一位同学夜读这篇两万四千字的长文，至于欲罢不能而热泪长流。但是钱先生和大多数青少年读者不同，他读了此文之后没有走上政治救国的道路，而转入了历史的研究。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钱先生以下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
钱先生又屡次说过，他非常欣赏梁启超所用“国风”这一源于《诗经》的名称。不用说，他早年也受到了《国粹学报》(一九零五～一九一一)的影响，对于 “国魂”、“国粹”(借自日文)、“黄帝魂”等流行观念是同样能够欣然接受的。当时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有“兵魂销尽国魂空”的名句，而高旭(天梅)的《南社启》也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又说：“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不过“五四”以后，这些观念在知识界已不流行了。所以后来钱先生改用“中国历史精神”这个观念，意思还是一脉相通的。其实，“国魂”、“国粹”的观念最初从日本开始，而日本人又受了德国人讲“民族国家精神”的启示，如兰克(Ranke)便强调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体现了日耳曼的民族精神。那时日本人编欧洲史教科书往往以兰克为典范。王国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零零)撰《欧罗巴通史序》已明白指出。以上简略的陈述不妨看作是钱先生“为中国招魂”的渊源所自。
“中国不会亡”的历史根据何在?此一念当时便引申出了无数的历史问题。《国粹学报》中人如刘师培根据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指出中国史上的治乱循环是因为进化的阶段尚浅，西方则治了便不再乱。梁启超写《新史学》NIj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著名论断。(按：以一史归一姓，可见任公当时情感之激动。稍一寻思，岂非笑话。)这一观念旋即为《国粹学报》中人所接受，并加以宣扬．流风至今犹在。至于中国二千年的政治是帝王专制，更是上帝在 “最后审判”中所下的判决词，毫无上诉的余地。从此以后，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吏的模式在背后作衬托。比较的历史观点本来是有利无弊的，但是比较如果演变为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西方)，而另一方面则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中国)，因此前者成为批判后者的绝对标准，那么许多历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随着发生了。清末民初的中国史学界还没有发展到这样严重的情况，但其倾向已极为明显。因此国粹学派本身即包含了一个无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他们一方面在寻找中国的“国粹”、“国魂”，有人以为此“魂”寄托于历史，有人以为哲学(儒家和诸子)即是“魂”，也有人以为文学才是“魂”的凝聚之地。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当时以进化论为基调的西方社会学则视为天经地义。所以刘师培力证中国古代，也有石器、铜器、铁器三级，邓实则深信耕稼为君主专制的时代，工贾才是民主的时代，中国和西方的分别即在处于此二不同的阶段。他更明白宣称：“此黄人进化之阶级。其与西儒之说抑何其吻合而无间也。”然而同一个邓实却又痛斥当时“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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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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