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贞平｜汉代朝廷中的鸽派、鹰派和中间派
秦国最终结束中国的战乱，击败敌手，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前212—前207）。但统一并不能立即消除外来威胁。秦和西汉（前206—8）都不得不面对北方草原上实力强劲的匈奴人。如何应付这些游牧民成为汉廷最迫切的问题。朝中一位御史把他们比喻为抓不住的影子，建议汉朝开国之君高祖不要对匈奴采取军事行动。但高祖对此置若罔闻，亲自在中国北方指挥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果，汉军被匈奴军队围困在平城长达七天。后来，匈奴人从高祖那里收到大批贿赂才解除了包围。平城事件意味着简单、教条的鹰派思维方式的失败。中原王朝在面对占据军事优势的敌人时，需要新的战略思维才能确保自身安全。
汉朝官员刘敬建议汉高祖与匈奴和亲，认为与匈奴首领建立姻亲关系后汉朝皇帝便可以影响匈奴。汉高祖可以通过岳父的身份将孝的义务加在难于驾驭的女婿身上，后者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刚刚杀死其亲生父亲。刘敬提议：“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喻以礼节。”刘敬真正期待的是和亲的汉公主能生下男婴，将来便可继承单于之位，统帅匈奴。由于这位匈奴新君是汉朝皇帝的外孙，他会臣服于汉。刘敬问道：“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
自刘敬开始，汉廷出现了几位鸽派人物。他们的反战立场是基于对汉朝国力的评估。汉朝尚未从内乱中完全恢复，任何对外军事行动都会加重百姓负担，可能引发新的叛乱。季布的话很好地说明了鸽派的立场。当匈奴给吕后（前187—前180在位）送去一封言辞不恭的信时，樊哙主张出兵讨伐匈奴。但季布坚决反对。他对吕后说，主战的樊哙“可斩也”，因为这样一场战争将“动摇天下”。
鸽派阐述、设计了一整套应对匈奴的非暴力手段。贾谊建议文帝（前179—前157在位）用宣德和利诱的手段使匈奴与汉结好。他将自己的策略概括为“三表五饵”。皇帝应对游牧民族示好，认可和欣赏他们的技能，对他们真诚相待。如果匈奴首领和民众内附，应重重赏赐他们，以鼓励其他人效仿。匈奴使节到访汉廷，也应受到礼遇。
贾谊认为，汉在与匈奴的关系中居于劣势。他将汉比喻为人首，匈奴为双脚，当前的双边关系就好似一个人首脚倒置。这样的局面虽然使汉颜面尽失，难以接受，但贾谊劝文帝认清现实。文帝最终承认了匈奴的势力范围，放弃了做天下之主的理想。他在给匈奴君主的信中写道：“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
文帝的这种说法是对传统意义上理想的中华世界的背弃，因此必须证明其合理性。历史悠久的华夷二分法为鸽派提供了现成的理由。有人用流行的阴阳学说来证明华夷有别；还有人提出域外之人既不用汉历，也不穿汉朝服饰，因此可以将这些地方视为“绝域”。鸽派有一个共同看法，即古代圣人对蛮夷“非威不能制，非强不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
武帝（前140—前87在位）登基后，鸽派失去了对外政策的主导权。汉廷转而奉行扩张政策，出兵攻打匈奴，还进军越南、朝鲜半岛北部和西域，极大地拓展了版图。熟悉边境事务的大行令王恢为这个新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有力的辩护：“臣闻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复乐，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王恢以“宜”为外交政策的改变辩护。他的论点代表着一种根植于战国时期的思想传统，他本人则代表了一批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传统的官员，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政策应合乎时宜，而不必拘泥于任何传统。这个观点最早是由秦国著名的改革家商鞅提出的。他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古。”赵武灵王也因在治国时实行合“宜”的政策而广为人知。他命令士兵穿胡服，学习胡人的骑术和箭术，从而造就了一支善战的队伍。他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
到了武帝统治时期，鸽派和鹰派都将真实或想象的“宜”作为强有力的论据，以此来推动自己的政策。武帝认为，进攻是抵御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侵扰的最有效手段。他希望防止他们联手袭击距汉都城很近的今甘肃、青海地区。但鸽派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们认为战争只对少数野心勃勃的将领和官员有利，对社稷和百姓并无益处。他们争辩说，战争不会带来持久和平，只会给边境地区及当地百姓招来灾难性后果。征服和吞并邻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和四邻的情况截然不同。鸽派对边境冲突的解决办法是“以夷制夷”，强化防务。贾谊提议将某些特定部落纳入汉廷防御体系，让他们负责保卫边境。71但他未能就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如何征召部落民众为这项任务效力，如何控制内附部落的人口增长，如何为这个防御体系提供资金——提出具体解决办法。
西汉后期，鸽派恢复了在朝廷政治中的影响力。当时，匈奴各部落为了争夺权力而彼此攻伐，匈奴的实力因此被削弱。这样的事态发展使一些汉朝将领在公元前60年左右主张对匈奴采取军事行动。但魏相驳斥了他们的建议：“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于动兵。”72汉宣帝最终决定不攻打匈奴。
公元前52年，匈奴的实力进一步被削弱。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请求归顺汉朝，并于次年造访汉廷，结束了与汉的长期对立。跨境贸易和文化交流因此繁荣起来。但当他的对手被汉朝军队击败以后，他改变了对汉廷的态度，率部返回故地，重树在草原的权威。
直到东汉初年，匈奴才最终不再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时匈奴部落联盟发生内讧，再次分裂为互相敌对的南北两支。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各部落首领及其从众附汉。汉廷将他们安置在塞外，受汉朝官员节制。汉廷终于能较好地控制边境，与四邻和平相处。但大多数汉廷官员似乎没意识到，他们的安置政策给汉朝带来了潜在威胁。内附的匈奴部落的人口和实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他们总有一天会叛汉，从而严重破坏边境的稳定。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鸽派在朝廷中的影响力上升，但鸽派和鹰派的争论并未结束。我们仍然可以读到“戎狄可以威服，难以化狎”之类的鹰派主张。公元123年，宰相陈忠为武帝征匈奴辩护。他感叹道，许多人完全不理解那场战争的重要战略意义，它使汉廷控制了甘肃和青海，使长安免受匈奴威胁。他警告说：“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但蔡邕驳斥道：“得地不可耕农，得民不可冠带，破之不可殄尽。”
东汉时期有关对外政策的辩论中最值得注意的声音不是来自鸽派或鹰派，而是来自中间派班固（32—92），他是不朽巨著《汉书》的作者。他批评鸽派和鹰派目光短浅，对一时的得失斤斤计较，缺乏对匈奴的透彻理解。班固对游牧民族以及汉与匈奴的实力对比做了更加全面的分析。他认为双方的关系是动态的、不断变动的。在他看来，处理这种关系最好的政策既不是战争，也不是和平，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常备不懈”。他写道：“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蓄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蓄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班固显然认为，不存在可以一劳永逸解决与匈奴边境冲突的方法。当冲突发生时，汉应该只用有限度的武力加以应对。他在文章中使用了“羁靡［縻］”这个概念，即中原王朝在对外交往中要做到“羁縻之义，礼无不答”。只要其他政权的君主和使节遵循中原王朝的礼仪，就应得到觐见皇帝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到访证明了天子德化远播四方。但双方的关系应该仅止于此，中原王朝不应试图将外国君主变为自己的外臣，这种实质性的关系将成为负担。
—End—
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欢迎点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