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吴大学、西密歇根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致力于宋辽金史和中国史、边疆史、社会史研究。
宋朝的建立，史载和辽入侵有关。赵匡胤（960—976在位）率领军队前往迎敌，至陈桥驿，军士哗变，出现黄袍加身的闹剧，赵匡胤代后周而立。不过，《辽史》中并没有在那年（960）派兵攻打后周的记载。因此，所谓辽入侵可能是赵匡胤的部下刻意制造的事件。五代时期，中原朝代更迭频繁，每次改朝换代，都会遣使通知辽。朱全忠建后梁，即通知辽。辽天赞四年（925）十月，后唐以灭后梁来告，即遣使报聘。辽世宗大同五年（951）正月，汉郭威弑其主自立，国号周，遣朱宪来告，即遣使致良马。按照五代的惯例，宋朝建立后，遣使到辽朝是很合理的做法。但是当时常有辽或北汉侵扰边境的报告，而宋与北汉屡次冲突。北汉是辽的附庸，依赖辽的支持，宋太祖不急于为灭北汉而与辽立即冲突。直至开宝元年（968），宋遣使带诏书至太原招降，北汉主刘继元不从。次年年初，宋太祖下诏亲征。三月至太原，攻城久不下。辽派兵助北汉，至五月宋太祖回师。其后宋太祖又进攻北汉两次，仍无结果。辽一面援助北汉，一面时常骚扰宋边境，因此宋与辽没有展开外交活动的可能。开宝七年（辽保宁六年，974），宋人记载双方的接触由辽发起，即由涿州的地方官刺史耶律琮致书知雄州的孙全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此事于十一月甲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于权知雄州、内园使孙全兴，略云：两朝初无嫌隙，若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长为邻国，不亦休哉！辛丑，全兴以琮书来上。上命全兴答书，并修好焉。
类似这样的记载还有几处。《宋会要辑稿》的文字较详细，而文末和上面引文大致相同，可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的来源：（耶律）琮滥受君恩，猥当边任。臣无交于境外，言则非宜；事有利于国家，专之亦可。切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曷常不世载欢盟，时通贽币。往者晋氏后主，政出多门，惑彼强臣，忘我大义。干戈以之日用，生灵于是罹灾。今兹两朝，本无嫌隙，若或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旧好，长为邻国，不亦休哉！
《辽史》则记此事于保宁六年三月：“宋遣使请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术加侍中，与宋议和。”比较宋与辽记载的时间，则以宋人先遣使至辽的可能性较大。但就耶律琮信中“事有利于国家，专之亦可”的言语看来，又似辽人主动。同年年末，宋遣使贺辽次年正旦。另有一条史料可证是宋人先遣使。真宗（997—1022在位）继位后，知雄州何承矩上奏辽将来犯边，真宗问枢密使曹彬（931—999）的意见，曹彬答：“太祖英武定天下，犹委孙全兴经营和好。陛下初登极时，承矩尝发书道意。臣料北鄙终复成和好。”真宗说：“此事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然须执纲纪，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也。”从真宗与曹彬的问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可能是宋人先遣使。这次的交涉，应有一些事务及细节，但不见于现存史籍，因此有史家称之为“雄州和议”。双方达到暂时的和平。就两国的地位来说，双方交换聘使和国书，举行外交谈判，建立了对等外交的基础。宋开宝八年（975）三月，辽遣克妙骨慎思为使，奉书来聘。太祖命门副使郝崇信到边境迎接，辽使住都亭驿。太祖召见辽使及随从十二人，赐礼物。七月，宋遣西上门使郝崇信、太常丞吕端使于辽。八月，辽遣左卫大将军耶律霸德、弓箭库使尧卢骨、通事左监门卫将军王英来聘，带方物、马群，随从人数甚多，皆受赐礼物。双方于这一年开始互相贺正旦。十一月，宋以校书郎直史馆宋准、殿直邢文庆为贺辽正旦使。十二月，辽遣使耶律乌正、陈延正进贺来年正月，带来礼物。互相贺生辰始于开宝九年（976）五月，宋遣东上门副使田守奇、右赞善大夫房彦均贺辽生辰。同年二月，辽遣使耶律延宁贺长春节。同年，宋太祖去世，遣使著作郎冯正、著作佐郎张玘告终称嗣。辽遣使郎君王六、挞马涅木古等吊慰，又遣使萧只古、马哲贺宋帝即位及贺正旦。从频繁的交聘来看，当时两国的地位是平等的。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十一月，监察御史李渎假太府卿门祗候、郑伟假右千牛卫将军为辽正旦使。太平兴国三年五月，宋廷命左补阙李吉假司农卿、通事舍人薛文宝假西上门为使辽的大使、副使。十一月，命供奉官门祗候吴元载假西上门使、太常寺太祝毋宾古假右赞善大夫为辽贺正使。辽乾亨元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辽遣挞马长寿使宋，问兴师伐北汉刘继元之故。长寿还，说：“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于是，辽发兵援北汉。五月，刘继元降宋。宋辽双方外交断绝。在此之前，宋辽交换使节比较特别的一次，是太平兴国二年“召近臣及刘、李煜契丹使宴射苑中”。太平兴国三年，辽使回国，派供奉官、门祗候王侁送伴。送伴使始于此。宋太祖时，宋与辽已经于沿边开始贸易。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始令镇、易、雄、霸、沧州设置榷货务，以香药、犀、象及茶与辽贸易。宋咸平三年（1000），宋廷禁止边境百姓入北界劫掠，违反者下狱。但接纳契丹人归顺，赐名“怀忠”。宋初建国的大战略，是“先本后末”。太祖“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群臣也提出弭兵论。虽然如此，宋初君臣也认为应当收回幽燕地区。当南唐使徐铉请太祖缓兵，太祖怒道：“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乎！”不过，太祖并不打算立即与辽冲突。太宗继续太祖的政策，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出兵攻北汉。五月，北汉刘继元降。六月，太宗亲征辽。七月，攻幽州不下，遂班师。太平兴国五年（980），群臣不主张北伐。左拾遗、直史馆张齐贤（943—1014）上疏反对争小利：“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次年，河北南路转运副使田锡（940—1004）也上书论军国要机与朝廷大体，指出“范阳坚壁，窃据疆封，獯鬻荐居，不修朝聘。若烦再驾，固当用兵。虽禀宸谋，必资武力”。他请奖赏过去有功的将士，但是不主张妄动，而请固守备、通互市。他批评汉武帝和唐太宗“输常赋之财，奉不急之役，是舍近谋远也。沙漠穷荒，得之无用，蘗芽繁衍，杀之更生。是劳而无功也” 。
雍熙三年（986），知雄州贺令图等边将上言，说契丹主年幼，国事由其母主持，可以乘机取幽蓟。太宗有意再度起兵，大臣纷纷谏阻。给事中、参知政事李至（947—1001）说作战费用太大，主张守为上策。熟知边事的刑部尚书宋琪论北伐，认为和平才是得策：“圣人务好生之德，设息兵之谋。虽降志以难甘，亦和戎而为便。魏绛常陈五利，奉春仅得其中策。历观载籍，前王皆然。《易》称高宗用伐鬼方，《诗》美宣王薄伐猃狁，是知戎狄侵轶，其来尚矣。然则兵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选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继好，弭战息民，此亦策之得也。”
雍熙三年三月，宋军北伐。五月，曹彬从涿州北征，至岐沟关，大败。八月，杨业（？—986）兵败被擒，不食三日而死。宋军前后死者数万人。岐沟关之败后，赵普劝太宗不要兴不急之兵，不要劳民动众。太宗以手诏赐赵普：“恢复旧疆，此朕之志也。”战败乃主将的责任，他“念彼燕民陷于边夷，将救焚而拯溺，匪黩武以佳兵”。宰相李昉（925—996）等人上疏，重点则在对辽展开外交，并劝太宗：姑务息民，何嫌于屈己。况天生北狄，为患中国，汉高祖以三十万之众，困于平城，卒用奉春之言，以定和亲之策。以至文帝，奉之弥优。外示羁縻，内深抑损。而边城晏闭，黎庶息肩。所伤匪多，其利甚薄矣。况獯鬻之性，惟利是求。傥陛下深念比屋之磬县，稍减千金之日费，密谕边将，微露事机，彼亦素蓄此心，固乃乐闻其事。不烦兵力，可弭边尘。此所谓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者也。伏望陛下裁之。
这篇文字的关键在于提出汉朝的和亲之利，只要皇帝肯稍稍委屈一下自己，采取和亲的政策，就可以达成和平。次年四月，殿中侍御史赵孚（924—986）上奏，希望朝廷“精选使命，通达国信。远则周古公让地于西戎，祈八百载之基业；近则唐高祖降礼于突厥，启三百年之宗社。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认为应当与契丹谈判，“议定华戎之疆，永息征战之事。立誓明著，结好欢和。彼以羊马皮毳致诚，此以金帛犀象为报。有无相易，彼此从宜。养民事天，济时利物，莫过于此。”提到用国书致契丹，及以金帛和贸易的经济互惠来免除战争。两次对辽用兵失败，给太宗带来了严重的治国挫折，加深了君臣对内患的忧虑，皇位和政权的保卫成为最重要的目标。太宗的思想趋于保守，对外政策转为“守内虚外”。端拱二年（989），太宗诏群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户部郎中张洎（933—996）认为宋朝已经失去地利，主张“练兵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无追”。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954—1001）建议“外任其人，内修其德”，外有五点：(1)将帅有权；(2)侦察边事；(3)用间谍；(4)以夷狄伐夷狄，中国之利也。（5）下哀痛之诏以感激边民。知制诰田锡也主张对契丹“用重赏，行间谍，使戎狄自乱。戎狄自乱，则边鄙自宁”。要皇帝“举大略，求将相，务帝望之大体也。设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无邪则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臣谓边上动，由朝廷动之；边上静，由朝廷静之”。同年，契丹遣人至雄州求通好，总管刘福向朝廷报告。太宗遣中使麦守恩谕刘福：“朕以康民息战为念，固无辞于屈己。后有来使，当厚待之，勿拒其意。”不过并没有契丹使来。淳化元年（990），太仆少卿张洎上疏言边防，认为御戎之道，守为上策，和为中策，战为下策。中策是“偃革橐弓，卑辞厚礼，降王姬而通其好，输国货以结其心。虽屈万乘之尊，暂息三边之戍”。提出卑辞厚礼、和亲，以及请皇帝屈己与契丹议和。换言之，即使屈皇帝之尊，也应当达成和议。以上这些弭兵主和的言论，说明宋朝已经认识到契丹的势力可以和中国匹敌。总之，在宋辽缔结澶渊之盟以前，太宗的进取和失败，让很多宋臣放弃了以收复燕云来完成大一统的想法，在“先本后末”和“守内虚外”的原则下，已经有以金钱和物产为代价，来获得对辽和平相处的言论和心理上的准备。要想达到和平，自然需要依赖外交。太宗听了这些言论，思想略有改变。雍熙二年春，太宗对宰相批评后晋割地予契丹，但是愿意给敌人利益：朕览史书，见晋高祖求援于契丹，遂行父子之礼，仍割地以奉之，使数百万黎庶陷于契丹。冯道、赵莹，位居宰辅，皆遣令持礼，屈辱之甚也。敌人贪婪，啖之以利可耳，割地甚非良策。朕每思之，不觉叹惋。
淳化四年（993），太宗对侍臣说，他即位以来，用兵是为了救民于涂炭，并非“穷极威武”，又说：“治国在乎修德，四夷当置之度外”。最后说：“但常修德以怀远，此则清静致治之道也。”淳化五年（契丹统和十二年，994），据《辽史》，宋两次遣使求和，不许。但是此事不见于现存宋人记载。—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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