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寻找孔飞力

提示：最近被删除了不少文章，此号随时有被毁之虞，开了知识星球做备份，欢迎朋友们加入，先期只有50个名额，请到文末长按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加入。

另，今日本来推送另一篇“孔飞力: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但无法通过审核，只能放到知识星球了。

当温文儒雅，一头银发的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拄着拐杖打开贝德福德小镇附近一座老年公寓的大门时，我有种不真实的混沌感：我见到孔飞力了！？

不久前《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文版再版，让我有了采访孔飞力的理由。于是，立即写邮件毛遂自荐，希望能在一周后采访他。我对孔飞力的所有认识都来自早年在复旦大学旁庆云书店淘到的那本《叫魂》。

接下来的一周，我一边等待回信，一边重读《叫魂》以及相关资料写采访提纲，并请国内两位历史系老师帮忙完善提纲。但迟迟没有收到孔飞力的任何回复。我甚至试图联系孔飞力的最后一位博士生，但他的Email似乎也已失效。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书影

不久，朋友的朋友转来回复：“孔飞力最近身体很不好。而且去年他搬去老年公寓居住，很少出来。”

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看1977年9月19日，孔飞力的老师、史华慈教授给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 (Henry　Rosovsky)写的一封推荐信：

“如果以我个人的倾向来界定孔飞力教授，我认为他的研究是精当的，因为虽则如此，他的研究领域决不是狭窄的。他的第一本书(《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就奠定其在19世纪中国地方政治和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先驱地位，目前他又企图把研究领域拓展到20世纪。正巧研究生们对当前许多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大规模全球性的一般性泛泛而谈深为不满，他们渴望研究区域的、地方的、乡村的历史。当然我极力推荐孔飞力还不仅仅是基于他的研究领域比较‘时髦’，更是由于他的作品显示出他的惊人的博学，一种对于理论和比较方法的深切的关注，以及优秀的智力精确性。通过某种非同寻常的方法，孔飞力将历史学这种方式与对人类意识生活和知识分子历史运动的深层关注结合起来……孔飞力教授目前正指导着一项研究中国20世纪地方政治史的计划。孔飞力的学生都爱戴他，他在芝加哥大学表现出了特别出色的教学和行政管理的才能。我坚信孔飞力教授必将卓越地保持哈佛近代中国史研究的领先地位。”

 《叫魂》中文版书影

这封信编号为“ACC#14133，BOX16”，至今保留在哈佛档案馆。也正是因为这封推荐信，1978年秋，在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15年之久的45岁的孔飞力重新回到了哈佛大学。这一次，他接替老师费正清担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　)历史教授。也正是在这一年，孔飞力加入了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0卷《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年～1911年)的撰写。1980年～1986年，孔飞力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学术界，他被认为是美国第二代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他就是费正清的接班人。比孔飞力小一岁但早5年入费正清、史华慈门下的师兄保罗·柯文，在其1984年出版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对孔飞力的评价几乎与他们的老师史华慈一样。在他看来，孔飞力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几乎体现了当时美国史学新思潮新取向的所有特点：“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与费正清、列文森等第一代中国学研究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不同，以孔飞力为代表的第二代研究者“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也正是在1984年，51岁的孔飞力再次来北京时，发现了乾隆时期“叫魂”案的资料。1990年《叫魂》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年即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我一方面继续请朋友帮忙找孔飞力的学生或朋友；另一方面，我径直去哈佛打听孔飞力的其他联系方式。同时，我发邮件给曾在波士顿做访问学者的国内朋友，是否有可能帮忙联系孔飞力……各种寻找的结果只增添了孔飞力的神秘。

  《叫魂》英文版书影

半个月后，我再次向朋友发出求助邮件。当天晚上，我收到国内朋友转发的回复，信里说：“孔飞力是一位非常低调的人，每次来波士顿，我都是通过邮件联系，然后在办公室与他见面。实际上，我并没有他的电话。”我再三对照这位教授给我的孔飞力的邮件地址，对照最初朋友给我的、我自己在哈佛历史系网页上查到的、在历史系问到的邮件地址……结果，全一样！对孔飞力回信漫无目的的等待让人绝望，我只得继续翻看故纸堆，期望能找到其他的线索。

幸好，孔飞力既非是那种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也非那种“出口成章”的“公共知识分子”。近50年的学术生涯只写了4本书，《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和《叫魂》已出简体中文字版。还有一本是2002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本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变迁的小书，是其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讲学时的四篇讲义的结集。书的扉页上写着“纪念本杰明·史华慈”。最后一本则是2009年出版的《他者的中国人：现代社会移民》，这是他1990年代中期后对海外华人移民研究的文集。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书影

在涵盖了1000多种学术期刊、超过100万图像、书信以及其他资源的学术资料库JSTOR中，输入关键词“Philip　Kuhn”，检索结果是71个条目，其中4篇为学术文章，分别发表于1967年、1977年、1984年、1995年，依次为《太平叛乱时期的团练地方防御系统》(《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太平理想的起源：中国叛乱的跨文化考察》(《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区域研究与原则》(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公报)、《中国现代国家的观念》(《哈佛亚洲研究》)。此外，一篇是他纪念1999年11月去世的史华慈教授的文章，20篇为他撰写的评论，30篇是其他人撰写的关于“Philip　Kuhn”的评论，其余16条与“Philip　Kuhn”没有太大关系，只是文章中提及这个名字。在《纽约书评》网站内搜索时，只有1991年5月魏斐德的一篇为《叫魂》所写的书评“古老中国的巫术”(That　Old　Chinese　Black　Magic)。除了3个百科上的简单介绍外，我还找到的是1989年12月19日《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则孔飞力母亲的讣告。从这条讣告我得知，孔飞力的母亲原来不仅是一位作家，也是1920年代《纽约客》杂志和《现代历史》杂志的编辑。1931年，她与孔飞力的父亲结婚，他的父亲当时是《纽约时报》伦敦站的总编辑。1933年9月9日，孔飞力生于伦敦。

资料中的孔飞力越发丰满，现实中的孔飞力越发遥远。

又过了半个月，朋友转来另一位教授的迟迟回信。这位教授最近正忙着从波士顿搬家去加州。他说自己“至少有一年没有见到孔飞力”，而且他也“曾联系过孔飞力，但没能联系上”。稍感安慰的是他有孔飞力最后一位博士生的邮件地址。再写信询问博士，很快收到他的回复，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我依然不甘心，决定再次去哈佛校园碰碰运气。这次，历史系二楼办公室一位和蔼的女士耐心听完了我的讲述，然后拿出校园黄页，打了两个电话，对我说：“我建议你给他写信，我给你他的办公室地址。”说完，在一张便笺纸上给我写了几个字。当天下午，我拿着小纸条在哈佛校园里转了两大圈，却没有找到孔飞力的办公室。

6月2日，我一边看着资料，一边给孔飞力写信，将自己的寻访过程以及采访目的诉说了一番。6月3日星期天，在教堂做完礼拜后，我央哈佛大学另一位朋友做向导，与我一同寻找。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几天后，我再次请哈佛的朋友做向导。这次，我们沿着校园主干道Kirkland一路找寻，一条隐蔽的小路出现在眼前。原来孔飞力办公室所在的东亚系在私人住宅区内。从外面看，它是一栋民居。明知在这里能联系上孔飞力的希望渺小，但我依然欣喜。第二天一早，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给孔飞力写邮件。

距离最初的寻找，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奇迹总是在意想不到时出现。第二天下午，突然发现邮箱中有一封回复，显示发信人为“Kuhn”。邮件中，孔飞力解释，自己这段时间一直病着，无法看邮件，也无法出门。他对《叫魂》的再版一无所知，但表示现在随时可以接受采访。同时给了我他的地址。目前孔飞力住在距离波士顿15英里(24公里)的贝德福德小镇。邮件中，孔飞力向我保证，“即便你已经回中国，我保证我们也能把采访完成。”这句话让我觉得一个月的辛苦找寻已经得到了所有回报！

给孔飞力回信约下采访时间。一周后，我见到了真实的他。

采访在孔飞力的小公寓里进行了整整三个半小时。已近耄耋之年的孔飞力虽然说话缓慢，思维却非常清楚活跃，且幽默风趣、直爽痛快。对当下政治时事，尤其是美国与中国的时事异常关心。公寓里散落的书，也多与其历史研究和中国有关，在其客厅的小书架上，还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在客厅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精美的巴斯海峡地图，“那是塔斯马尼亚岛，漂亮吗？”孔飞力问。边上则是一幅澳洲中国农场的画像。1990年代中期之后，孔飞力的学术兴趣转向海外华人移民，而这正显示了他晚年的学术兴趣。作为一位美国知识分子，他对美国的批评异常激烈,　时不时“damn　it”一下，甚至一次动用了“bull-shit”。对中国的态度，一如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态度，认为始终需要尊重中国独特的传统，虽然一些问题确实让人义愤。在小客厅的正前方，挂着一个大玻璃框，里面夹着的是2008年11月5日的《纽约时报》的头版，那一天，奥巴马击败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封面报道正是《奥巴马：扫除种族障碍的决定性胜利》(OBAMA:　racial　barrier　falls　in　decisive　victory),配有奥巴马一家四口的照片。采访结束之时，我问孔飞力：“为什么挂这张报纸在这儿？”孔飞力笑答：“我喜欢他。”

奥巴马俯身让黑人小孩摸头

采访结束后的几天，我一直在整理录音写稿。随着稿子渐渐成文，起初的成就感渐渐变成挫败感。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辛苦认真成功的采访，也是糟糕失败无知的采访。稍不留神，孔飞力便消失在历史深处，无处找寻……

罗＝罗四鸰 郭＝郭瑞

答＝孔飞力

时间：2012年6月13日

地点：美国麻省贝德福德小镇

罗：你是怎么发现“叫魂”案的？

答：1984年我去北京，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收集资料，接触到了一批乾隆年间的官方档案。当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叫魂”这个词。我当时的研究课题和“叫魂”没关系，乾隆只是我要考察的对象之一。当年，我对中国官僚体制以及内部运行知道得很少。“叫魂”案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的材料比较完整，从开始到结束的档案，包括很小的细节都有，这是一个理想案例，非常值得研究。那6个月案情的情况……我用英语都难以言表。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英文版书影

其实，只要看到乾隆如何按主题分门别类存放这些档案资料，就有可能明白官僚体制的运行。可参看一下我在书后列举的参考资料与书目，从269页到271页（英文版《叫魂》页码）。列举的资料，我都一一亲自审读，尤其是税收等级。做乾隆时期的研究，无论是“叫魂”案或是其他，都必须知道如何进入这些档案，并明白它们的意义。

罗：第一历史博物馆在故宫，那么当时你住在哪里呢？

答：当时我住在博物馆东边不远的一个宾馆里，一栋苏联风格的建筑，估计现在没了。我每天骑自行车到故宫里的博物馆查资料，因此我每天都会骑车经过故宫，假如我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官员，未经许可看国家收集的档案，我岂不是很快人头落地？那段时光真神奇。这就好像我可以看到毛主席亲手写的一些指令，做这个那个，为什么要做……我在那里花了8个月时间，那些时光是值得的。当然，有时想理清这些材料，确实很困难。我回美国时，行李袋中装满了这些档案的复印件。我有一个中国朋友，MIT教授，他知道如何建数据库，特意为我做了一个。因此我可以说出每一个档案是谁写的、谁看过，档案是关于什么问题的命令、什么性质的命令、结果怎样，谁是接收者……当时有一篇博士论文《货币与社会：19世纪初中国的货币危机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对于理解这个官僚体制的运行非常有帮助，作者林满红是第一个系统研究了清代皇帝朱批的学者。这篇论文后来出版了。

郭：你在研究乾隆时期的案例时，内心又怎么理解现代官僚体制？从权力和官僚体制功能来说，如今的政治体制和乾隆时代的有什么不同？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档的孔飞力

答：我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两者情形很不相同。不过，两个时期的权力文化区别不大。顺便问下,你们看过基辛格的《中国》（On　China）吗？没有比维护人权更难的事情了，可是，比如砍下人头这种做法是要有其文化背景的。我非常推荐基辛格的这本书。他不是汉学家，但他却明白这个道理。即便他在尼克松政府或是福特政府上，他都努力让人明白一个背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这样，无论哪一边都会有一种奇怪的双重性，然后，你就会发现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

郭：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希望中国可以出现更多的普世价值，对此你怎么看？

答：我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过：“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是可行的。但是，即便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也只能期待中国的宪政议程论述中国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Many　Chinese　now　think　it　can.　If　so,　however,　we　can　expect　that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agenda　will　still　be　addressed　on　China's　terms,　not　on　ours.”）当然，你也可以做另一种解读。20年前的文本在今天不必有一样的意思。因为，你看到这个律师那个律师所遭遇的，你又不得不愤怒。你怎么看？

郭：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中国可以有自由、有民主，可以不断改进民主模式。你认为中国有悠久独特的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有他们的想法。你从局外人的身份看中国是独特的，但对中国人而言，我们不认为是独特的。

参与五四运动被捕学生获释

答：我同意你的看法。但你若是看这个现实世界，能发现多少个完美民主的例子呢？比如：美国关在监狱里的穷人，大概有10万～20万（具体数字我不太记得了），这是非常丢人的事。因为我们从高中就被教育人人平等。但看看今天的世界，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考虑教育、年龄、社会价值等，这些都让平等变得难以实现。美国的民主里，近期最高法院判决的Citizen’s　United打开了金钱干涉政治的大门。我们都需要去面对我们的困难。我强烈推荐一本书，Brill新近出版了一本法国学者研究中国民主的书。这是一本历史著作，也是社会科学著作，可能这个夏天会出版。我为这本书写了一篇简短序言。序言里，我对“完美的民主”没有好评价。法兰西学院的一位学者研究表明，“二战”前的中国是个人权状况比西方国家更好的国家。

罗：在《叫魂》中，你为官僚制度做出了“谨慎的喝彩”，认为官僚制度“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了它，也就“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孔飞力发表学术演讲

答：我想强调《叫魂》的最后一章，即第十章。这一章非常重要，这是个结论——作为独裁者的皇帝实际上如同生活在狭小的空间，官僚则是皇帝不得不依靠的。统治一个国家，没有官僚制度不行，但这不是赞扬官僚。别忘了，我写“谨慎的喝彩”时，“文革”刚刚结束。中国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换句话说，那时的中国确实需要邓小平这样的人。没有邓，中国可能会陷入可怕的境地。当然，我并不是说邓小平是个完美的领导者。

郭：所以从你的立场出发说明君主官僚制的价值，虽然不完美，但因为它的存在，可以有制衡作用，比“文革”时的状况好。

答：当时的中国依然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文革”既然发生过，就有可能再次发生。这也不是中国的特例。你可以看欧洲的二战屠杀。你觉得他们可能再次发生吗？我觉得会。当然会！有一个普京，就会有无数个小普京。

郭：温家宝总理说，我们要从文革中吸取教训，不能让“文革”重演。你觉得中国现在会更糟吗？

 知识青年合影

答：有些官员确实利用权力谋取利益。你看那谁的儿子开着豪华跑车，上贵族学校。但这种现象其实是对美国社会的复制。美国也有这样的人存在。你认为老布什的儿子真能考取名牌大学吗？

罗：据说你最早的兴趣在人类学？人类学对你的治学有什么影响？

答：这种说法可能不够准确。我没有修过人类学，但我用人类学的方法分析解释历史。

罗：美国学者柯文写了一本书，叫《在中国发现历史》。你读过吗?　　　　答：我同意他的看法。在中国发现历史，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做法。我忘了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不过，在我看来，当面对中国两千多年历史时，你很难只用社会学与历史学就说清楚，你甚至很难用一个原因去解释一个事情，不仅是人类学，其他社会科学都无法分开。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地域辽阔，它还有西藏，还有蒙古。你若是没有各方面的综合分析，反而将知识人为割裂，这是不对的。

柯文

郭:　你注意到这个案子里表现出来的官僚体制内部冲突和矛盾吗？

答：对。它还涉及到满族政权的合法性：谁也不许对满族人的辫子随随便便。

罗：《叫魂》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成功的著作。“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评语是“本书对于专制统治的原动力做了细致、强有力却依然十分准确而又得体的探讨。”书中所探讨的“专制统治的原动力”是什么？

答：我不知道这个评语，也不是很明白它的意思。我真的认为这本书得到这个奖只不过因为没有其他人这么做。若是其他人看了那些资料，也是可以获奖的。史景迁的著作如果当年出版，也许也能得奖，谁知道呢？

罗：在《叫魂》中，你对当时的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之间的博弈做了精彩的剖析。你用了一个词：“政治罪”。请问何为“政治罪”？

答：所谓“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的造反，任何对统治、对体制的反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罪名。政治罪不是当时的说法，也不是中国独有。

罗：在“叫魂”案中，“政治罪”是乾隆或专制权力出于政治安全的需要，控制官僚或常规权力的一种手段吗？

 乾隆皇帝

答：我不这么认为。当时，有些犯罪不是也不可能是和典型政治相关，比如一个儿子杀死父亲，只不过是civil　business。在当时，这是个敏感词。对乾隆而言，他不想看到任何人对满族的辫子有威胁。在《大清律例》中，“谋叛”归于“十恶”条款之下。对这个范围广泛的罪项所作出的唯一澄清是“这指的是谋反本国，潜从他国”。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削发令本身并未作为单独的条款或子条目出现在《大清律例》或《大清会典》的任何版本中。不过，无论他们推行这一法令的态度多么坚定，仍希望把它留在正式成文的法律文本之外。

罗：在《叫魂》中，除开专制权力（皇权）与常规权力外，你还讲了第三种权力，即底层老百姓对权力的渴望，并在注释中引用了一个老红卫兵的例子。你认为底层民众对权力的渴望是造成这次大恐慌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普通民众对“叫魂”的恐慌多是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答：两种可能都有。我们在审查“叫魂”案带来的恐慌时，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这本身就暗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然而，农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妖术恐慌对他们形成的冲击也不尽相同。这里，统一性与多样化是并存的：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最高层与最底层，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各种看法反射出来。我们也必须对国家政治领域中种种有关18世纪生活的晦暗不明的观念进行探讨。

郭：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你的看法是清代妖术恐慌中民众的举动和群众运动的狂热有共同之处？

答：也许我应该表述得更清楚些，我并不认为这种疯狂是中国独有。比如说德国的反犹主义和这种情况也非常相似，就像我在书里写的一句话，“把上了膛的枪放在大街上，人们拿起来互相攻击。”

罗：你在《叫魂》第二章中，对当时的人口问题做了许多分析。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你指出人口爆炸本身就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某些新灾难”。6月7日去世的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一1953年》(1959年出版)，被视为是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人口史的扛鼎之作，你怎么看他的研究？

何炳棣先生（中）演说完毕与学者交谈

答：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中国的人口研究依然没有很好地被理解。何炳棣的人口研究我相信可能真的很好，不过，我更愿意推荐美国另一位人类学者施坚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的研究，他是不太同意何炳棣的观点的，他比何炳棣的研究更有体系，他针对不同省份有更加精确的计量，采用了更加精确的数学统计方法。与何炳棣的研究相比，我更敬畏他的研究，虽然他在某些地方也有一些错误。我对何炳棣不是很了解，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故事，我是听他的研究生说的。他的学生对他说，何老师，如果你在清朝，你肯定会中进士。他说，进士？我肯定是状元。

罗：我发现，不仅乾隆有绕过常规途径获取信息的方法，如密折,　官员们也同样有他们自己的办法获得有关乾隆的信息。信息的控制也是一种权力，甚至是安全的保证。在如今的信息时代，随着信息获取与传播方式的改变，“信息”的作用和性质会不会有所改变？

答：这要看是什么信息。如今信息虽多，但大众传播的信息不一定都是真的，比如说，在美国大选时，有人质疑奥巴马的出生地问题。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情，有出生证明，但还是有些傻瓜对此胡言乱语。人们会选择相信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来源非常重要，要看信息来自哪里。中国不也有一个词叫“小道消息”吗？

罗：书中，你通过对地方军事化和地方名流——绅士的剖析，就近代中国始于何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旧秩序衰落 (不同于王朝的衰落)的开始不会早于1864年,即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这是中国近代的开端吗？

太平天国士兵战斗情形

答：对中国近代不早于1864年界定,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游戏”,而是“对历史动力的识别”，即是什么力量推动了传统中国进入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化为近代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社会结构的演进,　它的演进是一个长期而又缓慢的过程。

罗：你引用的方志就多达39种，此外还有许多文集、年谱，以及湘军、淮军、团练志，清实录等。使用资料时，你有无语言障碍？

答：（读了英文版《叫魂》封面上的一段乾隆朱批文字）哈哈，看不懂的时候，我也咨询了我的中国朋友。

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是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吧？这是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演讲吗？

答：是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版。这本书包括四篇演讲，一篇序言。我的法国朋友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教授为此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怎么也不愿意接受这篇序言。当然，我不想为别人的观点负责，所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只包括了我的演讲。

魏丕信

郭：与《叫魂》研究乾隆治下的专制体制相比，这本书研究的是中国政治从内部演变的动力，似乎与当下中国问题更相关。

答：对于这本书，我想提醒的是，书名是“Origins”，而不是“The　Ori-gin”。起源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如果你来看这本书，第一部分是魏源，第二部分是冯桂芳，讲了很多因素。第一章，“魏源思想中的参与和权力”;第二章，“试验中的改良”；第三章，“毛泽东时期的农业和旧政权”；第四章，“基本议程的转化”。这本书把中国现代政治制度面临的问题加以概括。现代中国的起源，需要从中国自己的思想传统中寻找。

罗：1990年8月31日-9月3日，你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西方对近代中国政治参与及政治体制的影响”的学术演讲。在演讲中，你提出了问题：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什么那么让当代的中国人失望?　好些看来颇有希望的发展，为什么总是以压制、腐化告终?你如今对这些问题有答案吗？

答：其实，我很想知道在中国有多少人觉得失望。

罗：你的中文名有时也写作“孔斐力”或“孔菲力”，送给北京图书馆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的扉页上所留的赠书签名为“孔复礼”三个汉字，而目前多用“孔飞力”，究竟哪一个才是你正式的中文名？

答：1979年，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时，朋友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孔复礼”。他们都笑了，笑得很尴尬，因为这个名字孔夫子的味道太重。然后我就说，怎么叫我是你们的事情，我不干预，无论你们叫我什么名字，我都很高兴。所以我的朋友挑了一个词“飞力”送我。后来我的另一个好友告诉我这个名字听上去有些像自行车牌子，不过为时已晚。

孔飞力发表演讲

罗：在《叫魂》第一页中，有这么一句话：“归根结蒂，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是可怕的（hideous）。”“将意义赋予生命”，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您对《叫魂》以及历史研究的期待吗？

答：我是这么说过，不过我觉得这句话在中文版里的翻译有个小错误。我的原文是“Our　dominating　passion,　after　all,　is　to　give　life　meaning,　even　if　sometimes　a　hideous　one.”Hideous是“可怕的”意思，但被翻译成“并不是显而易见了”，这个单词并不是“hide（躲藏，隐藏）”的形容词。

原载《经济观察报》书评专刊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文版序言

本文为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孔飞力教授新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文版序言全文。观察者网此前转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所刊序言删节版，三联书店特赐稿观察者网该序言全文。孔飞力教授在中国问题研究过程中，已出版《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现代的人口迁徙》等书籍。《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是孔飞力对中国问题的再思考。以下为该书序言全文（文中黑体部分为《上海书评》删节部分）。

这本书的中文版终于要同中国读者见面了。我想借此机会，对我在书中有所论及但未能充分展开的一些基本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

我何以会在这本书的标题中使用了“现代”这个词？对此，最为简单的回答是，我所谓的“现代”，指的是“现时的存在”。然而，近来我在对这一问题的再思考中意识到，这种关于“现代”的简单化理解大概是难以完全令人信服的。至少，“现代”这个词应该会使人们联想到一些更为深广的问题，而若要对这些问题予以进一步探讨的话，那么这本书恐怕就要厚得多了。

“现代”这个概念除了其本身的简单定义之外，还涉及到了同史学史演进以及人类规范发展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区别是由什么造成的？难道只有在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才会形成可以被称之为“现代”的国家功能、政治结构和社会体系？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上唯我独尊的判断。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判断的话，那么，产生于西欧和北美以外的所有其它与“现代”相关的历史叙事便都要从“现代”中被排除出去了。由此而导致的，只能是一种结论已被预设的简单化推论：似乎发生于西欧和北美以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是由不可阻挡的外部力量所造成的，而各种不同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体系之间的差异仅仅是一种存在于遥远过去的现象，它们同“现代化”的发生也只存在着次要和带有依附性的联系。

然而，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当我们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便能够将现代化发生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从方法论上统一起来了。我认为，使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是它所面临的为我们所处时代所特有的各种挑战：人口的过度增长，自然资源的短缺，城市化的发展，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等等；而最重要的，则是经济的全球化。对于同样的挑战，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背景所决定，所作出的反应是不同的。而它们的不同反应，往往是通过各自国家的不同特点而表现出来的。在一个“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的世界上，政治历史所要强调的，应当是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相契合的种种“内部”叙事。当这些叙事涉及到不同国家由于受到经济力量的影响和帝国主义强权的威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时，其“外部”方面仍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要回答现代国家何以会具有形形色色的宪政结构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仅仅依靠“外部”史观便不能说明问题了。[1]

让我们来看一下魏源为解决政治参与和合法性问题所进行的探讨（参见本书第一章）。魏源认为，应当让更多受过教育的文人参与到政府事务中来，而这种看法本身同民主并无关系，也同由西方经验所造就的其他体制并无关系。就其本原而言，魏源的反应产生于纯粹的国内因素：人口的长期增长，渴望获得官职的文人数量相应的大量增加，以及由腐败、派系活动和无能所造成的清代国家的蜕化，等等。然而，清代中期人口的增长，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以外的发展所造成的。美洲的各种农作物经由东南亚的西方国家殖民港口输入中国，从而为养活更多人口，导致中国人口的扩展提供了条件。到十八世纪中叶，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布于东南亚的各个港口，而他们的贸易网络起到了使得中原各省份变得更为充裕的作用。对外贸易增加了中国的银两供应，并进而使得中国国内贸易更为生气勃勃，也大大增加了腐败产生的机会。尽管所有这些背景性因素都是迈向“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步骤，但在魏源的世界观中，却并无这方面的认识。

历史学家们赞扬魏源，因为他意识到了西方对于中国安全所构成的严重威胁，并极力推动中国通过掌握西方军事技术来保卫自身的疆界。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完成的名著《海国图志》中，重新唤起了中国官员及文人们对于海洋战略的长期关切（满清统治者对此很少给予关注）。《海国图志》植根于明代和清代早期关于南洋地区权力关系的研究。魏源写这本书时，实际上回到了一种早先便已存在的学术传统。他为自己所设定的任务是，运用自己关于西方在南洋地区野心的新知识，来对这种学术传统加以更新。他的学术成果之所以能够建立在坚实的国内基础之上，这是因为，他受到了明代知识结构中已为人们所熟知的亚洲海上权力模式的启迪。由此决定，他关于中国战略地位的看法也主要是以南洋为基础的。西方殖民者来自相距遥远的“外洋”环境，在历史悠久的南洋体系中，则是新来者。但魏源觉得，也许可以借助于他们的战略原则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

一位美国学者通过细致的研究发现，当魏源对“海国”进行探讨时，他所受到的西方影响是“微乎其微的”。[2]不管怎么说，魏源有意识地运用了中国国内先前便已存在的相关知识，又受益于新的情报资料，这从知识的战略性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应是其弱点，而应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阶段。魏源的政治议程在于重新界定权势力量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同样，他关于国家安全的看法，也是以一种得到了充分发展并高度系统化的中国的世界观为基础的。他的出发点是现有的思想材料，他所引用的各种文化上的先例，则是为他所处时代的政治领导层所能够理解的。“权势力量和政治参与”问题同“国家安全”问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通过在讨论中引用种种隐喻和典故，已在认识论上掌握了前者，但他还没有掌握后者，仍然需要以更为精致的全球性知识为基础，对明代的海洋战略予以重新改造。然而，不管是在面对前者还是后者时，他对于新的环境与条件的创造性反应都是通过古老的智慧而表达出来的。

在这本书里，“constitution”这个词一再出现，因此，我也需要在这里就此作进一步的讨论。在我对现代国家长期演进的论述中，“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的发展占据了中心位置。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曾有过好多部成文“宪法”这样的“根本性大法”。然而，这些成文的“根本性大法”的数目似乎同它们的有效性以及为人民所接受的程度并不成比例。我认为，同成文宪法这样的“根本性大法”相比较，未成文的“根本性大法”也许更为重要。

未成文的根本性大法包括了什么？人们对它们是如何理解的？它们又具有何种力量和影响？在很长的时间里，英国并没有成文宪法。十八世纪的一位政务家曾写道，英国的未成文宪法是这样产生的：“一些由某种急迫的权宜之计或私人利益所导致的偶然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合起来并得到强化，从而成为习惯法。”正是这种“习惯法”，早在它导致了成文法律形成以前很久，便“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并成为人们行为的指南”。[3]即便在今天，英国仍然存在着无数的议会立法和其它种种法规，其宪法并不是由任何单一的文件所构成的。如果我们对“宪法”这个词作更为广义的解释的话，那它就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们思考政治体制应当是什么或应当如何予以组织的精神模式。

成文或未成文的宪法是可以并存的。美国自1789年立国以来，便有着一部成文宪法。然而，美国宪法所包含的内容却超越了宪法的文本。最高法院通过对于宪法的阐释，在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则上形成了一种语境和氛围，而人们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来理解宪法的原始文本的。一位权威人士宣称，他发现了一部“看不见的宪法”，而这指的是人们在宪法文本的潜在涵义上所达成的不成文的共识，以及经常会影响到政治治理的基本原则的种种价值观念。在这位权威人士看来，这部“看不见的宪法”加强了诸如“民主的代表性”之类的基本原则——正是因为政府的统治必须以来自人民的赞同和认可为其基础，任何形式的专权便都是人民所不能容忍的。[4]

我对于“建制议程”的理解，部分来自于英国模式。在英国历史上的平常时期，受过教育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不成文“宪法”，这是由已成为人们共识的关于政府“恰当的”行事程序的一整套规则所构成的。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这种共识是稳固的。公众的行为——包括权力掌控者的行为——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在社会和政治陷于不稳定状态的时期，关于宪政的共识便会在“议程”上采取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从字面上来说，也就是制定一种通常会包括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很多方面的行动计划。[5]这样的“议程”，通过对于未来的理性思考，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未来发展的新设想。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它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因为它所提出的，是关于政府和社会的合法性秩序的替代性选择。一旦它被公民的相当一部分所接受，以这种形式付诸实施的不成文宪法便可以拥有巨大的力量，并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6]

我认为，当环境的变化（包括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形成重大威胁时，人们便会围绕着种种“根本性议程”而开始形成共识。从乾隆到嘉庆的过渡便是一个这样的时期——当时，在财政、人口、环境和政治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带有警示性质的挑战。魏源这一代人，是信奉“经世”哲学的一代。这一代人的“根本性议程”的特点，在于他们为变革所提出的建议是从“以史为鉴”开始的，他们巧妙地以产生于中国内部的价值观、而不是以来自于外部的价值观，来为这样的议程辩护。随着十九世纪历史的推进，这些议程中也融入了来自外部的思想。然而，即便是这些外来的思想也在融入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特质”的再造。关于文人精英阶层对于政治更为积极的参与有助于加强国家的权力和合法性的看法，便是一个例子——在其它文化背景下，由此而产生的，应该是相反的结果。尽管可能会有种种例外，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现代国家”的特点似乎是符合于“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的产生取决于国内文化这一原则的。“根本性议程”的长期影响力，是从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中体现出来的。这里所揭示的，是历史演变在机制上的深层结构。

如果没有来自友人陈兼教授的一再鼓励，以及他和陈之宏教授为翻译此书所做出的不懈努力，那么，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大概是不可能的。我在此谨对他们两位表示深深的谢意。我也欢迎来自他们和其他中国同行的批评。

孔飞力（Philip A. Kuhn）

2009年10月于美国麻州剑桥

【注】

[1]关于多种形式的“现代性”，参见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Winter, 2000.

[2]Jane Kate Leonard, 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Monographs, p. 118.

[3]说这番话的是麦金托什爵士（Sir James Mackintosh ，1765-1832)。这段话引自 G.H.L. Le May, TheVictorian Constitution.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and Company Ltd. 1979, p. 1

[4] 参见Lawrence H. Tribe, The Invisible Constitu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85-91. 这本书中包括了宪法“看不见性质”的另外一些例子，其中包括“隐私权”（这在宪法中是哪儿也找不到的）和对于未成年犯罪者的人道对待。因此，“看不见的”宪法的基础，是同美国建国之父们的本意相关的道德和哲学原则，尽管这在宪法的文本中并没有特别地表现出来。

[5]“议程”（agenda）这个词的意思之一，是拉丁文的动词“行动”（to act）。

[6]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妇女要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获得选举权，要比美国“建制性议程”的出现晚了几代人。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1882年《排华法案》的最终废除上，这要到1943年才发生。

学术论著

Rebellion an Its Enemies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its Social Structure， 1796 -186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Mas.， 1970， secondprinting 1980 with relevant new preface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Soul 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1990.

《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 陈兼、刘昶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Origins of the ModernChinese Sta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2002.

《现代中国的起源》

Introduction to Ch’ing Documents： Vol. L ReadingDocuments： The Rebellion of Chung Jen-Chieh. Harvard University， Fairbank Centerfor East Asian Studies，1986(With John K. Fairbank.)

《清代文献介绍：第一卷：阅读文献：钟人杰叛乱》

The Homeland：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University Press ，1997

《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

活动年表

1933年9月9日，生于英国伦敦。

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 Woodraw Wilson )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

1954年，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1954-195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日语与日本历史。

1955年夏一1958年夏，在美国本土服役。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1957年春，转移到美国东部继续服役18个月。

1958-1959年，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58-1962年，担任福特基金外国研究员。

1959-1964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教授学习中国近代史，1964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

1962年，与Sally Cheng结婚，1963年儿子Anthony出生。

1963年，开始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讲师。

1965-1966年，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研究员前往日本京都大学从事研究。

1970-1971年，担任ACSL中国文明研究员。

1971-1974年，担任了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

1971-1976年，担任当代中国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974年，升任芝加哥大学正教授。

1975-1978年，担任美国历史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

1975-1977年，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

1977年，担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研究员。

1978年秋，回到哈佛大学，接替费正清担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 )历史讲座教授至今。

1979年6月一7月，随美国明清史专家代表团访华，参观了中国六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图书馆，以及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

1980-1986年，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1984年，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研究员。

1984年，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到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接触到1768年乾隆年间发生的“叫魂”案清宫档案。

1984年8月13日一1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和辽宁省档案局领导陪同，参观抚顺市档案馆业务建设。孔飞力教授回国后，于9月14日致函市档案馆表示满意和感谢。

1990年8月31日至9月3日，孔飞力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会议上，作题为《西方对近代中国政治参与及政治体制的影响》的学术演讲。

1994年1月，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讲学。

1994年6月28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庆祝建所四十周年及纪念创所人郭廷以院士举办的“纪念郭廷以先生史学讲座”上发表“魏源(1794--1857)政治思想中的参与与权威”演讲。

1995年，参加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担任“中国和中亚”分会第84讨论小组“Humor in Republican China"的主席。

1996年3月1日，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为学生做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学家应当研究海外中国”( Why Should Sinologists Study Overseas China？)的演讲。

1999年3月11-14日，参加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担任“中国和中亚”分会第142小组“海外华人和身份与文化在中国南方的变化，1900-1949"("Chinese Oversea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China， 1900-1949")的讨论。

1999年11月2日，在美国“国际移民大学委员会”高级系列学术讲座上做，“当代中国移民”("Contemporary Chinese Emigration") 演讲。

2002年10月3日，孔飞力在Lake Forest College的东亚研究讲座上做了题为“A StatelessExpansion： Five Centuries of Chinese Emigration.”的演讲。

2003年4月10日，孔飞力在美国Swarthmore College的吉纳维芙·李青雯(译音)亚裔美国人问题96纪念系列讲座(TheGenevieve Ching-wen Lee’96 Memorial Lectures onAsian-American Issues)上发表了“中国家庭怎样创造历史：四个世纪的移民”的演讲(HowChinese Family Made History： Four Centuries ofEmigration)。

2003年11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做题为Chinese Emigration： Themes for a GlobalHistory的演讲。

2003年7月2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做题为“农村社会与海外移民”的讲演。

2003年7月25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做题为“华人的社会经验中一些适应于移民活动的特点”的演讲。

2003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中国移民：一部世界史的诸多方面”(Chinese Emigration： Aspects of a WorldHistory)的主题发言。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新史学1902。

长按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加入知识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