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 | 逃出“制度陷阱”——第四次产业革命中的观念革新与应对之法

许成钢，经济学家，现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契约理论等。因为他在中国经济转轨经济中对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研究有特殊贡献，2016年，与经济学家钱颖一共同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今天，他就要跟我们讲讲中国如何才能建立有效机制创新的制度。

经历“制度陷阱”而非“中等收入陷阱”

田桐：我听您曾经，您的观点是这样说的，我们经常说到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制度陷阱。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和我们平时听到的这种声音是不一样的？

许成钢：这个问题的分析是这样子，就是关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看了当今世界上的很多数据，然后从数据里得出来的一个结论。那么，这个数据他看的，第一，他看的是比较表面；第二，他是看的时间比较短。你如果把这个时间放的更长，你把问题看得更深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在表面上看有相当中等收入的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那么看长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故事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有大量的中等收入是集中在拉丁美洲，而拉丁美洲国家非常多的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是发达国家。就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很多的拉丁美洲我们它们要比北美更发达，比如说古巴比新英格兰地区要更发达，直到19世纪的中后期才发生了扭转。所以，它们原来是发达经济，后来变成了中等经济，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为什么一个发达的经济被变成了中等的经济，然后永远也追不上了呢？实际上是由于它们的制度不够好导致的。

田桐：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许成钢：对，是制度的原因导致它们的经济从过去更发达变成了不够发达，然后就停在那地方就不走了。

田桐：那好的，究竟政府还需要做到哪些它们必须该做的来激励创新？

许成钢：我们今天这个讨论是想要从历史的和跨国的角度，比较大的角度来看一下创新。这个创新实际上里边包含的含义很多，创新不仅仅是关于科学技术，创新里边还包括了制度。那么，如果我们看历史大的尺度，跨国的大的尺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技术是经济的长期发展的基本的要素。就是哪个我们持续的有技术进步，哪个国家就发达；哪一个历史时期技术有持续的发展，这个历史时期经济就发展。但是，这个技术的进步它非常依赖制度的保障和保护，我们看大的历史尺度，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早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就是19世纪的中后期的时候，当时的改革者，清朝末年的改革者就已经认识到了以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在清朝的末期，发动的洋务运动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几十年的努力，就是洋务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叫做改革开放非常相似。同时，洋务运动的时候，有一个核心重要的基本的原则，基本原则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什么意思？它是说制度上不能够触动，唯一要触动的是学习制造尖船利炮的这些技术地因此，通过送留学生出去，通过仿造，通过邀请国际间的工程师、科学家、高级管理人员在中国操作。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实际上在清末，如果我们单纯从技术上看的话，洋务运动曾经获得过非常非常重要的成绩。比如说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虏伯大炮在上海和在武汉分别都能够制造其中相当一些最先进的克虏伯大炮。在19世纪末的时候，机关枪刚刚发明，在中国就已经能造出来了。那么，如果我们不看经济的整体，不看技术的整体，只看个别项目，当时已经取得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成绩。所以，这个东西在中国就是说通过几十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通过几十年的模仿、追赶，你只要有和国际间的充分合作，中国人是足够聪明的，是能学会的。所以，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是问题就在于，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这样的原则下，它的制度没有改革。因此，中国的经济的整体的落后、中国的技术的整体的落后没有基本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后边才有了戊戌变法。甲午战败使得当时的改革者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制度决定了整体的以后，制度决定了整体的经济，决定了整体的社会。因此，必须要经过制度的改革，才能够使中国的全面的技术、经济社会的落后的状态发生转变。

那么，下边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我们建国将近7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建国，建国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将近70年来，我们可以分成两段。一段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的状态，一段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状态。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制度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基本缺陷，那么这些非常严重的制度缺陷导致了中国的整体的经济的落后、技术的落后。那么，尤其是在大跃进和文革这一段时间里，使得中国从技术的整体上来看和世界的前沿之间，这个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还在扩大。这个地方我还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通过举国体制、集中力量搞某一些项目，中国也并不是没有成就。比如说中国曾经世界上第一个合成胰岛素，你如果从生物科学上讲，可以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还有在1958年，中国制造了亚洲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那个时候日本计算机的影子还没有，所以如果你把时间停在1958年、1959年，你可以说中国是亚洲第一，在计算机上面，对吧。我们这里实际上我之所以要讲那一段时间中国的技术的整体跟世界前沿差距反而扩大，但是同时你也能找到特别了不起的个别的成就。因此，这就是关系到我们如何去看中国的技术的整体，如何去判断中国的整体的状态是什么，这里边我们还可以找到它有很重要的一些成绩。

在最近30几年里，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过快速的追赶，中国和国际前沿之间的这个差距迅速地又缩小。如果我们看中国改革以来我们取得的很大的成就，我们就需要关心，改革以来取得的重大的成就到底来自什么地方，这里边简单的结论就是改革以来它的成就实际上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制度的创新。那么，制度的创新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市场、民企和私有产权，这些东西导致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改革以来取得的重大的成就。如果我们去看创新的一面，中国的技术的创新仍然还非常地不足，之所以这个技术创新仍然非常地不足，原因主要是因为制度上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障碍。所以，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讲到制度，下边的问题就是制度为什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制度？实际上，当我们讲到技术创新的时候，技术创新里边碰到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基本问题是激励机制问题。

什么样的机制能够有效激励创新

所有的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它的原始动力从哪里来，它只是因为好奇。

又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护好奇心？一些名利的激励很重要。制度决定了整体的技术，制度决定了整体的经济，决定了整体的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非常严重的制度缺陷导致了中国的整体的经济的落后。

这一节，我们将把视角从中国转向世界，看看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科技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又是如何被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它一定是需要有商业的利益在里边。如果我们现在集中力量讨论技术创新，集中力量讨论这种革命性的技术创新，那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它的原始动力从哪里来，从科学来。而科学又是从哪里来的，这种革命性的科学上的变化都是由这种以好奇作为目的的科学探索，由那里产生出来的。目的原本不是为了发展经济，目的原来不是为了造一个企业，它原来没有实际目的，它只是因为好奇。具体一点说，电，电的发现纯是好奇产生的，在19世纪的时候，安培、法拉第、韦伯发现了电和分别发现了电和磁的一些规律，后边麦克斯韦把这些分别发现的规律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套的理论。那么，这个合在一起的整套的理论从理论里推出来，认为当电和磁的回路里边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就会有能量跑出去，赫兹一个20多岁的博士研究生在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中，测试一下麦克斯韦的这个预言，他这个理论的预言有没有能量跑出去，结果他就测到了。那么，一旦他测到了以后，这个东西就被人现成地拿出来，就叫做无线电。所以，整个的第二次产业革命里边，甚至第三次产业革命里边这些基础原本是由这些纯粹为了好奇产生的发现产生的，好奇心本身就是最大的激励机制。所以，我们讲制度的话，什么制度能够帮助这些有好奇心的人发展，什么制度，自由。这些人要的就是自由，没有自由，这东西不能发展。

那么，到了下一步，搞应用的了，搞跟随性的了。这个时候，它的好奇心的那一面没有那么强了，因为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重大的了。这个时候，一些名利的激励很重要，都有哪些名利，比如说某种奖，诺贝尔奖，这种奖，各种奖，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激励机制。著名的学府，你说我是在剑桥大学教书，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这个地位是有重要性的，和你作为一个学者，你是一个出名的人，很受人尊重等等等等，这些重要的激励机制。那么，如今在科学界还有一个激励机制，就是在顶尖杂志上发表文章，这个实际上比起我刚才讲的若干激励机制就更差一点，就是说这个设备上更差一点，但是仍然也是今天非常常用的一种激励机制。但是仍然这些讲的还是研究，这个创新一定最后还要落到实际，落到实际的意思就是是要赚钱的。所以，到了最后，以实用为目的的这些创新它一定是需要有商业的利益在里边，最著名的企业家，比如说瓦特第一次产业革命，爱迪生、特斯拉、马可尼都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乔布斯第三次产业革命。这些它是以实用为目的进行创新活动的，这些每一个进行创新活动的人从都获得极其巨大的利益。

总结了这么几大类的创新活动，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几大类的创新活动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它都依赖制度，而它依赖的制度当我们用这个制度这个词的时候，具体的讲，我们讲的就是法治、产权、市场和自治的大学。

谁拥有资源 谁决定资源的配置这很重要

举国体制是否能够有效激励创新？

科学技术的所有的重大突破都不来自于计划。

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有效保护自由的探索？

教授治校，而不是政治治校，教授治校，而不是官僚治校。

当科研与商业利益发生冲突怎么办？

它一定是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创新，而不是以政府为中心的计划。制度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谁拥有资源。这个资源实际上是很宽的概念，谁拥有资源，谁决定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就是包括企业的资源的配置，也包括大学的资源的配置。那么，我们把历史上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最近200多年的历史整个概括地看一下，我们可以做以下的一个概要，一个基本的概要是什么，第一个概要就是200多年里，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里，科学技术的所有的重大突破都不来自于计划。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所有的重大科学技术上的突破、想法，100%都来自于自由的探索。因为只有探索的人自己知道，其他的人不知道，没有办法他受别人的指挥，受别人的计划来决定他发现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想法，想法本身还不能够构成突破，突破一定有结果，结果从哪里来，结果一定都来自于优胜劣汰的竞争。优胜劣汰是极其重要的基本机制，这是由制度决定的，就是这个制度决定了在你的社会里有没有优胜劣汰。那么，什么样的制度能够帮助我们有这种自由的探索。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保障这个自由的探索？这个实际上核心就在于一个全社会的法治的环境，这还不够，和大学必须是自治的。所谓大学是自治的，意思就是教授治校，而不是政府治校，教授治校，而不是官僚治校，是由教授来决定所有和大学相关的资源配置。那么，有没有这个，决定了大学做的是什么事情。在这个背景下，全社会的法治的环境和自治的大学的背景下，才有自由的、宽容的和资源配置的合理的状态。

再下边一点就是制度要决定的是具体的资源。具体的资源实际上就包括了所有的研究活动，所有的创新活动，当然也包括了创业的活动。一旦我们讨论到了向创新投资的时候，这里边马上会产生出来的一个问题，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就是所有从事创新的人，比如说是技术人员、科学人员、研究人员，这些人企业家往往他们的利益和投资者的利益不一定是一致。简单地举个例子，就是爱迪生和摩根，就是当年爱迪生建立了第一个通用电气公司的时候，原本这个通用电气公司的名字叫做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但是爱迪生是没有足够多的钱的，他是发明家，所有人都知道。摩根是掏钱的，他们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矛盾，那么在产生了矛盾之后，到了发展后期，摩根说我付一大笔钱把你买断，你从此就离开，你走吧，咱们俩人没办法弄，你走吧。然后，从此爱迪生拿了一笔钱就走了，跑到纽约附近的一个县里边造自己的实验室去了。然后，爱迪生同电气公司就变成了今天大家都熟悉的通用电气公司，就这么来的。

我举一个例子就想说的是你只有在一个适当的制度下，你才能够有适当的对各种利益冲突能有个适当的决定。总而言之，制度决定了在这个经济里边，谁是投资者。制度决定了谁的想法可能得到投资，谁的想法可能得到了投资是决定了创新能不能成功的非常非常基本重要的环节。谁的想法能够得到投资，这是制度决定的，这不是政府自己能决定的。

然后，如何解决创新者，就是包括发明家、企业家和投资者他们的动机的问题和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的问题。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对创新有好处，他一定是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创新，而不是以政府为中心的计划。

我把决定技术创新的水平的制度排了一个顺序。它这个核是保护私有产权，保护个人自由。我排到最末尾的是群众运动和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

解说：创新诞生后，又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为其保驾护航？上一节，我们讲到技术创新的原始动力源于好奇心。什么制度能够帮助这些有好奇心的人发展，自由。它一定是需要有商业的利益在里边。

第四次产业革命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刚刚前不久开的达沃斯会议，它的主题就是“第四次产业革命”，就是现在人们认为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中国自己在过去的三次产业革命的状态，我们就知道，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国是完全被抛在了后头，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国是勉强地追上了一些。那么，在个别的领域里是比较好，比如说互联网的应用，中国做的相当好，但是那都是并不是全面的中国的技术的状态。我现在概要一下，三次产业革命分别产生在哪些地方，第一次英国；第二次英美；第三次美国。英美它们的制度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三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就是英美制度。那么，现在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兴起，中心的地区又是英美，或者叫美英，英美制度同其他的市场经济，同其他的法治社会相比，有什么最大的特点？最突出的拿出来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英美法系，就是它的法律制度和别人不一样。那么，英美法系它这个核心是保护私有产权，保护个人自由，其中就包括它保护高度自治的大学制度。在这个高度自治的大学制度里，使这些大学成为创新知识的源泉，成为人才的源泉。

第二点是由英美的制度带来的它对企业家的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当然，知识产权是自由产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部分。那么第三个基本特点就是由英美法系带来的保护和支持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在这里是核心的重要，因为它是资源配置的中心，那么在这个英美制度里边，它的这个基本的制度的特点。就是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然后通过市场和通过竞争，在整体上解决创新的每一个环节的激励机制问题。下边，我给大家看一点点数据，这个数据实际上就是来帮助我们理解刚才讲到的这些内容。这个数据表达的就是非常长期的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就是从公元0年起，一直看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18世纪末之前，全世界基本上拉不开多大距离。直到18世纪之后，这才拉开距离，然后在拉开距离之后，大家还可以看到，国家之间是什么样子。最上面那条线，这个粉红色的最上面这条线表达的是北美和澳洲，指的就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全地球上，整个地球上发展的最快的是它们。然后，第二的是西欧，然后再下边是拉丁美洲跟东欧几乎在一起，然后是亚洲，最下面是非洲。当然，这个西欧是把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归并在一起了，如果把英国从其他西欧国家分开，英国基本上和北美、澳洲是在一起的。另外，换句话说，北美、澳洲实际上都是英国制度。

这个小结就是我把决定技术创新的水平制度排了一个顺序，这个制度的排序我排到第一位的是英美的制度，英美的法律体系支持的这个市场制度这个是最有利于这种革命性的创新的。因此，我们看到，历次的产业革命都从这个制度里产生。排到第二位的是欧陆法系支持的市场的制度，叫做欧陆法系并不意味着它只限制于欧洲大陆，实际上其中也包括了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等等。在它这个制度之下，它是有利于创新，它们从来也不是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它们也比较找处于革命性的创新的前沿。但是，它们能够紧跟着前沿，然后它们能够产生重要的互补性的创新。我排到第三位的就是国有制的计划经济，在这种国有制的计划经济里边，创新有基本困难，在这种制度下，它在技术上基本上限制于模仿和追赶。国有制的计划经济当然就包括了所有的过去叫作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经济，就是包括苏联，包括东欧国家，包括中国，包括越南、北朝鲜、古巴等等，就是这些。在这个制度下边，它的这个创新的效率严重的低于市场经济，虽然在这个制度下，它可以通过举国体制，它可以产生个别的强项，就像前面我说的中国早就曾经生产过亚洲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我排到最末尾的是群众运动和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混乱。群众运动通常是在指的是国有制经济下的群众运动，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指的是其他的落后国家，就是其他的落后国家往往它是市场经济，但是它没有法治来维持市场秩序。排到第四最末的这一类的制度里，它的创新是最困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样的经济里，我们见到的是大量的混乱，没有制度、浪费、欺骗和灾难。那我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大跃进的时候，全民大搞超声波，就是充满了欺骗，就是个灾难。第二个例子，文化革命，全民大搞半导体，我这里查了一下文献，找到了一篇《人民日报》的特写文章，《人民日报》这篇特写文章题目叫作“一口大锅闹革命、老太太练出单晶硅”。

什么样的体制能保证企业家的正当利益

下边我们从建设性的角度来看一下，就是决定创新的主要的具体制度是什么。第一条就是法治和保护产权的制度，实际上这两个可以严格的说是一件事。那么，保护私有产权，维护市场秩序的这个法治制度是所有事情的基础，这个东西它为创新提供了正确的动力和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础。第二点就是市场制度，市场制度我这里具体地讲，就是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产品四大市场，这四大市场的竞争决定了优胜劣汰的机制。这四大市场的秩序保证了企业家能够成长，和四大市场紧密相关的是以金融市场为中心，对创新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说从第三次产业革命起，就已经看得很清楚，就是为什么第三次产业是以美国为中心的，除掉它的大学制度以外，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它的金融制度。而金融制度里非常重要的那个成分是风险资本，那么为什么风险资本在美国大大的成功，而欧盟花几十年的时间去模仿，模仿不来，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它是英美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它的这个金融市场发达，那么只有在金融市场发达的情况下，风险资本才能发达。那么，你没有整体的这个制度的安排，你去模仿风险资本，实际上是模仿不来的。

另一个大的类型的制度就是保障金融、保障企业、保障大学自治的制度和保障研究者企业家自由的制度。原因很简单，因为创新是自由探索的产物，然后优胜劣汰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所以，没了自由，所有这些都没有了，因此自由是所有东西的基础。那么，这个是只有制度才能够保证。

关于什么样的制度能够有效激励创新

只有高度自治的大学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诺贝尔奖不是完美的制度，因为诺贝尔奖在历史上犯很多的错误。解说：下周，我们还将探讨苏联体制的弊端。中国建国实际上就是全面地从苏联移植制度。在认识到制度出毛病的情况下，还不能改，那么最后就导致人们普遍丧失了信心。法治很弱，创业很难，监管不对劲。

本文来自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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