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同奇 | 现代化没有解决精神道德的问题
林同奇先生1923年生于北京。1949年起在上海、北京高校几所任教。1984年赴美，随即在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研究中心、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任研究员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与美国学术思想。译著有保罗·柯文（Paul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著有《人文寻求录》等。
波士顿郊外一幢独立的房子里，林同奇先生与儿子一家同住。这是我在美国采访中唯一见到的父子同住的一家子，林先生笑道：“我们到美国来时虽然得到兄妹的帮助，但可说是赤手空拳，所以跟小孩住在一起，可以不愁吃住，专心读书思考。”
林先生向我介绍林家聚会：“我们在美国每三年有聚会，每次都在不同的地方。现在是第12次了。每次有一百多人，同会者都是同一个曾祖，林家到美国来差不多是40年代初，有的从台湾来，有的从大陆来。像我的兄弟姐妹11个，有4个在大陆，我是其中之一，另外7个在40年代后陆续到了美国。”
林先生分析，从1960年代起美国兴起寻根文化，在美国的华裔与非洲裔一样都有这种寻根的想法，于是家庭聚会就多了起来。像他的姐夫李耀滋李氏一家也有聚会，每次达几十个人。林先生说：“来美国已久，仍有故国情结。我在大陆已经几乎没有近亲了，回去的话，到哪儿住去？而且我回去老朋友也很少了。”
现在，林先生每天的生活很简单：“我现在除了看书之外没有别的兴趣。”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他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脱离大学，好像就觉得我应该一辈子在大学里。柯文说我60岁来了美国以后居然创造了第二个学术生涯，很少见。美国有个好处，像我的研究对象如格尔茨、海登·怀特，我打一个电话给他们，他们都很欢迎我去跟他们当面讨论，后来就成了相当好的朋友。我没有很急的心情，进入80岁以后，好像更坦然一点。”现在常联系的在美华人学者则有林毓生、张灏、刘再复、李泽厚，有时也向余英时请教。
林同奇1923年生于北京。长兄林同济为成名甚早的才子。1941年，林同奇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两年后转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你早年受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我基本没有上小学，等于是上家塾。我们在家里，由父亲教儒家经典，由姐姐教点数学。我11岁以后，才进小学六年级。我那时候受的启蒙教育是四书五经，但不是很严格。后来初中上了两年，就抗战了。
你怎么读了两个大学？
先是在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我在南开中学上四年学，有一个老师姓郑，化学教得非常好，我父亲觉得还是学理工吧。在大学第一年我觉得还不错，第二年就觉得课程非常机械，后来刚好胃病犯了，我就回家去了。我开始是喜欢文学，但对思想史有极大兴趣。我们家就在复旦大学对面，隔一道嘉陵江，我父亲在那儿教法律，林同济也在那儿教书，林同端在外文系当助教，我还有个姐姐在那儿读统计系，我就在那儿读历史系，因此，那时我们家有五个人在复旦大学。
何兆武先生在西南联大就转了四个系，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吗？
那时候转系不困难，没人管你。我1941年进重庆中央大学，1943年转到复旦，到1946年毕业，因为转系多读了一年。
你哥哥林同济在40年代的学界是一个风云人物。
我觉得他是一个才子型的人物，是一个诗人，思想有原创性。我虽然和同济差17岁，但是很接近，和他在北碚教书那几年朝夕相处。我家英文书多，我读的多是英文书，他的英文非常好，同辈都认为是少有的。
我现在的思想跟林同济当时的思想不太一样，他比较倾向道家，我比较倾向儒家，他的民族主义感很强。有人说，民族主义像反弹的树枝，你压得越厉害反弹越强，所以英国、美国的民族主义少些，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别人的压抑，法国也还凑合。德国的民族主义就很厉害，因为德国在19世纪受歧视、受压迫。中国在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很厉害，日本人我没见几个，但是听到日本这个名字就反感。日本人轰炸重庆时，我在南开中学赶回家去，路上看见尸首烧得黑的，防空洞里好几千人都闷死了。我自己差点就被炸死了。
据说当时钱钟书说，中国有一个半人懂英文。
他说半个是林同济，没有说自己。大家猜那“一个”指的就是他自己了。
当时你读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怎么样？
复旦在上海的时候不是很好的大学，后来到重庆以后有一些变化，因为当时教授们逃到后方，有一部分人到西南联大，还有一个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留在重庆，重庆没有什么大学，只有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后来复旦大学就在嘉陵江边。那时候不少教授不大愿意去中央大学，因为政治色彩太重。所以复旦大学里有一批很好的教授，例如文学院有梁宗岱，那人很特别，养两头羊，自己挤奶吃，听贝多芬，我常常到他那儿听贝多芬。梁宗岱法文非常好，有时上课就专门对着漂亮的女学生讲，挺有意思的。
你自己的学术兴趣在哪里？
我在复旦的时候根本不太上课，整天就在嘉陵江边泡茶馆，躺在躺椅上，望着碧绿的嘉陵江，心旷神怡。复旦这个学校现在回忆起来，就像校歌里唱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倒是有这么一点劲儿。教授对学生基本上没有太多要求，就看你自己。我受的家教是读书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1945年夏秋之交毛泽东要到重庆，我们非常急切地等毛泽东来，因为八年抗战刚结束，我们非常怕内战，希望国共问题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后来毛泽东的“联合政府”很受人心欢迎，他提出和平、民主、富强，这点中国人当然由衷赞成。我当时的思想是属于英国工党的思想，顾及经济上的民生问题，但不要暴力革命，是一种渐进的社会民主思想。当时我们是储安平办的《观察》的忠实读者，年轻人有时代感，脑子里装了不少大问题，直到现在我研究史华慈，也还是这个“问题意识”。张灏也跟我说，他年轻时也有很强的时代感。
林同奇1949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前后达35年之久。林同济则留在上海，因为早年的经历而吃尽了苦头，1980年10月11日赴美巡回演讲，第一站在加州伯克莱大学演讲，心脏病发作逝世。
1949年之后，你的工作怎么发生了变化？
1949年我服从调动到北京教外语。一教就是35年。那时候大学生从ABC学起的，没有什么教头的，我们当然还是很认真教。那几年从我自己的学术思想发展说是空白一片，不过英美的文学念了不少。当时大家认为教外语，语言要好，就要学外国文学。如果你去学历史，那是要受批评的，因为“只专不红”。这一段也不完全一事无成，毕竟培养了不少学生，另外我自己也念了不少文学书。
反右前后生活有什么变化？
反右以前，我可以说敢想敢说，思想还是比较自由的，有友人说林同奇思想上点子比较多，口无遮拦，反右一来就把以前的思想收集起来，问：这些是不是你讲的？我说：那是我讲的。比如说，我曾说“毛主席万岁”，“万岁”我听了就不自在，那是以前对皇帝喊的等等。这些话收集起来就批评了。1958年就给我三个月停职检查，给我定了一个“中右”，没有成右派，为什么呢？据说因为我解放前比较同情共产党。那时候我们虔诚请罪，并不是完全假的。这个洗脑筋也许到现在还没有人很好地研究，看看林同济的检查，不完全是假的。我看梁漱溟的检查，他也可以说是虔诚请罪的。林同济的检查挖了自己的家庭背景，出身，到美国受什么教育，接受法西斯思想。你看冯友兰，后来人家骂冯友兰，我不敢骂，确实有非常少数的知识分子顶住了，我感到自愧不如。
到了“文革”时，你自己的处境怎么样？
后来我的脑子已经麻木了，失去了独立思想的能力。“文革”期间我幸免于难，因为我当时负责培养青年教师，跟我都很好。红卫兵中有两个是我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就跟他们讲：不要打林同奇，他是好人。所以我没有受到太多的肉体折磨。“文革”那几年我也下放到干校，半天劳动，半天学习，除开始阶段外，由于已经麻木，精神折磨反而不是特别大。
林同奇1984年赴美，随即在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研究中心、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任研究员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与美国学术思想。
1984年你怎么到美国来了？
最初是1984年在美国的兄弟姐妹联合请我来探亲，第一站到纽约，第二站就到了哈佛，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收集美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了何兆武，他跟我说你想研究史学方法就到波士顿找柯文。我一来就给柯文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刚好有一本书出版，就是《在中国发现历史》，那本书恰恰是讲美国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我看写得很好，我说那我回去翻译。我后来才发现这老兄可能不放心，因为第一次见面，他不知道翻译成什么样，我翻译之后，他就问我有什么他可以帮上忙的，我说我原想在这儿研究史学与研究文化的方法。他就想办法帮我搞了一个资助。那时候初到美国，一进图书馆，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又安静，随便选书，高兴极了！到了1987年，我研究完了，准备走了，走前去辞行时，史华慈很有感慨地说：“现在大家都研究当代中国史，古代没有人研究了。我可以给你申请费正清中心的资助。”后来他给我搞到了资助。1989年我又碰到杜维明，那时候我才认识他，当时他当哈佛东亚系主任，结果他又给我想办法找到资助，我又留下来了。
从60岁以后来美国，你的学术思想有什么变化？
我在中国那40年学术上是空白的。1985年，由于研究中国当代思想流向，我首先选了李泽厚和金观涛。李泽厚主张“西体中用”，可以说是“学贯中西”，后来因为研究新儒家，我花了几年时间专门研究牟宗三，他是康德专家，可以说“学贯中西”，史华慈更是“学贯中西”。我脑子里始终是围绕“中西”这个东西，我刚开始来那几年研究西方学术思想，后来转向研究中国的学术思想。现在有人认为许多问题西方已经找到答案，其实根本没有，许多重大宇宙、人生、历史、文化的问题西方也是在辩论中。现在美国只懂得霸道，不懂得王道，利而忘义，认为人跟高等动物一样只懂避苦就乐，食色性也。这些问题现在都没有解决。
你近年为什么对史华慈那么感兴趣？
我到美国来了二十几年，一直到1999年史华慈去世，因为刘梦溪让我写一篇关于史华慈的东西，这时我才认真研究他。那时候，说实话，我根本没有念懂他的东西。
现在中国非常需要史华慈的思想，因为现在中国正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高楼大厦、汽车、汉堡、汽水，到处都一样，但是这些东西背后的精神道德资源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很少注意到，美国今天还有点样子，是因为它有一个精神道德传统，主要是基督教传统。史华慈不仅讲犹太教、基督教、还讲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中国的道家、儒家，这些源远流长的大文化传统都在他的视野中，他会十国文字，而且是可以用的。大家都知道对启蒙运动的反思现在已经很时髦了，史华慈也是反思启蒙，杜维明则从儒学观点反思，史华慈的反思是从轴心时代的文明各种宗教的背景出发，来看启蒙运动的涵义。
在他的眼中，三百年来美国文化的走向是有问题的，他不是否定民主、科学，但是民主、科学解决的问题有限。我对美国文化的走向基本看法是跟他一样。这种走向其实有很大的偏差，现在大家都追求富强，可是富强就是你唯一的最高的目的？富强跟社会价值，像自由、平等、博爱，始终争论不清。现在西方并没有解决精神道德的问题。今天还在吃老本，老本越吃越少啊。我现在跟美国的老人聊聊，他们都觉得下一代的精神不够。这种精神道德的滑坡不是一下子下来，是慢慢地侵蚀，已经持续三百年了。现在是影星、球星、歌星、节目主持人等“四星高照”，这是李泽厚的话。现在中国就出现“学术超女”于丹，“学术超男”易中天，“学术富豪”余秋雨。这不怪这些当事人，有人炒作。为什么中国需要史华慈？史华慈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反思，很值得我们警惕，我们被卷在这股大潮里。现在环保问题也是全世界性的，史华慈说：人类管理世界管得很差。
史华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什么独到的看法？
他以研究毛泽东成名，后来哈佛对他的评价是“中国思想史家”，被认为是西方研究汉学的泰斗。他研究中国不在于文本考据，而在于他的视角。他对孔子和老子都有独到的见解。很奇怪，他认为中国人现在从孔子身上所保留的道德自立性比现在美国所流行的社会科学家要多得多。美国的社会科学家绝大多数认为人是社会角色的总和，当老板，当雇员，或者当父亲，或者当妻子，把这个角色加起来就是这个“人”，按此说法，人除了这些角色，剩余的空间是你自己，就是干完活之后，有一点余暇，我才能爱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在孔子看来，你个人的自主性不是限制在这一点，你在完成你的社会角色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发挥你的道德自主性。我现在就准备跟人家合作，把史华慈对孔子的论述推出去。
本文为《南方都市报》记者李怀宇2008年在美国对林同奇先生的访谈录。
延伸阅读
寻道者——忆林同奇先生
文/成庆
听说林同奇先生去世的消息，已是头七了。久未与老人联系，听到这个消息虽觉突然，却不意外，毕竟生死如归途。仔细想想，距离他退休之后来到美国，这个对他而言的思想重生之地，已经悄然过去三十一年了。
至今仍清晰记得，七年前我在波士顿北部的Reading镇与林同奇先生初次会面的情形。那是一个幽静的小镇，乘坐从波士顿出发的通勤列车，出站后，还要穿过小而精致的镇中心。路边是一排排美国乡间常见的木屋，继续前行，走过一片秋日里景色也颇为动人的墓地，就能抵达林同奇先生的家了。隐匿在树丛中的房子紧挨公路，间或有车驶过，但并不嘈杂。与周边一般美国人家些许不同的是，屋外有竹扎的篱笆墙，初次见到，一眼便被这或多或少浸润着东方气息的空间感所吸引，心里不由自主地提醒自己，“这应就是了”。
之所以对初次造访的情景有深刻的记忆，或许是因为我对林先生一直有某种难以言表的感恩之情。尽管向其问学的时间不长，并且七年前一别，后来也只有偶尔的电话与邮件问候，但林先生在那段时间对一位后学的提携、启发和鼓励，却是令人感怀的。
当时的我，正处在对学术与个人生命意义的强烈怀疑阶段。就在这之前两年，因偶然的机会，我在华东师大结识了一位美国政治哲学家——JamesM.Rhodes教授，Rhodes教授是研究柏拉图的专家，也是一位天主教徒。有幸与他在北京和西安相处一月，在北京长城上，在西安碑林中，我们曾有过多次深入的对谈，启发我良多。在他看来，寻找“超越性”是哲学家的使命，所以他笔下的柏拉图，“宗教”气息十足，只是这种“宗教”气息，更与东方思维接近（沃格林与印度《奥义书》之间存在很深的关系，许多研究沃格林的学者也都认为，沃格林的思想，更容易被亚洲理解）。因受Rhodes教授的启发，才让我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与个人精神生命之间的关联。可惜今年初，Rhodes教授也因癌症去世，令人嗟叹！
因有Rhodes教授的相助，我方有访学波士顿的因缘。但是，在听了列奥·斯特劳斯的得意门生ChristopherBruell讲解柏拉图的数堂课后，我却直觉地感到，这并不是我心目中想要寻找的“哲学”。虽然Rhodes教授也曾说，在美国很难遇到真正的“哲学家”，但是对我而言，寻找精神的出路，本不就是来美国的初衷吗？
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下，我想起了哈佛大学退休的、这些年一直在研究史华慈思想的林同奇先生。史氏的著作在国内已有阅读，如那本赫赫有名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是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经典文本，也是我们硕博士课程的必读书目；但或许更重要的是，史华慈对法国思想家帕斯卡的体解，和他那种强烈的“寻道”气质，都让我隐约觉得与他有一种潜藏难言的精神联系。
后来有机会读到林同奇先生那篇包含思想活力的文章《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初探》，无形中也进一步让我对史华慈的思想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正是在这样的因缘推动下，我开始阅读他那本研究先秦思想的名著《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虽然感到内容精彩，但是其整体的思想脉络，对当时的我而言，仍然是无法把握的。
既然在柏拉图的世界中寻找不到出路，何不去探访一下这位重视史华慈的老先生呢？正是在这样的动机之下，我便请许纪霖老师代为联系林先生，表达想去上门拜访的意愿，老先生欣然应诺。
时隔七年，我仍然记得那天初次会面的场景。甫入客厅坐定，寒暄几句之后，便自然谈起此行的目的，谈起了史华慈，以及我当时正在翻译的一本介绍沃格林的著作。或许是林先生觉得孺子可教，他起身走入书房，拿出那本画满红绿色标记的英文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找到一段句子，让我立刻读完，并谈谈想法。
这样的单刀直入，令人惊讶，因为以“道”相见的情景，在我有限的学术圈阅历中，不仅难遇，且与学界前辈的交往经验，多只流于人际的客套与俗情，而少有那种单纯的对思想的渴求。
当时林先生究竟问了什么，早已忘记，但结果似乎是，林先生大概感觉这位后生的回答尚不算离谱，便提出若有闲暇，可来家中一起研读史华慈先生的这本名著。此书的中译不算精确，林先生觉得其中许多细微处在译本中并没有体现出来，甚至希望我能发心，参与到这本书的重译工作中去。当时的我，并未立即承允这番重任，一是感觉自己力有不逮，难以胜任，且有另外的翻译工作尚未完成；二是对先秦诸家，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道家，而对书中的儒家部分兴趣缺缺。出于自己的偏好，我只答应将庄子的章节重新尝试翻译。
从此以后，我便与林先生有了不频繁却密集的交流。不算频繁，是因为见面次数其实不算多；说密集，则是因为每次会面或是电话中交流的内容，都是与史华慈有关，基本没有闲话的余地。老先生有时还会主动来电，与我讨论某段文字究竟有何意涵。对当时的我而言，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心中难免有些惴惴，因为老先生总会问一些我根本不大会注意的细微处，例如文本中某些句子之间起承转结的语气问题。在他看来，史华慈的“秘密”就藏在这些看似简单，实则微妙的语气之中，有些貌似肯定的结论，常常会因为一个连接词而变得意思完全不同。如此细微的文本阅读方式，事后想来，应该是林先生非常尊敬与重视史华慈的思想，才会以对待经典的方式阅读其文本；另一方面，则是林先生的阅读研究习惯就是如此。无论是他翻译《在中国发现历史》，还是对牟宗三《圆善论》的解读，都可以看到林先生的这种文本解读风格的特点，细密而有见解，同时也有思想的大局观，使得看上去琐碎的解读，最后仍能归于某些宏大的思想关切。对林先生治学的这些体会，我当时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而是很久之后才慢慢体悟出来的。
正是在这般往复问学中，我对林先生眼中的史华慈，开始慢慢清晰起来，也逐渐了解他为何如此“痴情”地投入对史华慈思想的研究中。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史华慈大概算是一个异类。其最初的博士论文研究，不过是顺应二战时期美国想要了解“共产主义为何在中国兴起”的疑问。在研究过程中，史华慈开始对中国思想的特质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才有了他在1964年出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在这本书中，史华慈没有采用中国学者习以为常的“现代化预设”，把中国当做一个近代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将严复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和对话者，来观察近代这场民族主义“富强运动”的内在逻辑，乃至透露出反思西方物质文明的立场。这样的研究趣味，使得史华慈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其实少有共鸣者，他的结论既没有一般研究所表现出来的那般清晰与坚决，也与近代史学界对严复思想的认知存在云泥之别。或许可以说，史华慈的著作虽然早早被翻译为中文，但只不过被当作是众多海外中国研究的一家之言而已。如果不是史氏头顶上的“哈佛光环”，这本著作的命运想必会更为边缘。
在闲聊中，林先生偶尔会谈及对史华慈思想认知的心路历程。当年他来美国探亲、访学，因为翻译柯文那本《在中国发现历史》而长住于此。虽然同在费正清中心，与史华慈常有接触，但并不了解史氏的研究，对其思想的价值更是没有意识。只是由于陪伴刘梦溪采访史华慈，林先生才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身边有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因缘变幻莫测，就在之后不久，史氏却因病去世！
在谈起这段“错失”的问学因缘时，一向平和的林先生总会有些激动，“美国学术界不了解史华慈的价值！他们在讣告中称史华慈为中国研究专家，不对！史华慈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反映出林先生与美国主流中国研究在视角上的差别。事实上，林先生也观察到，史华慈与其师费正清之间的学术风格存在很大的不同，他甚至认为，史华慈的许多文章读起来感觉就是直接批评费正清的！
林先生是少于闲谈的，但也会不经意间谈起自己的早年经历。例如他与其兄林同济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这其中的细节，他曾写入那篇令人动容的纪念长文《“我家才子，一生命苦。可叹！”——与同济一起的日子》中。但另外有些趣闻，则只听林先生口头提起过，并没有在文中读到。当年因抗战而远赴重庆，辗转于中央大学与复旦大学就读，他曾陪兄长林同济去探访过熊十力。不知林同奇是哪方面得到熊的称许，为了表示对他的认可，还踢了年轻的林同奇两脚。谈起这“突如其来”的两脚时，林先生边说边笑。或许他对这样大名鼎鼎的狂狷学者，多少有一种既尊敬又觉有趣的感受吧。
不过，回忆并不全然是令人欣慰的。每当提及在国内的岁月，林先生会说，“我荒废了差不多四十年时光，在那段时间里，我什么都不敢思考。”正是这停滞空白的四十年，使得他直接从民国时期的学术思想界跨到退休之后的哈佛生活，因此他的问题意识、治学趣味，乃至他所欣赏的学者，都大抵上属于“老派”的风格。
所谓“老派”，指的是林先生关心的，仍然是古来至今各个核心文明所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人”是怎样的存在？虽然他并没有时间来系统阐述自己的思想，而多是借着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来寻找他心目中的答案，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对牟宗三、史华慈的关注，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点燃了他早年的关怀，从此开启了一段新的思想旅程。
对当时正处于“精神迷途”的我，能够与林先生相遇，向他请益，学问上的收获自然是无疑的，但是更令我感觉共鸣的是，他在日趋僵化的学院生活中给我展现了一位纯粹的“寻道者”的生命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和Rhodes教授都是在以他们的治学、思考为我未来的学院生活指引了某种可能的方向。虽然他们治学的领域和我如今关注的学术领域没有太多关系，尽管他们当初在学术上的指导也似乎只留存一些吉光片羽，但是他们给我传递出的讯息是，这种精神的寻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其特别的价值与意义。
老人的生活是简朴而规律的，坐拥一块小池塘的阳台大概是他休息、放松的地方，一旦坐在那里，老人谈论的内容似乎才可以暂时远离史华慈。在那里，他会兴致勃勃地为我介绍为鸟儿喂食的投食器，也会问问我未来的学术计划等。我提起想在博士论文里把近代思想史中的“经世与修身”议题作一些深入的探讨，林先生一方面肯定这个选题的意义，也热心地给我提了许多建议，但这些建议，往往最终又不知不觉地绕回到对史华慈观点的讨论上。
当时的林先生，已经完全沉浸在史华慈的精神世界中，这种沉浸，是在努力与被研究者一起思考，而在疑惑时，他也会尝试换不同的角度去向作者发问，当时的我，其实不经意地跟随着林先生去扮演一位“发问者”，尽管我的角色并不成功。
林先生晚年虽然勤学好思，但文章著作并不多，尤其是去世前几年，或许是因为身体问题，我也没有看到老人有什么新作问世。如何去评价林先生的学术，作为后学，我没有资格妄加评判，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林先生从轴心文明关注的“人类存在”问题入手，去发展其晚年的治学道路。虽然他自己仍然停留在中国思想传统的脉络中，但却试图借着史华慈的眼睛，来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在我看来，他的身上并没有特别鲜明的“儒释道”色彩，但是多少又浸润着各家的精神气质。他是远离政治的，甚至感觉得出，他十分不喜欢具体的政治，但对政治的理念仍然是关注的；他的举止虽然也有一丝道家的“无为”气质，但却很喜欢谈论史华慈比较约伯与庄子对死亡看法之间的差异。他似乎更认同史华慈的结论，那就是庄子的“鼓盆而歌”，这种对死亡的超然态度，似乎有些太过容易了。
离开波士顿后，我“狂热”地投入汉传佛理的学习和实践中去，并且渐渐开始有些理解佛教的意涵。在我与林同奇先生的交往过程中，我们几乎没有谈论过佛学，但他曾提过，史华慈本来准备深入佛学，但出于种种原因，并未进行下去。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其实并未远离林先生的关切，只不过是沿着他未完成的探索方向继续走下去。
在不经意的一次闲谈中，我提起林先生客厅中的一幅字，那是他最亲密的兄长——林同济写的。林先生告诉我，林同济晚年倾心道家，颇有出世之意。林同济在1980年造访伯克利大学的演讲结束时，讲了这样一段话，这也是他临终前的绝唱：“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将自己和宇宙关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
林同济的字颇有飘逸灵动气质，却隐隐含藏拙趣，对文字的内容，当时并未细思。时隔多年，为了回忆当年与老人的一些交往片段，我翻出了当年拍摄的老照片，才注意到那幅书法的最后一句原来是——“乾坤混沌本无名”。
本文原载于《东方早报》
不八卦，不传谣，发有启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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