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 | 我的一生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杨小凯的母亲陈素（前左一）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牛刀小试
1978年4月刑满释放以后，我回到了长沙，由于没有单位敢接收我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我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这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这时候，我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后来，我就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我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当时经常到一些大学去听课，到北京图书馆去借书，也参加过计量经济学的培训班，学一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理论、运筹学的东西，作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计算一些影子价格，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大概是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水平，当时还很新。后来我碰到很多人到国外去读书，都说当时他们在国内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这两本书。
到了1982年，我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这一段时间我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同时我开始准备出国留学。由于我的这几本书中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引起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老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我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这个时候还是靠邹志庄教授的帮助，他写信给领导人，希望得到帮助。后来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让我出国的手续。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同时，在有关领导“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我的“反革命”问题。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潜龙腾渊
我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监狱的时候，真正成熟还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有两年的课程学习时间，这两年我就慢慢比较主流学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别。在北京的两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东西放在一边，去系统地学习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东西都是那两年学的。到普林斯顿以后，学习的一些课程我原来在国内都教过，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较，看看到底有没有差别，看看我想过的那些东西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比如我原来在监狱里用数学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理，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发现，一出监狱就发现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我都在监狱里想过，在我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都把这些理论写了进去。我发觉有很多问题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来我就发现纳什创建的议价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弃了。不过这对我也有一个鼓励：别人想过的很多东西我也想得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读的书多了就发觉要有所创新很难。人都是很类似的，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我刚去美国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一个新想法比较多的人，以后看的东西比较多了，发现很多所谓新想法其实几百年前就有人想过。慢慢看过他们的东西，自己的想法原来一点都不新。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读了很多书以后，最后比较下来发现我想过的有些东西还没有被别人想到，这就是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后来这就变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1987年我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我去了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1989年升任高级讲师，1992年成为正教授，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莫纳什大学教书，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美国、香港、台湾作客座教授。从1998年开始回国的时间也比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
本文来源于《经济观察报》，系该报记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访杨小凯时，根据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经其本人审校修改，该报编辑时有所删减。）
扩展阅读
被遗忘的警钟
杨小凯对中国经济的预言
文|那兰
来源|经济学杂谈
14年前，曾经深爱这片土地的世界级华人经济学家、被两度提名诺贝尔奖的杨小凯，因病在澳大利亚溘然长逝，享年56岁。
杨小凯是一个传奇。他生于内战时期，长于癫狂的岁月，“在监狱里念完大学”。然而，就连象牙塔里的人士，也不敢轻视他的思想。他对世界造成的影响，靠的是一本本扎实的鸿篇巨著，一篇篇“开拓人类新领域”的天才论文。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亲自写信，推荐他担任讲座教授。就连以自负著称的张五常，也不得不由衷感叹：“如果小凯没有坐牢10年，老早就有我那样的求学际遇，那么他会有怎样的成就呢？只有上帝知道。拿个诺贝尔奖，不是什么难事。”
就在杨小凯去世前的两年，布坎南还连续两次为他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杨小凯的英年早逝，是人类的损失，尤其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世界失去了一位诺奖得主，中国失去的，则是一位深切洞见中国前途的先知。
2002年3月，Monash大学，杨小凯、布坎南
十年牢狱之灾，十年“大学”
杨小凯1948年生于吉林，父母早年参加革命，在湖南省内任职，于是把他带到了长沙。他的大名是杨曦光，改名是因为，在那动荡的10年里，“杨曦光”实在是太有名了。
1966年，父母双双被打倒，正在念高中的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屈辱、愤懑、疑惑之余，他加入了“造反派”，试图用那个时代的方式改变中国。满怀革命激情的他，写了很多大字报，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国向何处去》。在文中，他主张彻底的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
没想到，这张大字报很快火遍了全国。北京很多大人物都知道，湖南有个杨曦光。康生读完此文后十分震怒，定性为“反革命的战马悲呜”。
19岁的杨曦光遭此大难，几乎家破人亡。康生认为一个高中生不可能写出理论性那么强的文章，背后一定有黑手。于是，他的父亲也被关进了“学习班”，母亲因不堪忍受折磨，于1968年1月23日自杀。几天后，他才得到母亲的死讯。悲痛难当的他本打算逃亡武汉，结果被同学告密逮捕，判了10年有期徒刑。
家庭被摧毁，风华正茂的年纪被投进监狱，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可能就此终结——即便没有绝望消沉，也是满腔仇恨。但是，10年的铁窗生涯没有打倒杨曦光，他不仅抛弃了年少时的稚嫩与激进，还在监狱中找到了他一生为之付出的方向。
他后来回忆道：“经历过革命的骚动，被剥夺了社会地位，受尽了屈辱和辛酸，这之后恢复的秩序和理性，对我就像是雨后的阳光。我像之前参加过革命的旧贵族一样，在之后的岁月里，感到深深的歉疚——为我曾经的革命狂热。”
大梦醒来，他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学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监狱里的犯人几乎都是各行业的精英。他疯狂地拜师学艺，学英文，学微积分，还向工程师学电机、学绘图；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能读到的所有书籍，正是对《资本论》的反思，让他迈进了经济学的大门。外面的同龄人轰轰烈烈地闹了10年的革命，监狱里的杨曦光却扎扎实实地上了10年“大学”。
他当时已经抛弃国内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思想比较自由。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他不仅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思想，还独立推导出四个极重要的经济学理论：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他作为顶级经济学家的潜质，在那时就已经显露。
尽管10年之后出狱时，他发现自己推导出的那些理论，有的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但他看得很开：“别人想过的东西我也能想出来，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
“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是杨小凯做的”
1978年，杨曦光刑满释放，却无法找到工作。无奈之下，他改用小时候用过的乳名杨小凯，在印刷厂做了一名工人。
1979年，杨小凯报考社科院硕士生，但由于历史问题，无法参加考试，于是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考试的机会。
杨小凯一考即中，于是在中国社科院做了两年的实习研究员。在这段时间，他已经完成《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部著作。据那个时代过来的经济学家们回忆，他们当时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窗口，就是杨小凯的这两本书。
1982年，杨小凯被聘为武汉大学讲师。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正在武汉大学访问，杨小凯引起了他的注意。经邹教授推荐，杨小凯于1983年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博士。
临出国时，又遇到了麻烦——杨小凯还没被平反，无法通过政审。
邹教授只好写信给中央，才把手续办下来。
从大字报到普林斯顿，杨小凯花了整整17年，终于进入了世界一流的思想殿堂。在与顶尖学者切磋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思想体系越发有了信心。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又去耶鲁念了一年博士后，随后受聘于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莫纳什大学。
杨小凯的经济学上的成就，令全球学术界侧目。1988年时，他的博士论文就被多方评价为“真正的开创性研究”，“一篇具有改变经济学所有基本定律的潜力的论文”。他在澳大利亚任教期间，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就是杨小凯所做的。”
1987，Monash大学，与家人
1998年，杨小凯经济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一经出版，便被公认为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评价：“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作为理论经济学家先驱的国际名声。”
杨小凯之问：中国向何处去？
作家苏小和曾说：“杨小凯是一个非常古典的人，古典到可以和亚当.斯密直接对话”。早期的学术生涯中，杨小凯主要致力于开拓新经济理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杨小凯将注意力转移到落后国家转型，尤其是中国的转型问题上。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杨小凯生前身后都蜚声海外，却在国内备受冷遇。除了经济学家的圈子，很少有人听过这个名字，更别说了解他的思想。
2000年前后，茅yu轼先生曾竭力向社科院推荐，希望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这些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杨小凯逝去10余年后，林毅夫与张维迎“产业政策”的大辩论引发全社会热议，却很少有人记得：这场辩论，不过是杨小凯在去世前，与林毅夫“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辩论的延续。
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都相信“后发优势”理论：落后国家即便不改革政治制度，单纯依靠学习先进科技，也可以达到现代化。但杨小凯发现，所谓“后发优势”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很多现象：拉美国家在独立后，一直在借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为什么经济却普遍走向衰败？如果“后发优势”真的成立，为何洋务运动无法挽回清王朝的崩溃？
杨小凯抛开主流观点，借用沃森“对后发者的诅咒”，重新分析了落后国家的转型历史。为什么叫“诅咒”？因为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他们往往先选择更容易模仿的技术，而制度改革因为触犯既得利益，所以十分艰难。这种做法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隐患。
以晚清的洋务运动为例。洋务运动以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模式，通过模仿西方技术，建立了一批先进企业。这种模式当时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但最后为什么失败了？
杨小凯在台湾、美国等地考察大量晚清企业史档案后，得出结论：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杨小凯的上述分析，被他整理在题为《百年经济史笔记》的文章当中。作家苏小和跟随杨小凯提供的线索，花费5年时间，走访世界各地，写成《百年经济史笔记》一书，苏小和公开表示，本书是“致敬杨小凯之作”。
杨小凯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只有政府的权力被限制住之后，经济才可能真正地健康发展，英国及日本都是典型的正面案例。二战后，美军为日本起草了一部限政主义宪法，其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专利保护”的原则，成为日本成功的秩序基石。
（参阅《现代日本史》）
他说：“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振聋发聩的忠告，有多少人还记得，又有多少人真正重视！？
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让他坐了10年监狱，却获得了满堂喝彩；这篇《百年经济史笔记》令他彪炳史册，却在当代中国备受唾骂——生前的最后几年，杨小凯似乎又回到了他出发的地方。
作为经济学大师，杨小凯后半生几乎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但他似乎从未真正抛下自己的故土，抛下19岁那年的追问——经济学，只是他回答这个问题所选择的另一种方式。作为基督徒，在自知时日无多之时，他将最终的关怀，给予了那些受苦的生灵、孱弱的灵魂。
如今，杨小凯已经远去14年，但今天的中国，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预言中。回头再看，杨小凯“后发劣势”的观点，岂不正是解决当下的“转型困境”最亟需的思想资源？
世间再无杨小凯，但转型之路依然漫长。惟愿他的思想遗产，和他的忠告，不再继续被埋没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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