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愚谦 | 逃离！逃离！为自由而浪迹天涯
关愚谦，德国汉堡大学硕士、文学博士、作家、时事评论家、翻译家。1949年以前在上海读书，毕业于市西中学。1949年到北京读大学，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后调至中央部门做翻译和对外联络工作。1968年“文革”时期离国。1970年受聘于德国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前后教学三十年；1988年和1998年受聘于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兼职教授。德国时间2018年11月21日12点在柏林病逝，享年87岁。
一本蓝色日本护照
“铃……铃……”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人们简称“和大”的机关里，午饭的铃声响了。同事们纷纷走出办公室，奔向食堂。一向有说有笑、敲着饭碗进入食堂的我，却依然伏在办公桌上，头深深埋在臂弯里。愤怒、惶惑、羞辱、绝望交织在一起，填满了我的胸膛。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中午，两个造反派的小将——小林和小阮——特地跑来气势汹汹地通知我：“今天下午召开全体大会，你不要参加，你的问题严重，在办公室里好好地写交代。”我是个老“运动员”了，这个还不懂得？没有资格参加会议，这叫做“背靠背斗争”，先由大家整理出批斗你的材料，然后再面对面地批判你。“反右”时，我已经亲身经历过。
星期五下午并不是惯常的政治学习时间。可是全机关的人都集中在后楼的大会议室里开大会去了，办公大楼里只剩我一个人。我知道，这次是彻底完蛋了，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成百上千次的批斗？再次发配青海？甚至被关进监狱？一想到青海，我的心立刻揪起来。不！那是对人的最大侮辱，我宁死也不愿再去青海。我们家落到这个地步，不就是因为去青海造成的吗？
动手吧！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开始翻办公桌的抽屉。里面放有一包剃须刀片，是预备临时有接待外宾任务时刮胡子用的。用那薄薄的刀片割断血管结果自己，够刺激，够壮烈吧！
我拉开抽屉，首先进入视线的，不是刀片，而是护照，几位常住中国的国际友人的护照！那是准备去公安局外国人员管理处办理登记手续用的。也许我的对手们疏忽了，不然他们早该收走这些护照。
放在最上面的那本恰好是一本蓝皮的日本护照。护照的主人叫西园寺一晃，是日本常住北京的著名国际友人西园寺公一的儿子。我打开一看，突然感觉里面的照片竟有些像我。真奇怪，以前怎么没发现。再往后一翻，竟发现里面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突然，我的心怦怦跳了起来，赶快把抽屉关上。我太了解自己了。过去干过多少蠢事，就是因为自己一时冲动，异想天开，现在，是不是脑子里又想损招了？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再次打开抽屉，像拿一个烫手山芋似的，再次取出那本蓝色护照，把护照第一页上西园寺一晃的照片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和自己相像。
“冒死一试吧，关愚谦！你反正已经选定了死的一条路。”我对自己说。如果被发现了，就跑，让边防警察开枪打死你，比起自杀，不是更勇敢和痛快些吗？小时候，翻看父亲从巴黎、柏林和纽约带回来的明信片，曾给你多大的冲击啊！还有你在教会学校读过的世界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你曾与他们一起神游。世界那么大，有那么多美丽的地方让你神往。你还年轻，也许你还真能闯出去呢！
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下午三点多了。一般单位是六点下班，就是说，我必须在不到三个小时里，完成正常情况下至少要三天才能完成的手续。我抄起了桌子上的电话，拨了一个烂熟于心的号码。
“喂，是小航吗？我是小关。”我拨通了民航订票处的电话。
“是我，有什么事？现在是政治学习时间，不办公！你老兄不会是要找我订票吧？”
“你说对了，小航，就是订票的事。”我有些急切地说，“日本常住外宾要出国，十万火急。”
“老兄，你不是不知道这一阵搞运动，政治学习雷打不动，明天上午再说吧。”小航说着就要挂电话。
“不行！小航，是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要走。”
一提到西园寺公一，几乎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知道，他是常住中国的外宾，被周恩来总理称作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他是周恩来总理的老朋友，也是毛泽东主席的座上宾。日本人称他为“红色贵族”，中国人则亲切地尊称他“西公”。小航一听西公大名，二话不说，就问：
“什么时候走？他要去哪啊？”
“明天就走，经开罗转机到巴黎。”我说。
“什么？明天？还是国际航班！小关，你开玩笑吧？”
“不是玩笑，是真的。明天必须走，人家是急事，领导要求马上就办。如果耽误了，我们吃不了可得兜着走。”我急忙对小航解释说。
“好吧。真凑巧，明天好像是有一班国际班机，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从上海飞卡拉奇。我这就给上海挂加急电报，看能不能订上，我可不敢保证。加急电报费可得由你们出啊。”
“太好了，小航，谢谢你啦！我就在办公室等你的消息。”
挂上电话，我的心脏敲打得更激烈了。连自己都难以置信，刚才我竟能那么镇定。
“丁零零……”电话铃响起，我被吓得一颤。希望不是小航，如果是，那就告诉我没有订上那张飞机票。
“小关，算你运气，票我给你订上啦。明天的，从上海到卡拉奇，OK！从卡拉奇经开罗到巴黎那段需要再确认。”小航在电话里高兴地说。
“那我六点以后去取。”我说。
“六点我已经下班了，你就找这里值班的人取吧，别忘了带支票。”
我两腿已经软了，瘫坐在椅子上。
拿起杯子，喝了一口里面剩的冷茶，我用牙齿使劲地咬了咬食指，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我拿出笔和纸，就像平时接待外宾做工作计划那样，一项一项写下了要办的事：
1．带护照去公安局盖出境章；
2．到财务科领支票（希望王科长不在办公室）；
3．六点下班后取机票；
4．烧掉家里的朋友信件，以免事发后连累他们；
5．准备简单的行装。
写完以上事项后，我把纸条折好揣到裤子口袋里，又从抽屉里拿出那本蓝色护照，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内衣口袋里，骑车飞快地冲出“和大”大院。
“同志，今天下午政治学习，不办公。”公安局大门口的警卫伸出手挡住我说。
“我知道。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和大’的小关，我有急事，外宾明天要出国。”我没有下车，只用一只脚支在地上对警卫说。
“可是办公室没人，都去开会了，你也办不了事啊。”警卫说。
“我去碰碰运气吧。”没等警卫允许，我就骑上车，直朝里面冲去。
这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我迅速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果真不见一个人影。我直奔那间平时常去的办公室，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出境，都必须在那里盖章，否则海关不会放行。透过门玻璃往里看，确实没人。我使劲推了推门，门锁着。用手遮住额头往里一看，那枚红色的出境许可章，静静躺在桌子上。我又四下看看，仍然没有人。
怎么办呢？破门而入太危险，况且我又没有“作案”工具。情急之中，我掏出身上的钥匙串，一个一个往钥匙孔里试，就在我试到最后一把钥匙时，背后响起了脚步声。
“是谁呀？”这一声喊，把我浑身都吓瘫软了。我一转身，背靠在门上。
“是你？小关。在这鬼鬼祟祟地干什么？”来人正是专门负责盖章的外事警老王。他穿着一身半旧的警服，衣领上的领章看上去却像是新的。怪了，平时没觉得他这么威武呀。
“老王，是您呀！太好了！我正到处找您呢。真急死我了。西园寺的公子明天要出境，我来给他办出境手续来了。”我尽量不露怯。
“下午不办公，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想破门而入啊？”
“老王，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哪敢啊？我当然知道下午不办公，可是头儿让我来办，我也没办法，这是急事呀！明天一早他就得走，我哪敢耽误了他呀？”我边说边偷偷地把手里的钥匙串放进了裤子口袋里。
“急事？如果我不回来呢？”老王这时已经走进了办公室。
我拿出那本蓝色的护照递给老王，他翻开护照，拿起桌子上那枚红色出境章，刚要往上盖章的手突然停留在半空中。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坏了！莫不是这个老警察看出了什么破绽？
“表呢？”老王把图章放回到了桌子上，问道。
我想起来了，每次来给外宾办出境手续都得事先填一张固定格式的申请表，我办公桌抽屉里就有。可竟然因为太紧张忘了填，这下糟了，怎么办？回去再拿，时间紧迫，老王也不会等我。
“哎呀！糟糕，我来的太急，忘给您带来了，明天我就给您送来。”我一拍自己的脑门说。
老王拿起那枚图章，在那本蓝色的护照上“啪”的一下，然后递给我说：“只此一遭，下不为例。”
我揣起那本蓝色护照，向老王敬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礼，就快步走出那间办公室，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回到了“和大”的院子。
就在这时，走廊里有了动静。大会散了，同事们陆陆续续都回来了。他们一看到我，都像商量好了似的，不与我说一句话，各自低头整理自己的抽屉，等待下班。不理我也罢，多说一句话，说不定我就会露出破绽。
我又抬腕看了一下手表，还剩五分钟就要下班。我悄悄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快步走到底楼财务科后面的男厕所里，我观察了一下，看见财务科里只有老许一个人，正在那里锁抽屉准备下班呢。我两步越过宽宽的走廊，跨进财务科。
“小关，有事吗？”老许是一个很老实的老好人，不太爱说话。他专门管财务，负责处理支票。
“老许，西园寺公一的儿子要出国，机票已经订好了，明天一早我去取，请你开张空头支票给我。”我说。
“秘书长知道吗？”老许问。
“那还用说！他不批准，谁会给票。”我故作轻松地说。
老许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针正好指向六点。他很快打开了保险柜，取出支票本。
就在这个关口，财务科的王科长走了进来。
这下糟了！我的心骤然一紧。这个王科长，就是我在那张备忘纸条上写着“希望王科长不在”的那个人。在运动之前，我们本来是关系不错的同事，但自从单位里出现两派后，我们便成了对立面，他还是对立派里的活跃分子，最近正在到处抓我的把柄呢。他只要公事公办，核对一下，事情马上就会败露。
没想到他一见我在那里，就鬼使神差般地扭头走出去了。
我暗暗吸了一口凉气。他走出去之后，老许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很快在支票上签了字，并在左上角画了两杠，表示这张支票只是转账用的空头支票，不能挪作他用。
“谢谢，谢谢！”我真心地感激他。
我突然想起还应该去趟储蓄所，按常规这个时候早就关门了，我想碰碰运气。如果发生奇迹，倒是个好兆头，我开始迷信起来。幸运的是，储蓄所还真开着门。那几天银行照顾存款户，延迟到晚上八点关门。这难道也是天意？
我从存折里取出两百元，以备急用。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我正要将这厚厚的一沓十元纸币放进外套的内兜里，迎面竟碰到了我的老科长岳军。他平日说话很慢，是一个为人厚道、正直、坚持正义、是非分明的人。
老科长什么也没问，只是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他拍拍我的肩膀，那神情好像在说，小关，别泄气，坚持住，风暴很快会过去。我不能再直视他的眼睛，匆匆离开了。
接下来，我顺利拿到了写着西园寺一晃名字的机票。
侥幸过海关
北京，首都机场。
机场空空荡荡，来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少。机场的值班人员，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聊天。
我身着毛式咔叽布制服，提着大箱子进入了机场大厅。我熟悉机场每个角落，机场各部门也有很多人认识我。
“小关，送外宾啊！”办理外宾出境手续的年轻海关检察员小金热情地与我打着招呼。
“是啊！西公的儿子去法国。”说着，我随意地把那个大箱子往行李台上一放。
“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小金笑着说，调皮地朝我挤了挤眼睛。我那已经跳到嗓子眼的心，顿时回到原位。
第二道关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这是最关键的，如果是我熟悉的老刘值班，他一打开护照，立刻就会从护照里的相片认出是我。只有豁出去了，闯吧。就在这时边防警办公室里走出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警察。
“老刘呢？”我装作随意地问了一句。
“家里有事，晚来一会儿。”这位年轻警察显得特别友好。
“能给我盖一个出境戳子吗？是给西公儿子办的。”我拿出护照和机票，边说边递给他。
“没关系，你就把护照放这儿吧！叫外宾到外宾候机室去等一等，临上机前，我们会给他送去的。”年轻警察说。
坏事！不认识的人，事就是难办些。我刚想找理由说服他，又怕引起他的怀疑。理智告诉我：沉住气，不要着急。
“好吧！我去告诉外宾。单位里还有事，我得早点儿回去，外宾就交给你了。”我故作无所谓的样子对他说。
“没问题，再见！”说完，这个年轻边境警察拿起那本蓝色护照就回办公室去了。
我在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大概是有航班要出港，机场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基本上是乘国内航线班机的旅客。我向四周看了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说也真奇怪，到这个节骨眼儿上，我竟然完全平静下来了。我起身到地下室的厕所里去，走进了最靠窗的隔间，扣上门锁，接着以最快的速度脱下制服，露出了穿在里边的西装。我把制服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接着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不一会儿，从隔间里走出来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框眼镜的“外国先生”，下颚挂着一个白口罩，那是冬末春初的北京人防风沙常用的装备。
我来到了外宾候机室。足以容纳百人的外宾候机室，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外宾，还是个假洋鬼子，那就是我。时间过得如此之慢，简直一秒如十年。我想站起来走走，镇定一下，又怕引起注意。那时的候机室里，没有任何书刊报纸可读。如果有的话，我总可以拿在手里做出个不慌不忙等飞机的样子啊。
还有十分钟就到飞机起飞的时间了，怎么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莫不是他们在护照上发现了疑点？莫非他们正调军警来围捕我？我的心马上又提了起来。跑！只要一发现有军警朝我围过来，我就往出口的地方跑，向停机坪的方向跑。这样，他们肯定会怀疑我有破坏飞机的动机，就会当场向我开枪，那么我就会很痛快地死去。反正都是一死，这样死，总比没日没夜的审问拷打好。
“各位旅客请注意，乘坐CA053号航班前往上海的旅客现在开始登机。请从第三号门出口登机。”广播里传出了播音小姐悦耳的声音。先说两遍汉语，再说一遍英语。这英语不是说给我听的吗？这里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可是我没有护照怎么登机啊？就在这时，我忽然听见了脚步声。一个腰挎手枪的边防警从大厅的一个角门出现了，他略微扫了一下大厅，接着就径直向我坐的方向走来。是老刘！是我经常和他拍肩膀开玩笑的老刘。我心里顿时一沉，完了，他一定能认出我。
愚谦！沉住气！愚谦！沉住气！我好像又听见一个声音在警告自己。我不动声色地坐在椅子上，下意识地把口罩往上拉了拉。
“Excuse me，is this your passport？（打扰了，这是您的护照吗？）”
老刘走到面前，用英语问我。他手里拿着那本要命的蓝色护照，而且翻到有照片的那一页。
“Yes！（是）”我尽量改变着我的声音答道。
“Good journey！（祝您旅途愉快）”老刘很礼貌地说。
“Thank you！（谢谢）”我说。
老刘把护照交给我，扭头走了。
我疾步往三号门走去，一边走我的脑子一边飞快地转着。我不敢相信，面对面他竟会没认出我来。护照上的照片明明是我，他也没有好好地看看？不会吧？这是不是一个圈套，先不动手？不，这不可能。如果这里还有其他外国人，也许考虑到影响，不立即下手，可是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现在抓我，是最好的时机。那是不是他认出我来了，成心想放我一马？更不可能啊，别看我们比较熟，其实只是工作联系，毫无个人交情。我只知道他姓刘，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外宾候机室是在楼上，要到出口处，必须先下宽宽的楼梯。当我走到扶梯旁，只看见楼下三个上机坪的大玻璃门，每个门口都有两个女地勤服务员把守着，她们边查验着旅客的身份证和机票，边礼貌地说着“你好”，“再见”。这些女孩子我几乎都认识，每次来送外宾时，还经常和她们开玩笑。尤其是在三号门把守的那个上海女孩子，活泼可爱，每次来机场，互相都要逗几句。年轻姑娘当然都会多看年轻小伙子几眼。我现在下楼出三号门，准会给她认出来，只要她叫一声“小关”，我就完了。这怎么办？怎么办？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眼见从第三号出口登机的旅客队伍越来越短。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广播响了：“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到二号门夹道欢迎！”只见一号门和三号门的女孩子都快步朝二号门跑去。
天助我也。就在这时，我跑下楼梯，穿过无人把守的三号门，一架苏联造的小型客机就停在停机坪前，我快步跑上舷梯。只听“砰”的一声，机舱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了。
整整一飞机的人都在等我！
我气喘吁吁地坐在了第一排位子上，这是专门给“外宾”留的。几分钟之后，飞机开始平稳地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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