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 | 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又译为海耶克），是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他被广泛视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对于法学和认知科学领域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哈耶克在1974年和他理论的对手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在1991年，哈耶克获颁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以表扬他“终身的高瞻远瞩”。
一
在所有民主国家里，美国尤甚，人们顽固地相信，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是就知识分子对时事的个别看法影响决策之力量而言，如果是把在投票的时候，与大众意见相左的知识分子影响民众选票的程度而言，则上述看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从稍微长远的角度看，知识分子所发挥的影响力，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在这些国家那样大。他们透过塑造公众舆论而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这些职业的“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的决定性力量仍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这一点放到晚近的历史中看不免令人称奇。过去一百年间，西方世界政治发展提供了最确凿的证据。不论在什么地方，社会至上主义最初都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它根本就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必然要求的、能够救治一种显而易见的罪恶的显而易见的药方。相反，它是理论家的构造，是根据某些抽象的思想倾向而构想出来的，而长期以来，只有知识分子才熟悉这些倾向。知识分子得付出长期的努力，才能说服工人阶级把它当作他们自己的行动纲领。
至于已经走向社会至上主义的每一个国家，在社会至上主义发展到决定性地影响政治的阶段之前的多年中，社会至上主义理念仅仅主宰着一些较为活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德国是在19世纪末达到这一阶段的；英国和法国达到这一阶段的时间大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而即使是肤浅的观察家也看得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也似乎达到了这个阶段，有计划的指令性经济体制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跟其对他们的德国或英国同行们一样强烈。而历史经验表明，一旦达到这个阶段，则现在仅由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摇身一变而成为支配政治的力量，就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因此，知识分子今日的观点影响着明日的政治，对这一过程的性质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兴趣。不管我们是想仅仅作出预测，还是试图影响历史的进程，这个因素的重要性，都远远超出一般人所理解的程度。当代观察家所注意到的相互冲突的利益间的争斗，其实很久以前就由仅仅局限于很小范围中的观念的冲突决定了。通常只有左翼政党投入最大的努力来传播一种信念：决定政治之胜败的，乃是互相冲突的物质利益集团之数量优劣，但极为反常的是，在实践中，也正是这些政党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们一般总是正确地理解了知识分子的关键地位。不管是出于精心设计，还是被环境所驱策，他们总是将较多精力投入到争取这个精英阶层的支持上来；相反，较为保守的集团所采取的行动通常却不成功，他们是根据一种更为天真的大众民主观来采取行动，他们经常徒劳无功试图直接接触并说服一个一个选民。
二
不过，知识分子这个词，并不能立刻传达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一个大群体的真实图景，而我们也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词来称呼我们称之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的人士，这一点对于我们为什么没有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力量，并非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即使是那些经常滥用“知识分子”一词的人也一直认为，那些毫无疑问履行着知识分子之典型功能的很多人不配这个称呼。因为这些人既不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也不是某个具体思想领域的学者、专家。其实，典型的知识分子未必是这两种人；他不必具备专业领域的特殊知识，甚至不必特别聪明、智慧，就能履行传播观念的中介作用。他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资格要求仅仅是：随时可以对广泛的问题说点什么，写点什么，而他又能够获得习惯于在那些等着他发言的人们之先熟知新观念。
我们只有在罗列出属于这个阶层的所有职业和活动的清单后，才能意识到这个阶层的人数是多么庞大，这个阶层在现代社会中的活动范围是如何在日益扩大，而我们大家又是何等地依赖他们。这个阶层不但包括新闻从业人员、教师、牧师、演说家、政论家、电台评论员、小说作家、卡通画家和艺术家——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这个阶层还包括科学家、医生之类的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他们习惯于阅读报刊杂志，因而成为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的新思想的承载者，而由于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是专家，所以，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意见都是洗耳恭听。当今时代的普通人，除了借助这个阶层居中介绍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渠道来了解各种事态和观念；而一旦走出我们自己的职业领域这外，我们几乎都是普通人，因此，我们都得依靠他们才能获得信息和指教，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使他们能始终紧跟舆论风向。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决定着，我们应当接触到什么样的观点和意见，哪些事实比较重要，因而可以让我们知晓，应当用什么样的方式、从哪个角度向我们说明这些事实。我们是否能够掌握专家和原创性思想家的研究成果，也主要仰赖他们的裁决。
外行人也许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即使是科学家和学者在大众中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个阶层炒作出来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受这个阶层对该研究领域的看法的影响，而这种看法与科学家们的真正成就，其实倒没有多大关系。对我们的问题来说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大概任何学者都能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列举出几个人物，这些人物仅仅由于信奉知识分子们认为“进步”的政治观点而在普通民众中博得了伟大科学家的声望，而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成就。而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过一例将这样的声望加在思想比较保守的学者头上的事。在有一些领域中，专家的研究成果并不是为了供另一些专家使用，而是取决于普通民众的政治判断，在这里，知识分子创造声望的现象，就显得尤为突出。能够最准确地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一直以来职业经济学家对社会至上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之类的学说的发展所持的态度。那些获得自己同行认可的经济学家，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大可能青睐社会至上主义（也不大可能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我们甚至大体上可以说，在经济学家中，反对社会至上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的比例，要高于任何其他学术群体。这一点具有当重要的意义，因为近来已经不大可能出现下面的现象了：对社会主义改良方案的兴趣促使一个人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攻读专业。但为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加以传播的，却并不是专业人士的主流看法，而是少数人的观点，而他们在自己专业内的地位却往往是令人生疑的。
知识分子对于当代社会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又由于“组织”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而一直在加强。组织的增加提高了专家或专业人士的影响力，这是一个普遍流行但很可能错误的看法。对于专业管理人员或组织者来说——如果存在这类人的话——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于具体知识领域里的专家，恐怕不能这么说。毋宁说，那些据说具备一般的知识，因而被认为有资格鉴定专家的证词，并对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作出裁判的人的权力得到了提高。不过，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地是要认识到，一旦某个学者当上大学校长，某位科学家负责管理某个研究所或基金会，某个学者当上某学报主编，或成为追求某项事业的组织中的活跃分子，那么，他立刻就不再是个学者或专家了，而成了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他们据以判断一切问题的，就不再是根据自己的特殊技能，而是以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方式，即仅仅根据某些时髦的一般观念去判断问题。这样的机构在与日俱增，它们繁殖着知识分子，增加了知识分子的人数和力量。所有那些只懂得清楚地讲述知识之技巧的“专家”，就他们所处理的问题的性质而言，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而不是专家。
根据我们给知识分子一词所下的定义，知识分子其实是一种新近出现的历史现象。尽管不会有谁对教育不再是有产阶级的特权而感到遗憾，但有产阶级不再是受教育最好的阶级，大批人仅仅由于受过普通教育就获得了其地位，而并不具备从管理财产中得到的对其所生活之经济体系的运转的实践经验，这两个事实对于我们理解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熊彼特教授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用一章篇幅对本文所涉及的问题的某些方面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他一点也不夸张地强调指出，典型的知识分子与同样具有言说能力的人士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不用对实际事务承担直接责任，由此导致他缺乏对这些实际事务的第一手的知识。但在这里深入考察这个阶层的发展变化，考察最近由一位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家提出的“知识分子的看法是惟一一个不受其自身经济利益重大影响的阶层”的奇谈怪论，未免离题太远。在这篇文章中本来必须给予评价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版权法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这个阶层的发展，此处也从略。
三
毫不奇怪，真正的学者、专家和实干家，经常有点看不起知识分子，也不大愿意承认知识分子的力量，而假如他们终于看到了这种力量，则会愤愤不平。他们发现，知识分子作为单个人，差不多都是些对具体事务一窍不通的人，他们对自以为已经理解的事情作出的判断，也几乎没有显示出格外的智慧。但如果因此而低估他们的力量，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使知识分子的知识总是浅薄的，他们的智力也颇有限，但这却没有改变下面的事实：正是他们的判断，极大地决定着社会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据以采取行动的观念。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旦知识分子中较为活跃的那部分人皈依信奉了某套信念，这套信念被人普遍接受的过程，就几乎是自动的、不可避免的。他们是现代社会中生长发育出来的专门用于传播知识和观念的组织器官，正是他们的信念和看法起着筛子的作用，一切新观念、新看法都必须经它筛过一遍后，才能被公众所接触到。
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职业性质所决定，他要履行自己日常职责时，就必须利用自己的知识和信念。而他之所以能够占有这个位置，是因为他拥有他的言说对象并不掌握的知识，或者说他不得不与这些知识打交道，因而别人指导他的活动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恰恰是由于知识分子的正当职能就是与知识打交道，所以他们做任何判断时都会信守自己的信念，经他们之手的所有东西，都会染上他们自己相应的色彩。即使当政策方向掌握在与他的观点不同的实干家手中之时，政策的执行权也总是要落在知识分子手中，而正是关于具体细节问题的判断，决定着最后的结果。当代社会几乎所有领域都能证明这一点。人们都知道，“资本家”拥有的报纸、“反动的”领导机构统治的大学、保守派政府所拥有的广播系统，都在根据社会至上主义的观念影响着公众舆论，原因在于，这种观念是那些机构中的雇员们的信仰。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上层人物企图控制舆论，企图将正统原则灌输给大众，或者不如说，恐怕正是由于上层人物有那种企图，才使得这种情况经常出现。
由一个肯定会有自己的观点的阶层对观念进行过滤，其影响不会仅限于普通民众。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专家对这个阶层的依赖并不减少，他们自行抉择的可能性也同样可怜。结果，今天，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即使是那些最坚决地反对社会至上主义的人士，一旦涉及他们自己不掌握一手的信息的问题，大多也只能从信奉社会至上主义的人士那里获取知识。社会至上主义思想中许多比较抽象的偏见与其比较具体的目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眼就能看破，结果，许多自以为坚决反对那种思想体系的人，反倒成了那种思想体系的传播者。在自己的领域中把社会至上主义斥为“毒疮”的实干家，在跨出自己领域时跟一般左派记者一样宣扬社会至上主义，这样的事，谁人不知？
在过去一百年里，能够最强烈地感受到社会至上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力的领域，莫过于与不同民族的文明的交往过程。近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形成国际性共同体的差不多是惟一的道路，探讨这一事业的渊源和意义，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主要的正是由于这一现象，造成了下面一种不同寻常的奇观：近百年来，完全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西方，向旨在破坏西方文明的远东国家的思想运动提供了道德和物质上的支持；同时，西方民众得到的有关中欧和东欧社会的信息，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社会至上主义偏见。美国驻军在德国搞的很多“教育”活动，就是这种倾向的明显的新例证。
四
因此，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对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倒向社会至上主义的原因做出正确的解释。在这里，凡是不信奉这种思想偏见的人应当坦诚面对的第一点是，使知识分子信奉这种观念的，既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利，也不是出于邪恶的动机，而是出于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事实上，我们必须认识到，总的来说，当今时代典型的知识分子，越是具有良好的愿望和出色的理智，反倒越有可能成为社会至上主义者；我们也要认识到，即使单就知识论证的水平而言，这样的知识分子所作出的论证，也总是要比他那个阶层大多数跟他唱反调的人更为出色。既使我们依旧认为他是错误的，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真诚的错误，从而使得我们社会中占据着关键位置的这些心地善良而又聪明智慧的人士，传播着那种我们认为会威胁我们的文明观念。我们如果想直面这种错误，最重要的事情就莫过于尽可能准确地理解这种错误的根源。而那些被普遍视为代表着现存秩序的人士，及那些相信自己已洞悉了社会至上主义危险的人士，经常都离这种理解还很遥远。他们总是认为社会至上主义的知识分子无非是些自命不凡的恶毒的激进分子，从而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而他们对待这些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反倒会使这些知识分子在反对现存秩序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如果我们想理解只有在大量知识分子身上才看得到的这种偏见，我们必须搞清两点。第一，这些知识分子一般都只根据某些普遍的观念来判断一切问题；第二，每个时代的典型错误都源于它所发现的一些正确的新真理，错误都在于把某些已被证明在一个领域中具有价值的新的一般规则错误地应用到其他领域。充分地考虑这两点，我们就能得出结论：要想切实驳倒这些错误，通常都需要我们在知识上更深入一步，通常要深入到一种非常抽象、从而似乎与现实问题几乎无关的程度。
知识分子最典型的特征可能就是，他在对新观念作出判断时，不是根据该观念本身的优点，而是根据它们是否符合他的普遍观念，符合他认为“现代的”或“进步的”那种世界观。正是由于这种普遍观念对他本人和他就具体问题的看法具有影响力，所以，观念所具有的正、邪力量是与其普遍性、抽象性甚至是含糊性同步增长的。由于他对具体细节所知不多，因此，他的判断标准就必须与他对其他问题的观点相一致，从而能够把所有这些观点统合为一个连贯一致的世界观。而从时刻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无数新观念中进行筛选的过程，就造就了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舆论氛围，也即主流“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使某些看法为人接受而有的看法则不被人接受；它也使知识分子时刻准备接受某一结论，而拒绝另一些结论，即使他们对问题还没有真正了解。
就某些方面而言，知识分子确实更接近哲学家而不是专家，而从不止一个角度看，哲学家都是知识分子中的某种君王。他对实际事务的影响似乎更为缥缈，因而比起一般知识分子来，他们的影响力也更缓慢，更不易发现，但这是同一种影响力，且从长远的角度看，哲学家的影响力甚至比一般知识分子更为强大，他同样致力于追求某种综合，而且更有条理；他对具体观点的判断标准，同样是看这些观点是否能被整合进一个普遍的思想体系，而不是看它们本身的优劣；他同样致力于形成一个连贯的世界观，对一个观点，是接受它还是拒绝它，就看其在形式上和主要基础上是否与他的世界观相一致。因此，哲学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很可能大于所有学者或科学家，哲学家也更强有力地决定着知识分子行使其审查职能的方式。至于科学研究专家，只有当他不再充当专家、而开始把自己研究领域的进展加以哲学化时——通常只有在知识分子出于跟他在科学领域的地位无关的理由而接纳他之后—— 他才能在影响大众方面，与哲学家一争高下。
因此，本质上，任何时代的“舆论氛围”，都是一套普遍的“成见”，知识分子就是根据它们来判断新的事实和看法的重要性的。这些成见，其实就是把科学研究成果中知识分子认为最重要的方面加以运用而已，把专家的研究成果中给他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东西变换花样运用到其他领域而已。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这类思想时尚和口号；反过来，这些玩意又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支配着知识分子的思考。不管是“历史方法”还是进化论，不管是19世纪的决定论，还是相信环境比遗传因素更重要的学说，不管是相对论还是相信潜意识的理论——所有这些一般性观念，都曾经被奉为检验不同领域的创新的试金石。历史似乎证明，这些观念越不那么具体、不那么精确（或者说其内容不容易被人理解），其影响面反倒越宽广。因而，某些几乎不能用文字表述的模模糊糊的印象，竟也能产生深刻影响。有人相信，在社会事务方面，相信刻意的控制或自觉的组织管理的结果，永远要优于不受某个天才人物指挥的自发过程，或者相信，任何按照计划建立起来的秩序，肯定优于种种对立的力量自行均衡中产生的秩序：这样的信念，就属于模糊的印象，但却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的发展。
惟一明显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在比较正确的社会理念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里，他们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嗜好，即表现为喜欢从抽象的理论中提炼出口号，喜欢给人们在正常的交流中流露出的雄心寻找理由，并将其推向极端。民主是件好东西，于是，他们便认为，民主原则贯彻得越彻底越好。近来影响政治发展最大的普遍性观念，当然是物质平等的理念。显而易见，它并不是自发形成的、从一开始就被应用于个体间关系的道德信念，而是一种由知识分子无中生有地构想出来的，其含义及其是否能适用于具体案例，实在大可怀疑。尽管如此，在选择社会政策时，它却作为一条选择原则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从而施加了一种较持久的压力，驱使社会形成了一种谁也想象不到的制度安排。一项具体措施，如果能够带来更大程度的平等，人们就认为它值得施行，而根本不再从其他角度予以考虑。在每个具体问题上，引导舆论的人士明确强调这一方面，于是，平等理念就强有力地决定着社会的变革，其程度甚至为其倡导者始料不及。
然而，不仅仅是道德理想发挥着这样的作用。知识分子对社会秩序问题的态度，有的时候也可能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进步带来的结果，而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对具体问题形成的错误看法，在一定时期内，似乎具有它背后的最新科学成就的一切魅力。一项真正的知识进步，会不巧成为新谬误的根源，这本身一点都不令人惊奇。如果新的普遍原理，不会推出任何错误的结论，它们岂不成了再无需修正的终极真理？尽管在通常情况下，从这些新的普遍原理中得出的错误结论，其实以前我们就已经相信了，因而，它似乎并没有导致新的错误，但是，如果说从一种新的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有效的新结论能够证明它的价值，那么，同样，从新理论导出的其他一些结论，也可能被未来的进展证明为错误。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错误的信念看起来似乎具有支撑它的最新科学成就的全部魅力。虽然这种信念在被应用于具体领域的时候，有可能遭到所有科学证据的否定，但在知识分子的法庭面前，根据支配着他们的思考的那些观念，它仍然会被挑选出来，从而成为最合乎时代精神的立场。因而，获得大众青睐和广泛影响力的专家，不会是那些已得到同行承认的人，而经常是这样的人：他们被同行视为怪人，只有业余水平，甚至是骗子，但在普通公众眼里，他们却成了该学科最广为人知的代言人。
具体而言，毫无疑问，过去一百年间，人类掌握的利用自然力量的方法，对于人们形成下面的信念发挥了极大作用，即运用同样的方法控制社会力量，也能使人类的状况获得相当大的改善。历史将会证明，借助于工程学的技术，按照一个单一的整全计划，指挥人类一切形态的活动，这样的办法也能在社会中取得成功，绝不会逊色于它在无数工程项目取得的成功——乍看之下，这样的结论很有道理，大多数为自然科学的成就欢呼雀跃的人，无法不被它引入歧途。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需要提出有力的论据才能驳倒促使人们得出这种结论的顽固的成见，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迄今仍未正确地阐明这些论据。仅仅指出以这种推理为基础的个别建议有缺陷是不够的；我们要提出的论据必须能够深刻地揭示，已经在众多领域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带来长足进步的方法，其功效为什么也是有限的，而如果超出这些限度，就必然变成有害的：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绝不能松劲。这项任务迄今仍未有人令人满意地完成，而要清除这种社会至上主义的冲动，我们就必须完成这项任务。
当然，这仅仅是如果要驳倒目前流行的种种有害的观念就必须实现的诸多知识上的进步之一端，我们是否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最终要由关于非常抽象问题的讨论之胜败来决定。像实干家那样根据自己对个别领域的亲身了解而断言，起源于较抽象的观念的社会至上主义理论肯定不可行，仅此是不够的。这些实干家的想法可能完全正确，但是，如果他不能辅之以对纯观念的有效反驳，他的抵制就会失败，他预见到的一切悲惨结局仍会降临。只要知识分子掌握了更有效的论证，那么，在具体问题上最坚实的反对意见，也会被社会漠然置之。
五
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那种使更多人跻身知识分子行列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并且有助于我们解释他们中间最有能力的人，为什么纷纷倒向社会至上主义。跟其他集团内部一样，知识分子中间当然也是意见歧出，但总的说来，知识分子中间比较活跃、聪明、有原创性的人士，确实最有可能青睐社会至上主义，而抵制这些主义的人士，其才能经常稍逊一筹。在社会至上主义观念开始渗透的早期阶段，这一点尤为明显；到了后来，在知识界之外公开宣示自己的社会至上主义信仰，仍可算是一种勇敢的举动，但由于知识分子中间支持社会至上主义的舆论压力已经非常强大，因而此时，一个人，需要具备比信奉他的同行们认为“现代”的观点更高的力量和独立性，才能抵制该主义。举例来说，凡是结识大学各系大量教员（而从这种观点看，大学里的多数教员都属于知识分子而非专家）的人，都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下面的事实：今天，才华最为出众、最受欢迎的老师，更有可能是社会至上主义者，而那些持有保守的政治观点的教员，经常是些平庸之辈。这种情况本身自然就是促使年轻一代加入社会至上主义阵营的重要因素。
社会至上主义者当然只从这种现象看到一点：当今时代，比较明智的人肯定会成为社会至上主义者。但这远非必然的解释，甚至不算最有可能给出的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对于承认现存秩序而又才能出众的人，无数获得影响力和权力的通途都敞开着；而对于那些心怀不满、牢骚满腹的人来说，从事知识活动，是获取影响力和权力的最有指望的途径，而这种影响力和权力有助于他们实现自己的理想。事情不只如此：具有保守倾向而又才能一流的人，一般都只有能从知识工作本身得到乐趣时才选择从事这一职业（而这一选择往往意味着要牺牲自己的物质报酬）。因此，他更有可能成为一名专业学者，而不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相反，对于思想较为激进的人来说，知识的追求通常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过是他们获得职业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影响力的途径。因此，事实的真相可能并不是社会至上主义者通常都是聪明人，真相是，在最聪明的人中间的社会至上主义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投身到现代社会中能使他们对公众舆论施加决定性影响的知识事业中去了。
什么样的人会成为知识分子，也跟他们是否对普遍性的抽象观念具有浓厚兴趣有密切的关系。与那些旨在一点一滴地改进现存秩序的人士的更实际的短期考虑相比，思辨全盘重建社会的方案，更合乎知识分子的口味。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社会至上主义思想的诱惑力主要在于其空想性。就此而言，极为大胆地沉溺于乌托邦思想，乃是社会至上主义者的力量的一大源泉，而这一点，正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严重匮乏的。两者间的这种差异，对社会至上主义大为有利，因为思辨抽象原理正好为那些不愿意了解当今时代之实际生活的人士提供了表演自己想象力的机会，它也满足了这些人理解任何社会秩序的理性基础的合理欲望，并为其宣泄自己的建构冲动提供了可能性，而自由主义在大获全胜之后，已经没有给这种冲动留下什么宣泄口了。出于自己的本性，知识分子向来就不关心技术性细节或现实的困难，能够令他动心的，就是广阔的远景，就是对计划体制所允诺要建立的整全的社会秩序的似是而非的理解。
社会至上主义者的玄想更能满足知识分子的口味，这一点，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力来说是要命的。一旦自由主义政治纲领的基本要求得到满足，自由主义思想家就会转向细枝末节问题，而忽视了自由主义一般性哲学的发展问题，结果，自由主义就不再是一个能为深入的思辨提供余地的活在生生的问题了。因此，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只有社会至上主义者提出了多少有点像是明晰的社会发展纲领的东西，一幅他们所追求的未来社会的图景，一套指导具体问题之决策的普遍原则。尽管在我看来，他们的理想也同样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如果将其付诸实施，必须会造成种种事与愿违的结果，但这并不能改变下面的事实：他们要求实现社会变革的纲领，乃是惟一一份真正影响了社会制度变革的纲领。正是由于他们的纲领是一大群人所信奉的惟一一套明晰的社会政策哲学，惟一一种提出了新问题、开辟了新视野的思想体系或理论，因此，他们的纲领成功地赋予了知识分子的想象力以灵感。
在这一时期，决定着社会之真正发展的，并不是相互冲突的理念间的争斗，而是现状与社会至上主义者呈现给公众的未来可能实现的社会理想之间的冲突。人们提出的其他纲领，几乎都没有提出真正的替代方案，大多数不过是更极端的社会至上主义与现存秩序间的妥协或折中。如果有人想鼓吹比较极端的社会至上主义纲领，那他所需要的不过是让自己提出的所有社会至上主义建议，在那些天生就相信真理肯定存在于两极之间某个中点上的“明智而审慎的”人士眼里比较合理而已。我们似乎只能沿着一条道走下去，惟一问题只是，我们的步子应当多快，我们应当走多远。
六
假如我们对比一下社会至上主义理论家的立场与反对他们的老式自由主义的立场，则社会至上主义的思辨性对知识分子具有特殊吸引力的意义就更加显豁。这种对比也会促使我们正确地评价侵蚀自由社会之基础的思想力量，并从中学到一些经验教训。
非常反常的是，让自由主义思想家丧失其广泛影响力的一个主要障碍，与一个事实密切相关：在社会至上主义真正实现之前，自由主义思想家总是有更多机会直接影响当前的决策，因此，他不屑于空想社会的远景，而这正是社会至上主义的力量所在；事实上，自由主义思想家甚至缺乏从事这种思辨的勇气，因为这样的思辨有可能使他当前少做一些好事。他影响现实决策的权力不管有多大，都可归功于他跻身于现存秩序的代言人之列，而假如从事能够吸引知识分子的思辨活动，他就会危及自己的地位，尽管他本来可以通过知识分子而影响社会更为长远的发展。为了能对掌权者发挥影响，他就得“讲究实际”，得“机敏”、“现实”一些。如果他关心的是当前的问题，他就可以赢得影响力和看得见的成功，他可以在跟他大体上具有相同世界观的人中间博得声望。但这些人没有在塑造思想氛围、思辨一般原理的人们中间得到过多少敬重。事实上，如果他真地致力于远景的思辨，他很可能被讥为“不正常”，甚至被当作半个社会至上主义者，因为他不愿承认现存秩序就是他所追求的那种自由制度。
假如不顾这些而继续努力进行普遍性思辨，他很快就会发现，同那些似乎与他的信念大体相同的人保持很密切的关系，也不能令自己安全，他很快就会陷入孤立状态。当今时代，恐怕没有哪项工作比为自由社会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哲学原理这样一项根本任务更吃力不讨好的了。因为承担这一使命的人，肯定承认现存秩序的基本框架，因此，在很多更具玄想色彩的知识分子看来，他只是替现状辩护的胆小鬼而已，而实干家又会把他当做不切实际的理论家而对他不理不睬。在那些只知道世界就跟“谈论思想一样可以轻易”改变的人士看来，他不够激进；而在那些只看到“形势比较严峻”的人士眼里，他又太激进了。如果他利用自己的优势，比如从实干家那里获取支持，那他几乎肯定会遭到那些他必须赖以传播自己观念的人的蔑视。与此同时，他也需要非常小心，避免夸夸其谈和耸人听闻。社会至上主义理论家即使提出了最愚蠢的提议，也不会在同伙中丢脸，而老式自由主义者却会因为提出某项不切实际的建议而责怪自己。但在知识分子看来，他依然没有思想，不够前卫，他要求进行的社会结构之变革和改进，与他们那种更加不受束缚的想象力所构想出的东西相比，似乎仍太有限。
至少在自由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进一步的改进只能针对细枝末节的社会中，自由主义的纲领不可能具备新发明的东西的魅惑力。要正确地认识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改进需要的知识，超出了普通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有关现存社会之运行机制的知识。同那些革命性纲领相比，关于这类改进措施的讨论，只能在较为实际的层面上进行，这就是使其过于复杂性，从而对知识分子没有多大吸引力，而且还经常不得不跟那些自己深恶痛绝的人打交道。最熟稔现行社会运行方式的人，通常也是那有志于维护该社会的某些特征的人，而这些特征却可能无法获得普遍原理的支撑。有些人渴望建设一种全新的未来秩序，他们也自然会转而寻求理论家的指引。与此不同，忠于现存秩序的人通常也会认为，他们对这个社会的理解要比任何理论家都深刻，因此，他们通常拒绝他们不熟悉的东西和仅在理论上存在的东西。
为捍卫自由的系统的政策探寻坚实的而公正的理论支持是相当困难的，这已不是新问题。社会对我最近的一本书的态度，经常令我联想到阿克顿勋爵早就说过的一句话：“任何时候，真诚信仰自由的人士总是寥寥无几，自由的胜利一向要归功于少数人，他们与一些目标与自己不同的盟友结盟才获得了胜利；而这种结盟总是很危险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因为这样恰好给了反对派以反对的口实……。”更近一些，美国目前仍在世的最杰出的一位经济学家也用类似的口气抱怨说，那些忠于资本主义制度之基本原理的人士的一面主要任务是，为了捍卫这种制度而必须经常反对资本家们——事实上，从亚当·斯密至今，所有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导致诚心惦念着自由事业的实干家疏远那些决定着观念领域发展进程的人士的最严重障碍在于，他们对理论思辨极不信任，他们也总是迷恋正统思想。正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问题，在他们与献身于同一事业的知识分子之间，筑造成了一道几乎难以逾越的壁垒。但欲使此一事业获胜，则后者的协助乃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对捍卫一种制度的人来说，有那种倾向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实践已证明了该制度之合理性，在他们看来，此制度是否得到知识的论证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这种倾向对于该制度之生存却是致命的，因为它抛弃了它最迫切需要之支撑。任何自居正统的思想观念，任何断言某一观念体系已达到终极状态、因面必须不加怀疑地全盘接受的谮妄，都必定会激起所有知识分子的反感，不管这些知识分子对具体问题有何立场。任何思想体系，如果是根据人们与一套僵化的观念是否完全保持一致、根据人们是否“正常”或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与正统看法一致来对其下断语，就会失去一种支持，而没有这种支持，任何观念都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影响力。批评公认的看法、探索新的远景、试验新观念的能力，提供了一种知识分子离开就无法生存的精神氛围。一项事业，如果不能给知识分子提供挥洒余地，就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在像我们这样必须依靠他们的努力的社会里，注定要失败。
七
诚如我们所知，自由社会内部可能只有某种自我毁灭的力量，也即自由一旦实现，人们就会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再珍惜这种自由，而作为自由社会之本质特征的观念的自由生发，有可能对其所仰赖的基础造成破坏。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说，自由的理念对于美国这类国家的青年人的吸引力，要少于对那些知道失去自由意味着什么的国家的年轻人的吸引力。而种种迹象表明，在德国等国家，对于从来不知自由社会为何物的年轻人来说，建设这样一种社会的使命，可能像过去一百年间涌现的种种社会至上主义方案一样令他们兴奋和入迷。你在向德国学生谈论自由社会的原理时会发现，这些学生比西方民主国家的学生更容易受感染、也更热情，尽管很多访问德国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但这一点总是有点异乎寻常。在英国，年轻人中间也新出现了对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兴趣，而几年前还没有这样的事。
这是不是意味着，只有当人们失去自由时才会珍视自由？而各地必须先经历一段社会至上主义全权制度的黑暗阶段，维护自由的势力才能重新获得力量？可能确实如此，不过，我希望不必如此。但只要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决定着公众舆论的人士继续被社会至上主义理念所吸引，这种趋势就仍将继续下去。如果我们想避免这样的趋势，我们必须能够提供一个对这些人的想象力有吸引力的自由主义新纲领。我们必须把建设自由社会视为又一次知识上的探险，一次充满勇气的行动。我们所匮乏的，乃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一种看起来既不是仅仅维护现状，也不是稀释了社会至上主义，而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激进主义的纲领；它不管是否触犯权势集团（包括工会），它不是过于专注于现实问题，不仅仅局限于马上就在政治上可行的事情。我们所需要的知识领袖，能够拒绝讨好权势人物，乐意为一种理想而奋斗，不管这种理想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的前景是多么的渺茫。他们必须是乐于坚持原则、为完全实现自己的理想——不管这个理想多么遥远——而奋斗的人。他们必须把实用主义的妥协留给政客。自由贸易或机会自由依然是能够激起很多人的想象力的理想，而单靠“合理的自由贸易”或“放松管制”等政策，既不可能赢得知识分子的敬重，也不大可能激发出他们的热情。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需要从社会至上主义者的成功中学到的主要经验就是，他们敢于做空想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使他们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进而也得以影响公众舆论，而正是这种舆论，每天都使得当下看起来根本遥不可及的事情有可能变成现实。有人一门心思只关注目前的舆论认为具有可行性的事情，他们总是发现，这种眼下具有可行性的事情，也很快就变得在政治上不可行了，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加以引导的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除非我们能使自由社会的哲学原理再一次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知识问题，使探讨这一原理成为激发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活力的天才人物的机智和想象力的一项使命，自由的前景确实是暗淡的。但如果我们能够找回自由主义鼎盛时期的标志，即坚信观念的力量，那么我们就不会在这场战斗失败。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在很多国家开始复兴。此正当其时欤？
本文来源于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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