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 何为中国：从天下到万国与纳四裔入中华

牛津大学出版社

前言

這本小書中想討論的是這樣一些問題，即什麼是「中國」，現代中國是怎樣從古代中國逐漸形成的，這個包含了眾多民族、複雜文化和龐大疆域的「中國」，在當下面臨着什麼樣的問題？

為了討論這些問題，我必須同時討論以下幾個有關「中國」的關鍵詞，即「世界觀」、「國境」、「民族」、「歷史」、「周邊」和「現實」。簡單地說就是：第一，古代中國的「天下觀」是否轉化或者如何才能轉化為現代中國的「世界觀」？這涉及當下中國如何看待傳統朝貢秩序，面對現代國際秩序。第二，傳統中國的「疆域」是否可以形成或者如何轉化為現代中國的「國境」，這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反思如今有關「領土」問題發生的種種爭論。第三，近代以來，中國為何在「從天下到萬國」的同時，總是試圖「納四裔入中華」，建構一個龐大的中國和中華民族？這可以讓我們理解，為什麼現代中國人仍然有「大中華」的觀念，也可以讓我們理解，為什麼面對中國民族史的時候，很多學者不由自主要使用「漢化」或者「涵化」的概念；第四，現在我們所說的「中國文化」，究竟是如何從歷史中逐漸形成的，這可以讓我們反思，今天所謂「中國文化」究竟應該是單數的還是複數的？第五，近世以來，「周邊」尤其是東亞諸國的彼此信任是什麼時候消失的，東亞各國何以漸行漸遠？這可以讓我們重新理解近世東亞變動中的國際關係。第六，我將從文化衝突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資源，究竟是否能夠成為一種理性力量，導致國際和平和地區穩定？

以上這些問題，雖然都是在討論「中國」，但事實上，當我們討論「中國」時，也不可避免會涉及「亞洲」的鄰居，比如日本和韓國（也包括朝鮮、越南等等），甚至涉及到西方世界。生活在這樣一個互相聯繫又互相依賴的世界裏，我們希望反思歷史所帶來的理性，可以讓我們抑制情感驅動的民族主義立場，在同一個世界中相敬如賓，彼此尊重。希望我能夠與讀者一起，在這本小書中討論這些關係到你、我、他的大問題。

當然，必須說明的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的這些討論總是習慣性地從「歷史」出發，因為我希望我能夠做到「導論」裏所說的，「不僅通過歷史知識認識自我，而且通過歷史知識與周邊鄰居形成一些共識」。

二○一三年十二月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後記

這是在日本的辻康吾先生以及北京的陳冠中先生等很多朋友的鼓勵下，才編成的一本小書。這本小書的日文版《中國再考——疆域、民族、文化》於二○一四年二月由日本著名的岩波書店出版，收入「岩波現代文庫」，我在這裏要特別感謝辻康吾先生和岩波書店。而本書中文版，則由陳冠中先生建議，交給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和日文版比較起來，中文版做了較大的增補和修改，特別是補寫了「民族：納『四裔』入『中華』」一章。

我希望通過這本小書，與讀者分享的是，一個中國學者如何理解「中國」、「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也希望讀者了解，一個中國學者如何理性地分析中國與周邊的現實。我承認，各個國家的學者在面對歷史與現實的時候，都不免有民族立場和文化感情，不過，一個學者之所以可以被稱為學者，就是因為他在立場和感情之外，還有迴溯歷史的知識和理性思考的能力。

收錄在這裏的導論以及六章，原本是在不同場合的演講或報告，一部分內容，已經見於我在二○一一年出版的《宅兹中國》一書。不過，為了全書更加系統，更加簡明，在收入本書的時候，我做了很多修訂，不僅增補了一些資料，而且有意識地讓各章能夠互相呼應，使它更像一部事先內容結構經過設計的小書。

需要說明的是：

「導論」是根據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 Korea Academic Research Council (Seoul) 舉辦的 A Series of Special Lectures by Distinguished Scholars 上的演講稿改編的，原題就是「歷史、文化與政治：有關「中國」的歷史形成與認同困境」。

第一章「世界觀：從古代中國的『天下』到現代世界的『萬國』」是我在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古代中國文化」課上的講稿，也曾經在美國密西根大學比較文學系演講過，原曾收入《古代中國文化講義》（台北：三民書局，二○○五）。

第二章「國境：有關『中國』疆域的討論」是我在中國深圳參加《南方都市報》組織的一次座談會的演講大綱，後來發表在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的《南方週末》。這次做了較大的修訂和增補。

第三章「民族：納『四裔』入『中華』」，是二○一三年我在向岩波書店交出書稿之後才補寫的，並未發表，計劃將在二○一四年二月香港中文大學「丘鎮英學術講座」上宣讀。

第四章「歷史：從長時段看中國文化」也是根據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 Korea Academic Research Council (Seoul) 舉辦的 A Series of Special Lectures by Distinguished Scholars 上的演講稿修改而成的，原題是「疊加的、凝固的與斷續的——從歷史看中國文化」。

第五章「周邊：十六、十七世紀以來中國、朝鮮與日本的彼此認識」是綜合了我在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二○○七）、日本關西大學（二○○八）、泰國曼谷「亞洲未來論壇」（二○一三）的幾次演講綜合而成的。

第六章「現實：中西文化差異會導致衝突嗎？」是二○一二年十一月，由中華文化促進會和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聯合在北京「兩岸人文對話」上發言的文稿，至今未曾發表，當然在那次發言之後，我對文稿做了大幅度的增補和修訂。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余英時先生為本書的中文版題寫了書名。從二○○九年以來的四年裏，我每年都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一個半月的訪問教授，而在這四年中，讓我覺得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能和余英時先生和陳淑平先生經常見面聊天，在這些海闊天空的閒聊中，我得到了相當多的啟迪，余先生退休之後，雖然隱居於林下，卻仍如老子所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能和余先生有那麼多的交談，也許，就是古人說的「緣份」罷。

二○一三年歲末於上海

本文来源于《何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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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

——在云南大学的演讲记录

文|葛兆光

来源|《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今天，我很荣幸在云南大学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我要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学界又要来谈论“何为中国”？

　　 也许大家都注意到，2011年我出了一本书叫作《宅兹中国》。在这本书以后，2014年我又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何为中国》。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出版了一本《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这几年，总共写了三本有关“中国”这个概念的书。在出这三本书的几年里，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中国”成了一个话题，讨论得很热烈。过去我们觉得，“中国”是一个不言而喻、不需要讨论的概念。我们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中国通史，似乎很少专门去讨论“什么是中国”。可是最近几年，除了我写的这三本书以外，有很多有关于“中国”的书出版。比如考古学家许宏，他写了一本《何以中国》。他是讨论早期中国怎样从一个满天星斗的格局，逐渐转向月明星稀的格局。在这个月明星稀的过程中，“中国”怎样浮现出来？许倬云先生在前年出版了一本书《说中国》，讨论中国这个复杂共同体的形成。这本书原来的书名叫《华夏论述》，出了以后影响很大。另外，新加坡王赓武先生也写了一本《更新中国》，英文版是Renewly。另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了刘晓原的《边疆中国》。我们的老朋友李零也在三联书店出版了四卷本《我们的中国》。你们看，这个“中国”成了讨论的大话题。

　　 可是，为什么“中国”或者说“何为中国”这个话题，现在这么引人注目？让我简单地回溯一下历史。

一

　　 在历史上，什么时候中国人要讨论“中国”？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得不重新讨论“何为中国”？我觉得有三个时代，中国人特别热衷讨论“中国”。第一个时代是北宋。我一直觉得，从安史之乱的755年到澶渊之盟的1005年，这整整两个半世纪，实际上是中国史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大家如果看澶渊之盟（1005年）之后的思想界，可以注意到，突然出现了很多讨论“中国”的文字。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用“中国论”这样的名字来命名的文章。大家看一看，就知道对于“中国”的焦虑在他的心目中是怎样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关于“正统论”的讨论在当时也是非常热闹。大家都知道的文学家欧阳修写了《正统论》。他的一些朋友，就和他反复论辩谁是正统？谁是中国？谁是华夏文化的代表？同样，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段时间“春秋之学”非常兴盛。为什么春秋之学非常兴盛，春秋之学里又为什么特别注意“尊王攘夷”这样的观念？

　　 显然，他们针对的是当时北宋面临的危局，也就是北宋疆域缩小了，强邻出现了。钱钟书先生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到了宋代，本来的八尺大床变成了三尺行军床。中国由原来大唐帝国时代无远弗届，突然缩小到只有汉族为主的这么一小块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内外的问题。邓小南教授在《祖宗之法》一书里说，胡汉问题在北宋似乎消解了。可是，胡汉问题又从原来内部问题变成了外部问题，也就是华夷问题。大家回看历史，在唐五代，中国这块地儿上，胡汉杂糅非常普遍。我举几个例子，白居易祖上是汉人吗？白居易的祖上不是汉人；刘禹锡是汉人吗？刘禹锡也不是汉人，祖上是匈奴人；晚唐时代，有好几个宰相，都有胡人血统。可是，到了北宋，这些族群都融入了汉族中国，很多人追溯祖上，就往往说“太原人也”“大名人也”“洛阳人也”。似乎到了北宋，疆域之内基本上都成了同一性很高的一个族群，胡、汉问题在内部似乎已经解决了。可是，在外部，辽、夏、大理、高丽环绕，却成了严重的华夷对峙，也就是说，外部有强大的对手，因此，宋代君臣内心焦虑就很厉害。到了澶渊之盟以后，北宋基本稳定下来，大宋与大契丹并立共存。这个时候，谁是“中国”，谁是“华夏”，谁是“正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正是因为如此，在整个北宋，“中国”的名实之辩，就成了一个问题。大家都在反复讨论，怎样的是“中国”，谁应该是“中国”？在当时，大宋面对的强敌是契丹辽。辽国比你还强大，你不承认他也是正统？我说一个故事，当时，辽国与北宋打交道，说我们往来国书里面，彼此称北朝和南朝，国书里面写北朝皇帝致南朝皇帝，怎么样？如果是北朝皇帝致南朝皇帝，那就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可是，北宋皇帝下令叫大臣们讨论。讨论了半天，大臣们决议说，国书还是要用大宋皇帝致大契丹皇帝，因为我们跟你们不是一个“中国”。你们是契丹，我们叫大宋，这仿佛就是“一边一国”了。这里面表现的北宋君臣的“中国”观念，就是严分“华夷”。如果你研究中国思想史，讨论北宋为什么会出现道学？其实，跟这种对“中国”的焦虑，捍卫文化意义上的汉族中国的正统性有很大的关系。有这种焦虑，才会出现道学。可是，过去哲学史也好思想史也好，不是太注意这一个大背景，其实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

二

　　 接下来，我要讲讨论“何为中国”成为话题中心的第二个时代，也就是20世纪上半叶，大体上是晚清到民国。从1894年、1895年甲午海战、马关条约以后，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热衷讨论“中国”和“中华民族”，是因为从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中国面临外部威胁，内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以康有为、梁启超、蒋观云为代表，他们认为，要保存大清帝国所奠定的这个多民族、大疆域国家。梁启超率先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因为一方面要维护大清帝国遗留的族群和疆域，另一方面要顺应当时国际上所谓“民族国家”潮流。因为当时世界趋势是建立“民族国家”，就是意大利人马志尼讲的“一个民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是一个国家”。这个观念在当时影响很大，包括日本也流行这种说法。可是，日本刚好是相对单一的民族和国家，中国不是。为了符合这个“民族国家”的模式，就要塑造整个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对应的国家就是“中国”，就是延续了大清帝国族群和疆域的中国。不仅是梁启超，康有为在1911年民国建立之后，还写信给黎元洪说，大清辛辛苦苦打下江山，开拓疆土，不能丢了。这些人大体上是近代史上所谓的保守派。他们既对大清王朝多少有些感情，也觉得大清遗留的疆土不能分裂。

　　 那另外一派，也就是所谓“革命派”则相反，像章太炎、孙中山、朱执信、汪精卫他们。大家都知道，晚清革命者有一个口号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们最初想法，就是要恢复一个汉族中国，用汉族民族主义来作为革命的动员力量。他们说，自从明朝灭亡，中国已经亡了。中国亡于什么人呢？亡于满清“鞑虏”，所以要把中国从“鞑虏”那儿解放出来。因此，虽然他们也是要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建立“民族国家”，但这个民族国家是汉族民族国家。他们觉得，这才叫做“中国”。总之，他们最初目标是要恢复一个汉族“中国”。

　　 这两种关于未来“中国”的设想冲突很厉害。可是有趣的是，革命派打下天下，却不得不接受保守派的想法。大家可能读过《清帝逊位诏书》，里面要求维护中国的“五族共和”。1912年，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发表就任演说的时候，他也接受了“五族共和”。这里原因很复杂，不必多说。后来，大概在1917年还有人提出，中国不应该叫“五族”应该叫“六族”，因为西南还有人数众多的“苗彝”，所以应该叫“六族共和”。那么，当中华民国接替大清王朝，它就不得不维护大清帝国的天下，包括庞大的疆域和不同的族群。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怎样使多民族多信仰的民众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国”里？

　　 大家要注意，日本当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就提出，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应该在长城以内，关外就是满蒙，是另外一些国家。这种说法明治时代就开始有了。当时日本对中国有领土的企图，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分成若干国家。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就提议中国应该在长城以南，要么守住汉族“中国”，要么分裂让列强管理。像有贺长雄的《支那保全策》和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影响就很大。可是要注意，日本对中国，一方面给予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激起的反弹也很大。自从1894年日本跟中国发生海战以后，中国上下普遍已经认定，未来中国的敌人和威胁就来自日本。所以当日本舆论强调中国应该分裂的时候，中国的反应恰恰是要反抗分裂，维持国土完整。

　　 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稍稍喘过气来，维护主权和领土的意识就更加高涨。恰恰这个时候，日本开始对中国侵略。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和日本关于“满蒙”的争论就越加激烈。凡是中国学者，都强调大一统中国，强调满蒙回藏族群和疆域属于中国。可是日本却始终要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出去。所以，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中国疆域史、民族史、边疆研究的热潮，好些现在还用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疆域史》都是那时写出来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写了《东北史纲》，也写了《中华民族是整体的》。顾颉刚去西北考察，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样的文章。大家都知道，1939年，就在云南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顾颉刚、白寿彝、傅斯年他们这些学历史的，认为中国是整体的，非常反感民族学家对民族的识别；甚至认为吴文藻、费孝通他们搞民族识别，实际上是怂恿国内各民族发展自我意识，是在分裂中国，是在给帝国主义提供借口。所以，从学术倾向到政治倾向，这个时候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产生了微妙的立场差异。

　　 显然，1939年的争论就是为了维护统一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巨大非常现实的压力。在这个压力面前，学术分歧只好放在一边，全国全民就只能保持一致，维护统一中国。最终，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出现了两本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重要著作。一本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族，各个民族就像是大家族里的分支，大家来源是一个，也都是亲人，所以中华民族、中国就应该是完整的。另一本最重要的著作，现在很少有人读，也很少有人提起，就是罗梦册的《中国论》。他的这本《中国论》要说的话，和现在某些学者很像，就是论述中国是一个文明，既不像帝国也不像国家，我们这个文明就是大家在一起的。大家看这个《中国论》，再对比北宋石介的《中国论》，可以看到，将近1千年里，有关中国的焦虑始终存在。这是第二次有关“中国”讨论的热潮。

三

　　 那么第三次，应该就是当下。很多人会问，现在为什么又要讨论“何为中国”？这不是问题嘛。按照现在的观念，“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是960万平方公里，民族有56个，人口差不多14亿，这些好像都毋庸置疑。可是，为什么现在又来讨论“何为中国”呢？

　　 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崛起了，可是，崛起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除了国力变强之外，也有外与内两方面的问题。从外部来说，当中国崛起，中国跟现在世界上通行的国际秩序，就会发生一定冲突。蛋糕要重新分配吗？利益要重新调整吗？打个比方，好像一个很挤的车厢，车厢上只能容五六个乘客。这五六个乘客都规规矩矩站着就算妥了，可是，现在有一个乘客突然变得特别胖，胖了以后原来各自占有的空间会发生变化。这样会不会引起冲突？是接受大家各安其位的原有空间，还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这就要对自我重新界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当国家不断发展的时候，我们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和族群差异，就越来越厉害。不平衡的情况下，内部认同也出现问题。为什么大家要认同这个国家，凭什么要认同，在什么共识上认同？如果大家看过亨廷顿的《我们是谁》就可以知道，“认同”问题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一个新的认同基础，变化了的国家很难建立稳定秩序。因此，这就出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要重新认识历史中国是怎么样的？第二，要认识现在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第三，要认识中国未来要如何和世界相处？因此，学术界会来讨论这些问题，什么是“中国”？“中国”应该是怎么样的？

　　 显然，学术话题也有现实背景的刺激。有一次在美国哈佛大学开会，来自各方面的学者就讨论了很久，有一些问题，大家觉得有可能是引起中国人焦虑的原因。什么问题呢？归纳起来是三类，一类是民族问题，一类是周边问题，一类是国际问题。这些都反过来刺激我们历史学家的思考，中国应该怎样自我定位，应该怎样安顿自身，这就是我们要讨论“何为中国”的大背景。

　　 这些背景，使得学术界不能不关注“何为中国”。记得有一次参加哈佛中国基金会的讨论，问题是如今什么领域的问题值得注意？讨论的结果中，有几个大家都觉得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疆域，一个是族群，一个是国家，还有一个是认同。我们今天讨论“何为中国”，其实，围绕的就是这几个关键词。但是，我要把话说回来，也就是说我们毕竟是历史研究者，我们有焦虑，也试图给这个国家或者历史的问题去寻找病源，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诊断病源的医生，而不是开刀动手术的医生。开刀动手术是政治家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责任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困境在历史上是怎么过来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何为中国”的重要原因。

六

　　 现在，我归纳一下，“中国”究竟是什么？“中国”的内外究竟应该怎样认识？

　　 我想，我们有我们的判断和角度。最近国际学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就是自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出来以后，大家会接受一个说法，就是“民族国家是近代建构出来的”。但是即使在西方，也有另外一些不同的理论，比如1991年安东尼?史密斯写的《国族认同》，就针对这个说法进行反驳。其实，如果从历史而不是从理论来看，单纯是建构，或者单纯是本质的说法，都忽略了另一面。从历史上看，民族国家有本质的、核心的那一面；也有建构的、想象的那一面，必须要把这两面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说，首先，中国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共同体。自秦汉奠定基本核心疆域以来，这个“中国”始终在延续，所以要在历史中理解中国。当然，中国的内和外，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的。但相对世界上其他地区来说，中国尤其是核心区域的政治、文化、社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是影响现在中国一个重要的因素。其次，我们要认识到，维持这个核心区域的稳定，从秦汉以来主要依靠的一是制度，二是文化，三是社会，当然还有共同历史。这和欧洲不太一样，所以，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请注意不是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中国和欧洲有可能不同。再次，我们要强调，尽管汉族现在是中国非常大的核心族群，但汉族也是杂糅和混融形成的，没有纯粹的汉族。最后，你也要承认，历史上中国也经过变迁和扩张。我们也要承认它有殖民，也是一个帝国，也曾经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普遍文明。只是近代以来，天变了道也变了。我们原来认为是普遍文明的华夏文明，被另外一个来自异域的西方文明取代。另外的那个文明，本来也是地方性的，但近代以来，它变成普遍文明。而我们这个原以为普遍文明的，却变成了地方文明。这是历史变迁大势，这一点大家要有理性的认识。

七

　　 现在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何为中国”？从学术史的角度说，就是我们讨论“何为中国”这个问题，问题意识来自哪里？回应方向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的问题意识来自中国历史学界过去若干年对于“中国”“中国史”以及“民族史”的讨论。大家都知道，历史学界对中国史到底应当包括什么内容？应该涉及什么族群与空间的历史？过去是有很多争论的。比如，谭其骧先生、白寿彝先生，他们基本上是赞同，凡是发生在现代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领土上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这是一个主流的看法。谭先生是伟大的历史地理学家，编制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而白寿彝先生在“文革”之后，主编了卷帙最大的四十卷《中国通史》。他们基本上持这种看法，也就是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发生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但是另外呢，以孙祚民为代表的学者们就认为，历史中国是不断变化的，不能把所有的历史都算作是中国历史，也要承认历史上有的地方是外国，有的族群是异族，中国有一个逐渐变化的历史过程。当然，我们承认，前一种说法目的是捍卫现代中国不可分割，有政治上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说法也会忽略一些问题。第一，用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说来比方，“多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而“一体”则应该是在建设中，还不是完成式，你得承认这个变化的历史过程。第二，如果把现代中国当作古代中国，就出现了汉族是多数民族，其他都是“少数民族”的固定看法。因此我们的“民族史”研究往往不怎么涉及汉民族，只涉及其他民族。我觉得，这会不会忽略当时有的民族所建王国，跟中原的王朝，可能就是国际关系？这个大家还可以再讨论。所以我们说，“何为中国”的讨论，也是回应历史学界如何书写中国史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回应中国政治领域。刚才我说了，为了论证政权的合法性、领土的神圣性、族群的一统性，有时候我们太依赖“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厖”这种说法，忽略了古代疆域和现代领土之间的差异。请大家注意，我说古代的时候我用“疆域”这个词，但是讲现代的时候我用的是“领土”这个词，古代疆域和现代领土不完全是一回事。同时，如果对此不作区分，也会混淆政府和国家的差异，或者说混淆王朝和“中国”之间的差异，甚至会混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要回应中国政治领域的一些习惯的、固定的观念。

　　 但是更主要的是第三点。我们讨论“何为中国”，也是在回应国际学界的一些质疑和看法。可能大家都了解，现在国际流行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比如说“全球史”，“全球史”说到根本就是超越国界、强调联系的整体史。在“全球史”里，“中国”这个概念，以“中国”为单位的历史研究，就往往被质疑。又比如后现代，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之类的说法，把过去历史研究中的很多基本单位，比如国家、民族、事实都看成是“书写”出来的、“建构”出来的、“想象”出来的。它质疑过去的历史观念，也冲击着我们的历史研究。比如，近来对我们形成挑战的蒙元史和清史。美国的“新清史”把清史不仅仅看做中国一个朝代的历史，而是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强调边缘的意义，调整大清帝国内部汉族本部和周边异族的重要性。这些理论、观念和角度，其实也在逼着我们回答“何为中国”，历史中国的疆域、族群和认同究竟如何这样一些问题。

八

　　 最后，我讲一讲我的结论。写完这三本有关“中国”的书以后，我不打算再写这方面的论著，要回到我自己熟悉的老本行去了。刚才我和大家讲，这些年我和我的朋友们之所以花了这么多时间去讨论“何为中国”，当然是有历史的、学术的和政治的背景刺激。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里不再多说。我就概括地说一下我对“何为中国”的最终几点看法。

　　 第一，我要强调中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上的疆域在不断地移动。我们不能用现在中国的领土和族群倒推历史，把所有在现代中国的族群、疆域和历史都看作是历史中国的。

　　 第二，我也要强调，从秦汉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核心区域的政治区域、行政制度和很强大的文化传承，也形成了华夏观念、内外观念，更形成了非常强大的中国历史意识。

　　 第三，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核心区域的“中国”也是杂糅的，它与王朝并不一定重叠。它本身的族群、政治、文化，是一个叠加凝固再叠加再凝固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是族群与文化“南下再南下”才完成的。同样，在这个历史里面，中国也曾是帝国，也曾有征服，也曾有殖民，这跟世界上其他帝国是一样的。

　　 第四，在清代以后，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但这个转型过程相当艰难和特别。它不是只有一个脉络，而是有两个交织的脉络，一个脉络是“从天下到万国”，另一个脉络是“纳四裔入中华”。这两个脉络合起来，你才能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它所带来的巨大问题。

　　 第五，正因为如此，兼有现代国家和天下帝国复杂性的现代中国，在当前国际秩序中就遇到了很多麻烦。如何处理这些麻烦，需要政治家高度的智慧。这不是历史学家能够解决的。

原文说明：2017年6月4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应邀到云南大学作了题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谈论“何为中国”》的学术报告。本文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科生徐子懿根据录音整理、葛兆光教授修改审定而成。由于这是一份演讲稿，在编辑过程中也作了相应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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