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政治：老百姓与政府打交道的艺术︱宋怡明

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教授，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系博士。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歷史學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主任。1994 年博士畢業進入加拿大麥吉爾 (McGill) 大學歷史系任教，後轉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2005 年起在哈佛執教。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明清及近代社會史。著作有《實踐親屬：帝制中國晚期的宗族與繼嗣》(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2) 與 《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2008，中文版2016），編有《明清福建五帝信仰資料彙編》(2006)、《A Companion to Chinese History》(2017)，合編《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2010)。近幾年致力通過民間文獻來研究明代衛所與地方社會，已出版相關著作《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教授是我在美访学期间的合作导师。第一次见面，他没有寒暄直接切入问题，让学了外事礼仪准备了一大堆客套话的我瞬间傻了眼。我的英语还不很流利，听得懂问题却无法用英语对答。半个小时在他的问话和我的懊恼情绪中滑过，跨出他的办公室，寒冬三月衣着单薄的我满头大汗。

和宋老师接触多了，才知道他为人非常和善，只是一进入教师角色便语词凌厉起来。他的学生少有不害怕他课堂提问的。每次他发问，他的博士生们就开始挠头，班上两位帅哥本来就不多的额前头发现在更少了。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
我向宋老师提出约访请求，他起初并未拒绝。可当我将有关华侨华人的访谈提纲给他，他却说：“我现在不再关注华侨华人问题，如果你要就这个问题访谈，我可以不接受你的采访！”我修改了访谈提纲，将访谈问题扩展到他的人生经历和中国历史研究，再一次约谈，仍没有成功，因为宋老师要去中国。紧接着是漫长的圣诞假期，他回了加拿大，我等啊等，好不容易迎来了开学后的第一次长谈。 

访谈首先从宋老师与中国的缘分说起。宋老师告诉我，他两岁时妈妈给了他一本有关中国的故事书，建立了他对中国的初始印象。后来十三、四岁到中国探望在华中工学院任外籍专家的父亲，是他第一次踏足中国。再后来中学毕业利用Gap Year的时间到中国任教，游历了中国很多地方，确立了他对中国的清晰认知。因为父亲是有名的经济学家，宋老师自小家学渊源颇深，他博览群书，这为他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因为对中国的喜爱，他在多伦多大学时选修了中文课程，这让他和大山（本名Mark Henry Rowswell，加拿大籍主持人、相声演员）成为同学。两人毕业后分道扬镳，宋老师去了台湾，大山前往北京。两年后宋老师申请到罗德奖学金（该奖学金有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去了牛津攻读东方学博士学位，科大卫先生是他的指导老师。读博士期间他曾去厦门留学，由此与族谱结缘。他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族谱资料，写作完成《实践亲缘关系：明清家族组织》博士论文，在海外历史学界和文化人类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推动了海外汉学界对于中国民间文献的研究兴趣。他还翻译郑振满教授的专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一书，将其介绍给西方学术界。

当被问到当时为什么要开展族谱研究时，宋老师笑言：“中国民间文献内涵丰富，历史不能只在图书馆里读！”事实上，他不仅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他去福建乡下的农村调研，在豆腐坊寄宿，做豆腐的夫妻俩人有三个孩子，可是家里只有两张床，条件相当艰苦，但他一住就是一年。

宋老师潜心族谱研究三十余载，由中国底层民众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中国历史，将这些研究外化为文字，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深刻。我想，这也是国际关系专业出身而偏好中文的宋老师颇具特色的一种研究视角。

2005年，宋老师应邀到哈佛任教。他主讲了一系列与中国历史相关的课程，从“海外华人”到“中国历史”再到“史学研究方法”等，内容涵盖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

听宋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记得当时旁听了他和包弼德教授给本科生合开的“中国历史”课程，讲堂是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楼下S020教室，每周四上午十点钟开始。宋老师旁征博引，从中华民族的缘起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尧舜禹的传说讲到中国梦，只要课程开始，他立刻像神采飞扬，语词犀利，听者掌声如潮。

他和欧立德教授主讲的“史学研究方法”课程更为有趣，时间定在每周二的下午两点，虽然公务繁忙，但是宋老师从未中断过这门课的教学。这门课使用的研究资料是中国民间文献，在我看来这都是不知道哪里收集来的我之前闻所未闻的“野史”，有些用语在我看来属于俚语，字句读起来已经相当拗口，还要在课堂上翻译成英文，很考验阅读者的中英文理解能力。学生们常犯错，为一个词语的理解要查证许多文献，为此争论不休，最后往往是宋老师一锤定音。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读钟人杰的故事，民间对钟人杰的评价颇高，在诗歌结尾处用了民间评书的常用表达，对于底层生活不熟悉的学生很难理解，但宋老师一语道破：“就像民间说书卖唱的，到精彩处立刻打住，然后开始打锣收钱。”这让我想到小时候看过的现场评书，一瞬间就理解了，并暗暗惊叹宋老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之深。
与国内的课堂不一样，哈佛的课堂管理相对宽松，在上课时可以吃东西，也可以随时向老师发问。哈佛大学向来是以批评来表示尊敬的，虽然老师掌控着课堂节奏，但并不是一言堂，学生的发问和老师的回答也构成了课堂很精彩的组成部分。记得班级有位女同学研究一妻多夫这一问题，她收集了相关文献并做了一场ppt展示，以证明一妻多夫也是可以接受的，并向宋老师发问。宋老师则用男性教授的视角告诉她：“可是从男性（或者我）的角度来看，这不啻为一场战争，在男性来说很难接受一个妻子有两个丈夫。”宋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有点脸红，女同学不以为然，现场听得我忍不住发笑，我想：同学精心准备并开展了一场严肃的学术讨论，我原以为宋老师要用些“冠冕堂皇”的语言来回答，可没想到他的回答这么“小我”、这么接地气。

当我在访谈中问到他对中国成立亚投行的看法时，宋老师展现了他心中的光明世界。他说他觉得这对于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以及亚洲缺少基础设施问题等非常有帮助，尽管国际社会有人持不能意见，但是在他看来，中国领导人认为现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都是在冷战时期成立的，从成立之日起就是西方联盟控制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工具和手段，所以中国成立了亚投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又让他觉得有点可惜的是，全世界没能一起努力来完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这让他很担心将来如何解决全世界面临的问题，例如严峻的环境保护问题、人口结构问题、节能减排问题等，他认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他希望子孙们将来有非常光明的前景。

2016年1月1日，宋老师被任命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新一任主任，尽管这一结果在我看来一点也不意外。事实上，我到哈佛访学之后，接触哈佛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专家学者，除欧立德教授外，能把中文说得如此好的就只有宋老师了。在就任中心主任之前，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讲座宋老师只要有时间就会去听，有几次他的课前恰是费正清中心中国问题讲座，我老早过去占据有利位置，稳稳当当坐下聆听，猛一回首，发现宋老师站在最后一排墙根。我还发现他有几次是饿着肚子在听讲座，课程开始了才急急忙忙去办公室抓了几袋小零食再赶回教室，我看了于心不忍，把书包里的水果贡献出来给他，惹得欧老师当场取笑：“看！看！对你多好！”宋老师抿嘴一乐。那时我就已经猜到下一任中心主任非他莫属。

在我看来，宋老师就任中心主任理所当然，可是宋老师本人却很谦虚——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新年招待会上，宋老师作为中心主任正式亮相，他的开场白竟然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知道他是一语双关：一是今年是生肖猴年，应景；二是谦虚表达自认为自己与费正清历届中心主任相比，还有需要提升的空间。他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尽管担任中心主任后有数不清的杂事，可是宋老师从未放慢研究的脚步，他关于明代军户研究的新书将由普林斯顿出版社于今年出版，他的《冷战金门岛》的中文译本也即将印刷。今年7月我知道他已经到厦门，正准备开展调研。我想，正是凭着十年磨一剑的执着和坚韧，宋老师才给中外读者呈现了不少好作品。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虽是由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出资兴建，但实际上是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参考。那日宋老师正式亮相，傅高义先生、柯伟林、欧立德教授等均到场祝贺，并与学子们现场交流。我理解，这是几位前主任对宋老师就任中心主任的支持，他们对宋老师的评价颇高。欧老师说：“我相信我的好朋友宋怡明教授接任中心主任会带领中心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访谈宋老师的前几日，我参加哈佛法学院的活动，遇到法学院副院长安守廉教授，他言谈中也向我表达他对宋老师的肯定。补充访谈宋老师的当天中午，恰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第一次执委会会议，那天我看到宋老师西装革履，在会场正中就坐，那天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执委基本都到场了，会议室满满一屋子人，看到哈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阵容如此强大，让我颇为感慨！

但宋老师说他觉得现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影响比20世纪中期弱了许多：一是因为中美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深刻，费正清中心的研究不可能囊括所有两国关系间的问题；二是因为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近年来增加很多，其他的学校、政府机构、社会机构都已经有了学识非常深厚的中国研究专家，所以在他看来，现在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并不是要恢复20世纪50、60年代的状况。今年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成立60周年，当被问到他接任中心主任后接下来将如何开展工作时，宋老师从三方面回答说：一是要在公共知识领域多做贡献，加强公共沟通。二是发展数字人文科学。三是要做一个“世界上的中国”研究项目，这个项目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研究中国与非洲，二是研究中国与印度，此外，他希望对美国华侨也进行研究。

访谈最后，我问他在教学和研究之外承担了繁重的大量行政工作会不会觉得累？宋老师却微笑着说：“这对我来说不过是甜蜜的负担！”我期待宋老师更多有分量的好作品问世，也祝愿他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付出的努力能结出越来越多的硕果，开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新时代。

本文来源于澎湃新闻，作者张梅，为2015-2016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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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一

专访哈佛大学宋怡明

从田野与日常探寻中国社会变迁

受访人|宋怡明  采访人|冯黛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6.28）

2018年4月，一个周五的下午，按照约定的时间，记者来到了宋怡明教授位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海纳百川”的字画，简单大气，颇为醒目。初识宋教授是在两年半前他刚刚接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之时，此后便常常见他风风火火穿梭于不同活动的场合。他说话声音洪亮，反应迅速、风趣幽默，作为一位中国历史学教授，总觉得他似乎太活泼了些，但也因此，他主持的活动气氛总是相当热烈。一直以来记者希望能和他有更深的交流，以更多地了解这位曾经本科研读国际关系、之后转入明史研究的外国教授，一位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加拿大人，一位常年造访中国闽南地区村庄、寺庙的“华南学派”历史学者。他的专著《被管制的艺术：晚期帝制中国的日常政治》不久前在美出版，这成为我们此次交流的契机。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日常政治：老百姓与政府打交道的艺术

您的最新专著《被管制的艺术：晚期帝制中国的日常政治》去年底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首先我想问一下，这里说的“日常政治”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日常政治”？简单些说，就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对权威规范、制度等。很多时候，许多政治行为实际上就是世俗的日常互动中的一种，人们间接而不是直接地与国家机制进行互动，通过应对以及利用规则，转而达到获取自己利益的目的。

“被管制的艺术”这个概念是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治理的艺术”（the art of government）以及耶鲁大学政治人类学教授斯科特（James Scott）“不被管制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启发而命名的，但是我希望读者能看到，这并不是一个所谓热门语汇的选择，而是一个认真的研究。明代的情况从根本上不同于斯科特研究的“佐米亚”（zomia）区域，被管制的艺术并不是在被管制或者不被管制之间的一个基本选择，而是对于什么时候被管制、如何最大化被管制时的收益、最小化成本等问题的算计和考量。

这本书很快就有中文版问世了，一家中国出版社已经购买了中文版权，正在翻译中，现在大概已经完成3/4，明年应该就会出版。

这是一本与明朝军事制度有关的书，我可以说这是一本研究军事史的书吗？

这本书虽然与明朝时期的军事有关，但它谈论的不是传统军事学话题比如战争、战略等，而是中国老百姓与政府打交道的艺术，讨论老百姓在当时的军事制度下如何与其迂回的艺术，也就是开始所讲的“日常政治”。中国老百姓与国家之间互动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但是之前的研究文献主要是二分法，即他们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服从，要么是反抗。而事实上，老百姓很少百分之百服从国家，也很少百分之百反抗。他们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其实是既有服从也有反抗。

我的研究以军事制度为切入点，试图了解当时的老百姓如何与影响他们但未必决定一切的统治制度、政策打交道。通过研究，你会发现，老百姓会采取很复杂的策略来应对国家制度、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减少统治制度对他们的负面影响。我们从国家的档案资料、会典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明代的军户与卫所制度对老百姓影响很大。明代的军户制度，就是每个军户有义务出一男丁去卫所当兵，只要你登记为军户，你就得永远送男丁去当兵。朱元璋的意思是，国家需要多少兵丁，我就设多少军户。这样就有足够的兵源，但问题是老百姓并不是那么听话，他们想尽种种办法来应对，既能完成国家的义务，又不至于让家庭遭受太大打击。

制度套利：明代军户多种变通应对卫所制

当时的军户主要采取哪些应对策略？

轮换，可能是他们最容易想到的方法。让几个儿子轮换，或者是只让一个承担义务，其他几个通过支付钱财作为补偿，这样的话，事实上是把国家的义务合同化、货币化了。把如何安排写在合同里，明确哪个儿子去当兵丁，哪个要出钱。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并且这个合约成为他们家族的一个协定，写在了族谱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700年前信息相对落后，但是家族内部的约定等在族谱里都能找到很详细的记载。

除了刚才说的轮换，还有一个办法是分家。比如我看到泉州某一个家族族谱的记载是这样的：军户的父亲去世了，有两个儿子，那么他们如何承担兵役的义务？他们采取了分家的办法，即老二分得家产的绝大部分，老大分得小部分，但是老二家从此承担兵役的义务，而此事与老大家再无关系。然而，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老二家又有三个孩子，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财产补偿给服兵役的一方，那么还有什么办法来处理义务承袭？这时他们想到祠堂牌位——以在家族中的牌位作为回报，也就是说承诺给去服兵役的儿子及其后代，祭祖时牌位排在第一位，以此作为承担兵役义务的回报。而对于政府而言，它不管谁去，只管有没有人去。

此外，军户们也发现，其实没必要让自己家族的人去，完全可以雇人去做兵丁。我的书里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一家军户找到一个和尚代替，给他买了块田作为回报。族谱里还写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和尚从此由原来的陈姓改姓王，兵役义务由他的后代负责。但是，和尚怎么会有后代？我们不得而知，所以这也很有趣。

你看，虽然我的书在谈军事，其实与军事并没有太大关系，更多的是社会人类学。

您在书里说，您考查的并不是中国的地方历史，而是通过对地方的研究来揭示中国的日常政治特点。虽然您考查的是明朝的中国，但是这种明代老百姓的“日常政治”贯穿历史，也存在于当下？

每次我在中国演讲，学生总说这种情况和我们现在太相似。我在我的书里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作“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现在，制度套利现象很明显。也就是说，如果要利用国家的制度，必须要理解国家的语言，利用官方的话语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当老百姓碰到困难、纠纷，需要打官司时，才能证明自己是对的。即使是我书里讲的那些明代的老百姓，他们也需要懂得如何套用国家话语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这种情况和现在的中国也很相似。这种日常政治是不是一种文化？是不是从祖宗那里学来的？我也不知道，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从历史传承下来的日常政治文化，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善于找到与国家打交道的办法，但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日常政治文化，我也难以回答。

族谱：家族变迁反映社会历史变迁

族谱是您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您是如何去寻找这些族谱的？

我的研究不是在图书馆完成的，而是在田野里。我学术的老祖宗傅衣凌（1911—1988）说，历史研究不可以在图书馆做，要去跑田野。所以，我们需要去民间收集（民间）文献、族谱等，有时候你跑好几天才拿到一个族谱，有时候一天就能拿到好几个。还有一点对我很重要，书的最后两章是谈民间信仰的，即通过谈民间信仰， 如拜什么神、办什么仪式等，来了解明朝的历史。这很花时间，需要在当地待很长时间才能弄清楚一个地方信仰的历史，然后还要把历史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才能写得出来。

在“跑田野”的时候，会有什么困难吗？

其实都还好。但是有时候也有一些困难。有一次，我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招待所或者旅馆，所以我只能睡在戏台上。那个地方有个风俗，就是要牵着马去还愿，到了正月，人们纷纷前来还愿，到处都是马，那些马能放在哪里？只能放在戏台，所以我就得和马一起睡觉，这对我来说是件又困难又好玩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件事，因为是正月，大家都很兴奋，天天喝酒，我一般都选在春节或者别的节日去，因为那时才能看到各种祭祀以及其他庆祝活动，所以，我就需要陪着他们一起喝酒，但我同时还要工作、做笔记等，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我和厦门大学的学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的这本书离不开那里很多学生以及老师的帮助，其中有郑振满老师，我要特别感谢他，虽然他年纪大了，但还是跟着我经常跑田野。

当初您怎么会跑到“华南学派”名下？

一开始在加拿大读大学时，我选的是国际关系，后来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但是我慢慢发现我希望了解的问题不是国际关系，而是历史——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他们的思想为什么是这样，这些都是历史问题。我之所以能来哈佛，就是因为我为“华南学派”代言。华南学派也被称为是“历史人类学派”，它的宗旨是“以小见大”，就是从基层社会去了解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我们所谓的区域史、地方史，并不是因为这些地方特别有趣或者特别有意义，而是我们认为可以从该地区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去谈一些很大的问题。我以前完成的《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一书，当时的想法就是考虑到一些学者把金门作为一个个案，研究“威慑”（deterrence）、“边缘政策”（brinkmanship）等，但是几乎没有人考虑到住在金门的人。金门是个社会，因为地缘政治的演变，金门的家庭、经济、教育、男女关系、宗教等方面都受到影响。我那本书的研究对象，同样是老百姓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我认为在讨论冷战等历史的时候，不能只讨论高级政治，还应该注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对那段历史的影响，否则是不完整的。

您在梳理家谱、族系等民间文献时，有没有利用数字科技来帮助您更好地得出结论？

我利用了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他站起来从书柜里拿出一本书并翻开一页，指给记者看）这张图是“明代军事基地分布热图”，热图就是哪个地方军事基地多，颜色就深，哪个地方军事基地少，颜色就浅。这就是我利用GIS做的一幅热图，我们通过这个热图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明代的军事策略，你看这些颜色比较深的地方的位置，都在什么地方？从北到南，防御满族的、倭寇的，以及与苗族交界之地、大运河流域等。这是我非常骄傲的一幅图，就是用GIS做的，通过它就可以看清楚明代的军事战略部署。

您完成这本书用了几年时间？

我从2008年来到哈佛，在当时的入职演讲中我就提到，接下来我要研究的就是明代的军户问题，应该说那个时候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从真正开始写作到完成，应该有七八年时间。

明史研究的未来很光明

去年您还主编了《中国历史学手册》，这本论文集总共收录了近30篇论文，相比于写专著，做论文合集是不是容易一些？

不是，事实上难度很大，但是非常值得。如果你是刚进入历史学领域的话，通过读那本书，你会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国历史，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我的历史教学意义挺大，也是我的一个比较大的贡献。因为每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可以很快地为研究者列出该领域的书单、指出学术界的发展趋势等，可以说，对于刚进入这个领域的学者，这样一本书可以为其节省好多年的“血泪”。

总体来说，您觉得美国或者西方的明史研究情况如何？

西方的明史研究没有清史、近代史那么热门，但是我认为明史研究的未来很光明。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我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技术、新的资料，比如族谱、碑刻等，有一些非常好的发现。其次，现在中国国内明史研究很热，很多学者对明史感兴趣，我们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合作。

我在这里想提出两点：首先，对于研究中国历史而言，显然来自中国的学者有更多的经验，而且他们文献读得很快，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就对自己的历史更了解，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作很多贡献。其次，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是非常复杂的、多方面的，人们会很简单地说“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那不是学术。当人们这么做时，只是提出了一个政治论点，并不是严谨的研究论点。我们在进行研究时，需要非常谨慎地对待这样的观点，应该认真去研究其中存在的各种假定，展示中国历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努力拓展费正清中心的对外影响力

转眼您担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已经两年多了，有什么感受？

应该说现在的生活完全不同于以前只做教授的时候。原来觉得自己当教授很忙，现在我才发现当时其实很轻松。但是，虽然忙，这个工作让我有大量的机会结识新的不同的人，比如来自大学的、学术机构的以及来自商界的、政界的人们，这让我的经历更加丰富，我非常喜欢这点。不好的一点是，可能自己做研究的时间更少了。我现在正在做两个研究项目，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研究上，但是现在看起来挑战更大了。

从我的观察来看，觉得贵中心近两年有了不少新的项目、新的变化。

我是多么荣幸，能做费正清中心的主任。我想谈谈让我觉得骄傲的几件事。首先，我们有一个让我觉得很骄傲的出色的团队，他们的敬业和努力是我们保持中心地位的关键。我们承担了一些新的系列讲座，比如，“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系列讲座，同时我们参与合办“头条之外的亚洲”，以及聚焦美国政治变化如何影响亚洲，并举行“特朗普的亚洲”等系列讲座活动。

其次，我们还推出新的公共媒体平台：博客和播客。通过这些公共媒体，我们邀请那些具备学术专业知识的专家与媒体记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分享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看法。当然最让我觉得骄傲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刚出版的一本论文合集《中国研究：问题及批判性洞察》，这本书收集了36篇论文，目的是向公众阐释正在影响中国的主要问题，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该知道哪方面的情况等。我们的学者把他们几十年的研究各自浓缩在一篇3000字的文章里，这很不简单。这本书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我对此非常欣慰。

对我来说，我关注提高中心的“公共参与度”，通过拓展与外界的交流，让美国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现状。显然，对于我的同事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学术研究，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研究去促进两国关系，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比较复杂的时刻。

都是研究中国问题，费正清中心和燕京学社有何区别？

燕京学社并不属于哈佛，它是个独立机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它可以设在哈佛，也可以设在其他地方。很多来访的中国学者对此有误解，就问你们为什么会有重叠的研究机构，实际上，我们重复很少，因为燕京学社的宗旨是提高亚洲国家的教育水平，支持的主要是海外亚洲学者，而我们主要支持哈佛学者研究中国。还有一个经费的问题，燕京学社有完全独立的经费，它有很大的基金支持，这也是它有能力运作哈燕图书馆，以及各种访问学者的项目的原因所在。

新趋势：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虽然您曾经说过，现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及专家已经不能与费正清时代同日而语，但是不能否认，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学术机构，它在学术界，尤其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目前还是西方甚至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最权威的机构之一，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主要是靠我们团队的实力，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的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我可以举好多例子。比如，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正“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现在不能单独研究中国事务，我们的研究范围要扩大至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对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因此启动了一个“中国与非洲”的研究项目。现在中国在非洲的各种领域都很活跃，从外交到基础设施建设，从公共卫生到教育、贸易、移民、投资、文化交流等。在以前，我们研究中国教育问题，只会更多地关注中国国内教育，而现在，我们也会关注中国教育在非洲的作用与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当下我们中心与费正清时代相比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在研究一些很传统的项目，比如中国外交、南海问题时，需要了解中国在南亚的地位、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等。即使是研究那些非地缘问题，比如反恐、网络安全以及最常讨论的环境问题时，可能20年前，我们研究中国环保就是研究中国的污染问题，而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对整个世界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对改善气候变化所起的作用等。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会发生这样的演变？因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的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

另一个变化是，现在和中国同行展开合作的，已经远不止是“中国研究”专家，而是已遍及哈佛各个院系，包括自然科学研究者、经济学者以及来自商学院、卫生学院的研究者等，如何与不同领域的学者展开有效的合作，也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有趣的挑战。

此外，现在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有很多方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需要向大众、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向他们说明中国的情况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费正清中心一定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为中国做宣传，而是要让人们知道，当他们在讨论美中关系时，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关于美中关系，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希望。现在双方之间的交流远远超出以前，我们与中国同行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我本人每年在中国的演讲大约有十几场，所以在人员交流层面，我认为美中关系还是呈现出非常积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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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二

專訪宋怡明教授

訪談人：李仁淵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撰寫人：孫瑩（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投身中國史研究的機緣

宋怡明教授在十三、四歲時就曾與父母到中國旅遊，對當時變動中的中國印象深刻。高中畢業後，宋教授決定不要那麼早進入大學，而是先利用一年的時間四處遊歷。藉著多倫多大學與武漢華中工學院的合作關係，宋教授獲得在武漢教授英文的工作機會。於是憑著高中畢業前一個學期上夜間中文課的程度，宋教授隻身前往剛對外開放的中國。由於當時中國（1984年）欠缺英文老師，因此宋教授的薪資非常優渥，能夠以在武漢教英文的收入旅遊中國各地。單獨旅行的外國人在當時的中國尚很稀罕，遇事時地方當局往往不知如何處理，一路上發生許多驚險有趣的經歷。靠著公眾交通工具與搭便車，宋教授從雲南到西藏、新疆，遊遍了整個中國。現在回想起這場意料之外的壯遊，宋教授仍覺得冒險，「如果是我兒子，我絕對不會答應他這麼做」。

結束中國旅行後，宋教授在 1985 年進入多倫多大學主修國際關係學，後因學校要求，另外選修中文課，但他對於中文的興趣遠超過其本科。也是因在多倫多大學時，宋教授已修習卜正民 (Timothy Brook) 的歷史課程，為日後投身中國歷史研究打下基礎。就讀第三年時，宋教授申請到國際扶輪社獎學金，於 1988 年赴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就讀，但隨後發現只有歷史學可以解答他的疑問，故宋教授申請進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在 1990 年左右，宋教授成功申請到羅德獎學金 (Rhodes Scholarship)，前往牛津攻讀博士，原計畫成為伊懋可 (Mark Elvin) 教授的博士生，但當年伊懋可教授離職前往澳大利亞，由科大衛 (David Faure) 教授接替其教職，最後宋教授在科大衛教授門下學習。當時科大衛教授依據其在珠江三角洲的研究成果，已經在思考其後著作 Emperor and Ancestor 中國家與地方社會的問題，於是 1992 年宋教授在科大衛教授的安排下，到福建跟隨廈門大學的楊國禎教授學習。

族譜與家族的策略

宋教授在牛津求學時，在導師科大衛教授的課堂上開始對族譜產生興趣。當時在海外最容易接觸的中國族譜是猶他家譜協會的收藏。此家譜協會由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成立於 1894 年。由於該教會（即摩門教）相信家庭是天定的永恆關係，且在世教徒有為其祖先洗禮的義務，因而將族譜視為最重要的文獻，並從 1970 年開始以微卷方式收集華人家譜，目前已建立當今全世界最大、最完整的華人族譜資料庫。當時宋教授在翻閱族譜時，注意到福建福州螺江的陳氏族譜，此螺江陳家為溥儀太傅陳寶琛之家族，後來宋教授有幸得到陳寶琛兒子的引薦，到螺洲鎮進行研究，更入住當地居民家中。宋教授回憶起這段過往，認為此次福州田野經驗對他的一生受益頗多，數個月的田野調查除了讓他真正理解現代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更讓他了解如何從當代農村生活型態認識過去。

在廈門大學時，宋教授花費大量時間與鄭振滿教授等人一同解讀族譜，發現福州家族組織不僅與科大衛《中國農村社會結構：香港東部新界的世系與村落》(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1986) 中在新界的觀察不同，也與閩南地區的家族組織有所差異，遂決定以福州的家族組織作為其博士論文。

宋教授於 1994 年博士畢業後，分別在麥吉爾大學 (1994-1998)、多倫多大學 (1998-2005) 任教。在此期間，宋教授與鄭振滿教授、丁荷生 (Kenneth Dean) 教授、王大為 (David Ownby) 教授等學者有許多學術交流，且因 David Wakefield 教授之故，接手翻譯鄭振滿教授的《福建明清家庭組織與社會變遷》(Family and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ing-Qing Fujian，2001)。翻譯這本書讓宋教授對族譜資料有更深入的閱讀，亦對其博士論文的出版有所幫助。宋教授在 2002 年於多倫多大學執教時，出版其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簡稱《實踐親屬》），此書探討明清時期的福州群體因應國家規範、意識形態而「創造」家族組織的過程。[1]

以學術脈絡而言，早期西方學界對中國家族的理解可分為兩個面向。人類學家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 是「搖椅上的人類學家」，透過對他人田野報告的整合，可以功能論去理解家族組織在特定地方社會的角色，但無法明瞭這些組織的歷史過程。歷史學家伊沛霞 (Patricia Ebrey) 承襲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的說法，將家族視為宋代以來程朱理學的實現。在《實踐親屬》中，宋教授以明清時期的福州家族為個案，不僅勾勒出明清時期家族在地方社會的歷史過程，更指出家族並不僅是理學家的理想實現，更重要的是地方社會接受此社會組織的經過。

除此之外，宋教授還發現清末福州的大家族，透過族譜的編纂，修改、遮掩原本蜑民的身分，而族譜中的「復姓」實際為家族有目的性的「改姓」。由此，宋教授強調「族譜」的目的在於構建一套「合理」的家族發展史，人群通過族譜修改，有效地構建身分認同，並在短時間內改變其身分。換言之，本書從族譜文書討論地方家族的「策略」，即人民因應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條件下所做的調整與改變。因此，這本書在為華南學派提供嶄新的案例研究之餘，亦提醒學者所謂宗族組織並非單一的獨立個體，必須將之放回各自地域的歷史脈絡中才能真正理解其複雜性。

五帝信仰與中國文化統一的「幻象」

宋教授在麥吉爾大學授課時，於《亞洲研究期刊》發表〈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Cult of the Five Empero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文，為其最早發表的文章，[2] 內容係針對福州當地的五帝信仰進行深入研究。「五帝」指的就是五瘟神，通常以五尊獸頭神像受人祭祀，明清福州鄉村一帶多遍布五帝廟，且廟宇會定時舉辦村莊巡遊活動與驅邪儀式。儘管五帝廟被官方列入「淫祀」，並在不同時期受到來自官府不同程度的打壓，然而當地的信仰活動始終連綿不絕。事實上，在地方菁英與官方的記載中，當地的五帝信仰屬於國家祭祀的「五顯」之變體；相反的，從流傳的民間傳說來看，「五帝」始終被人民視為當地的獨特信仰。宋教授察覺到明清時期許多原屬於「淫祀」的地方神祇，在地方人士有意識的「改造」後，儘管名稱符合國家正祀，可是在祭祀形式、神祇與信眾的關係上，地方的信仰傳統仍然會延續下來。換言之，中國社會所謂的「文化統一」並非是真正的統一，甚至在一定層面來說，只是地方菁英創造出的假象，在中國標準化的表面之下，中國各地方社會的信仰，仍保有各自的活動空間。

基於此論點，宋教授認為此文章具有研究方法和學術方面的雙重意義。首先從學術脈絡來說，〈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嘗試回應西方學界自八零年代以來圍繞「中國性」(Chineseness) 產生的一系列學術論辯，即「中國仰賴何種機制達到統一」或「中國社會為何是如此狀態？」早年的研究者傾向中國社會主要仰賴「專制」與「皇權」等政治因素，後來人類學家華琛 (James L. Watson) 在 1985-1993 年發表多篇文章，企圖由信仰和儀式的標準化來理解中國文化整合的現象，而宋教授這篇五帝信仰研究是最早對華琛的「標準化」理論提出挑戰的文章。[3] 最後，在研究方法方面，宋教授強調研究者不能過分仰賴地方菁英與地方官員的著述，需要結合其他民間文獻，否則易被單一視角蒙蔽而不自知。

前線島嶼

在 2008 年出版的《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簡稱《前線島嶼》）為宋教授第二本學術著作。[4] 此書以冷戰期間的金門為研究案例，具體討論冷戰時期的金門人民在經濟、社會、宗教等生活面向如何受到軍事化、現代性、與地緣政治化 (geo-politicization) 等具全球性的因素影響。

此書承襲《實踐親族》的研究方法，不同於明代的早期近代國家，現代國家在國家樣貌、管理體系、意識形態等方面都有著極大的差異，然而宋教授仍以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除了官方檔案外，還大量使用田野調查、口訪紀錄和地方檔案等民間文獻，得以突破舊有框架，重建出金門的「新歷史」。

從理論方面來看，宋教授認為在《實踐親屬》中，「族譜」不僅是當時社會的縮影，更直接反應人群面對國家、社會條件下的多樣策略。換句話說，明清時期的家族組織，實可視為民眾面對國家的策略之一。而在《前線島嶼》中，宋教授以戰時體制下的金門為例，更進一步表示人民即便處於強而有力的國家統治下，依舊能找到適當的方法追求自身利益。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 書中提出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帶給本書很大的啟發。讓此書傾向於理解當地人群的策略，也就是不同群體如何以既有的社會、文化資源為依據，採取行動並形成優化自身處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被統治的技藝

宋教授將於 2017 年 11 月底出版（編注：目前英文版已出）第三本專著《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被統治的技藝：帝制中國晚期的日常政治，簡稱《被統治的技藝》）。從書名可知，此書與《前線島嶼》同樣受到斯科特的影響。[5] 此書以明代沿海衛所為背景，從軍戶族譜著手，不僅成功將地方衛所的歷史變遷還原到其地方社會和地方史的脈絡中，還以此為基礎，進而剖析地方軍戶當時的社會條件與其選擇的生存策略。

從學術史的脈絡來看，本書企圖省思西方學界關於社會與專制國家的理論。學界對於明史的基本認知普遍以卜正民 (Timothy Brook) 的論點為主，強調明代社會的基調從初期的「專制國家」轉為中晚期的「市場」、「商業化」，而中晚期「國家」的角色弱化，以至於要理解中晚明須從市場與商業化入手。[6] 宋教授認為明代中晚期的「國家」一直存在，甚至無所不在，且影響力已融入日常生活，乃至我們在明清到當代農村所觀察到的社會現象常是明初國家制度的遺留，如現代農村部分神廟即是明初官方建立之社的遺留。

以往在討論國家與社會關係時，常常將概念上的「國家」或「社會」當成真實的存在，而忽略了在歷史的實際狀況中，被歸類在國家或社會的人群往往有不同的立場與動機，未必就把自己當成「國家」或「社會」的代表。因此關鍵並非國家與社會孰大孰小，或是「國家」能否控制「社會」，而是要在歷史的動態過程中理解不同人群面臨各種制度性因素時所作的選擇。

基於此觀點，宋教授提出「日常政治」的研究概念，討論一般民眾的經歷、策略與選擇，嘗試釐清人民與國家的複雜互動，即人民在日常狀態下如何理解國家，如何與國家和其制度周旋，甚至主動利用制度達到目的。一方面在人民之間，「國家」是日常政治的重要資源，符合國家制度的「身分」，在彼此競爭時可以成為一種優勢。另一方面，在人民與國家之間，由於兩者目的不同，其重點在滿足國家的需求之下求取自身利益。也就是說，人民「玩國家」的核心就是參與國家的制度，熟悉制度的運作邏輯和缺漏，進而利用國家的語言，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對於這樣的現象，宋教授以金融管理中的「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 一詞來綜括。簡單來說，宋教授在此書突破傳統政治學中的「二元對立」，即服從國家制度與反抗國家制度，企圖辨析人民在服從與反抗之間展現的彈性與多元性。因此，宋教授不同於詹姆斯・斯科特主張的「不被統治的技藝」(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而是強調人民處於「被統治的狀態下優化自身」的各種策略。

從明代軍事史脈絡來說，傳統對明代軍戶制度主要的敘述是：明初奠定下來的制度衰敗，導致明代中葉以後抽軍無法徵集足夠兵員、屯田無法負擔軍糧。然而制度是否腐敗不是宋教授主要關注的問題，其所關注的是軍戶這樣的國家制度與地方社會的關係。例如，從蔣家族譜與《明實錄》可知，原以防衛倭寇為主，具有海防責任的海防軍丁，在海禁的背景下，擁有技術與情報上的優勢，同時衛所的海防軍丁與當地各方勢力都有密切聯繫，軍丁轉而利用此優勢，與倭寇「勾結」，進行走私活動，共享海上商業利益。[7] 另一個例子是無論衛所或屯田，被抽調的軍戶被迫離開了原有的社會網絡，因此常需要在新的地方建立新的網絡，而這些網絡常常以神廟為核心。現在在農村觀察到的神廟系統或社會網絡，部分是在明代軍戶的制度中創造出來的。這兩個例子都顯現出為了應對軍戶制度，在地方社會中所造成的具體影響。

這些例證同時也支持了歷史人類學的方法，即透過對現代社會的觀察，歷史學者可以追溯到遠至明代的歷史演變。從早期在福州螺洲的田野經驗，到現在對軍戶的研究，都顯現出「重回歷史現場」對歷史學者了解地方社會的重要性。

地方文獻與數位人文

最後，宋教授提到對明清社會史研究的展望。在研究軍戶的過程中，宋教授理解到尚未被發掘出來的地方文獻超乎一般想像。如安溪湖頭鎮在上海圖書館目錄中所著錄的族譜可能就一兩件，然而在當地可以挖掘到上百部族譜。今年七月宋教授與鄭振滿教授在福建永泰縣調查，在村寨中發現大批歷史文書。隨著學界對民間文獻的重視程度增加，這幾年在中國各地陸續找到大量民間文獻，包含：族譜、契約、碑刻、宗教科儀書、帳本等，目前整理出來的部分不過是冰山一角。隨著中國社會的快速變遷，許多地方文獻可能也正在急速流失，因此整理地方文獻乃是當務之急。

文獻量的變化也改變了研究方法。以往學者可以憑一份契約或少數文件建立一套模式，然而像是永泰這種一天可以發現一千件契約的狀況，歷史研究者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掌握數量如此龐大的文獻。宋教授認為數位人文或許是突破的關鍵，透過「大數據」，歷史研究者可以從巨量的文獻資料中找到新的研究視野。面對新的材料，掌握新的研究方法、開創新的研究視野，是新一代學者要面臨的挑戰。

註釋：

[1] Michael Szonyi.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 Michael Szonyi. “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Cult of the Five Empero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1 (February, 1997):113-135.

[3] 相關討論可參考《近代中國》在 2007 年的《中國的儀式、文化標準化與正統行為：華琛觀點的再思考》專號。

[4]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中文版《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於 2016 年由台灣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

[5] 此書書名的靈感來自於斯科特的《不被統治的藝術：高地東南亞一段無政府主義的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2009)，而本書研究的出發點亦受斯科特另外一本書《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的影響。

[6] 關於卜正民的理論，參考《縱樂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1998)。宋教授關於現代中國「明史熱」現象的討論，參考“Ming Fever: The Past’s Present as the People’s Republic Turns Sixty,”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21 (2010).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21_mingfever.inc&issue=021

[7] 參考宋教授 2015 年 10 月 2 日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演講〈國家怎麼玩：以明代東南沿海的軍戶與衛所為例〉紀要。網址：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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