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 杜老风范——一个受教后生的记忆
杜润生 先生
杜老要是还在，当不会赞成我们为他而哭。十二年前他生日，当着战友、同事、部下和学生，老寿星开口第一句，抑扬顿挫讲出了他的人生感慨：“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九十岁！”言下之意，他的长寿超出预期。又过一个生肖轮回，2015年10月9日杜老辞世时，是102岁的老人。即便当下举国议论老龄化，百岁也算为数稀少之高寿，毕生乐观通达的老人家，应该不喜欢后生悲悲切切。
那就不哭了吧。可是，止不住还是要为杜老难过。不是痛悼之情，在杜老辞世消息冲击下，刹那间的泪流满面；就是难过，一种隐隐的、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眼见一个精彩绝伦的生命永远逝去、想到此生再也见不到这等人杰的时候，要不要难过？当造物主再也无从带给世界同一件稀世珍宝的时候，要不要难过？要难过——就是那种难过。
杜老喜听也善听
现在说说也无妨，晚辈早就为杜老感到难过了。远的不提，大约2005年前后，大家探望杜老，发觉他听力越来越不济。开始时，要靠近他、大声说，这让人不习惯，因为老人家自己通常总是慢声细语的。后来大声说也不成了，而那神乎其技的助听器，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也还不够好。接下来改成笔谈：倘若来探望他的人想告诉他什么，就写在字条上，结果字越写越大，字数越来越少。杜老自己也动笔，颤颤巍巍的，写下字来煞是好看。可笔谈哪里比得上口谈？老人家还是不停思考，无奈人脑本是一座加工厂，“进口”信息量日减，再杰出的大脑，生产力也无可挽回被平减不少。
在场听杜老90岁和95岁两次生日致辞的人，一定感受到了那两次讲话有不小差别。前一篇，思想精湛，理路清晰，情感饱满，加之大家熟知的杜氏语言的生动与幽默，与老人家平生多少次精彩讲话一样，足令听者久久回味无穷。后一篇呢，寥寥数语富含深意，却未能舒展，仿佛是用契刀刻划于龟甲之上的古文字。何以如此？我猜，是他听力下降使然。其实，就是101岁的时候，医院检查还说杜老周身健康，心脑器官状态良好。晚年杜老身体上唯独欠亏的，就是他的听力。听力下降在先，视力减弱在后，输入大脑的信息流减量，生理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
老天爷不公，为什么偏对杜老最令世人弥足珍贵的能力下手？人们拜服杜润生多方面的杰出才能——举凡思想、综合、协调、判断、说服、文字以及他的讲话能力，杜老的本事公认一流。不过，在下以为，他最为擅长的、也构成杜老风范最鲜明特点的，还数他善于倾听的偏好与能力。
是的，杜老喜好倾听。听情况、听判断、听建议、听议论，他总是那么兴致盎然。1980年代九号院里大大小小开过多少会？大多数时间杜老就是坐在那里听。实话实说，农口总比较“土”，讲起话来什么模式都有。那年头还没有发言限时这一说，更没人知道把讲话要点投影到墙上。有时我等毛头小子以编外人员列席，碰巧遇上车轱辘话来回说的场合，不免嘀咕怎么此地开会与生产队里差不多。可杜老总是安安稳稳地听，不时问上几句、点评一二，让汇报人越讲越来劲。遇到自我感觉实在太好的，杜老一边批文件、写回信、翻材料，一边还听人家讲。到地方调查，途中他照例听地方陪同人员介绍情况；到现场，不论开座谈会还是访问农家，他总有办法几句话引得东道主讲个滔滔不绝。去更高级机关开会，即便由他汇报，杜老也有办法让大领导插话、提问、议论，他自己仔细听。这么说好了，倘若问工作中的杜老最常见的状态是什么？我从自己所见有限的印象里检索出来的答案，竟然只一个“听”字了得。
杜老善听，尤其善听不同意见。对他来说，“在任何问题上总有不同意见”，再也正常不过。这也是他迷人的精彩所在。杜老帐下农口团队，总是老中青、左中右，一个也不少。
开始我们这些“小年轻”挺纳闷：改革要大刀阔斧推进，为什么老要听那些“保守”意见？记得准备1号文件的班子里，有位农业部老副部长几乎每场不落，不断对拟议中的改革提保留意见。杜老总听他讲，还几次三番打趣“老九不能走”（那位老部长叫李友九）。同时，在改革问题上向来旗帜鲜明的杜瑞芝——人称“小杜主任”是也——也常常出现在杜老文件班子里，一样也不让走。至于我们这批后辈，过了很多年才明白，当年自以为正确得不得了的意见，听在别人耳里有多么的不可被接受。要不是看了杜老的面，人家做农村工作几十年的老前辈，才不屑于坐下来和你理论呐。
对杜老来说，意见有片面性，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毕竟，有哪种认识完全没有片面性呢？杜老的功夫，在于把不同意见里的合理成分一一“萃取”出来，“合成”能为方方面面接受、至少也无从激烈反对的改革共识。他似乎熟知各类言者的心理：对以为真理在手、咄咄逼人的论者，他会沿着你的逻辑推几步，让你觉察到自己的真理里或许也藏有谬误；对好胜的辩者，杜老有意激将一番，让你把没想清楚的想清楚，明明白白说出来；对深思熟虑却讷于言表者，杜老鼓励再鼓励，直到把真知灼见掏出来才算完。杜老自己的经验相当丰富，遇上囿于一时一地经验的，或推理天马行空的“理论家”，他会敏捷地拿出反例构造问题，好教人注意归纳与推理皆有合理限度。
回想自己第一次见杜老，还是上山下乡后恢复高考读上大学不久，经人大经济系资料室白如冰引荐，到杜老那里谈天。看到老人家鼓励年轻人放开讲看法，就凭下乡所知“大锅饭”的体制毛病，来了一番迎头通批。杜老就是听，不时还在小本上写写划划。看我们讲得激动，他停下来嘿嘿一笑：“所以毛主席他老人家教育农民不要斤斤计较。”那明知后辈幼稚，但还是鼓励你放言直说的神态，到今天还清清楚楚印在我的记忆里。从此懂得一点，相比于能说的本领，善听要高明很多。是的，民间智慧说得准——“能说的，不如会听的”。
在思想矛盾的纠结中辨析不同意见，是杜润生的拿手好戏。上世纪80年代中有一次跟班陪他到温州，途中传来邓小平对科技体制改革的指示，其中一句讲到我们的改革不能出百万富翁。到了温州，此话何解，一时引起当地各界人士思想波涛汹涌。杜老怎么应对？他还是听字当头，安顿下来就找几方面人来座谈，照常鼓励大家各讲各的想法，包括顾虑、担心、误解与质疑。听够之后，杜老说他的理解，小平的意思是一定要避免两极分化，不能富的越来越富、穷得越来越穷。积多年经验教训，非发展生产、鼓励投资不可。所以他赞同一位发言者，要把先富起来人群用于自家消费的财富，与用于扩大生产的资产，有个恰当的区分。杜老这么一说，温州人放心了。那是1985年，哪家民企老板自家吃喝消费，一般也不过百万。不知道回北京之后，杜老有没有向中央报告他的解读。后来读《邓小平文选》正式收入的那篇讲话，那句话修订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善听有善报。那就是方方面面人士，都对杜老畅所欲言。没人担心自己意见的片面、幼稚或“不成熟”，也没人顾忌自己意见偏左还是偏右。大家相信，任何片面性与可能的错失，杜老都会妥当处理。大家也相信，对杜老说话不会说了白说，哪怕有一丁点合理成分，也会被杜老注意，有机会被他吸收。杜老听意见，从来不在乎言者的地位和来头，不在乎言说的态度与表达技巧，更不去深究言者的动机与意图。对他来说，意见就是意见，可以、也只可以被是否经得起逻辑与经验检验来给予考量。
也许上世纪30年代的北师大教育有过人之处，也许50年代中期之后他与自然科学家们常年泡在一起受到影响，杜老的思维在本质上是科学的思维。他相信现象背后总有规律，倾向于按照规律来定政策。他亲历的教训，不容许以意图之正确或抱负之伟大，就作为不听意见的理由。杜老深知认知规律的困难，唯有反复试错，在不断检验、修正假说的过程中才有机会逼近真理。其中，善听他人之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联系当下，能说者众而善听者寡，杜老的善听风范，是不是依然值得发扬光大呢？
解决问题导向
杜老喜欢听也善于听，与他另一项偏好有关。但凡可能，他老人家研判形势、分析问题、琢磨政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取向，那就是要尽力解决问题。现在提倡问题导向，比愿望导向、甚至空想导向高明很多。问题导向，最后导到哪里？杜老的倾向，是导到问题的解决。
我们是从反差中感悟到这一点的。1980年代，号称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多少总是受了些理论训练。凡理论，皆重因果。所谓规律，讲破了就是世界上的现象有因有果，人们一旦从结果发现成因，就能以原因预判结果。所以称得上科学定理的，基本形式永远是“若怎么样（因），必怎么样（果）”。这套思维下，见到结果追溯成因，然后有能力提出预判，就是科学功夫了。举个例，知道何谓大锅饭、何谓饿肚子，不算啥。重点是在不堪回首的过往探得两者的因果联系，掷地有声说一句，“倘若再搞大锅饭，必将继续饿肚子”！
杜老当然重视因果。他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听方方面面的见解，还不就是听各家各派对重大现象的因果分析。不过他高明的地方，是知道某些现象的成因相当复杂，横看竖看有不同的因果链，多听听、也换角度看看，对因果关系的理解会更加透彻一些。
杜老更高人一筹之处，是他明白仅仅掌握因果联系，还不一定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一旦由因生果，构成新的存在，即便人们有能力把原因去除，也不一定能消除由那个原因已经生出来的结果。例如，臭水沟繁衍蚊蝇，因果关系明了；可是立马填掉臭水沟，蚊蝇并不会立马无影无踪；何况，臭水沟也不是说填就填得了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不光要懂问题由来，更要探查实际解决问题需要满足的条件。
生性愚顿如我，过了很久才发现与杜老的思想差距。开始以为，那些板上钉钉的事，下个决心不就结了。公社大锅饭让农民干活没有积极性，还不是早就看明白啦。出工不出力的社员回到自留地干活毫不惜力，不也早就看明白啦。国家不就是要农业增产、农民吃饱吗，把公社大田分给农户当自留地，大功便可告成，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劲，来来回回顾及那些反对的声音、质疑与顾虑呢？
杜老怎么不知道“农民没积极性”的成因！他从上世纪50年代就明白，土改之后中国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一靠个体劳动致富，二靠合作互助发展。当年他和邓子恢坚持的，就是要同时保护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不过后来急风暴雨推进的合作化、公社化，让上述农民的两个积极性都受挫伤。农民穷、农业弱以及农村不得发展的根子，就此埋下。形成这么一套因果关联，杜老是当事人，也是见证者，比我们这批不过下乡几年的后生远为知之深刻。
但是杜老还知道，完成公社化已经二十年，即便当下人们不满意其果，也不等于易除其因。譬如“把大田分给农户”，说说容易，真要分起来问题一大堆。以结果追成因，公社土地无非是土改后农民私产“入社”而成，现在要改，“土地回老家”是不是顺理成章呢——当年张三李四的土地，该谁家的就让谁家拿回去种，外戴一顶承包帽子，不就改革了吗？
以我所知，这等痛快淋漓的主张，在不少地方确实提出来过。杜老听到了，想了又想，然后轻轻问：公社化以后新生多少农民，组成多少个家庭？我们查了报告他，引出让我永志难忘的一个杜润生式问题——土地回老家，这么些个新家怎么办？那叫一语惊醒梦中人：好几亿公社体制下出生的新农民，一律回他们爸爸或爷爷的老家去分土地，上层建筑能不能通过另说，“下层建筑”里怕就要打起来。倘若出现此等局面，能算解决问题吗？
杜润生兵分两路。他在上层建筑里一步步为包产到户争取合法空间，又在村庄一级仔细搜寻能为大多数农民可接受的实际经验。结果当然是老家新家一起包产，全体农民家庭都获得集体土地承包权。“孩子”顺利产下，取名字、上户口就容易了：中国集体农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好家伙，那老长。没关系，农民自己简称分田分地。可惜不明就里的，还以为这不过都是些弯弯绕的文字游戏，哪里会明白，对杜老而言，能实际解决时代留下的问题，是他那代人的使命。
在问题里找办法
杜老要解决的问题，首推“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今人恐怕不容易相信，和平建设几十年，怎么还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成因能够找出一堆，可以说上几天几夜。关键是怎么解决，怎么凑齐解决问题所必不可少的那一组条件。要知道，那时工业、城市、财政都帮不上忙。不是不想帮，是想帮也没那份能耐。
逼到墙角上，1979年重回制定农村政策岗位的杜老，转过来在问题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饭不够吃，饿饭最多的还是农民自己。农民不想吃饱饭吗？没有那回事。农民不但要吃饱，还屡屡希望、要求为吃饱肚子、过好日子而让他们多下力气搞生产。别“三农问题”说得朗朗上口，就以为农民是一个问题。农民不是问题，不但从来不是，还是解决问题靠得住的力量。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里，充斥太多捆绑农民手脚、妨碍生产力发挥、又自以为正确无比的安邦治国妙计。
杜润生眼睛朝下的工作习惯，应该就是这么来的。余生见识也少，不过印象之中，像他这般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对底层自发行为如此兴致勃勃，如此渴望从中学点什么的，实在少见。说来奇怪，列宁文章几十卷，但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最广为人知的居然只有一句，“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维定式之下，“自发”总是坏的、危险的。不少人的为官之道，似乎天生下来就要与一切自发倾向作斗争。
多年批判包产到户，以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中国改革之际，在附加通过的农业文件里还留有“不准包产到户”的戒条。此时，若换其他够级别的人物主持农村政策制定，能有什么作为？何况杜老还犯过“历史错误”。他当年所犯错误，恰恰就是对过快、过急推进集体化持保留态度。好不容易重回岗位，再犯“右”的错误，知道不知道后果严重？
杜老顾不上明哲保身，解决问题要紧。1979年初，他重回国家农委工作，职务是排名靠后的副主任。是年三月，杜润生受命主持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专门研究责任制。背景是底层发生又一波包产到户，但各地以及中央机关意见分歧，有反对，有支持，有观望。时任国家农委主任以及排位在前的副主任——今天讲起来那可都是杜润生的“老板”——对包产到户皆持反对意见。会议开到中途，当时中央主席莅临讲话，强调发挥集体优越性。也在会议中间，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的张浩来信，批评安徽、四川已出现的责任制，要求“引导”重回集体。
底层要突破、上层不赞成，杜润生夹在中间。磨来磨去，杜老只有妥协。不过“杜式妥协”很特别，他硬是把下面这句话写进了会议纪要：“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真是一手绝活：都孤门独户了，人家要包产到户，总不好反对吧？杜老看勉强可被接受，又加一句，对（非孤门独户情况下）群众搞了包产到户的，“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
“个人还能做多少事？”“我不过是农口的一个符号”——是这位老人家不以物喜的证言
三十多年过去了，把这段神来之笔翻出来细读再三，让我领悟，如果改革免不了妥协，那妥协也可以分两种。一种纯粹和稀泥，除了“正确的废话”，什么实质的改革推进也没有。另一种为推改革而妥协，开不了大门开中门，要是连中门也开不了，那就先开一个小口子。底线是，保护自发实践的改革实验，让结果来说服人、教育人。杜老是达成后一类妥协的高手。他最为出彩之处，是重视、欣赏、爱护来自底层的自发实践。且不论他那一辈共产党人“不唯书、不唯上、唯实”的非凡勇气，若不是对农村底层故事了如指掌，哪里能够信手拈来，波澜不惊就写出孤门独户那寥寥25个字？
自发倾向里当然什么都有。还以底层冒出来的包产到户为例——土地刚刚包到户，但耕牛还属集体经营，结果家家抢着用牛，又都不好好喂，造成一批耕牛死亡。承包年限多长不明确，老乡担心政策变，用化肥多、施农家肥少，“掠夺式种地”。包山林的担心政策回收，干脆先砍树卖钱再说。家庭为本，多劳多得，有利生产；但对病弱之户，想多劳也无能力，出现新的贫困户。还有超越一家一户范围的水利公共设施，如何协调利用、如何组织维护。诸如此类，问题一个接一个。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要直面在解决问题中出现的新问题。改革路上到处有“问题串串”，常常是引出来的问题比解决了的还要多。
杜老的应对，还是在新问题里发现解决新问题的办法。他相信一条哲理：“问题”给人带来损伤，也逼人奋起寻找减轻损伤的办法。中国如此之大，能干的人哪里都有，只要眼睛向下，问题之处常常就有解决问题的努力与办法。杜老自己带头下去调查，也要求农口团队把调查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基本功。不但调查问题，更调查底层冒出来的能解决问题的点子和措施，衡量、选取可为全局所用的管用办法。
不过几年时间，中国靠责任制突破多年粮食严重短缺之瓶颈，靠多种经营、开放务工经商为数亿农村劳力打开增加收入之门。今日回首，说农村变革为后来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一个基础，当不为过。其间，杜老主持制定的农村政策，没有哪一条哪一款是坐在机关里拍脑袋想出来的。杜润生出品的农村政策，不是发明，只是对底层经验的发现、集中和提炼。他领导的九号院，其实不过是农村改革实践经验的一个加工场，所做工作无非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如果非说也有发明，那至多是几个新词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疏通流通、土地转包、“允许自带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等等。每个词汇的内核，都是经过提炼的、浓缩的、精致的以便在上层建筑被接受和认可的底层经验。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杜润生绝不接受对他自己所做贡献的赞誉。那本值得后人读之再三的《杜润生自述》，据说封底清样原来印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字样，被杜老看到，一笔勾掉。不知谁是这段广为传播佳话的现场见证人，不过读来令人觉得千真万确，杜老风范不允许他做出别样反应。
杜老平生当然是位难得一见的谦谦君子。几年前《经济研究》要笔者为他自述提供书评，我想不出恰当词语，只好从苏格兰伟大学者休姆的传记里，引出一句“人贵述己而不自诩”来予以概括。不是吗？那么一位毕生关注农村和农民、又被历史证明其所谓“错误”不过是先见之明的老人，回忆认知中国农村的来龙去脉，却没有一句自诩之词。反之，他诚诚恳恳地说，“我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见马国川，“杜润生：要给农民自由权”，刊《财经》2011年1月4日）。
不过，把“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一笔勾掉，却不是因为杜老的谦虚。凡了解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决策体系的，都知道在事实层面，杜润生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农村改革之父。离开党中央，离开邓小平陈云，离开胡赵万，“一号文件”就算写的出来也发不出去，何况中央文件从来就是在中央领导下准备、审议、通过、生效的。杜老当时的正式职务，是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在建制上对中央书记处负责，上面还有政治局和常委会。到杜老逝世，吊唁通知里标有他一生的最高职级，不过是写入括号的“正部级”——怎么说离改革之父的地位还远着呐。
我的理解，倘若杜老真是一言九鼎的农村改革之父，要东就东、要西就西，他对农村改革的贡献，反倒没有像后来实际呈现的那么大，他的思想和生命，也没有像后来实际展开的那么精彩。听来觉得比较妥贴的称誉，或是吴象所说“农村改革总参谋长”（见吴象：“杜润生：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刊《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第37－41页）——他参与决策，却并不是最后拍板人，其主要职责是为决策拍板做好一切准备。
杜老深谙决策之道。情况要明，又做不到全明，所以要尽可能掌握全部相关的实际情况。判断或偏，要仔细反复推敲，把最接近正确的判断，扼要表达清楚。拍板时分，难免有一些担心与顾虑，要备下针对性强的说明，避免问到答不出，白白错过决策的窗口期。建议方案不可只有一套，最优次优次次优，反正多多益善。还要认准即便“科学决策”，非理性元素还是免不了飞来飞去，有备为上。更要对政策出台后可能的各方反应，预作估计、预想化解办法。难度最大的，是明白农村事项与全局的关联——1980年长期计划会议，杜老说动国务院领导人允许贫困地区包产到户的，正是减轻国家返销粮负担，不让农村落后地区拖腿翻两番。机缘巧合，1980年代让我等后生一窥中央农村政策形成过程，才知道那一盘大戏，“总参谋长”不是好当的。
国家权力在杜老眼里，从来不过是一件公器。过去的教训让他明白，底层农民自发动作再精彩、地方选择再对路，若不被中央政策吸纳，不能获得全局范围的合法地位，那就无从制度化解决问题。杜老对照亲历事件问：“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他的回答，“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见《杜润生自述》，第127页）。这样看，国家权力诸种必要职能当中，很重要一项是提供合法化服务——把底层自发解决问题的办法，加工、完善成全局政策与法律，避免饿得不行搞“权宜之计”，吃饱了饭再折腾。
从制度演化的角度，要根本解决问题，国家权力不可或缺。不过，权力有副产品，带有极强的腐蚀性。杜老对他帐下的年轻人，别的都不怕，就怕受权力侵蚀。比之今天，上层建筑特别是中央机关，上世纪80年代多少还笼罩着较多神秘性。官本位悠久的传统里，神秘也是特权来源。小本本上记几个大领导的电话，能唬一大片人哩。杜老对此事防得紧，发展所自成立起，他就规定不走行政级别、不走官道，行科研体制。他还特别不喜欢年轻人接触高层就跑到外面吹牛摆谱。他花很多时间与年轻人在一起谈天谈地，不过谈来谈去都是农民、农村和国民经济，从来不扯级别、升职、待遇、房子，仿佛根本就没有那些个“实际问题”。他关心年轻人，着眼点是思想、情操、认知能力。真有妨碍工作的实际困难，他会派得力干部一锤子解决。反正那时杜老领导的九号院，风正气清，有口皆碑，从来没有“诱以官禄德”那一套。也是种豆得豆吧：杜老90大寿讲得最开心自豪的一句，是九号院“没出一个贪官”！
古人所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杜老是做到了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与邓子恢一起被批评为“小脚女人”，革职改行到科学院。当时杜老的精神状态，后辈无缘亲见。不过读吴明瑜的回忆，杜老为保护科学家不受冲击，提出知识分子已经实现“初步红”。他还与张劲夫一起，当面向毛主席提出在科学院自然科学家范围里不打右派的“大胆”建议（见南方周末记者钱吴平的采访稿，“杜润生：不仅是农民的朋友”，2015年10月19日）。杜老应该没时间为己而悲，否则连自家是不是红都说不好，怎么还管人家红不红呢？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杜老之红当无问题。上上下下的信任、欣赏、赞扬与推崇，久久围着杜润生。他逝世之后，网上传来多少发自肺腑的溢美之词，不少在当年就有耳闻。不过杜老属于“越受赞、越谨慎”那种特殊材料制成的大写之人，从没一点志满意得，更不见丝毫盛气凌人。遇到赞扬实在躲不开的场合，他会自我调侃一番，切换题目而言他。“个人还能做多少事？”“我不过是农口的一个符号”——是这位老人家不以物喜的证言。
孰料杜老究竟红还是不红，后来又成为问题。据他秘书刘伯庸记录，1989年7月14日下午5：25，杜老在九号院他自己办公室里，信笔写下“洛阳亲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写时老人家神色异样，“他的眼眶湿润了，泪水开始聚集并在眼眶里打转”，“他哽咽着，用两只大手不停在自己的脸上擦着，抹着”。伯庸跟杜老多年，从没见过老人家有这等神态，于是那一刻就永远印在他脑海之中（见刘伯庸：“一片冰心在玉壶”，刊财新网，2012年9月2日）。10月23日在八宝山，我和伯庸排在一起等着向杜老最后鞠躬告别，我问他那件事是怎么个由来，伯庸说在上苍也为之动容那一幕之前两天，1989年7月12日，杜老接到解散农研室的正式通知。
杜老不会哭自己。他哭的是失去农研室这个平台，还怎么继续工作？历史好吝啬，满打满算只给杜润生不到十年时间，可要解决积重难返的农村问题，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别的不提，就是广受老乡欢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久不变”也还没完全落实。1988年夏天在贵州遵义，杜老最后一次组织全国性农村政策研讨会，细听湄潭试验区汇报，对农村内生的“人口变动重分承包土地”机制有深刻理解，也支持把“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湄潭经验，相机推向全局。可惜转到来年，形势已容不下那些改革的细活，甚至连九号院也被列入解散之列。
我自己见过杜老神情异常，是1993年。那时还在UCLA读书，受毅夫之邀，回国参加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筹办研讨。到杜老家探望，谈着谈着，老人家谈到曾有人不同意给他办重新登记——那意味要开除杜润生的党籍！后来陈云同志出面讲话，才制止了这出如果办了“将来还会平反”的荒诞剧。杜老讲到这段时，神情痛苦、几近落泪，为我多年接触老人家所仅见。他难道是为自己伤心吗？我想不是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们这个伟大文明还怎么吸引优秀分子为之努力奋斗？
《杜润生自述》的下篇，以约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收入杜老离开农研室领导岗位之后的文稿。远离权位，他关注的问题还是一以贯之。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视野更广阔、言说更直白。阅读这些文字，让我们知道，晚年杜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惟常怀其忧。忧些什么呢？他忧农村改革裹足不前，忧农民无从持续提高收入。他也忧进城留乡的农民权利无保障，农民难以解决农民自己的问题。杜老更忧中国过不好市场关、民主关，在现代化的路上走歪。
文字之外，晚年杜老还留下不少闲闻逸事，展示他的胸襟。印象至深有三件：一是多年住院的他，时不时一觉醒来，以为还在九号院，嚷着要护士赶快招呼锡文们来开会。二是有次杜鹰贴着他耳朵报告粮食增产，杜老听得笑出声来，竖起大拇指喃喃自语“粮食增产、粮食增产”，一副当年听汇报时的“杜主任神态”。三是2007年春，高文斌在病房拿出一张字条让前来探视的后生传看，但见杜老手书，“你们要协助岐山同志管好金融”。读罢忍不住摇头：老人家不知道他的弟子早就东西南北、干甚的都有吗？像区区在下在学校教书，哪里会懂金融，有心协助也帮不上忙。不过大家理解杜老，他是在位正能量、离岗还正能量，永远是国家人民事业的正能量。于是几个后生一起对静卧病榻的杜老连连点头，协助不了也要协助。
杜老95岁前后，健康状况下了一个台阶。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很担心老人家随时离我们而去。但过了那道坎，杜老身体稳定下来，过了一个生日又一个生日，让大家觉得他似乎从此再也不会离开。没想到，102岁的杜老在人们各忙各的时候，突然平平静静走了。更没有想到，那么多从来没见过杜老的年轻人，一样为老人家离去由衷伤心难过。我任教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也就是杜老生前一直支持、鼓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群同学一定要送花圈、一定要到吊唁现场与杜老作最后的告别。他们都是80后，有位农村来的孩子讲的真切：没有杜老的奋斗，我们会是另一种命运。这让我相信，在有机会直接受教于杜润生以及更多没赶上那个机会的人们的心目中，杜老风范长存。
本文来源于《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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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杜润生的徒子徒孙”更高傲称号
作者|周其仁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周其仁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内，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上午9时，未名湖畔北侧，一座朱门青砖的古典风格庭院在晨光中安静矗立着，与清朝皇家风格的朗润园浑然一体。精巧的朱门旁挂着两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国发院”)。
两块带“国”字的招牌，光绪年间内阁、军机处会议的旧址，一时令人联想起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经世济民”的人生情怀。
在这庭院右翼的一个小间里，头发银灰色的周其仁已伏案忙碌许久。眼下，他正在完成旨在分析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著作——《城乡中国》的下部。
两小时的采访在一种充满张力的“叙事”中急速地流淌而过——他逻辑缜密，又充满细节，每回答一个问题，都会给出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生动故事，张弛有致地调动着听者的情绪和思维。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内，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自80年代之初，这位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往来穿梭于“江湖”和“庙堂”之间，几乎参与了中国改革的每一步，“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尤其重要的贡献。”(韦森语)
“理性，激情，雄辩，治学仍不忘忧国。”在回复记者的短信中，财经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用12个字来概括这位80年代的老同事。
一个经验主义者的成长轨迹
1978年早春，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28岁的下乡知青周其仁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自己如何填写志愿。因为年龄偏大，他不得不放弃了北大，在第一志愿上填了历来招大龄学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此时，他已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10年，其中在山中狩猎7年半。
10年前，他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带着相信伟大领袖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的狂想，如愿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农场。
在这里，他学会了割草、锄地、扛粮食等各种粗重的农活，不以为苦，反觉得“大有可为”。不过，这个上海来的中学生满肚子“高见”，喜欢批评这个论断那个。半年后，他没能当上人人向往的拖拉机手，反被连队领导发配到山上打猎。
在完达山上，他跟着师傅每天巡查遍布深山老林里的几十个“陷阱”，诱捕野鹿、圈养、然后割鹿茸。山上不用出操，也不用“天天读”，且不受准军事管理的束缚。很快，他喜欢上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待就是七八年。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在寂静的大山里，他一边从事着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读着从“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后面被《资本论》作者发现的理论，以及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那是多么远离眼前生活状态的概念和图景。
源源不断寄到山上的书包，也引起了农场工作人员的注意。有一天，周其仁接到通知，让他下山到团部一趟。在团部办公室，一个年轻人坐在乒乓桌上，开始考问他各种理论问题。后来他才得知，这是现役军人领导的农场，为展开“批林批孔”、读6本马列原著招理论教员的面试。考官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80年代的北京闻名天下的“四君子”之一、时任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理论教官的朱嘉明。
等他和朱嘉明再次相遇时，已是1978年的北京。
当年的北京，百废待兴，社会的各个层面都热气腾腾。10年的农村生活经历，让他无法满足于课堂上教授的那些经典。他和同学们传阅各种书籍和有关国外现代化的报道。一次在西单墙，他不期而遇已考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
交游广泛的朱嘉明，把他带入了一些跨高校的读书和问题讨论小组。在一次聚会上，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带来了一个来自现场调查的重磅消息：由于大旱造成饥荒的威胁，安徽当地的农民偷偷地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当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农民吃饱了肚子。
这让在农村生活过的青年们异常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可是，这样的事为什么还得不到上层和社会的认可，要偷偷地搞，这是为什么呢?
此时的北京城，关于“方向”和“产量”之争尚不见分晓，甚至被视作改革开放“序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个农业文件，仍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
因为投稿的机缘，周其仁结识了在《未定稿》杂志当编辑的王小强。两人合写了一篇论证包产到户的文章，到处投稿无门。一位前辈权威得知此事，对北京农科院院长秘书赵晓冬叮嘱说，“可不能理这两个家伙”。
不久，周其仁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人——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此时，这位“中共内部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刚平反复出，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一职。从人大经济系老师白若冰那里，他听说有一帮年轻人在讨论的一些话题，很感兴趣，说要“见识见识这帮小年轻”。于是，热血青年们被稀里糊涂地带进了杜润生家。
“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大家七嘴八舌地在那里争着说，他在一旁听。这个老头有磁性般的吸引力，他特别会问问题。其实，我们的看法还很幼稚，他也不直接批你不懂，而是通过跟你讨论，把你引向深入。”
杜润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假期到安徽农村调查“包产到户”的机会。1981年夏天，二十多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拿着国家农委开的介绍信，坐着火车硬座到了1977 年后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安徽滁县。兵分三路，王小强、周其仁被分在综合组，他们跑遍了定远、凤阳、嘉山等地农村，白天走访当地的干部和农民，晚上整理访问纪录，也看到了衣不遮体、一家人穷到只有一条裤子穿的可怕贫困。
那份研究报告后来被送到了中央高层。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说，这份报告“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央的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要求中央国家机构从有下乡经历又读过大学的年轻人中抽选500人来做政策研究工作。
1981年底，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给予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以合法地位。
1982年，还没毕业，周其仁随着同学陈锡文、杜鹰一起，被提前“分配”到杜润生门下。编制设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公地点在西直门内半壁街，调查研究工作则由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直接领导。
1985 年年初，发展组“分流”，部分成员去了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陈锡文、邓英淘、罗小鹏、杜鹰、白南生、高小蒙、谢阳、周其仁等继续专注于农村研究。次年，农村发展组变更为国务院农研中心直属的发展研究(简称发展所)，由杜润生直接领导，王岐山是第一任所长。
一年中的大半时间，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研，常常一次出发几十天在外。每人都背上一袋子书下乡。戴小京回忆，他们俩有一次到安徽凤阳调研一个多月，白天走访，晚上整理记录，“农民家里晚上没有电，就点个油灯跟农民聊天、喝酒。”
每次从农村调查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向杜润生做汇报。“汇报之前，我们那群年轻人最当个事，整宿熬夜地准备材料，因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过堂。”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认识层次上去了。
“哪些是你真把事情搞清楚了，哪些只是你猜的、想象的，杜老很容易看出来。他就听，问你问题，从来不会批评你，就有很强的感召力让你再去把事情搞清楚。如果真搞得比较清楚了，他就会很高兴。那时候得到杜老的一点肯定，我们会非常开心。” 。
周其仁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年轻时候都是一样的，慷慨激昂，拔出一把刀说我要怎么杀，怎么去改造世界。后来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很多治国救世方案，其实是因为对实际情况还根本不了解。等你真了解以后，还有很强烈的愿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不容易了。”
在农口的10年，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学术风格和“气味”——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研究路子，以及在各种现实得约束条件下寻找解决问题的路数。
他说自己特别喜欢顾准在1972到1973年间写的一本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反映了我们那一代人思想方式的转变。”
在灰暗绝望的个人境遇中，顾准这位少年时即投身革命运动的思想家仍对自身和国家进行反思，提出一个类似“娜拉出走”的问题——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办?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
周其仁说，杜老后来和他们这些年轻人讲：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义，你们有理想还得要跟经验结合，跟你所处的时代、跟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
1990年，在风雨飘摇中，农研室被解散，两百来号员工听候发配。当时在英国访问的周其仁折道去了美国，随身只带了一套西服。他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年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经济史的博士学位。
在海外，牵动他的仍是中国问题。他对美国经济学界盛行的“黑板经济学”兴趣寥寥。泡在大学图书馆的日子里，他读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读巴泽尔“关于主动资产”的分析，读阿尔钦的产权理论，心目要解释的现象，还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
发展组成员之一、清史学者王高凌曾撰文回忆，1993年他随已退休的杜老去福建，老人在车上感慨：“要是这时候(宋)国青、(周)其仁、(高)小蒙都回来了，该有多好!”
“这是他心里的几员爱将。”王高凌说。
发展所的学术协调人
在80年代的改革史上，发展组及后来的发展所可谓赫赫有名。
从1982年到1986年，在杜润生的统帅下，后来先后任所长的王岐山和陈锡文，带着一批年轻人一道参与了中央农村发展与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
有一年，中央“一号文件”通过程序后，杜润生派王小强、周其仁去国务院印刷厂负责最后的校订。他们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时，周其仁才突然意识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而他连党员都不是。
在农研中心老同事赵树凯、蒋中一、何道峰的记忆中，周其仁是发展所中的“领军队员”之一，“思想具有穿透力，逻辑性很强，对问题高度敏感，理论比较超前。”相比王岐山、陈锡文擅长组织、领导的干才，周其仁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学术协调人”。
“其仁说话是很有煽动力的。”忆起当年开会讨论的场景，如今是昆百大董事长的何道峰笑出声来，“我后来和他开过玩笑，说他光做学术研究是可惜了，如果在别的地方，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鼓动家。”
在这一帮老同事们看来，除了研究能力突出，好口才也助了周其仁一臂之力。
当时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的蒋中一说，周其仁是最早提出了城乡不平等问题的人之一。“大概是83、84年，当时农村包产到户已经完成，大家在讨论下一步改革该怎么走，内部讨论得很热烈，观点很多。他们几个人就提出为什么农民的身份和市民不同，认为户籍制度把国民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
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二步”，研究小组提出的另一项更重大的议题是：改革已存在32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体制。
在被饥饿记忆缠绕着的共和国史上，粮食问题一直被视作危及国家安全的重大议题。蒋中一说，当时许多中央部委包括农业部、商业部、计委的一些司局长们都有抵触，“情感上、政治上都有，非常坚定地认为粮食必须进行管制或半管制。但是，其仁他们问为什么非要政府管制?难道粮食这种东西没有商品属性么?”
周其仁后来回忆，他们那个小组对这个问题下了很多功夫。最早提出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是宋国青，一起跟进的还包括罗小朋、高小蒙和向宁。为了验证有关想法，粮食研究小组曾在江西、广东等地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在杜润生的肯定下，还选了河北一个地方做试点。
1984年9月，一帮中青年学者在莫干山召开了一次在中国改革思想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会议。会上，除了著名的价格“双轨制”外，白南生、周其仁所在的农村经济小组讨论了如何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的可行性办法。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双双派出秘书上山听会。会后，各小组派代表下山，向正在浙江考察的张劲夫汇报。周其仁代表农村经济组参加了汇报。
回京后的一天，周其仁接到突然通知，让他到中南海西门跟中央领导出差。等被中央警卫局的车子送上专列，他才知道中央领导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一开车，总理就召集开会，谈着谈着，他让“农口”来的小周谈谈“你们那个改粮食体制的想法”。
是年年底，国务院总理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正式开启了改革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波冲击。
1985年，统购统销改革的第一年就出现了粮食减产的现象，产销区两头“摆不平”。加之货币超发引起的通货膨胀，粮价较大幅度上涨，市面上出现恐慌抢购，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干群冲突。中央内部和社会各方诘难四起，令杜润生和方案小组都受到了压力。
最终，中国的粮食市场化走了“很漫长、很艰难”的二十多年，终于终结了统购统销体制。
“能说的，不如会听的。”离开“农村改革的参谋总部”后，周其仁如此理解“建言”，“听的人最难，他要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做选择，职位越高，受到的约束越多。而且，对这些约束条件，建言者往往并不知道。听者会听，才下得了决心决策。”
“当年，我们有幸接触的到那些很会听的领导人。”
回顾过往，戴小京说：现在当作一般常识来看的东西，在二三十年前是看不明白的，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一路都有争议，“也许其仁那时候就预测到了。”
他和周其仁在1986年合作执笔完成的研究报告《农民、市场和制度创新》，记录他们那时对农村产权改革的认识：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表现”，否者“倒退也就难以制止”，一旦重建这种权利，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将需要全盘变革。
归国10年后，周其仁从2007年起又一头扎进老本行——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地调查研究，试图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找到一条变革现行土地制度的可行路径。
有人说，“几乎每一幢新大楼下都埋着故事。”在中国近十年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国家征地、拆迁而使地方政府和农民、市民之间的冲突、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已成为当下中国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一。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其中，对农村土地体制改革有了突破性的表述，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的流转、入市开了一道有条件的“口子”。
我问周其仁：如何看待当年的“战友”、如今身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此后频频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坚守“四个不能”等“后退性”言论?
“幸亏有个陈锡文!”他很干脆地回答。听者一脸愕然，他又补充：“我是在逻辑上有点不同意见，其中也包括锡文的。但是，从推进改革来说，幸亏有个陈锡文。”
“中国的改革怎么可能喊个口号就一路春风呢?都是一波三折的。改革的需要从来先在某些局部出现，与全局的普遍状况有不小的距离。局部先行的改革还不能与‘大部队’脱得太远，更不能对立。锡文现在是负责中央农村政策的大官，他当然要着眼于全局。中央就要站得比较‘中央’，不能冲到最前面。老话说守正出奇。中央守正，一些地方才能出奇。出奇能致胜当然好，逐步推进就是了。万一受挫，也无碍大局。因此，千万别以为‘保守言论’一定有害于改革。很多时候，‘保守’恰恰有助于改革，因为这样才能让改革不翻车，它拉着你、扯着你，提醒局部先行的改革举措顾及各种复杂的力量和诉求，要求改革的操作非常仔细。当年农村改革都这么来着。一路狂冲下的‘改革’，容易翻车。最后，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改革的头上，让改革背黑锅，欲速则不达。”
周其仁说他很欣赏这么一句话：“天下的江河很少有直直的，都是拐来拐去的。为什么?水要跟大地妥协。当然最后水还是往东流了。那是挡不住的。”
缝出一幅“真实世界”的图景
一年中很多时间，周其仁喜欢跑在各地做实地调研，农村，企业，城市。凡是真实的现象，他似乎都有兴趣。
2004年，他一脚踏进江苏常州人民看守所。隔着铁窗，和铁本案的“主角”、民营企业家、刚刚入狱的戴国芳进行长达4个小时的交谈。
这是他的调研“军规”之一：“风口浪尖时，不能躲，要尽可能到现场去，这是获得真实知识绝好的机会。”
一说起和周其仁调研的经历，自称外行的北大学者薛兆丰会频频使用一个词——“厉害”。
一下飞机，冲在队伍第一个的一定是他。他已经和接飞机的人聊上了，开始问问题了。途中，车在不同的地点之间奔波，二十多人的中巴上，大家都一个接着一个累得睡着了。耳朵里只听他的声音，他还在不断地聊，问问题，最后被他问的人也累得睡着了，他还在那里东张西望，看田野，在思考什么。
“其仁的感受，总是比任何人都更贴近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微妙”的逻辑与艺术
在和庙堂咫尺之遥的中国经济学术圈里，周其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譬如，他是一个较少挨公众骂的市场派经济学家;譬如，他多年来一以贯之地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却依然是被中央到地方很多政府部门所倚重的学者，陆续担任过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证监会发申委委员等“显赫”要职;譬如，他和权力一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尽管人们都认为他和新一代的“他们”之间有某种历史渊源。
人们习惯拿他和动则犯“众怒”的自由派学者张维迎、茅于轼、许小年等相比。他和这几位都是好朋友，只是讲起话来有所不同。而与一些曾为政府政策“背书”的“高参”学者相比，他又以自己的独立而赢得了认可。
财经作家苏小和曾用《圣经》“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来形容他的分寸感。比喻出自《马太福音》，耶稣在打发门徒外出传道、治病赶鬼前，勉励他们要像鸽子一样良善温柔，又要像蛇一样讲究策略。
听过周其仁讲座的人，多少领略到其话锋的犀利。他也承认，自己的文字表达与口头表达差别很大，“经常自己的一篇讲话稿也会改上一整天，可能这也是个坏毛病。”
在他不温不火的文字中，你也清楚地明白，那些“商榷”针对的是哪一类观点、哪一些人。
周其仁说，自己只追求“把话说准”。
“什么叫分寸感好?”他略有几分抵触，“所谓分寸感好，一个是说你政治上的谨慎，一个是把话说准确。现在很多人认为不把意见讲过头，就不会引起注意，我认为这有点偏颇的。问题是你说话到底准不准?”
和周其仁共事4年的学者薛兆丰用“subtle”(义为“微妙”)来形容他的语言风格。“为什么各方面都会买他的账呢。一是因为他的观点都是以事实和经验为依据的，这是最强大的。第二个，就是他的微妙。”
“他不是好好先生，他不中庸，他只是subtle(微妙)。”薛兆丰笑着分析，“他知道自己的方向，但他要‘说得通’。而且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方的力量在博弈，这些你都不能忽略，你怎么去说服他们，所以，他会表达得很微妙。”
这样的微妙，自然不会让媒体觉得“过瘾”，因为“不够刺激、不够非黑即白”。
如果把这种“微妙”，仅仅理解为一种语言层面的修辞，那可能是对周其仁的一种误读。
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自由派学者告诉记者，周的特点是不说“正确而无用的话”。“就是没有现实操作性的。大家都知道正确的方向该是什么，问题是怎么去做到?”
“譬如谈土地私有制问题。几十年过去了，公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已经这么久了，把已经公有化的土地再长期承包给个人或家庭。这中间的过程太复杂了，涉及到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
“很多学者，包括我，都没有这个耐心，什么增减挂钩等等，光这些名词已多得让人头晕，算了，我就登高一呼：就是要搞私有化或者私有制。反正，方向是对的。”这位学者说：“只有周其仁有这个耐心，具体地去看怎么解决问题，一步一步地去做。”
2010 年，周其仁带领的国发院综合课题组总结成都城乡统筹改革经验，出版了《还权赋能》研究报告，随后引发了他和湖北“三农”问题学者贺雪峰关于土地私有的持续论争。争论中，贺批他以给农民“确权”(确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房屋产权)的含蓄说法，实质是主张“土地私有化”，是“假不懂”的深谋远虑。
“我哪里会有话不全说出来?”周其仁辩解说，“我当然知道清晰到家庭的土地产权的含义，但我从来不认为可以经由‘私有化’来实现清晰的土地产权。”
19年前，周其仁就撰写了论文《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对自1950年以来中国的地权变化进行了研究。
1950年出台的《土地改革法》明确保护土地私有。1953年的“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家庭。时隔3年，集体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60条》，把已归农民私有的土地甚至连宅基地都一并收归集体所有。
为了搞清楚当年这“一放一收”是如何完成的，他曾查找到历史档案。当时，集体化工作队动员的时候说：这个地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分的，现在毛主席又要求集体化，你不拥护，就把你的土地收回。
“所以，他的观点是：产权制度，是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共同维护的一种权利。如果缺乏植根于人们心目中的自由，没有长期的演练成为普遍的行为习惯，仅仅通过一场政治运动来赋予的‘产权’，它注定是非常不稳固的。”薛兆丰分析说。
如今致力于农村扶贫公益事业的何道峰说，农村目前的贫困化和现有的土地制度有很大关系，尤其是近十年。“我同意周其仁主张的土地确权和私有制。但再往下走，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我们俩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他认为，只有通过立法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当然，这会涉及一整套有关城市规划、行政、税收的法律制度。
相比较，周其仁的观点似乎要更保守一些。“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发一个文件或者做一套新的产权制度。因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来一个开明婆婆，往这个方向改;明天再来一个保守婆婆，往那个方向改。”这样变来变去，人们的预期更不稳定，行为也将更变异。
“让一套产权制度在社会当中慢慢地磨，通过多方面力量的博弈，慢慢地成型，成为习俗，变成所有人的习惯，然后用好的法律把已成事实加固下来，而不是重新去打造一个新世界[0.06% 资金 研报]。”
什么是他主张的“渐进”路线呢?
三十多年前的“包产到户”，是把耕作权给农民;接着，是把经营权、卖粮食的权利还给农民;然后再是土地承包的转让权。最后，一套日渐完整的土地权利就还权赋能了。“眼下这一环节是解决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利问题。慢慢来，不要着急。”
采访中，汪丁丁说自己更愿意用“判断力”来定义这种“分寸感”，“就是康德反复强调的判断力。”
“其仁对中国政治有极好的判断力。在康德-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传统里，可称为实践智慧。既不是单纯的实践能力，也不是单纯的思辨能力，而是两者的适度结合。其仁在人民大学读书期间已表现出这方面的特质。”
在汪丁丁眼中，周其仁是他认为具有出色“实践智慧”的两位友人之一——另一位则是新闻界的胡舒立女士。
猎人的枪声
不温不火的周其仁也有擦枪走火的时候——那是10年前引发巨大舆论风暴的“顾郎之争”。
当时，媒体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之说法极力渲染、推动这场风波。
在《经济观察报》上，一向以“不爱赶热闹”婉拒媒体的周其仁以《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为题，用自己从1996年起对三十多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调查为经验依据，对郎质疑几家上市公司国有资产流失的研究方法、数据、逻辑等等漏洞进行了全面的批驳。言辞之尖锐犀利，令许多熟悉他的风格的人大感意外。
“太精彩!其仁那篇是那场论战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说：“大概是他这辈子火气最大的一篇。”
一位接近主流经济学圈的人士告诉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噤若寒蝉，因为“谁敢批郎咸平一句，不管你说什么，都会被网上的愤青们骂臭、骂死。张维迎素来是这样的脾气，周其仁火气这么大，倒有点意料之中的意外。”
周其仁后来几次反省，说自己那回写得太冲了，“没控制好”，“情商有问题。”
一位熟悉他的北大学生说，看似温和的周老师“骨子里是一个很孤高的人”，对自己认定的理念相当坚持，其实从来不怕得罪人。
据一位亲历者回忆：90年代一次级别颇高的场合，周其仁提出的观点惹得当时一位领导不悦，传出来的讥讽说：你们无非就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罢了。周其仁知道了当即回应——“怎么着?我不相信这辈子还有比‘杜润生的徒子徒孙’更让自己感觉高傲的称号。”
此事在农研室的老同事圈中迅速传开，令一干亲历过政治动荡和世态炎凉的当事人颇引以为傲。一位农研室的旧人告诉记者，“虽然现在不常和其仁见面，但知道彼此是可以信任、价值观是相同的。”
2005 年，一位晚年居住在富强胡同6号的前国家领导人去世。周其仁闻讯后当即赶往杜润生家，正好老人家要赶去吊唁，临行叮嘱他得写点东西纪念首长。在前领导人去世一周年，周其仁以当年直接的接触为据，撰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回忆文章。此文后在网上广为转载，令许多人为之动容。
“公道自在人心。我当时就是一个平头百姓，刚离开大学校门不久，连党员都不是，是改革的浪潮让我有这个机缘。所以，我应该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把当时的东西写下来。没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回去打猎。”
光阴苒冉。90年代后，当年的小伙伴们或步入政界或下海经商，其中有不少如今活跃在舞台的中央。仅周其仁所在的研究小组，就走出了多位如今在政坛上炙手可热的高官，其中有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以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我从来没发现其仁有任何拉帮结伙的迹象，他也从不加盟他们中的任何派系。”汪丁丁说，“朋友们议论过其仁不像上海人。这是褒意的评价。据我观察，其仁在待人接物上始终是清清爽爽(沪语，意为干干净净) 的。”
在两种力量之间
2008年7月，98岁高龄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在芝加哥大学发起并主持了“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会前，他让助手写信邀请周其仁写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缘由是——“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
在这篇后来影响广泛的《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中，周其仁提到产权理论在中国情景中的应用——“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尽管科斯的理论在1959年说，清楚界定的权利才是市场交易的关键前提。周其仁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农民和基层自发的产权界定，加上地方和中央给予的合法化承认，共同成就了产权的重新界定。”
“这个经验非常有意义，我甚至认为对整个人类都有意义，因为将来再走错也不怕，中国的改革已经预备下一贴可用的解药。”
历史的机遇，让周其仁这样一度在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们有幸参与了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决策。那么，如何看待80年代那场改革的缘起和发展呢?
周其仁说，回头再看那被评价为历史地位很高的5个“一号文件”，实际上是用来教育干部的。“你说包产到户是农研室发明的?是杜润生发明的?是人民被逼得饿得不行了，活人不能活活就这么饿死，总得找个办法吧。”
“凡遇到困难、有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总有人想办法突破。讲到底，每个普通人、普通家庭、企业、基层和地方，总有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因此总有人出头来面对困难、抓新的机会。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这是周其仁所理解的“顶层设计”——国家机器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国家制度。仅此而已。
这也是他最为推崇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对“中国经验”的理解。科斯和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提到所谓的“双轨结构”和“边缘革命”。
所谓“双轨结构”，是说中国经济的成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些确定“产权”的活动，其实苗头都出现在1978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经偷偷摸着石头过河了。但是，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也是无法切实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过程。
在为“中国往何处去”忧思一片的中国思想界里，这也多少解释了周其仁对未来的乐观——一旦现有的游戏规则“摆不平”，底下自然会冒出来各种求生、求变、求发展的办法和创新。
“我们能做什么事?生活天天在冒东西，无非做点甄别——哪些冒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性，再给它加点减点什么，它可能就起来了。在调查研究当中，做选择、梳理，使得杂乱无章的现象变得比较有条理，让信息传输的成本降低。”
对知识分子们设计改革蓝图的热情，他至始至终抱有怀疑。“我们写文章、做调查、做呼吁、进行学术辩论有用。但是，你要搞清楚一点：我们只是起辅助的功能，敲敲边鼓的。”
在芝加哥开完“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的第二天，周其仁坐着国际航班赶回了国内。在成都，一场以“确权”为基础的城乡统筹土地改革试验正在进行中。
2007年，重庆、成都两市宣布成为国家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一次在成都开会的机会，使得周其仁对那底下发生的事产生兴趣。他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得到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重视。
2008年10月，全国第一家农村产权土地交易所在成都挂牌。
在过去5年中，他带领国发院的课题研究组，对成都进行的统筹城乡改革进行蹲点调查，跑遍辖下各区市县，与官员、农村基层干部、农民、商人等进行了几百次的座谈，同时参照了重庆、长沙、嘉兴、深圳、北京京郊等8个点的调查研究。
成都郫县的“占补平衡”做法，柳街设立解决土地确权纠纷的“长老会”，民间商人自办蛟龙工业港的创新和经营，三道堰的小城镇建设以及灾后重建的制度创新，锦江实施的集体土地的招、拍、挂……各路人物在底下进行的土地流转的“大开练”，让周其仁兴奋不已。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可能的土地制度改革突破路径。
亲身见证过8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星火燎原之势，让他坚信一条规律：“中国的事情很厉害，如果这个事是符合方向的、是底下有根基的，你上层只要开个口子，从NO说成一个有条件的YES，底下就不断地拱出来，欲罢不能。这个力量远远超出学者的力量。”
“就像两种化学元素相遇，我们的力量加上这个力量，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参考文献：马国川，《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改革的逻辑》《城乡中国》《中国做对了什么》 ;柳红，《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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