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 | 文字的良知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先后求学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长期为《党派评论》、《纽约客》等重要刊物撰稿，主要作品包括随笔文集《反对阐释》、《论摄影》、《疾病的隐喻》等，以及小说《恩主》、《火山情人》、《在美国》等；此外，桑塔格还积极介入各类社会事件，发挥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力，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1963年，两年一届的耶路撒冷国际书展首次向一个作家颁发“耶路撒冷文学奖”（Jerusalem Prize），该作家的作品探索了在社会中的个人自由。从那以后接下来的获奖者包括博尔赫斯、西蒙娜·波伏瓦、齐别根纽·赫伯特、格雷厄姆·格林、米兰·昆德拉、约翰·迈克尔·库切以及唐·德里罗。本文是2001年5月9号，获奖者苏珊·桑塔格在耶路撒冷的演讲。
文字的良知
The Conscience of Words
我们作家，为了文字焦虑不安。文字要有所意味。文字要有的放矢。文字是箭镞。箭镞刺入现实的粗糙皮革之中。文字越是咄咄逼人、越是普遍，它也就越类似一个个空间或者一条条隧道。文字能够膨胀，亦能坍缩。它能臭气熏天扑面而来。它常常提醒我们还有其他空间，其他我们更为憧憬的空间或者我们自认为已身居其中的空间。也正是在这些空间里，我们失去了艺术与智慧的栖息之地。到最后，诸多的精神追求我们不会再去珍惜，并将会遭遗弃、隔绝与尘封。
譬如，对我们来说“和平”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呢？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冲突的平息吗？还意味着一种遗忘？是意味着一种原谅？抑或只是深仇大恨之后的一种疲惫不堪、一种精疲力竭、一种如卸重负？
在我看来，“和平”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一种胜利。胜利属于他们一方。“和平”对他们而言就是胜利，而对于另一方和平则意味着挫败。
当和平成为众望所归时，如果这一理念意味着一种无法接受的合法权利的丧失，那么貌似最理所当然的方式莫过于诉诸少于全面手段的战争了。如此一来，呼吁和平让人觉得若不是一种欺骗的行径，那肯定也是一种草率之举。和平成为了一个人们再也不知如何栖息的空间。和平必须重新构建，重新开拓……
而我们所说的“荣誉”又意味着什么呢？ 作为一种个人行为的严苛标准，荣誉似乎属于某一段遥远的时光。但授予荣誉这一惯例——为了吹捧自身或者他人——却有增无减。
授予一项荣誉即是肯定了众人某种共同秉持的信念。在这一时刻，接受一项荣誉即是相信自己当之无愧。（在所有的文明致辞中，得奖者大多会说自己受之有愧。）拒绝授予的荣誉之举似乎又粗鲁无礼又大煞风景，并且太自命不凡了。 通过历届遴选出荣誉的获得者，一个奖项累积成荣誉——以及授予荣誉的能力。 通过这项标准，讨论一下命名备受争议的“耶路撒冷奖”，在相对短暂的历史中，这一奖项已授予给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一些最杰出的作家。根据显而易见的标准看来虽然这是一项文学奖，但却不是命名为“耶路撒冷文学奖”，而是“探求在社会中的个人自由的耶路撒冷奖”。
是不是所有获此殊荣的作家都真真切切地捍卫了社会中的个人自由？他们——现在我必须说“我们”——都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我想不是。 他们代表了大范围区域的政治见解。他们中有一些人几乎都不接触那些“大词”：自由、个人、社会…… 但作家说什么并无关要紧，最重要的是作家是什么。
作家们——我所指的是文学圈子的成员们——象征着个人理念的不懈坚持和迫切追求。 我喜欢将“个人”当做一个形容词使用，而不是名词。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个人”喋喋不休的鼓吹似乎让我深表怀疑，因为“个人主义”本身愈来愈成为了自私的代名词。资本主义社会在宣扬“个人主义”时有着某种既定的利益在驱使——个人主义只不过等同于自我的无限膨胀，只不过是自由购物、自由获取、自由耗尽、自由消费以及自由丢弃旧物罢了。
在自我修养中，我不相信存在着什么内在的价值。我认为没有利他主义的标准，没有关于他者的标准就不存在文化（标准意义上的“文化”）。我确实相信，在扩展人类生命为何物的认识中存在着一种文化。如果文学作为一项工程令我着迷，首先作为读者，然后才是作家，那么文学只是加深了我对他人的自我、他人的领域、他人的梦想，他人的言论和他人所关心的地域的同情。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文学创作者，我既是一个叙述者又是一个沉思者。理念鞭策我前行。但小说不是由理念写成，而是形式。语言的形式。表达的形式。有了形式我脑海里才会有故事情节。（正如纳博科夫所言：“事物的模式先于事物本身而出现。”）还有——毋庸置疑，自不待言——小说来源于作家对文学为何物或者应为何物的感悟。
每一个作家的作品，每一个文学著作都是或者意味着文学本身的一次记述。文学的防卫成为了每一位作家的主题。但是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察觉到的，“在艺术中真理本身的对立面同样也是真理。”借用王尔德之言，我可以说：“在文学中真理本身的对立面同样也是真理。” 这样，从描述性进而从规定性说来，文学是一种自我意识、一种怀疑、一种道德顾忌与过分讲究。再从描述性与规定性去看，文学同样也是一首歌、一种自然、一种庆贺与狂喜。 跟其他的理念不同，比如说爱的理念，除了对他人的理念做出回应，文学的理念几乎从不浮现。这是一些相互作用的理念。 我印象中你们大部分人都如是说，所以我才会得出这个结论。因此，我要为更大的热情或者为不一样的实践创造空间。理念提供通行证——我想要为不一样的感觉或者实践提供通行证。
当你们那样说时我却反其道而言之，不仅是因为有时作家们是职业上的竞争对手。不仅是为了恢复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状况，避免任何一种具有制度性质的实践向一边倒——而文学是一种制度——同时也是因为文学是一种实践，扎根于内在矛盾的渴望之中。 我认为，任何一种对文学的描述都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都是失偏颇的；每种描述只会引发争议。要想真真切切地谈论文学就必须带着一种悖论去谈。 因此，与文学的名义相关相称的每一部文学著作呈现出了独一无二的理念与独一无二的声音，但作为一种集大成的文学，呈现了多元化、多样性与混合性这些理念。
我们对于文学的每一个见解——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契约，文学作为一种个人精神的强烈追求；民族文学、世界文学——都是，或者都能成为一种精神餍足的方式，一种虚荣的方式，或者一种自我庆幸的方式。 文学是一个系统——一个多样的系统——系统里有准则、野心与忠诚。文学的部分伦理功能是一门关于多样性价值的课程。 当然，文学必须在一定范畴内运作。（类似所有的人类活动。唯一没有疆界的活动就是死亡。）问题是，在所有激发的创造性和才能当中，大多数人想要描绘的疆界会窒息着文学自由所达到的限度。
我们生活在一个认同集体贪婪的文化中，而在世界广阔而壮丽的语言多样性中，有一种语言——我说话写作所用的语言——如今已经成为了主流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巨大人群中，英语早已登上舞台，其扮演的角色正如中世界欧洲的拉丁语言。 但是正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跨国化的文化时，我们同样深陷于真正的或者新建的群体组织那些日益分化的诉求之中。 文学团体以及世界文学中旧的人文主义理念到处受到批判。这些理念对某些人来说显得幼稚，这些理念也在伟大的欧洲理念中被普世理念的宗旨玷污了——人称这种宗旨为欧洲中心论。
近几年来“自由”与“权利”的概念遭受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贬损。在许多团体中，组织权利远远重于个人权利。出于这种考虑，毫无疑问文学创造者可以做的，即是提升自由言论以及个人权利的可信度。即便是文学创作者将他们的作品奉献给他们所属的团体或者组织，而他们作为作家的成就仍以超越这个目的为准。让一个获奖作家有价值或让人尊敬的品质，我们统统称之为作家独一无二的声音。 但这种独一无二，是由个人默默修炼而成，是在反思与孤独中经过一段漫长的训练的结果，因此它会受到作家使命感所扮演的角色的考验。
我不会质疑作家参与公共事务，以及与志同道合者追求共同事业和实践的权力。 我的观点并非是将这些活动从作家构成文学的那片隐遁的、怪癖的内心世界中抽离出来。而几乎所丰盛生命的其他活动都无可非议。 但是，出于良心上与利益上的必要性驱使，主动请缨去参与公共辩论与公共行动是一码事，因道德说教之需而断章取义、制造言论则是另外一码事。 不是说在什么地方，就做什么事情；而是为了什么，而去反对什么。 但一个作家不当成为一个制造言论的机器。我国一位黑人诗人被其他美国黑人责备其不写种族主义的耻辱时说过：“作家不是自动点唱机。”
作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发表意见，而是揭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与讹传的帮凶。文学是微妙与矛盾之所，而不是简单化的声音。作家的工作就是让人更不轻易相信那些精神掠夺者。作家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看清世界的本相，充满着不同的诉求、不同的组成部分以及不同的经验。 作家的工作就是描绘真实：肮脏的现实，以及现实的狂喜。文学供给的智慧养分（文学诸多的成就）帮助我们去了解任何发生的事情，了解别的事情总是会到来。
我为“别的事情”着迷不已。 为了所珍视的权力与价值而产生的冲突，我着迷不已。例如——时——实话实说并不能促成公正。例如——时——要促成公正可能要扼制某些良好的真相。 二十世纪许多最为著名的作家，在他们舆论活动中，为了促成他们所理解的正义事业（其中许多事业都确实是正义的）而成为压制真相的帮凶。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不得不从真相与公正中择其一的话——当然，我不希望出现这种选择——我会选择真相。
当然我相信会正义之举。但这是作家实行的吗？ 有三样不一样的事情：演说，我现在就在演说；写作，让我获得这个无与伦比的奖项，不管我是否名副其实；以及做人，做一个团结他人、积极进取的人。正如罗兰·巴特曾说过：“……言非其文，文非其人。” 当然我观点，政治观点，这些观点的形成也是基于阅读、讨论与思索，而不是来自第一手的经验。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两个观点——区区拙见，在公共舆论中我对某些事件都直接发表过这些观点。
我相信，集体责任感这一信念，被当作集体惩戒的逻辑依据，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伦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我是指滥用大批火力屠戮平民，摧毁他们的家园与铲平他们的果园和树林，剥夺了他们的生存的权利，以及他们的工作、上学、医疗服务、自由进入邻近市镇与市区的权利……全都是为了惩戒敌方的军事活动，这些军事活动也许发生百姓周遭，甚至也许一点也不沾边。我同样相信，除非停止以色列人进入巴勒斯坦领地，紧接着——尽早而不是推迟——解散这些移民地以及撤去保卫移民地的军队，否则不可能会和平。 我敢担保，我的这两个观点已经给在座的许多人分享过了。我怀疑——引用一个美国老话——我是在给牧师布道。（转译，意为“多此一举”。） 但我是以作家的身份表达这些观点的吗？或者对于这些众所周知的观点，我不是以平凡人的想法去表达，而是利用作家的身份来增加说话的分量？一个作家施加的影响纯粹是附加之物。而如今，这已经成为了名人文化的一个方面了。 在公共舆论中个人对于某一事件的观点若不是来自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总不免些粗糙。对于我浑然不知的东西，或者仓促得知的东西，如果我妄下结论的话，那只是在贩卖观点罢了。
回到开头，我将这个获奖当作一种荣誉。文学的荣誉。一个表达自己个人声音的工程。严肃的作家，文学创作者，不应只是传达不同于大众媒体的霸权话语的观点，他们还应该反对新闻广播与脱口秀的集体喧嚣。对于观点的问题在于人们被这些观点纠缠不休。无论何时当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操作时，他们总能见识——更多。 无论见识了什么，总是越来越多。无论发生了何事，别的事情也总会到来。
如果文学本身，这项已经发展了将近千年的事业（在我们的认识范畴内，）象征着一种智慧的话——我认为确是如此，这也是文学举足轻重之根本——那么，这也是因为文学书写了我们个人与人类共同命运的各种本质。在各种我们倍加珍视的价值当中，文学提醒我们会矛盾，时会无法克服的冲突。（这就是所说的“悲剧”。）它还会提醒我们“还”以及“别的事情”。文学的智慧与表达的观念势不两立。亨利·詹姆斯说：“对任何东西，我都没有最后的言论。”摆出观念，甚至是正确的观念——无论何时被问及——都会让小说家与诗人那种发人深省和感知复杂性的高超造诣变得廉价。
信息从来取代不了启迪。但一些听上去类似信息的东西（除非这些东西更逊色于信息）——我是指具备获得信息的条件；我是指具体细微、具备悠久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对作家在公众场合表达观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让别人、让名流政客居高临下地说吧，让他们撒谎吧。如果一个作家与一个公众的声音能够代表更好的方面的话，那便是作家们会将表达观点和评判当作一种艰难的责任。
对于观点还另外一个问题。观点是自我停滞的中介。作家应该做的，就是让我们得以自由，让我们震动。开通同情与新利益的大道。提醒我们大家或许，也仅是或许，孜孜追求让自己更不一样，更完善。提醒我们可以做出改变。 正如红衣主教纽曼所说：“在天堂则另当别论，但在这儿的人间生活就要改变，追求完美就要经常改变。” 我所说的“完美”意味着什么呢？我不想解释但我只想说，完美让我笑逐颜开。我得赶紧补充一点，这并非嘲弄之言，而是喜悦之语。
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我接受这个奖项，这个授予所致力于文学事业的人的奖项。我接受这个奖项，并对在以色列与在耶路撒冷的所作家读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苦苦创造的文学充满了个人独一无二的声音和各种各样的真相。我接受这个奖项，以受伤受怕的人民的和平与和解名义。必要的害怕。必要的妥协与新格局。陈规陋俗必要的废除。必要的保持对话。我接受这个奖项——这个由国际书展赞助的国际奖项——说到底这是我对国际文学界致以敬意之举。
本文来源于Los Angeles Times（2001.6.10），译者：鲲之后。
延伸阅读
“我希望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影响力”
作者|苏炜
苏珊·桑塔格骤然辞世的消息，带给我持久的震惊，却让自己一段沉睡已久、从未向人言及的记忆，蓦地苏醒了。
1992年4月9日至11日，由美国老牌知识分子杂志《党派评论》发起组织，在美国新泽西州立德罗格斯大学，召开过一个题为“中、东欧：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变”的大型研讨会。这个被当时《纽约时报》称为“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一次东、西方知识分子会议”，汇聚了当时东、西方（但不包括中国）文化思想界最重要的一批领袖人物。光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来了三位——美国作家索尔·贝娄，俄国诗人布洛茨基，波兰作家米沃什。来自前苏联、东德、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代表，大都是一批创造和改写了本国历史的人物，比如有“波兰思想库”之称的亚当·米奇尼克、匈牙利著名作家康纳德等等。而整个会议上最为引人注目、也最触动我的“中国式感怀”的人物，正是——被誉为当今美国知识界“全才”和“良心”的———苏珊·桑塔格。
我和社科院外文所的朱红老师，当时有幸躬逢盛会。今天，翻出自己当年为海外报刊写下的题为《在原有的“意义世界”消解以后》的会议侧记，我惊讶于当时——在柏林墙倒塌不久的1990年代初年，东、西方知识领袖所关心、讨论的问题：比如，“柏林墙倒塌之后”对知识分子历史角色的再省思；人类在冷战结束后如何面对精神价值重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与社会公平问题；关于“仇恨的教育”与人类的生存危机：“文学的死亡”与“诗性的重建”等等，都一一在十余年后今天的现实纷争与知识论说之中，呈现出他们的高度预见性与紧迫性。
其中最鲜活的一段，则是会议上围绕“民族主义”话题发生的激烈论争。面对前东欧的几位学者、作家提出的问题：在东欧，不管你喜不喜欢，民族主义已经成了一股取代性的力量。但这股力量的背后所带来的可能是什么？知识分子常常对此很迷惑。这时候，俄罗斯贵族的后裔、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孙女托尔斯塔娅抢先发言，以一种“文化优越论”表达出来的“大俄罗斯的傲慢”，公开宣称：如果硬要我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选择，那我宁可选择帝国主义，因为它的破坏性要少一些，它对创造文化有所贡献。在托尔斯塔娅咄咄逼人的发言中，许多位东欧作家站起来，退出会场表示抗议，会场的气氛一时变得非常紧张和激烈。我注意到，讲台上，作为这个议题引言人的苏珊·桑塔格神情非常严肃，但一直没有发言，显然她也沉入了深思之中。她在第二天的发言中，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她的批评性的看法：她不能同意托尔斯塔娅的“帝国主义论”，但她提出了一个真理大于民族、文化大于民族的“国际主义”的概念，她指出：从前，东欧知识者的声音，被认为代表价值，代表真理；但是如果今天把这种价值和真理简化为“民族主义”的话，那他们只能代表“部落的利益，部落的价值”，这样的民族主义价值反而是过渡性的，那种被讥为“没有根的国际主义”的价值，倒是站在历史一边的。苏珊·桑塔格当时的看法，尖锐而不失中肯，或许见仁见智，但给每一位与会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开幕式结束的鸡尾酒会上，我和朱红老师都不期然地谈着一些共同感受。我们正说着话，忽然看见，苏珊·桑塔格举着酒杯，穿过人群向我们走来。我们连忙迎上去，苏珊·桑塔格说：我猜你们是从中国来的，特意想过来跟你们说说话。朱红也笑笑说：读了你的书很多年，我是专门冲着你的名字来参加这个会议的。谈话气氛一下子变得融洽起来。我仔细打量一眼这位从1960年代以来就在美国与国际知识界论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她面容端正清癯，两鬓微霜，说话吐字清晰快捷，穿着随意但经过刻意修饰，显出一种知识女性特有的品味与干练。她向我们仔细询问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知识界的近况，还笑着回忆道：当代中国对世界最大的影响，是“文化大革命”。当然，那是作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影响。我们所知有限，我一直希望能够更深地了解中国，当然，我更希望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影响力……
这里记录下来的，只是凭借当时的会议侧记留下的记忆片断。记得当时，苏珊·桑塔格还特意与我们互留了姓名和电话，她希望能和“来自中国的朋友”时常保持联系。在闭幕酒会上，她又一次专门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互道珍重。她这样关心中国、对中国问题拳拳在念的恳切之心，后来反映在她一两年后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上的一篇关于中国问题的长篇评论之中。我的一位耶鲁同事翻译了这篇评论，并发表在海外华文报刊上。我听说，日后苏珊·桑塔格造访耶鲁的时候，还对她没有机会见到此文的中文译者，一再表示遗憾。
苏珊·桑塔格在当今人类的知识星空中，像一颗最耀眼的彗星一般陨落了。我知道仅是2003和2004两年，苏珊·桑塔格就有三本文集———《疾病的隐喻》、《反对阐释》、《重点所在》在中国翻译出版。至于她的那些涵盖宗教、哲学、政治以及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摄影、绘画、舞蹈、音乐等等的精辟论述，对华文世界引发的影响，也许才刚刚开始。这里想记录的，或许可以算是苏珊·桑塔格不大为人所知的一点“中国情结”，以及作者个人的一段弥足珍贵的微末记忆吧。
2005年元月元日急就于耶鲁澄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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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苏珊·桑塔格
作者|萨尔曼·拉什迪
（著名印度裔英语小说家、现任国际笔会美国中心主席）
译者|黄灿然
苏珊·桑塔格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无畏和原创性的思想者、不断追求真理的勇士和参加众多斗争的不倦的盟友。她确立了严厉的知识分子的标准，这标准继续在鼓舞我和其他众多仰慕她的人，坚持认为文学天才有责任就当今的重要问题发言，尤其是捍卫创作精神及想象力的主权，反对一切形式的独裁。
她于1987年至1989年担任国际笔会美国中心主席，并承接诺曼·梅勒的努力，帮助完成把一个作家俱乐部转变成一个非牟利的专业组织，致力于促进文学和捍卫言论自由，以及保护国际文学界的同行。
她是真正的患难朋友。在霍梅尼于1989年发出对《撒旦诗篇》作者、出版商和译者的追杀令之后，她在那场维护思想自由的战斗中领导笔会。在有些人犹豫不决之际，是她坚决的支持，帮助扭转形势，反对她所称的“一次针对思想生活的恐怖主义行为”。我将永远怀着感激和钦佩牢记她的果断。
在接下去的15年间，她一直是笔会活跃而坚定的会员，走在一系列问题的前沿，并奔赴众多国家为受迫害的作家辩护。她特别强调迫切需要反对美国的文化偏狭和对外国作品和思想的漠视。她是其他国家的新作家和翻译文学的非凡推广者，曾帮助推荐各种不同的作家，例如达尼洛·基什（Danilo Kis，塞尔维亚作家）、泽巴尔德（W．S．Sebald，德国作家）和奥伦·帕穆克（Orhan Pamuk，土耳其作家）等人。
苏珊·桑塔格有恩于笔会，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事实是为了反对她所痛心的这一美国文化潮流，我们已计划4月份在纽约举办一次大型的国际作家会议。可以肯定，会议开幕时，我们将以深深的感谢，缅怀她所如此激动人心地体现的文学良心的榜样。
此刻，让我们哀悼美国一位最著名的艺术家的逝世，并让我哀悼一位亲爱的朋友的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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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是为了保卫
作者|崔卫平
人类思维的惰性，再怎么估计也不算充分。在眼下纪念苏珊·桑塔格的许多文章中，某种简单易行的做法肆意蔓延，于是苏珊被一系列符号（或者说光环）所遮盖：“知识分子女英雄”、“美国的良心”、“真正的知识分子”等等。作为一个写作者，她的那些“外部举动”被当作惊世骇俗的情节加以传颂，甚至被看作首尾相连的同一个故事（去河内又去萨拉热窝），然而她内在的精神光芒却遭到忽略。
《论摄影》是上世纪70年代她盛年时期的作品。对于照相技术拥有的所谓“揭示真实”的能力，她发出深深质疑：当仿真的照片顶着现实之名出现在人们眼前时，现实本身的力量便受到削弱。人们因为照片而激发起某些情感，对这些仿造的真实一方面有所触动，另一方面却深感无能为力，久而久之，便会滋生麻木冷漠，倾向于把苦难作为一种消费。而不管何种惊心动魄的现实，经过反复揭露之后，同样会变得不真实。于是，“摄影成了光荣的精神污染形式”。“这样的知识永远将是廉价的知识——形式上的知识，形式上的占有，形式上的强奸，形式上的智慧”。
我们从中发现她的兴趣。首先是对于现实密切的观察和反复体悟。尽管她始终手不释卷，被描述成“读了无数书的女人”，但是她的心灵永远和身边的现实有一种紧张关系，她爱好旅行，喜欢在旅行中聆听、观察和谈话，“也许我有一种太过无序的关注力”。这一点深刻地区别于所谓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她曾坦言“目睹了学术生涯毁掉了我这一代最好的作家”。
借助于现实，也是期待和发掘现实中隐藏的东西，来冲破和调节现有的知识框架。从远方拍来的照片，以一种确凿无疑的“真实”，提示着一种无可辩驳的权威性，仿佛那是不可动摇的。而苏珊的努力，正是在于破除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知识神话，在看起来是不可质疑的地方，发出自己独特的质疑。在光滑、廉价的众口一词中，她要撕裂出一个不小的口子，让自由的思想得以呼吸。
于是苏珊把自己放在了一种“对峙”的位置上，尽可能地将不同的声音得以并存，让它们互相观照、对话、砥砺。她自幼喜欢戏剧，剧场中不同人们发出的声音令她惊奇，在写作中她最先崭露头角是戏剧评论，她对于这门艺术的熟悉程度，有她1993年为呼吁国际社会干预、在萨拉热窝导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为佐证。
当代电影是她密切关注的一个兴奋点。但是她不是把电影作为一门大众艺术，而是通过电影观察现代人的心灵和性灵，她涉及的导演是具有晦涩气质的那些人：布莱松、戈达尔、阿伦·雷乃、法斯宾德等。1964年她为美国地下电影《淫奴》（导演杰克·史密斯）所写的绝妙解读，是给予当时《所谓反黄色淫秽物品法》一记重击。她自己先后拍摄了四部电影。
为报刊杂志写作文学评论，是她最密切地和读者建立联系、进行对话的方式。她所选择的评论对象，同时也是她本人精神状态的一个自况：卡内蒂、本雅明、巴特、米沃什、贡布洛维奇、瓦尔泽。尽管其中的名字听起来有些陌生，但他们的著作都有中文译本，在我们书店的某个角落发出光芒。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深入了某些不为人知的崎岖的人类经验。
而小说家才是苏珊的英雄本色。在小说中，她倾注了她最大精力、热情和想象力。中文已经出版的两部小说《恩主》和《火山情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许有些障碍。如今有多少人能够细致地欣赏一部小说的结构，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差异和组合？苏珊的作品正是这样一种智力的体现。她自称《火山情人》的结构得自她很熟悉的一部芭蕾舞配乐——辛德密斯的《四种气质》，序曲之后，是“忧郁、火爆、冷静、热情”四个乐章。按照这个顺序，于是她的小说也有与此对应的四种气质，它们的不同颜色和互相转换，成了该小说的质地和经纬。
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展示苏珊在艺术上的造诣，非常想说明的是，纵观苏珊所有作品和作为，其实她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便是当代生活中的粗鄙、粗俗。它更多地是在“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名义之下，以一种不可质疑、无可辩驳的身份出现，当今美国总统布什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代表。而苏珊的全部战斗，都是为了保卫和保存一种文化传统，这个传统视自由精神、视精神享受、视文化对于人类的培育，为最最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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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诚之不易
作者|龙应台
有些非常具体的时刻，我强烈地以身为台湾人觉得羞耻。譬如打开新闻频道，听见年轻的记者报道一个妇人因为怀疑丈夫出轨而下毒，毒死了丈夫和自己的孩子。记者的语气义正辞严，充满自以为是的“法官”高姿态不说，他不断强调这是一个“越南”妇人，她用的是“越南毒药”，最后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这是典型落后国家的悲剧”。他口中的“落后国家”当然说的是越南。
一个“女人”，或者“人”，所犯下的普遍的罪行，在这个记者的眼中却成为某一个种族，一个他认为“落后”的国家和“落后”的文化所产生的特别行为。台湾经济的相对进步在他的世界认知里，已经转化成一种道德上的优越。
记者本身不自觉荒谬，社会也不觉得这种世界观有问题，因为在媒体上，这种姿态，这种陈述，是常态。如果我们追问，这个记者的世界观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样的态度会被一个文明社会所容忍？在这样重要的公共空间里散播这种世界观，会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公民？追问下去，除了羞耻之外，我更觉得不安。
然而，一个年轻记者的无知幼稚所可能造成的影响，跟每天在电视镜头上出现，面目凛然而满嘴谎言的政治人物比较起来，又算什么呢？和各形各色的统治者和统治政权写进教科书里的半真半假而且还自成系统的世界观比起来，又算什么呢？
苏珊·桑塔格在2004年12月28日过世了。严肃的女性知识分子，却又如此长期地受到大众传媒的注视，成为有思想的男性的“性感象征”和“女性知识分子的典范”，桑塔格是极为独特的。博学多才，而对公共责任又一肩扛起，也是一个罕见的档案。在越战的爱国情绪高涨中，她到河内去谴责美国，说美国是一个以“种族屠杀起家”的国家，“注定要没落”。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她纠正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浪漫情怀，使得左倾的知识分子对她强烈不谅解。到了1990年代，她更亲自走进萨拉热窝导演《等待戈多》，批判左倾战友对于战争的态度缺乏道德担当。
她似乎不怕任何争议，在关键的历史时刻，说出最不符合“政治正确”的话。“9·11”事件才过两周，美国人还在极深的骇异和哀痛中，电视上政治人物用宗教的语言控诉伊斯兰暴徒，大谈团结爱国，电视新闻主播和评论专家呼吁共同对外，整个美国沉浸在一种同仇敌忾的集体情绪中。在浓烈的民族爱国激情里，桑塔格却发表了这样的文章：上周的残暴现实和电视上公众人物自以为是的欺骗简直令人惊异，令人沮丧。媒体人俨然在进行一个愚民运动。这次的袭击不是一个“懦夫”在跟“文明”、“自由”、“人类”或什么“自由世界”对着干，而是对一个自封为“世界超强国”的攻击，是美国本身的政策和行动所招来的一种后果——谁敢这样承认？多少美国人认识到是美国在对伊拉克轰炸？如果一定要用“懦夫”这个字眼的话，用它来描绘那些从安全的高空远距离进行轰炸的人还比较适当，不能用来形容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生命去杀人的人。勇气是个道德中性词，说他们什么都可以，但不能说他们没有勇气……我们有个机器人似的总统，他告诉我们美国如何屹立不屈，公众人物成群结队地表态支持总统……对于真相的隐瞒不言，实在不配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民主应该有的辩论和面对现实真相的坦诚被集体治疗所取代。
我们可以集体哀悼，但是别让我们集体愚蠢。
在这样集体激情的时刻，说这样“不爱国”的话，桑塔格马上被某些媒体指为拉丹和萨达姆的同路人，一个标准“叛徒”。
成为“叛徒”，桑塔格所做的也不过是坚持一种不媚俗、不讨好主流民意的坦诚而已，在专制结构里，坦诚是勇气；在民主体制里，坦诚不只是勇气，还是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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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和她的面具
作者|查尔斯·麦克格拉斯
（《纽约时报书评》前主编）
译者|黄灿然
来源|《纽约时报》（2004.12.29）
（2004年12月28日）逝世、享年71岁的苏珊·桑塔格，是那种美国人直呼其名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并非亲密关系赋予她这一地位，而是因为她像玛丽莲（梦露）和朱迪（嘉伦）一样，是家喻户晓的明星，不需要姓。至少，在某些圈子里，人们只称呼她苏珊，哪怕是那些与她素未谋面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会有见识且亲密地谈论她在《纽约书评》发表的最新文章、她对萨拉热窝的态度、她对泽巴尔德新书的评判。她为思想界带来的不仅是无比的严厉，而且是思想界以前难得一见的魅力和性感。
这其中一部分吸引力，是她本人的魅力——全身黑色套服、撩人的声音、一头长黑发中间那抹标志性的白发。另一部分是她那令人倾倒的才智和渊博的知识：她什么都读过，尤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欧洲巨头——阿尔托、本雅明、卡内蒂、巴特、博德里亚、贡布罗维奇、瓦尔泽等等——他们耸立在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企及的地平线上。
同样地，她不会顾忌让你知道她如何博览群书（以及暗示你如何孤陋寡闻），也不会羞于宣布对她所关注的众多问题中每个问题应持的正确看法。这也是那吸引力的一部分：她的认真和深信，即使有时候有点儿让人受不了。前后一致并不是桑塔格太过担心的问题，因为她相信恰当的思想生活应该是不断重新审视和重新创造的。
桑塔格也会引起歧见，而且她绝非永无过失，但她的反对者有时候看不到的是，她愿意改变看法。
她的大部分作品，都具有一种欧洲式的冷静和清高，以及强调艺术和想象的道德快乐而非感官快乐。她的声誉建立在她的非小说类——尤其是《反对阐释》和《激进意志的风格》等随笔，以及批评专著《论摄影》和《疾病的隐喻》——至于1967年那部以高深的不连贯手法写的长篇小说《死亡装备》，现在似乎已成不忍卒读的作品。
有一阵子，桑塔格持法国式看法，认为在高手笔下，批评甚至是一种比想象性的文学更高级的艺术形式，但是1980年代她宣布她要专心写小说。她写了艰涩的《我们生活的方式》，这是以艾滋病为题材的最感人小说之一。1992年她出版长篇小说《火山情人》，这部小说具有曾经被她拿来取笑的那种长篇小说的所有特点。它既是历史小说，又是言情小说，描写纳尔逊爵士和爱玛·汉密尔顿的恋情。既然是桑塔格的产品，博学是免不了的，但诚如很多批评家指出的，小说中也有轻松的一面，甚至——谁会想到呢？——有那种想娱乐他人的老式愿望。她最后的长篇小说、出版于2000年的《在美国》，同样有这个倾向。该小说描写一位在19世纪末到美国的波兰女演员的故事。
桑塔格是一位太出色的批评家和随笔作家，使得她难以坚持她专心写小说的决心。她最后的著作《旁观他人之痛苦》（2003）是一本非小说作品，一本关于我们如何看待痛苦的大胆直言的小册子。今年5月，她扩充这方面的想法，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一篇论述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文章（译按：即《关于对他人的酷刑》）。这是一篇典型的、引人深思的桑塔格式雄文。但她那些充满乐趣和戏剧性的后期小说提醒我们，在那个令人生畏、固执己见和广纳博采的面具背后，是另一个桑塔格，更温和、更脆弱，我们对她仅略知一二。
以上“延伸阅读”文章皆来源于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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