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 | 最后的演讲：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
托尼·朱特（Tony Judt），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1995年，他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获汉娜·阿伦特奖；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立场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责任的重负》《未竟的往昔》《记忆小屋》《重估价值》《思虑20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原编者按：2009年10月，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纽约大学发表演讲，这是朱特第一次坐在轮椅上发表演讲，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话，演讲的内容令许多人感到震撼。在这场持续近两个小时的演讲里，朱特谈到了自己长期关注的几个主题：知识分子和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对于过去的20世纪，美国人和欧洲人既不理解，也没有能从中吸取教训。演讲结束后，全场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历史学家理查德·沃林称，这是他见过的最令人感动的场面之一。
朱特在演讲中提醒人们，“只考虑利润和亏损，避免做道德上的考虑并不是一种人类的天然状态，它是人们后天习得的”，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从不缺乏对政治的思考，而如今的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政治地思考问题的能力：“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当下提出质疑的能力，更不用说提供替代方案。”希望通过这篇演讲，诸位读者能够了解如今这种“普遍诉诸经济主义”的现实是怎么形成的，从对历史的了解中获得精神解放，反思许多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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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希望生活能变得更好。据近几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出生之日便能获得更好的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们希望他们的妻子或女儿能像其他先进国家的女性一样安全生产。他们希望以较低的成本得到全面的医疗保险，他们希望自己有更长的寿命，希望有更好的公共服务，犯罪率更低一些。
当同样的这一群美国人知道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或者荷兰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可是这些国家税收得多一些，政府是“干预型”的，他们中许多人会有这样的反应：“可这是社会主义啊！我们不希望国家干涉我们的事务。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希望缴更多的税。”
这种奇怪的认知失调其来有自。一个世纪前，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问过一个很有名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回答。这与美国辽阔的国土有些关系：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里，很难组织和维持共同的目标。当然还有文化的因素，这其中包括美国人对中央政府特有的怀疑。
当然，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制度在小的、同质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取得最好效果并非偶然，在这样的国家里，不信任和互相猜疑的问题不会表现得过于剧烈。你愿意为其他人的服务和福利掏钱，这是因为你知道他们也会为你和你的孩子需要的服务和福利掏钱：因为他们和你一样，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与你一样。
与之相反，在那些移民和少数族裔多到已经改变一国人口组成的国家，我们通常会发现那里的人们对他人的猜疑比较大，对福利制度没有那么热心。最后，不容置疑的是，社会民主制和福利制度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很真实，也很严重。它们继续存在下去没有问题，但现在它们表现得不再像以前那么自信了。
但我今晚所想讨论的问题是：当下美国社会所存在的运行问题和不平等让我们非常为之苦恼，可为什么我们连去想象一个不同的社会都如此困难？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当下提出质疑的能力，更不用说提供替代方案。为我们共同的利益去设计出一套不同的制度为何会如此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呢？
我们的缺点存在于“话语”上（discursive）——原谅我用了这个学术词汇。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谈论这些事情。要理解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先了解一点历史：正如凯恩斯曾经说过的，“研究观念的历史是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出于精神解放的目的，今晚我建议大家花点时间来研究有关下面这样一个偏见的历史：今天人们普遍诉诸“经济主义”，在所有的公共事务的讨论中都要求助于经济学。
在过去的30年里，在大部分英语国家中（虽然在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表现得不是那么强烈），当我们被问到是否支持某个提案或倡议，我们不会去问这个提案是好是坏，我们只会问：它是否有效率？它是否有效果？我们的生产总值是否会受益？它是否能促进增长？只考虑利润和亏损（最狭义的经济问题），避免做道德上的考虑并不是一种人类天然的状态，它是人们后天习得的。
我们曾经有过类似的处境。1905年，年轻的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他在1942年完成的报告为英国的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在牛津做了一场讲座，他在讲座中问：为什么在公开辩论中政治哲学会被古典经济学所遮蔽。贝弗里奇的问题在今天同样适用，但是，请注意，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从来不缺乏对政治的思考。18世纪时，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在有关经济学的讨论中占有至高无上的位置。
事实上，担心人们可能在公共政策中只考虑经济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孔多塞侯爵是在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早期便对资本主义有着最敏锐认识的作家之一，他曾经预见了这样一个令他厌恶的未来，“在一个狂热的民族的眼里，自由将不过是保证财政事务能够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已”。在孔多塞侯爵的时代，法国大革命让人们把自由地挣钱与自由本身混为一谈。但是我们怎么会在如今这个时代只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考虑问题呢？人们对虚弱的经济学词汇着迷并非没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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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不是没有原因，恰恰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辩论长长的影子之下，而这场辩论对大多数人而言已经是完全陌生的了。如果我们问谁对当代英语国家经济思想的影响最大，五位出生在非英语国家的思想家则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前两位是芝加哥学派自由市场宏观经济学杰出的“祖师爷”。熊彼得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资本主义所拥有的“创造性破坏”力量的热情描述，波普尔因他对“开放社会”的辩护和他的极权主义理论而知名。在战后经济繁荣发展的数十年中，德鲁克的管理学著作对商业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们之中有三人出生在维也纳，米塞斯出生在奥地利的伦贝格（今天乌克兰的利沃夫），熊彼得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北几十英里以外的摩拉维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在他们的母国奥地利的灾难让他们五人都深受震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和维也纳进行的短暂的社会主义实验之后，1934年，奥地利发生了一场反动政变，四年后，纳粹入侵并占领了奥地利。
他们五人都因此被迫流亡，他们所有人（哈耶克尤甚）在自己的著作和教学中都在对他们一生的核心问题做出回应：为什么自由社会会崩溃并且被法西斯主义所控制（至少在奥地利是如此）？他们的答案是：左派（马克思主义）尝试在1918年后的奥地利引入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由市政府所有的公共事业以及集体化的经济活动失败了，这些做法不仅已经被证明是荒谬的，而且直接导致了极右的反动。
因此，欧洲悲剧的发生乃是因为左派的失败：先是没有能够实现其目标，再就是没有守好自己及自由的遗产。他们五位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尽管他们的语气非常不同，那就是：捍卫自由主义，捍卫一个开放的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政府远离经济生活。如果能将政府挡在安全距离以外，如果不准政治家（无论他们怎么用心良苦）规划、操纵或指挥民众的事务，那么无论极左还是极右分子都将无法产生影响力。
凯恩斯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如何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并防止其再次发生？这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1883年（与熊彼得出生于同一年），成长于一个稳定、自信、繁荣、强大的英国。后来，他在英国财政部任职，另外他还参加了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和平谈判，他以自己这样特殊的身份目睹了他的世界崩塌的过程，他的文化和阶级所给他的一切令人安心的确定性都随之而去。凯恩斯问自己的问题跟哈耶克和他的奥地利同事们提出的问题一样，可是他对此给出的答案与哈耶克他们非常不同。
凯恩斯承认，经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欧洲的解体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经济理论的贡献之实质就在于他对不确定性的坚持：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许多自信的妙方大不相同，凯恩斯坚持认为人类事务在根本上不可预测。如果要从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中吸取教训，那么这个教训便是：上升到不安全和集体恐慌水平的不确定性会形成一种腐蚀力量，这种腐蚀力量曾经威胁并可能会再次威胁自由世界。
因此，凯恩斯寻求的是让国家的社会保障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包括但不限于运用“反周期政策”（countercyclical）进行经济干预。哈耶克提出的观点与凯恩斯正相反。他在自己出版于1944年的经典之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
目前英国的很多政治著作与那些摧毁了德国对西方文明信念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创造了可以让纳粹主义获得成功的心灵状态）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无法用一般的语言来描述这种相似之处，以便让人对它有足够的认识。
换句话说，哈耶克明确预测道，如果工党赢得权力，英国将出现法西斯主义。后来工党的确赢得了选举，但它之后执行的许多政策都与凯恩斯提出的观点一致。在接下来的30年里，英国（像许多西方国家一样）都将一直受到凯恩斯关心的问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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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那之后这些奥地利出生的思想家们报了仇。（指20世纪70年代，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英国政府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政策，转而支持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主张——译者注）至于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为何在这些地方发生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只能在其他场合进行讨论了。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些绝大多数出生于19世纪末的人们在70年前进行的辩论的微弱回响之中——就如同逐渐隐没的星星所发出的光。我们现在被鼓励从经济学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经济学角度习惯上与这些遥远的政治上的分歧没有关联。然而，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种政治上的分歧，那就会像是我们在说着一种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语言一样。
福利制度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它曾经取得过显著的成就。在一些国家，它是社会民主主义，其根基是宏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立法方案；在另外一些国家，比如英国，福利制度等同于一系列旨在减少人们生活中的不利条件以及缓解财富和贫困两极化的务实政策。战后信奉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共同的主题和普遍的成就是，它们成功遏制了不平等现象。如果你比较欧洲大陆所有国家以及英国和美国的贫富差距（无论从收入还是从资产上算），你会看到，以上各国的贫富差距在1945年之后的一代人里极大地缩小了。
更大的平等带来了其他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极端主义政治（绝望、嫉妒、没有安全感的政治）的恐惧减弱了。西方工业化世界进入了一个繁荣、安全、幸福的时代，它也许是一个泡沫，但它也是个让人获得安慰的泡沫，在其中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他们过去希望的要好很多，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去信心满满地憧憬未来。
福利国家的悖论，所有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以及基督教民主主义国家）的悖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成功会削弱其吸引力。很可以理解的是，税收的机构和系统，社会服务以及公共产品供给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对20世纪30年代有记忆的一代人，在他们眼中这些制度设计能够保证自己的国家不回到恐怖的过往。然而他们的后代人已经开始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寻求这样的安全了（甚至在瑞典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民主制将中产阶级与自由主义制度联合在一起（我在这里用的是欧洲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和穷人得到了相同的福利援助和服务：免费教育、廉价或免费的医疗、公共养老金等。结果，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洲中产阶级的可支配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许多生活的必需品已经通过税预先支付了。欧洲的中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生活在极大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之中，因为社会民主制的制度设计，他们也很紧密地融入战后的民主共识之中。
然而，到了70年代后期，这样的考虑越来越被忽视。首先是撒切尔-里根时代的税收和就业改革，然后很快又是对财政部门放松管制，不平等再次成为西方社会的问题。从20世纪第一个10年到60年代这段时间中，不平等指数在明显下降，然而在过去30年里不平等指数又在稳步增长中。
今天美国的“基尼系数”（判断穷人与富人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与中国的水平相当。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之间拉开巨大距离不可避免，而美国的不平等系数与中国相当这一事实足以说明，我们与先前愿望的距离已经拉得很远了。
来考虑一下1996年《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很难想出一个比它更奥威尔式的标题了），这个克林顿时代的法案旨在终结美国的福利供给。该法案的规定让我们想起英国近两个世纪前通过的法案：1834年的《新济贫法》。查尔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对《新济贫法》的运作有过描述，所以我们对《新济贫法》的规定并不陌生。书中诺亚·克莱博（Noah Claypole）对小奥利弗的嘲笑非常有名，诺亚称奥利弗为“Work’us”（“济贫院”），生活在1838年的诺亚所要表达的正是当我们今天轻蔑地说出“福利皇后”（“welfare queens”）这个词时所表达的意思。
《新济贫法》非常可恶，它迫使穷人和失业者在无论什么低工资的工作和济贫院的耻辱之间做选择。《新济贫法》和19世纪大多数其他形式的公共援助（人们仍然认为这是一种“慈善”，并这样去称呼它）故意提供给人们低水准的救助和支持，以便让其吸引力比其他最糟的选择还要低。该系统借鉴了古典经济理论，这种理论否定了在一个有效的市场里失业的可能性：如果工资降到足够低，同时人们又找不到有吸引力的其他选择，那么每个人都会找到工作。
在接下来的150年里，改革者力图取代这种有损人格的做法。《新济贫法》及其他国家类似的法案适时地被公共援助（作为公民享有的一项正当权利）所替代。无业公民不再被认为不应该得到公共援助，他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处境而被不公正对待，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良好信誉也不再受到隐性的诽谤。更重要的是，到了20世纪中叶，许多福利国家确立了以下认知：认为只有参与经济活动才能具备公民身份是极不妥当的。
在当下美国这个失业率上升的时期，一个失业的男人或女人不是社会的正式成员。为了能够有资格获得甚为稀少的福利金，他们必须首先去找工作，并在适当时接受一份工作，不管这份工作提供什么水平的工资，无论工资有多么低，工作多么让人反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自己同胞提供的补贴与援助的资格。
为什么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去谴责这些由民主党的总统制定的“改革”？为什么我们对改革的受害者所承受的耻辱如此无动于衷？我们不但不去质疑这种倒退到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做法，我们反而已经适应得非常好，大家都一致保持着沉默，与上一代人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正如托尔斯泰提醒我们的那样，“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生活条件是他所不能习惯的，尤其是当他看到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已经接受了的时候”。
“人会倾向于佩服且几近崇拜富人和有权势之人，轻视或至少忽视穷人和生活条件一般的人，这种倾向乃是造成我们的道德情操腐败最大和最普遍的原因。”这不是我的话，它的作者是亚当·斯密，他认为我们可能会赞赏财富，蔑视贫穷，钦佩成功，鄙视失败，而这将会是我们在商业社会（他预测了商业社会的到来）面临的最大风险。现在这样的风险已经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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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中有一个最明显的实例，这个例子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它只是一个技术性的细节：私有化进程。在过去的30年里，西方以及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政府对私有化崇拜有加。为什么呢？最简短的回答是，在预算受到限制的时代，私有化似乎能够帮政府省钱。如果国家拥有一个效率低下的公共项目或昂贵的公共服务，比如一个自来水厂，一家汽车制造厂，一家铁路公司，那么它可以将其出售给私人买家。
这笔买卖能为国家挣钱。与此同时，这个项目或服务进入私营企业以后，私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会让服务或操作变得更加高效。每个人都能受益：服务改善了，国家摆脱了管理不当、不善的责任，投资者获利，另外公共部门可以从出售中获得一次性的收益。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操作起来则非常不同。我们在过去的10年看到的是，将公共责任稳步转移到私营部门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势。首先，私有化很低效。多数在政府看来适合卖到私营部门的服务已经在亏本经营了：无论是铁路公司、煤矿、邮政服务或能源公用事业，给它们提供的投入以及维护它们的成本高于它们所希望能够获得的收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这一类公共项目而言，除非给私人买家比较高的折扣，否则它们对这些买家就没有吸引力。但是，国家如果以低廉价格出售，公众便要承担损失。据计算，在撒切尔时代的英国所进行的私有化过程中，英国政府故意以低价将长期的公共资产出售给私人部门，从纳税人手中到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手中净转移额达140亿英镑。
这笔损失应该再加上另外30亿英镑，这笔钱是银行处理私有化收取的交易费用。因此，英国政府为出售资产向私营部门支付了170亿英镑（300亿美元），如果它不花这笔钱就不会有买家。这笔钱数额巨大，它大约与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数目相当，或者接近巴拉圭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这自然不是对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
第二，私有化会造成“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私人投资者愿意购买效率明显低下的公共项目的唯一原因是国家会帮他们消除或减少风险。以伦敦地铁为例，政府保证购买伦敦地铁的公司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得到保护，不会遭受重大损失；“私人企业为追求利润会提高效率”，这个支持私有化的经典经济学理由也因此没那么有说服力了。这里的“风险”是，在政府这样保护下的私营部门至少和公共部门一样低效；另外，产出的利润都被私营部门拿走，而损失却都由国家来承担。
反对私有化的第三个或许也是最强有力的理由是下面这个。毫无疑问，许多公共产品和服务运行不善，比如存在着管理不力、投资不足等问题。尽管如此，那些如邮政、铁路系统、养老院、监狱以及其他政府希望进行私有化的机构，不管怎么运行不善也仍然是政府的责任。甚至在被卖掉后也不能让它们完全受制于市场的诸多难以预测的变化。这些机构先天就需要有人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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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种从根本上说属于集体责任所具有的半私人、半公开的特性，我们便真的回到一个非常古老的事情上来了。如果今天的美国政府要审计你的纳税申报单，虽然决定调查你的是政府，但来调查你的很可能是一家私营公司。这样的私营公司已与国家签订合同，由它代表国家完成工作；一些私营机构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与美国政府签订合同，为其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提供在安全、交通和技术上的专业支持（它们以此获利）。今天的英国政府也以类似的方式与私营企业主签订合同，由私营公司来为老人提供养护服务，而这原本是国家的责任。
总之，各国政府将自己的职责移交给了私营公司，这些私营公司声称能比国家做得更好，而且花费更少。这在18世纪被称为包税（tax farming）。早期的现代政府往往缺乏收税的手段，因而它们在个人中间进行招标，由个人来承担收税的工作。出价最高者便可以得到这份工作，只要他向政府支付事先谈好的价格，他便可以尽其所能地去收税，然后留下收益。因此政府在预期的税收上打了个折扣，以换取中标者预先支付的现金。
法国君主制垮台后，人们普遍承认包税效率低下得离奇。首先，它让国家失去人民的信任，在人们心中国家便是由贪婪的奸商来代表的。其次，政府通过包税所得到的税收比一个管理能力高效的政府税收系统所能收上来的税低很多——只算替政府收税的个人所得到的越来越多的利润便已经是如此了。第三，纳税人会因此心生不满。
在当今美国，我们的政府不受信任，公共资源不足。可有趣的是，我们的纳税人却没有表示不满，或者，至少可以说，让他们感到不满的原因经常是错的。尽管如此，从本质上来看，我们为自己制造的问题可以与大革命前的法国旧政府所面临的问题相提并论。
今天的做法和18世纪一样，我们取消了国家的责任，损害了它的能力，它的社会地位因而降低。我们随之得到的是一个个“封闭的群体”：社会的一个个小部分，每个部分都天真地认为自己拥有独立于集体及其公务员的功能。如果我们只与私人机构打交道，或者绝大多数时候都与它们打交道，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淡化自己与公共部门的关系，因为这些公共部门对我们没有明显的用处。在做与公共部门同样的事情上，私营部门是做得更好还是更坏，以及它在做这些事情所需要的成本是更高还是更低都没有太大关系。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减少了对国家的效忠，我们还失去了应该与我们的同胞分享的重要的东西——过去很多时候我们曾经一起分享这些东西。
撒切尔夫人是这种做法在现代影响最大的践行者之一，她很好地描述了这个过程，据报道称，她曾经说道：“社会这种东西并不存在，有的只是男男女女的个人和家庭。”但是，如果只有个人，没有社会这样的东西，国家仅仅作为“守夜人”远远地监督各种活动而不参与，那么又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联结在一起呢？我们已经接受私人警察、私人邮政服务，接受了在战争中为国家提供所需物品的私人机构以及很多其他私人机构。这些被我们“私有化”的责任正是现代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艰难地承担起来的责任。
那么，什么可以在公民与国家之间起到缓冲作用呢？当然不是“社会”了，公共领域被损毁让它的生存都成为问题。然而国家不会即刻消亡，即使我们将其所有的服务属性去除，它仍然会在我们身边存在，哪怕只是作为控制和压制的力量存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将不会有中间机构存在，人们对这些机构的奉献自然也不会再有：一个互惠的服务与义务组成的网络通过所有人共同占据的公共空间得以建立，这样的网络可以将公民维系在一起，然而在公共领域被损毁以后，这个网络将不复存在。私人和企业将会竞相劫持国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这样的后果在今天不比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更有吸引力。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国家建设的推动力量来自这样一个明确的认识，即个人组成的集体如果没有共同的目标和机构将无法长久存在下去。对于批评新兴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言，私人利益可以促进公共利益就已经是一个明显荒谬的概念了。用约翰·穆勒的话说，“一个社会只能通过金钱利益所产生的关系和感情来维系这个想法从根本上令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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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不得不从国家这个集体利益、集体目标和集体财产的化身着手。如果我们不能再次学会对国家进行思考，我们将不会走得太远。但是，国家应该做什么呢？它最起码不应去做那些不必要重复做的事情，正如凯恩斯所写的，“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去做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不管政府做得好一点还是差一点，而是去做那些目前没有做的事情”。我们从过去一个世纪的痛苦经历中知道，有一些事情是国家一定不能做的。
20世纪的那种对国家的进步主义叙事之基础乃是我们的自负，这个基础非常不稳固。这种自负让我们认为历史站在“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一边，用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后来的话说，我们认为我们改造世界的方案“得到了宇宙的祝福”。今天，我们无法说出这种让人听上去心安的话了。20世纪有着各种各样的教义，这些教义告诉人们国家应该做什么，并且提醒个人国家知道什么事情对他们是有利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应该强迫个人接受这点，它们的自信令人感到惊恐。刚刚从这个世纪幸存的我们不能再回到曾经的那一切之中。所以，如果我们要对国家进行思考，我们首先要知道它的限度在哪里。
由于同样的原因，恢复使用20世纪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论调也是徒劳的。在那些年里，民主左翼的出现是为了替代各种不妥协的革命社会主义以及它们后来的继任者。于是社会民主主义天然就有一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它在自信地踏步迈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同时会一直紧张地看着自己的左边。它似乎像在说：我们不是专制主义者。我们支持自由，反对压制。我们都是民主党人，但我们也相信社会公正和受到监管的市场等。
只要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说服选民自己是一个在自由政体中受人尊敬的不同于当前做法的选择，那么采取这种防御姿态便是有道理的。但在今天，这样的论调是不符合逻辑的。像默克尔这样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能在德国大选中胜过她的对手社会民主党（即便这是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并非偶然，虽然她所提供的一套政策在所有重要方面都与社会民主党的方案相似。
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对于当代欧洲政治来说都是些平淡无奇的主张。很少有欧洲政治家会不同意社会民主主义对国家职责所做的核心假定——无论他们对国家职责范围的假定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在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中间当然就更少有人会不同意了。因此，社会民主党无法在今天的欧洲提出与众不同的东西：以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为例，甚至连他们对国有制不假思索的拥护立场也很难跟奉行戴高乐主义的右派的柯尔贝尔主义（Colbertism，重商主义的变种）主张区分开来。社会民主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目标。
问题不在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而在于这些政策的措辞。由于来自左派的威权主义挑战已经消失，这时再去强调“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显得多余了。今天我们都是民主派，但谈“社会”仍然有意义，考虑到几十年前各方对公共部门的作用都没有争议地给予承认，现在去谈“社会”可以说比那时候更有意义。那么，在社会民主的政治方案中“社会”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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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愿意，请试想一下一个火车站。试想一个真正的火车站，不是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那是一个堆在煤窑上的20世纪60时代失败的购物中心。我是指像伦敦的滑铁卢车站、巴黎东站、孟买壮观的维多利亚火车站，或者柏林宏伟的新中央火车站这一类的火车站。私营部门在这些引人注目的现代生活的教堂中运行得非常好：毕竟，没有理由让国家来经营报摊或咖啡馆。只要是还能记得英国铁路的咖啡馆里那些用塑料包装的、干巴巴的三明治，任何人都会承认在这个领域里，竞争应当得到鼓励。
但是你不能在铁路里引入竞争。铁路和农业或邮政一样，它们是经济活动，可同时也是重要的公共产品。此外，你无法通过在一条轨道上开两列火车然后看哪个运行得更高效的方式来让铁路系统变得更高效。铁路是一种天然的垄断。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英国实际上已经在公交服务里引入了这种竞争。但公共交通的矛盾当然就是：它的工作完成得越好，效率就可能越低。
如果一辆巴士只为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人提供快速交通服务，避免开到只会有老人偶尔乘车的偏远村庄，那么开巴士的人能赚更多钱。但必须有人（国家或当地政府）来提供无利可图的、低效的本地服务。如果没有这种服务，那么虽然削减公共服务可以获得短期的经济利益，但这种经济效益会被社会所承受的长期损害所抵消。因此，“相互竞争”的公交车所导致的可预见的结果就是：公共部门所需要承担的成本增加，票价大幅度提高到市场能够承受的水平，快速巴士公司能挣取丰厚利润（除了伦敦，那里的需求足够多）。
火车跟公交车一样首先是一种社会服务。如果是运行从伦敦到爱丁堡、巴黎到马赛、波士顿到华盛顿这些线路的特别快车，任何人都能挣到钱。但那些人们只是偶尔搭乘的火车线路怎么办？个人不可能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种人们使用并不频繁的服务所需要的经济成本。只有集体，亦即国家、政府、地方政府能做到。在某一类经济学家看来，运营这些铁路线路需要的补助总归是低效的，他们会问：把铁轨拆除，让大家开自己的车不是会更省钱一些吗？
1996年是英国铁路私有化的前一年，英国国铁当时给铁路的补助在全欧洲最低。这一年，法国人计划给铁路投资的金额为人均21英镑，意大利是33英镑，英国只有9英镑。这种差别在各国的全国铁路系统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上能得到准确反映，它还能解释为什么对英国铁路系统进行私有化会造成巨大损失，英国铁路系统的基础设施太薄弱了。
但这种投资上的差别说明了我的观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早就把自己国家的铁路看成是一种社会提供的服务。在偏远地区通火车虽然成本高、收效低，但这样做让这些地区的生活可以正常进行。铁路的存在让人们在公路运输之外多了一个选择，对环境的破坏因之减少。铁路及其提供的服务是一个社会所拥有的共同愿望的象征和符号。
我在上文建议，在偏远地区通火车有其社会意义，尽管从经济上看它的“效率不高”。不过，这当然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如果仅仅提出值得称赞的社会目标，可与此同时也承认它们所需要花费的成本比其他目标要高，那么他们也走不了很远。我们最后会一面承认社会服务的美德，一面批评提供这些服务所要花费的成本，然后无所作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用来评估成本的方法，不管是社会的还是经济的方法。
我举个例子。给穷人仁慈的施舍要比确保他们拥有可获得全方位社会服务的权利便宜。我所谓的“仁慈”是指基于信仰之上的慈善行为，以及私人或独立机构的慈善行为，还有以食品券、住房补贴、服装补贴等形式发放的援助（能否获得此类援助取决于申请者的收入水平）等。但它对接受这类援助的人带来的羞辱是恶名远扬的。英国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对大萧条的受害者做了“家庭经济状况调查”（means test），老一辈人现在回忆起这个调查仍然感到厌恶甚至愤怒。
与之相反，如果接受援助是你的权利，你就不会有被侮辱的感觉。如果得到失业金、退休金、残疾补助、公共住房或其他援助是你的正当权利，不会有人来调查你的情况，确定你的生活是不是糟糕到“有资格”得到帮助，那么你就不会为接受帮助而感到尴尬。然而，要让人们获得这种普遍的权利以及这些他们有权得到的东西势必代价不菲。
但是，如果我们把羞辱本身当作一个社会需要承担的成本呢？人们在接受生活必需品之前受到了同胞的羞辱，如果我们决定“量化”这种蒙羞所带来的危害如何？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对生产力、效率或幸福感的估算中把羞辱性的施舍和有权得到的福利之间的区别考虑进来如何？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提供普遍的社会服务、公共医疗保险或者对公共交通进行补贴实际上是一个以低成本、高效率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方式。这种做法本身就会存在争议：我们如何量化“羞辱”？不让一些孤立的公民获取都市资源所造成的损失可以衡量吗？如果可以，那么这样的损失是多少？我们愿意为一个良好的社会支付多少钱？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还不清楚。但是，除非我们去问这些问题，否则我们又怎么希望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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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好社会”的时候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从规范的角度看，首先我们可能要有一个道德的“叙事”，然后将我们的集体选择置于其中。目前狭义的经济术语制约着我们的对话，这种狭义的经济术语之后将被这样的道德叙事所取代。但是，用这种方式来定义我们的总体目标并非易事。
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无疑会关心对与错的问题，因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道德语汇（这种道德语汇中融入了基督教对贫富的两极分化和物质主义崇拜的厌恶），所以更会如此。但这种关心经常会遭到意识形态的诘问。资本主义是否注定会灭亡？如果是，某个政策是会促进其灭亡还是可能推迟其灭亡？如果资本主义并非注定灭亡，那么就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构想政策。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相关问题通常考虑的是“整个体系”的未来而非某个举措本身的优点或缺点。这些问题现在已经不再困扰我们，我们因而可以更直接地去面对我们的选择在道德上可能带来的后果。
金融资本主义或者“商业社会”（18世纪的称呼）让我们憎恶的东西是什么？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中，让我们本能地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不公平？在面对有钱人牺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不受控制地为自己的利益游说时，是什么冒犯了我们的合宜感（sense of propriety）？我们损失了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以道德批判的形式出现：批判不受限制的市场的缺陷或不负责任的国家。我们要理解它们为什么会冒犯我们的正义感或公平感。一句话，我们需要回到“目的王国”（the kingdom of ends）。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面的作用有限，因为它对资本主义困境的回应仅仅是启蒙运动的道德话语对“社会问题”姗姗来迟的一种表达。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不同。
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安全时代。凯恩斯在他1919年出版的《凡尔赛合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对上一个不安全时代的分析让人记忆犹新。然而在上一个不安全时代之前的几十年里，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们生活的国际化程度大幅度增加，“全球化”这个词彼时尚未出现，但其过程已然开始。正如凯恩斯所描述的，商业经济已传播到世界各地。贸易和通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1914年以前，人们普遍确信和平的经济交流的逻辑将战胜各国的国家利益。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切将戛然而止，然而这的确发生了。
我们也已经度过了一个稳定、确定的时代，认为经济会无限期增长的错觉我们曾经也有过，但这一切已成为过去。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在经济上会没有安全感，在文化上也面临不确定性。我们确实比“二战”以来任何时候都缺乏对我们的集体目标、我们的环境福祉或者人身安全的自信。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将继承一个怎样的世界，但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去假定我们的世界中令人宽慰的部分一定会在他们的世界延续。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祖父那一代人是如何应对类似的挑战和威胁的。欧洲的社会民主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和“大社会计划”（the Great Society）都是对那个时代的不安全感和不平等做出的明确回应。在现在的西方世界，知道世界在自己眼前崩塌意味着什么的老人已经所剩无几。我们很难想象自由制度会完全崩溃，也很难想象民主共识会彻底解体，但就是这次崩溃引发了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进行的那场辩论，凯恩斯主义的共识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便在这场辩论中应运而生：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共识和妥协中成长起来的，然而现在它们的吸引力却被自己取得的成功所掩盖。
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能够有未来，那么它得是“带着畏惧之心的社会民主主义”。我们不能去试图恢复那种对进展感到乐观的语言，而是应该重新认识不久的过去。今天这些完全不认同现状的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提醒听众们自己在20世纪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提醒他们如果冒冒失失地匆忙拆毁这些成就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直接地说，左派需要保守住一些东西。右派继承了雄心勃勃的现代主义去破坏以及在实现普世性计划的名义下革新的冲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风格和志向一贯都比较温和，然而他们需要更自信地多讲自己过去取得的成就：社会服务国家的兴起；花费百年时间建立的公共部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促进了我们的集体认同和共同目标；作为权利的福利得以确立，提供福利成为一项社会责任。这些都不是普普通通的成就。
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成就不够完美而感到不安。就算我们从20世纪什么也没学到，我们也至少应该能明白，答案越完美，后果越可怕。我们可以期望最好的结果便是在不理想的情况下做不完美的改进，或许这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有些人在过去的30年里系统地去瓦解这些改进，动摇它们的根基，对此我们应该比现在更愤怒。他们的这种做法还应该引起我们的担忧，哪怕只是出于审慎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这样急于推倒前人辛苦建起的堤防？我们能这么肯定洪水不会来吗？
“带着畏惧之心的社会民主主义”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放弃一个世纪的努力是对我们前人的背叛，也是对后人的背叛。说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类似的东西）代表着未来，代表我们为自己绘制的理想世界会让人很快意，但是这种说法会误导别人。它甚至不能代表理想的过去。但在我们现在所有的选择之中，社会民主主义比其他的选择都好。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一书里反思自己刚刚经历的巴塞罗那革命时说过这样的话：
这里面的很多事情我并不明白，从某些方面说，我甚至也不喜欢它，但我立刻认识到这是一件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
我认为，奥威尔的这句话也完全适用于我们所能够从20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记忆中挽回的东西。
本文由托尼·朱特于2009年10月19日在纽约大学做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改编而成，收入《事实改变之后》。（原载于《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延伸阅读
奥地利人的复仇
作者|托尼·朱特
来源|《沉疴遍地》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保护个人自由和完全满足我们公平分配的目的之间是互不兼容的。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保守主义——更不用说意识形态右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是少数派的选择。老派的、战前的右派两次失去了信誉。在英语世界，保守主义没有能够预计、理解和弥补大萧条引起的大规模破坏。到战争爆发时，只有英国老保守党的核心和铁石心肠、一无所知的共和党，才反对华盛顿的新政派们和伦敦的半凯恩斯主义者们富有想象力的应对危机的努力。
在欧洲大陆，保守派精英们为他们对占领国的妥协（及更糟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在东欧，中间和右翼的老党派被他们的共产主义后继者残酷地摧毁了，但即使是在西欧也没有传统保守主义派的地盘。新一代的温和派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知识保守主义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一个对正统现代思维无比蔑视的迈克尔·欧克肖特，就有一百个支持战后共识的进步知识分子。没有什么人有空搭理自由市场主义者或“小政府主义者”，尽管大部分旧式自由主义者仍然本能地怀疑社会工程，他们还是承认很高层次的政府行动主义的，哪怕只是出于谨慎。诚然，1945年以后的政治争论的重心不是左右之间，而是在左派内部：在共产主义及其同情者，和主流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共识之间。
在那些共识的年代里，最接近严肃的理论上的保守主义的学说来自法国的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英国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和——尽管不太一样的——美国的悉尼·胡克（Sidney Hook）。所有这三个人都会乐意被贴上“保守”的标签：他们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既从伦理上又从政治上反共，浸润在19世纪那种对无所不能的国家的怀疑之中。他们是不同形式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接受福利和社会干预的必要性，还有累进税和对公共利益的集体追求。但是，出于本能和经验，他们反对所有形式的极权。
在那些年间，阿隆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毫不动摇的反对，和对美国的清醒的支持，尽管他从不否认美国的弱点。伯林因为他1958年的《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说而出名，他区分了积极自由——追求只有国家才能保障的权利，和消极自由——个人不受干涉、自行其是的权利。尽管伯林将自己看作传统自由主义的终结、同情他所认同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所有改革愿望，伯林还是成为下一代新自由主义者的奠基参照。
胡克像那个年代的很多美国人一样，全力以赴地致力于反共斗争。这样，他的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就演变成了对开放社会的传统自由的辩护。按照传统的美国标准，胡克这样的人是社会民主党人，只不过不这么称谓罢了：他们和其他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那样的美国“自由派”一样，偏好同一类欧洲政治思想和实践。但是，他对共产主义的强烈反感，又为他和更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架设了一道桥梁，在这道桥梁上，两派在未来一些年间的步调越来越趋于和谐一致。
复兴右派的任务变得容易，一是由于时间的推移——人们忘记了30年代和40年代的苦难，他们也随之更容易受到传统保守主义声音的吸引——也是由于他们反对派的原因。学生运动的自我陶醉、新左派理论家和60年代一代的流行文化，招致了保守主义的反弹。右派现在声称，我们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大陆甚至“西方”的“价值”“民族”“敬意”“权威”和遗产、文明，而“他们”（左派、学生、年轻人、激进的少数派）对此既不了解也不同情。
我们对这种说法习以为常了这么久，右派显然应当沿用这种说法。但是，直到60年代中期前后，要声称“左派”漠视民族或传统文化是很荒诞的，更别提说他们漠视权威了。恰恰相反，老左派在这些方面恰恰是不可救药地守旧。对于凯恩斯、里斯、马尔罗或戴高乐的文化价值观，他们的左翼反对派是毫无批判地共享的：除了俄国革命之后一个很短的时期以外，主流的政治左翼在美学上和其他很多方面都着实传统。如果右派只限于与社会民主党人和老派的福利自由主义者们打交道，它就不可能取得文化保守主义和“价值”的垄断地位了。
保守主义能够指出他们和老左派之间的差异的，恰恰是在关于国家及其作用的问题上。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直到70年代中期，新一代的保守主义者才有胆量挑战他们前辈的“国家主义”，提出激进的方案，来解决他们所称的野心过大的国家的“僵化”及其对私人主动性的削弱。
玛格丽特·撒切尔、罗纳德·里根和更举棋不定的法国总统瓦列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dcard d’ Estaing）是第一批冒险与战后共识这样决裂的第一批主流中间偏右派政治家。诚然，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已经开始向那个方向进军，但是结果是灾难性的。6年后，未来的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试探着提出了更自由的市场和更受限制的政府的提案；但是，人们激烈地、不公平地指责他“不合时宜地”求助于过时的经济主张，于是只得草草鸣金收兵。
如希思的失足所表明，尽管很多人对无所不能的工会或冷漠的官僚感到愤怒，他们却不愿意支持全面大撤退。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和它在制度上的具体体现可能乏味，甚至是家长制的；但它们行之有效，他们对此心知肚明。只要人们广泛相信“凯恩斯革命”带来的无法逆转的变化，保守主义者们就动弹不得。他们可能赢得“价值”和“道德”上的文化斗争，但是，除非他们能够迫使公共政策的争论进入另一个领域，否则他们在经济和政治斗争中注定是要失败的。
因此，保守主义的胜利，以及后面30年带来的深刻变革，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一场知识革命的结果。在10年多一点儿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公共对话的“典型”从对干预主义的热忱、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变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玛格丽特·撒切尔众所周知的妙语最好地总结了这种世界观：“没有社会这个东西，只有个人和家庭。”在美国，几乎完全同时，罗纳德·里根因为他“美国处于早晨”的声明而一直深得人心。政府不再是解决方案——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如果政府就是问题本身，而社会并不存在，那么，政府的角色就又被缩小成了提供方便或机会的人。政治家的任务是搞清什么对个人最好，并且为他提供在最小干预前提下追求这个最好利益的条件。这和凯恩斯共识的差异再突出不过了：凯恩斯本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果资本主义的运作被缩小到仅仅是为富人提供变得更富的手段，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生存下去。
在凯恩斯看来，正是这种对市场经济运作的狭隘理解，将人们带入了深渊。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回到一个类似的误区，将公共对话降格成以狭隘的经济概念而进行的辩论？这样轻而易举地、明显一致地将凯恩斯共识完全推翻，反对方的理论一定是十分强有力的。它们确实强有力，而且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是一场大众并不熟悉的辩论的不自觉的后继者。当被问到新（老）经济思想背后是什么时，我们可以回答，它是绝大多数与芝加哥大学有关系的英美经济学家的杰作。但如果我们探究这些“芝加哥同学们”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会发现，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一批外国人，所有人都是中欧来的移民：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冯·米塞斯和哈耶克是芝加哥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杰出“鼻祖”。熊彼特因热情地描述资本主义“创造性、毁灭性”的力量而著称，波普尔出名则是因为为“开放社会”辩护和关于极权主义的著作。至于德鲁克，他出版的关于管理的著作，对战后繁荣那几十年的商业理论和实践有巨大的影响。其中三个人生于维也纳，第四个（冯·米塞斯）生于奥地利伦贝尔（今利沃夫），第五个（熊彼特）生于离帝国首都北面几十英里的摩尔达维亚。五个人全都受到了两次大战期间降临在他们的祖国奥地利的灾难的深刻震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剧变和维也纳短暂的社会主义市政试验（哈耶克和熊彼特参与了经济社会主义化的辩论），奥地利于1934年发生了一次反动政变，然后在四年之后又遭受了纳粹入侵和占领。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年轻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们因为这些事件而被迫流亡；所有的人，尤其是哈耶克，都将把他们的写作集中聚焦在他们有生以来最关键的问题上：为什么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分崩瓦解，投向了法西斯主义？
他们的答案是：（马克思主义）左派向1918年后的奥地利引入国家指导的计划、属于市政的公共服务系统和集体化的经济活动的企图不仅失败了，而且还直接带来了逆向反应。举个最著名的例子来说，波普尔就断言，他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被他们对“历史规律”的信仰所麻痹，根本不是法西斯主义那种激进的能量的对手——法西斯主义者行动了[1]。问题在于，社会主义者过分相信历史的逻辑性和人的理性。法西斯主义者对这两者都不感兴趣，绝对合适插手进来。
在哈耶克和他同时代的人眼里，欧洲的悲剧就是这样由于左派的缺点而产生的：首先是因为左派不能达到它的目标，然后是因为它不能抵挡来自右派的挑战。他们殊途同归，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保护自由主义和开放社会的最好、实际上是唯一的方式，就是将政府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如果将权威阻挡在一定距离之外，如果政治家——不管他的动机如何好——被禁止计划、操纵或指导他们同胞的事务，那么，右派和左派的极端分子都一样会受到牵制。
如我们所见，凯恩斯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如何理解两次大战之间的事件，防止它们再次发生。事实上，英国的经济学家与哈耶克及其奥地利同事们基本上探寻着同样的问题。但是，对凯恩斯来说，已经很明显，防止政治极端主义和经济崩溃的最好手段是更大的政府角色，包括但不限于反周期的经济干预。
哈耶克的提议正好相反。在他1944年的经典《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他写道：
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描述足以揭示，目前的英国政治著作与那些在德国毁灭了对西方文明的信念、建立了使纳粹主义能够成功的思想环境的作品之间，有多少相似之处。
换句话说，哈耶克——其时已经住在伦敦，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是在（以奥地利的前例为基础）明确预测，如果大肆宣扬福利和社会服务目标的工党在英国掌权，结果一定是法西斯主义的。我们知道，工党确实赢了。但是，工党的胜利不仅没有为法西斯主义的复兴铺平道路，相反，它还帮助战后英国稳定下来。
在1945年之后那些年，对大部分有头脑的观察者来说，似乎奥地利人犯了一个简单的分类错误。像很多难民同胞一样，他们设想那些使自由资本主义在两次大战期间的欧洲崩溃的那些条件是永久性的、可以无限复制的。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由于社会民主党掌权的大多数及其雄心勃勃的立法方案在政治上的成功，瑞典注定即将追随德国的道路陷入深渊。
从纳粹吸取了错误的教训，或者孜孜不倦地应用其中极有选择性的几条，中欧的知识分子难民在发达的战后西方使自己边缘化了。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在1956年战后社会民主党信心最足的时候写道：“现在，没有人相信曾经十分流行的哈耶克学说：市场机制的任何干预，都一定会引导我们走上引向极权主义的滑坡。”
知识分子难民，尤其是其中的经济学家，对那些不理解他们的东道主有一种普遍怨恨。所有非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任何植根于集体类别、共同目标或社会利益、公正等基础上的观点，都会令他们不安地回忆起过去的动荡。但是，即使是在奥地利和德国，局势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他们的记忆已经不符合实际了。哈耶克和冯·米塞斯这样的人似乎命中注定会在职业上和文化上被边缘化。只有在他们那么坚定地预言过终将失败的福利国家开始遇到困难时，他们才再次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听众：高额税收妨碍增长和效率，政府管制窒息主动性和创业，政府越小，社会越健康，如此等等。
这样，当我们概括关于自由市场和西方自由传统的陈词滥调时，我们实际上是像一颗渐渐远去的星球发出的光一样，回应着大部分出生于19世纪后期的人70年前所发起和进行的辩论。确实，我们思考时所用的经济概念通常和这些遥远的政治纷争和经历没有什么关系。大部分商学研究生院的学生没有听说过这些外来的外国思想家，也没有人鼓励他们去读这些人的著作。但是，若不理解他们（和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奥地利根源，我们就像在说一门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语言。
可能值得提醒一下，即使是哈耶克，也不能为他的门徒的意识形态上的简单化负责。像凯恩斯一样，他把经济学当作诠释学，不能用来预言或精确化。如果在哈耶克看来计划是错误的，那是因为计划只能以计算和预测为基础，而预测基本上毫无意义因而是非理性的。计划不是一个道德错误，更不是什么基本原则上的不良现象。它只是简单地不可行——而且，如果他前后一致的话，哈耶克还会承认，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市场机制的“科学”理论。
区别当然是，计划如果要见效，就需要强制推行，这样它就会通向独裁——哈耶克的真正攻击对象。有效的市场可能是一个神话，但至少它不会导致自上而下的强迫。尽管如此，哈耶克教条性地拒绝中央控制招致一种……教条主义的指责。正是迈克尔·欧克肖特认识到“哈耶克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教条：“一种抵制所有计划的计划可能好过它的对立面，但它属于同一种风格的政治。”
在美国，年轻一代自信的计量经济学家中（一个分学科，哈耶克和凯恩斯都会对他们那种自吹自擂的科学性多有微词），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无法实现、有消极后果的信念，已经变得差不多像是神学。这个学派也随波逐流，谴责任何在美国公民生活中增加政府或公共部门角色的行为。
在英国，奥地利教训这个特别的延伸，没有遇到类似的阻力。原因很明显——举些最著名的例子，免费的医疗、补贴的高等教育广受欢迎。但在撒切尔—布莱尔—布朗时代，对银行家、经纪人、交易员、新富和任何能得到大笔钱的人的神圣化，导致了对管制极少的“金融服务行业”的衷心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认为全球市场的运作自然而然会有利于金融产品的信念。
哈耶克以及预言资本主义毁灭的熊彼特，关于这种对金钱和有钱人的简单崇拜具体会说些什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毫无疑问，对现代英国巨大的和继续加剧的贫富差距的辩护，直接来自对有限管制、最小干预和奥地利经济学著作曾经直接赞颂过的私营企业的美德的推崇。
英国的例子，比美国更确切地指出了现代经济学语言这种倒退的转变的实际后果：尽管冰岛热衷于土匪银行的野蛮海滩的悲哀故事更能说明问题。从来自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的几位杰出的知识分子难民开始，我们经历了两代着眼于重新建构经济学的经济学者……最后到达了近年来的银行、贷款、个人理财和对冲基金的丑闻。
在每一个玩世不恭的（或者仅仅是无能的）银行高管和交易员后面都坐着一个经济学家，作为未受过质疑的知识权威向他们（和我们）保证，他们的行动是对公众有益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受到集体监督。在经济学家和他轻信的读者后面，依次站着那些参加过早已平息了的辩论的人们。我们当前的公共语言陈腐老化——我们没有能力跳出塑造、扭转了华盛顿和伦敦的决策的范畴和陈词滥调进行思考——证实了凯恩斯一个最伟大的见解：
认为他们不受任何知识影响的注重实际的人，通常是某个死去了的经济学家的奴隶。掌权的疯子，能在空中听见声音，正从几年前某个三流学者那里提取他的狂热。我敢肯定，和思想的逐步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大大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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