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 | 民主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功能

“知识分子”这个词是很难下定义的。尽管按理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是睿智的人，但不幸的是，不仅有许多睿智的人没有成为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太多的所谓知识分子看来还真缺点脑子。

借逻辑学家约翰逊 (W.E.Johnson) 的话来说，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的含义最丰而争议最少的定义就是：知识界 (the intelligentsia) 的一个成员。他是那种按其职业来说就关心普遍观念和价值——关于其性质、应用及批判——的人。一个从政者，如果不限于一个政治小集团的公事公办的头目，或它的一个顺从的成员的话，那么他也可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已近乎政治家了。目前在美国，这种人显然为数不多，但有理由期望今后会逐年增加。所有的文人——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编辑和批评家，就其职业秉性而言，都是知识分子，但其中也有一些，如果就他们的观念来评判的话，称之为知识分子显然只是出于礼貌而已。教师、学者，以及学术界中那些其作品超出了狭窄的专业范围的人，也都是知识分子。

智识是在现代社会中得以生存所不可少的。仅仅因为这个简单的实际，文艺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增长，人们的欣赏水平在提高。为此，可以预期，美国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还会提高。看来，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他们对权力中心的影响将会扩大，即使他们除了赞扬和批评之外，别无他途来分担掌权的责任。

知识分子是精神生活质量的天然保护者和糟粕的天然批判者，是理想的忠实卫士。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他生活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和文化中，而又忠于自己的天职的话，他就成不了这个现实的桂冠诗人的缘故。

今天，就像在法西斯主义是主要危险的年代中一样，知识分子必须活跃在两条战线上：一方面，反对那种可能彻底毁灭自由社会的强大威胁，没有这种自由社会，他们的天职也就无从实现；另一方面，反对自由社会内部的种种可能危及其素质并有损于独立人格的邪恶力量。这种情况和当年希特勒打算毁灭西方文明时一样。人们用不着费多少脑子就能懂得，我们是可以既反对纳粹分子的种族灭绝行为，又反对我们自己搞的种族歧视的。这样做并不是要在两者之间画一个荒唐的等号，不是要把它们当成半斤八两的两个恶棍，要么采取奥林匹克式的不偏不倚，要么统统打倒。事实是，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使美国人更尖锐地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失败，以及他们自己是如何地有负于那些被排除在民主社会之外的人们的。希特勒主义的失败预示了一切少数民族在获得政治和社会平等方面将有长足进步。当法西斯主义威胁着自由世界的生存时人们一目了然的事，今天，面对着集权主义的挑战，对于不少知识分子来说，却成了棘手的问题。他们对于美国文化的不公正和庸俗之处相当敏感，这并不是根据历史眼光，而是站在欧洲上层文化人的立场上所作的评价。在后者眼里，美国不过是个“半开化的超级番邦”，就像希腊人眼里的罗马人一样。然而，希腊的遗产之所以能留给世界，靠的不是那些自己都合不成一个真正的国家的希腊人，不是那些对东方和西方的野蛮人一概鄙视的自命不凡之徒，而是那些坚决反对亚细亚式的拜占庭主义专制政权的罗马人。与一二十年前的“神经的新失败”相呼应，现在我们又可以在知识分子中看到一种“政治智能的失败”。

是接受一个全面暴政，抑或批判地支持我们自己这个蕴涵着种种期望和危险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民主文化 ? 当美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历史性选择的时候，固然还有种种不足，但我就不明白他们何必为此感到歉然。无论如何，在我们的文化范围内，至少没有人强迫他们去选择，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中立，甚至沉默都被看做 是背叛。即使对那些把为了 维护自己的精神生存权而进行的斗争看做 意识形态之间的庸俗厮杀的人来说，这显然也不是一件小事，事实上，他们的中立主义和纯情终究是离不开我们这个相对自由的文化所提供的保护的。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对美国生活价值的赏识，就一定要比对它的缺点的猛烈抨击，或对某些更加开明的，更能保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平等的内外政策的鼓吹低上一头。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慧眼独具，何不向人们显示一二呢 ?

对于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学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与工人阶级并无不同，后者知道，即使是处在我们这个混合经济的混乱状态之下，他们也比世界任何别的地方的工人阶级享有更多的面包和自由。如果有什么东西我们希望知识分子看得更清楚一点的话，那就是苏联式的集权主义对于他们在自己专业里的那点相对的自主权的威胁比之历史上任何其他社会制度，都要严重得多。

我还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也不大理解人们对于美国文化中创造性艺术家的所谓异化问题的悲恸之情，如果异化就是指比起 50 或 100 年前来说，他更难于完成重要的作品或找到知音的话。显然，和他的先辈相比，在生活的舒适程度方面他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对此，他当然也和其他人一样地受之无愧。时下在某些人中间流行一种议论，说大学生活是扼杀知识分子精神的刑场，这是荒谬的。在我看来，危害美国创作生活的主要是平庸，而不是困惑。还有人认为群众文化或大众流行艺术给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造成了深刻的损害，这种观点也让人不解。当然，有些人也可能因此而斯文扫地。在奥尔特加 - 加塞特 (Ortega y Casset 1883-1955 ，西班牙现代哲学家——译注 ) 劈头盖脑的喋喋不休之中，只有一点我看还有点道理，那就是危及个人的所谓“人群”，不过是每个人心灵深处那种对于表现真实自我的恐惧而已。所谓的人群，不论取什么形式，总是存在的。只有对那种费尽心机要摆出一副超凡脱俗的样子的人来说，“人群”才会成为一种心理负担。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异化，如果把它们混为一谈，其结果将不堪设想。黑格尔是用自我异化这个概念来说明从无知到成熟，从完全基于直觉的单纯，到对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系统的具有深厚基础的理解，这样一种个体意识进步的辩证发展过程的。如果剥去那关于“绝对自我”的神秘外衣，放弃那种关于“整体”的安抚性的宗教式的言外之意，那么，我们从这种野蛮的文人心理语言中所获得的，不过是对在任何文化中都有的那种精神成长的痛苦过程的描述而已——这一过程不仅是艺术家，而且是所有的人都要经历的。马克思关于自我异化的观点历史地受到了局限，其外延也远不如黑格尔的理论那样宽泛。它首先是用以说明被迫从事既不表现他作为一个个人的兴趣，以不满足他的需要的劳动的工人的。对于马克思来说，没有异化的人就是有创造性的人。任何人，只要是受一种内在力量的驱使，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或力求表达某种意象而进行有意义的工作，就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艺术家，只要不仅仅是在制造一件商品，就可以算是个没有异化的人。除了那种以为在一个工业社会中所有的工作都能激发出入的创造能力这种乌托邦思想，和一旦市场经济消失，每个人就都可以去干创造性的工作这种幻想之外，马克思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社会越是真正地合乎人性，它就越会安排自己的机构来为人们提供机会，以便通过非强制性的工作来实现他们的刨造性。人通过工作使自身更符合人性，工作不仅使他同别人相联系，也是语言的源泉。强迫劳动使人非人性化。在一次奇怪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疏忽中，马克思曾提到过一个因为没有强制劳动而更为自然的社会，此中还真有点卢 梭式神话的余韵。按照这种观点，一个站在传送带旁，没完没了地往机器里填料或完成指令的工人，要远比那些选择了自己的使命的知识分子更为异化，后者至少还享有为自己设立目标、选择最终目的的自由。

在某些社会主义者和狂放艺术家中，还流行着第三种对于异化的概念，这种概念适用于那些完全打破了自己的家庭、社会和阶级的一切行为规范的艺术家。人们怜悯他，有时他也顾影自怜，因为他没有市场或保护人，也没有人尊敬他；人们认为他既然标新立异，这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其他标新立异的人也照样可以有自己的追随者，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后者也并不感到被异化了，虽然怀有敌意的批评者常常表现出对他们的蔑视或愤怒。这是在异化了的美国以及西方的浅薄艺术家中最为流行的观念。我不知道它何以如此受欢迎，除非是因为很多个人误解了世界对他的冷淡，或出于他个人创作的苦恼——后者很可能是由于他缺少创作才能，或是其天分与野心完全不相称所致——要想找一个异化了的高等文化人，那么，这最后一点正好是个万无一失的标志。但是，一个自由文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为他们提供反叛的机会，而不能保证他们在专业领域里的成功。

没有人知道重大的创造力的秘诀在哪里。我们只知道它不可能大批生产，也不可能在完全与世隔绝的条件下产生。然而，由于最近这几十年来美国艺术家们的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也由于美国的文化气氛有了很大变化——人们可以完全献身于一种创造要求了——例如，如果儿子们宣称，他们不愿到公司或某个机关中去求职，而要当个作家、艺术家或音乐家什么的，现在已经不会引起家庭危机了。还得承认，如果说如今艺术都是贫血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就比外国的艺术更苍白，而且我想谁也不明白。显然，在科学、学术和医学方面，美国人的成就并不比欧洲人差。说群众文化和流行艺术——好莱坞的把戏 ! ——危及一个重大的、有生命力的、品质高尚的文化的出现，因为它总是引诱人去推销，这种假定看来是过于强词夺理了。除非是对于不可救药的假道学 ( 我的年纪使我有幸记得那次由一批自作聪明的人所展开的关于电影算不算一门艺术的煞有介事的讨论 ) ，群众文化和流行艺术的各种形式应当被视为一种挑战。人们从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当然，其中是有“推销”的问题，但是在每一项“推销”活动中都有两方。对于有些为了要过阔绰的生活而向好莱坞或庸俗杂志“推销”的作家来说，是不能开脱其责任的。他们为什么非得过那样的生活不可呢 ? 人们可能会指责我，说我是想把艺术家和作家都饿死。但如果学者们能像勒南 (Ernest Renan ， 19 世纪法国哲学家、宗教学家——译注 ) 那样安贫乐道，还能写出重要著作来，那么，不去好莱坞就不行吗 ?

最后，我看不出遵守规范或标新立异这两种态度中的哪一种更加高尚。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一种对于某些价值或直觉的自愿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郑重的表达，而且为了它，个人已准备好要冒一定的风险，“遵守常规”和“标新立异”都是相对而言的。在评价它们之前，我先要知道—个人遵守或不遵守的究竟是什么，他又是怎样来表现的。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格奥尔格 (Stefan george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前期德国抒情诗人 ) 、斯宾格勒和希特勒都是反对常规的人，而在沙皇统治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创作最丰的时候，却是个守旧主义者。对于许多伟大人物，如莎士比亚、弥尔顿、歌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或杜威等人来说，单讲他们是遵守常规的或反对常规的，都没有什么意义。

对于我来说，尤其不可解的一个广泛的问题就是：美国知识分子是否应当继承“批判的反常规主义”的传统。美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是思考：并采取行动，使自己思考的成果能回答当代的重大课题。思想的基本素质——其品格——就在于鉴别和区分。当他明智地批评美国的时候，不能就说他不 爱美国，正像当他明智地赞扬美国的时候，不能就认为他是沙文主义者一样。很多美国知识分子还没有注意到，过去 20 年，在民主的福利国家中，社会气氛和客观的可能性有了多大的改进。有些人还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好的。他们把一种经济形式当成了宗教，而且不善于从经验中学习。他们咬文嚼字，自欺欺人，以为他们的诚恳足以弥补自己的愚蠢。他们的对立面现在则认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罪恶的。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已不再是一种经济形式，而其自身已成了一种福利或社会控制的原则。像最 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相信一种经济会造成惟一的一种政治生活方式。幸而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懂得了他们早就该从杜威那里 学到的东西，那就是：民主的程序比任何事先决定的方案都重要得多，人和价值才是测量社会关系是否恰当的尺度，而不是相反。

本文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霍克，选自《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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