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德雷福斯事件是常识？| 马克•贝尔纳

左拉

    1894 年，左拉在意大利为《罗马》一书收集资料。后来又回到梅塘继续工作。同年 10 月 15 日，德雷福斯上尉被捕； 12 月 22 日 ，他被判终生流放撒旦岛。

    1894 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罗马． 12 月15 日前才回来。我在罗马当然很少阅读法国报纸。这就是我对这个案件长时间处于无知和冷漠状态的原因。1897 年，我从乡间回到了巴黎，有机会了解到了后来公之于世的事实和一些资料，我的信念变得坚定了，不可动摇了，这时候我才开始热衷于这个案件。

    案发之初，谁也不怀疑德雷福斯有罪：甚至日后成了他的积极辩护人的那些人，如克列孟梭和饶勒斯，当时都激烈地攻击他。后来有消息在巴黎慢慢传开，认为德雷福斯可能是无辜的。一位军官，皮卡尔中校，于 1896 年告诉上司，他确信艾思特哈茨是真正的叛徒，是向德国提供清单的主谋。但是有人强迫他保持沉默，派他到北非去出差。国防部各办公室不打算推翻前审。他们认为复核案件有损于军队的威望，有可能表明审理此案的方式有多么的武断。

    如果左拉在巴黎生活的话，他或许会对当时在全城开始扩散的传闻十分敏感。但是他住在梅塘，全神贯注地在写他的三部曲：他对德雷福斯案一无所知，或者至少可以说，他把这个案件看做是一般的通敌案，并未予以过多的注意。

    然而不安的情绪在增长。上议院副议长肖尔·凯斯特奈也产生了怀疑，他的正直是无可非议的，他是一个受人普遍尊敬的人。要强制他像职业军官那样缄口不语就不那么容易了。在这一场方兴未艾的斗争中，他投入了自己全部的道德信誉。此外，德雷福斯给家里人写的信也开始为人了解，这些信言真情切，动人心弦。他被关在撒旦岛的一间牢房里，有 12 个人日夜看守着，他不停地、顽强地鸣冤叫屈，使一些有良心的人深感不安。最后，贝尔纳·拉扎尔也参加到激烈的斗争中来了，他公开地向舆论发出了危险的警报。从此以后，正如左拉后来写的那样，“真理在前进，任何东西也不能阻挡它的步伐”了。然而，当时左拉还没有受到这股正义激情的感染，后来渐渐地，整个法国都燃起了正义之火。

    只是到了 1897 年底，他到巴黎的寓所过冬的时候，才看到了一些资料，比较清楚地了解了事实。自从他从事创作 30 多年来，他第一次看出了行动的理由超越了他创作的热情；因为重要的是，必须揭露在全国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

     在左拉身上，犹豫不决的时间总是十分短暂的。当他明白某一行为是正义的、必要的的时候，他就会立即付诸实现。在他身上，思想和行动之间不存在距离，有时候甚至达到了天真的地步，正如《实验小说》一文中的某些段落所表明的那样。但是这一次他是脚踏实地的，不再是智力思辨了，而是要纠正不公正。

    他的抗议是怎样成形的呢 ? 又是在什么地方表示出来的呢 ? 他自己感到已经为战斗做好了准备，然而进攻的计划还没有制订。他知道斗争将是严酷的，他已经知道对判决的公正性提出怀疑的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但这并不能使他却步。他的勇气是经得起一切考验的， 30 年的论战已经锻炼了他。他丝毫也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只敢低声说出自己的顾虑，不敢高声谈论真理。巴莱士后来谈到左拉时，说他是一个时机感很强的人；确实如此：左拉不失时机地为了正义挺身而出，英勇无畏，不怕打击。在我国当今所处的时代，类似德雷福斯案的事件几乎每天都有发生的危险，左拉做出的榜样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

    左拉采取行动的方式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有一次他在巴黎散步时，遇见了《费加罗报》社社长费尔南·德·罗代斯。那是在 1897 年 12 月；想必他们淡的是满城风雨的“案件”。德·罗代斯赞同左拉的看法，确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几天以后，在他办的报纸上登载了左拉的第一篇文章《案件笔录》 (1897 年 12 月 5 日 ) 。左拉在该文中还谴责了反犹太主义。文中影射的“模糊的头脑”，显然指的是《犹太法国》一文的作者爱德华·德律蒙。

    现在来谈谈反犹太主义。

    反犹太主义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我曾经说过，这场使我们倒退一千年的野蛮运动与我对博爱的需要、对宽容和解放的酷爱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回到宗教战争中去，重靳开始宗教迫害，想要挑起种族之间的灭绝残杀，这在我们获得解放的时代里，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卑劣的企图是十分愚蠢的。这种企图只能出自于某一教徒失去平衡的模糊的头脑，出自于某一作家的极大的虚荣心——这个作家长期出不了名，而又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扮演一个角色，哪怕是一个可憎的角色。我至今还不愿意相信，在法兰西这个充满了自由观察的空气、兄弟般的善良情谊和清澈的理性的国度里，这种卑劣的运动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

    然而，这场运动已造成了可怕的危害。我必须指出，危害已经非常之大。毒素在人民中间扩散，尽管并非整个人民都中毒了。我们应当把这种类似巴拿马丑闻①表现出来的危险的毒性记在反犹大主义的账上。可悲的德雷福斯案完全是它的杰作：今天正是反犹大主义搅得民众恐慌不安，阻碍我们为了自身的健康和名誉而去心平气和地、堂堂正正地承认这个错误。确定最初的重大怀疑是否真实，这是再筒单、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已经达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难道人们不明白其中必然隐藏着使我们大家发狂的毒素吗 ?

    这种毒素就是对犹大人的疯狂仇恨，好几年以来，有人每天早上都向人民灌输这种毒素。这些人是一帮以下毒为职业的人，最妙的是，他们以道德的名义、以基督的名义去下毒，俨然以复仇者和伸张正义者自居。而谁又能跟我们说，反犹太主义切磋商议的环境气氛没有对军事法庭产生影响呢 ? 一个犹大人当了叛徒，出卖了自己的国家，这是当然的事情。如果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明罪行的合乎人情的理由，如果他是一个富有、明智、勤劳的人，又安分守己，生活上也无懈可击的话，只要他是一个犹大人不就足够了吗?

    今天，自从我们要求说明真情以来，反犹大主义者的态度变褥更加粗暴，更加令人厌恶了。如果一个犹太人被证明是无辜的话，这对反犹大主义者将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 人们将对这个案件进行预审。竟然会有无辜的犹大人? 紧接着，一大堆七拼八凑的谎言就会站不住脚了，他们标榜的诚实和公正全是空话，只是靠肆意谩骂和无耻诽谤去影响头脑简单的人们的小集团将会彻底垮台。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公开的作恶者，他们一想到将要透出一点光明，就会暴跳如雷。遗憾的是，我们同样也看到了，受到他们毒害的民众慌乱不安，所有的舆论都被引入了歧途，亲爱的渺小谦恭的老百姓今天都在追击犹太人——如果某一个正直的人用神圣的正义之火点燃了他们的心田的话，明天他们将会起来闹革命，把德雷福斯上尉拯救出来。

12 月 14 日 ，左拉的《致青年的信》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市面上销售。

    青年，青年 ! 请你回忆一下，你的父辈们经历了多少苦难，赢得了多少可怕的战斗，才取得了你此刻正在享受的自由。你感到自己不受束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来往往，可以在报刊杂志上说出自己的想法，有什么意见就可以公开地发表．这是因为你的父辈们付出了他们的智慧和鲜血。你不是在专制年代里出生的，你不知道每天早晨醒来被主人一脚踹在胸口是什么滋味，你没有为了躲避独裁者的大刀和为非作歹的法官的错误的重压而进行过斗争。你应当感谢你的父辈们，不要去为谎言喝彩叫好，不要去为粗暴的力量、狂热者的9 狭和野心家，的贪婪推波助澜，否则你会犯罪的。独裁统治已经山穷水尽了。

    青年，青年！你要永运和正义站在一起。如果正义的思想在你的心中变得暗淡了，你的面前就会危险丛生。我这里要对你讲的并不是我们法典的正义，它仅仅是社会关系的保证。诚然，对它应该尊重，但是正义还有一种更加高深的概念，这种概念原则上假定，对人的任何判决都可能是错误的，并且假定被判刑的人可能是无辜的，这并不是蔑视法官。这难道不是一种应当激起你酷爱权利的热情的冒险吗 ? 你没有加入到我们的利害斗争和人身攻击中来，你既没有表态亮相，也没有牵连到任何不光明正大的事情中去，你可以完全清白地、完全诚实地高声说话，你不站出来要求主持正义，又让谁站出来呢?

    青年，青年 ! 要做一个人道的人，做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即使我们弄错了，但在当我们说一个无辜者遭受了可怕的刑罚，我们反抗之心正在为此焦虑破碎的时候，请你和我们站在一起。在如此过分的惩罚面前，让我们假定这种惩罚可能是错误的，让我们的心里感到痛苦，让我们的眼里流出眼泪。当然，凶暴的监视者依然会是无动于衷的，但是你，你还知道哭泣，你应该对一切不幸和一切怜悯产生共鸣! 如果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受折磨的人被仇恨压倒的话，你怎么会不去做一个有骑士风度的梦，怎么会不去捍卫他的利益，把他解救出来呢? 不是你，又有谁去尝试崇高的冒险，去参加危险而又壮丽的事业，以理想的正义的名义去与那一伙反犹太主义者抗争呢? 再说，今天看着长辈们、老人们热情振奋，慷慨激昂地去干你应该干的事情，难道你问心无愧吗?

    左拉这位新战士的介入，加上他那宽阔的外形、斗争的欲望、论战的才干和作品给予他的威望——他的作品仅在法国的发行量就高达几十万册——使敌对的小集团大为沮丧。因此，莱昂·布卢瓦、巴尔贝·多尔维利、罗什福尔、欧内斯特·朱代、德律蒙，巴雷斯、莫拉这一伙入，都把火力集中到了左拉的身上：不管是什么武器，即使是最卑鄙的武器，对他们来说都是好的，朱代竟至于在《小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对他的父亲弗朗索瓦·左拉的廉洁提出疑问。

    在左拉加入激烈论战的时候，反德雷福斯的潮流异常凶猛。除了少数人之外，左派人士仍然保持沉默。当时的分界线主要是按照每个人的良心不安的程度，而不是按照政治归属来确定的。这个案件成了检验人们良心的问题。

    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完全是在沙皇对犹太人大屠杀似的气氛中进行的。

    在德雷福斯案发生之前不久，一家天主教银行——其建立的目的是想搞垮新教徒和犹太人银行家——破产了，银行家的斗争很快就转到了社会和种族方面。德律蒙早巳凭借手中的小册子准备好了阵地。发行量达 100 万册的《小报》把谎言和仇恨一直散播到最偏僻的乡镇。因此，许多人尽管确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但都避免公开表态。

    左拉还是不断地发表各种文章；尤其应该提到的是，在《震旦报》上刊登的著名的致费利克斯·富尔的信——家喻户晓的题目《我控诉！》，是克列孟梭替他加上去的。左拉以令人钦佩的远见和勇气，在信中揭露了围绕在诉讼案件四周的阴谋诡计，这封信使他被判处了一年监禁和 3000 法郎的罚金。

    于是左拉就出走英国，在那里呆了 11 个月——他装成谋反者的样子，改名为帕斯卡尔，收接从法国拍去的暗语电报，并且开始写作《四福音书》的第一部：《繁殖》。

    当他获悉案子要重新审理时，他就回国了；但是军人刽子手们的阴谋再度得逞：德雷福斯又一次被军事法庭宣判有罪。左拉又写了一篇文章，表示了强烈的愤慨。

    这一次是从国防部获得最后一分；从此以后，真理从四面八方喷射出来。亨利上校自杀了，艾思特哈茨逃亡国外，德雷福斯获释了。

    他虽然获释了，但并没有恢复名誉。一直等到 1906 年才得到乎反。然而，尽管没有按照应该傲的那样，完全纠正不公正，案子还掺杂着宽大措施的阴影，然而道德的胜利是完满的。在 1899 年 9 月 29 日 登在《黎明报》上的、写给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夫人的信中，左拉对受害者的妻子表达了自己高兴的心情：

    人们把无辜者，把横遭折磨的人归还给你们了，把丈夫归还给了妻子，把父亲归还给了儿子和女儿，我此刻首先想到的，是你们一家终于得到了安慰，可以幸福地团聚在一起了。虽然作为一个公民，我心里仍然十分悲哀，虽然正义的人们还在反抗，并在愤怒的痛苦中焦虑不安，但是我要和你们共同分享这一充满了幸福之泪的美妙的时刻，想必此刻你们正在抱复活的死人，从坟墓里活着出来的自由人。不管怎样，这一天是胜利和喜庆的伟大的日子。

    左拉确实是这场胜利的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从 1897 年到 1900 年，他表明了他的勇气并不亚于他的才华。

    注：①巴拿马丑闻： 19 世纪 90 年代法国贿赂事件。

本文选自法国作家马克•贝尔纳(Bernard,Marc)的《左拉》，标题为编者所加。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长按二维码关注！

长按二维码赞赏，支持选编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