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顿·摩尔 | 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三种形式

巴林顿·摩尔（Moore,Barrington Jr. , 1913-200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 1913 年出生于华盛顿。大学时代，曾就读于威廉学院和耶鲁大学。毕业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并在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摩尔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多产作家，他先后出版过《苏联政治》（1950 ）、《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论文集，1958 ）、《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1966 ）、《人类苦难渊源的反思》 (1972) 和《非正义》（1978 ）等著作。其中，《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该书出版后立即风靡美文化思想界，作者因此而荣获伍德罗·威尔逊奖（1968 ）和麦基弗奖（ 1969 ）。尽管该书出版已有 30 多年，但仍畅销不衰，并获得西方学术经典的炫目位置。

到1860年，美国已经在全国不同区域发展出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种植棉花的南方社会、自由农场主的西部社会和迅速工业化的东北社会。

美国社会内部相互冲突与共同合作并没有总是沿着上述三种方向发展。需要明确的是，从汉密尔顿和杰弗逊时代开始，在农业与城市商业和金融利益群体之间就一直存在着拉锯战。全美国都开始向西部挺进，这就造成有一段时间，即19世纪30年代杰克逊总统执政之际，农村民主所遵循的原则已经取代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推行的原则，而且取得了永久性的胜利。这里所提到的农村民主原则就是在实际情况下，所谓的中央权威，其程度已经降到了最低点，整个社会存在着一种偏袒债务人而非债权人的倾向。尽管如此，即使是杰克逊时代，农村民主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发展趋势将可能摧毁这种民主，一个是东北部的工业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个是南方形成了棉花出口市场。

尽管南方棉花的重要性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但是它对整体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就不那么为人所知了。从1815年到1860年，棉花贸易决定性地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大约直到1830年，棉花贸易仍然是全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尽管美国本土市场仍然很重要，但是这一时刻，棉花的出口市场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到1849年，美国棉花产量中有64％出口到了国外，主要是销往英国。从1840年起一直到内战时期，大不列颠棉花进口总量的4/5都是来自美国南部各州。因此，很显然，基于奴隶制运作的种植园经济并不能被当作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不合时宜的累赘。它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当时整个世界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在南方社会，种植园和奴隶主的数量所占比例都不大。到1850年，在奴隶制度尚存的区域，在总共约600万的白人人口中，只有不到35万个奴隶主。这些奴隶主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包括奴隶，其数量最多可能只占白人总人口的1/4。即使是在奴隶主这个群体中，也是由一小部分奴隶主拥有绝大多数的奴隶。1860年进行的一次盘点显示，7％的白人拥有了将近3/4的黑奴。最肥沃的土地以及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控制权也集中在白人那里。

后来，拥有种植园的地主精英群体逐渐分化，有的转变成利用奴隶进行土地耕种的农场主，也有大量转变成为不拥有奴隶的小农场主，还有的则干脆变成了贫穷的白人，在偏远农村废弃的玉米地里无精打采地耕作。那些贫穷的白人被隔离在市场经济之外，小农场主中的不少人也只是处于市场经济的边缘。那些更有发展的农场主则渴望拥有更多的黑奴，从而能够进一步变成更大规模的种植园主。在杰克逊时代结束之后，这些处于中间状态的小农场主群体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是仍然有一大群来自南方的历史学家一直试图美化旧时代的南方自耕农和“普通人”，认为他们才是建立民主社会秩序的基础。我认为这种说法毫无道理。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中，保守派、自由派和激进派总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而任意地“打扮”地位卑微的农村人。当然，他们的这一观点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真相，那就是南方小农场主们在总体上还是愿意接受大种植园主在政治上的领导的。还有一些沾染了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学者则宣称，白人内部的团结其实是不利于小农场主们真正的经济利益的，而白人之所以能够团结在一起仅仅是出于对黑人的共同恐惧。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依据，但仍然很值得怀疑。当小农场主找不到什么明显的有利选择，同时又有某种机会能够发展成为大农场主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听从大农场主的领导。

既然种植园奴隶制度在南方社会中确实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深入地探究一下这个制度究竟是如何运作的，看看它是否造成了南方与北方之间的严重冲突。有一个观点认为奴隶制度因为内在的原因而自动消亡，美国内战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事实上这种暴力所带来的结果，早晚都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得，因此双方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冲突，但是，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要让美国社会不再存在奴隶，那么唯有借助武力才能做到。

关于这个观点，最恰当的证据来自北方。美国内战期间，北方的和平解放运动面临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当林肯试图推行一个温和的奴隶解放计划，试图补偿过去的奴隶拥有者时，那些拥有奴隶的联邦州对该计划虚与委蛇，表达出各种各样的担心，使林肯被迫放弃了这一计划。大家熟知的《奴隶解放宣言》（1863年1月1日颁布）并未包括联邦内的几个奴隶州以及联邦内的南方地区，如果借用当时一个英国评论家罗素伯爵（伯特兰·罗素的先人）的话，这个《奴隶解放宣言》只是针对“美国当局不能行使司法权的区域”。如果说奴隶和平解放在北方都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那么在南方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上述观察有力地表明了从经济上讲蓄养奴隶是有利可图的这一结论。最近有学者发表了一篇论文，令人信服地指出，在南方奴隶制之所以如此顽固，主要是因为它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他并不认同南方人关于他们自己在奴隶制的运营中总是亏钱这一说法，而是认为这是南方代言人在文过饰非，是企图为奴隶制找到一个更高的道德基础，是白人为了使自己显得文明而不得不找出的一些理由的早期形式。他们耻于在纯粹经济的基础上来为奴隶制度辩护，因为这样做会让别人把他们和贪婪的北方佬关联起来，所以这些南方佬更倾向于宣称说奴隶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然形式，对于奴隶和主人都同样有益。直到最近，仍然有两个经济学家不满于以往研究所依赖的证据（这些证据主要来自记录早期种植园活动的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会计报表），并试图通过分析更为概括性的统计数据来找到正确的答案。为了了解奴隶制与其他形式相比是否更有利可图，他们收集了很多统计数据，包括奴隶买卖均价、一级商业票据的利率、保有奴隶的成本、每一个奴隶的产出、棉花营销成本、棉花价格和其他相关事实。尽管我对原始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和代表性存有一定的怀疑，但是我认为他们得出的结论与其他人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而且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式进行研究，可能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认为种植园奴隶制的投资回报率颇高，因此在最适合种植棉花及其他一些特殊农作物的地区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是一种高效的经济制度。同时，在南方有些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地区还在蓄养奴隶，并不断把奴隶运往产出农作物的南方其他地区。

从整体上看种植园奴隶制是有利可图的，搞清楚这一点很重要，但还远远不够。在不同时间点和不同的区域，种植园主之间的差异给美国政治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内战爆发时，只有偏南方的地区还存在着种植园奴隶制。在那些烟草种植地区，1850年之前就已经不存在这种制度了，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种制度对于大规模的农业运作来讲并没有什么大的优势。在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州，甚至连“种植业”这个说法在内战之前就已经过时了。在1850年前后，种植园主发现了真正丰厚的获利机会，主要是在那些未开垦的地区，例如最开始的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州；1840年后，人们发现了得克萨斯州蕴含的商机。不过，即使是在这些有待开垦的地区，最好的赢利方式仍然还是在土地潜力被消耗殆尽之前就把土地转售出去，转而开拓新的地区。

种植园奴隶制开始从南方向西部大量迁移，这种情况确实给美国社会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当时美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尚无人居住或者人烟稀少，尽管棉花种植需要特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但是当时尚没有人能确定究竟有哪些限制条件。如果奴隶制无限制地扩散开去，那么奴隶州和自由州之间的平衡就可能会被打破，当然这种情况的重要性取决于存在着奴隶制的社会和不存在奴隶制的社会之间的差异的重要性。尽管南北双方通过签订《密苏里妥协案》达成了和解，将密苏里作为奴隶州，将缅因作为自由州，这样使双方力量对比仍然保持平衡，但是，到1820年，双方的冲突已经非常严重了。从那时起，问题时有爆发。基于理性和权谋的政治交易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不久事态还是会失控。被称为“半开发地区”（这些地区尚未成为美国的州）的奴隶问题在导致战争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南北对立这种情况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很可能极大地强化了双方的经济冲突。

从其他方面来看，种植园经济的迁移趋势也很重要。随着南方地区旧有的棉花种植业的衰退，通过蓄奴来适应这一形势的倾向出现了，不过其程度却很难确定。但是，至少有一些相对清晰的迹象表明这样做尚不足以满足需求。从19世纪40年代早期到内战爆发这段时间，蓄奴的成本不断上升。棉花的价格也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其波动程度要高得多。在1857年的金融恐慌之后，棉花价格下降了，但是奴隶的价格却继续直线上升。奴隶不能合法地转卖，这种控制奴隶贸易的措施似乎还是相对有效的。就在双方对抗最终爆发之前，南方关于重启奴隶贸易的讨论已变得相当活跃了，这一证据表明种植园制度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问题有多严重呢？这更加难以回答。尽管资本家几乎总是在担心劳动力可能短缺的前景，但是对南方人的抱怨有所怀疑还是非常明智的。同样值得怀疑的还有这样一种观点：因为北方在经济上的扼制，种植园制度即将消亡。

至此，对于种植园经济的要求是其与工业化北方之间的经济冲突的根源的观点，还不是很有说服力的。说到底，难道种植园主自己就不是另一类资本家吗？内文斯正确地观察到：“运作一个庞大的种植园与运作一个复杂的现代工厂一样困难，两者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是相似的。漫无目的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两者都需要周密计划和精心管理。”因此，难道南方种植园主们就不能与像他们一样精打细算的北方资本家和平相处吗？根据我的推测，如果理性的经济考量是唯一的问题的话，那么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但是，请原谅我和马克斯·韦伯持有不同的观点，这种理性和计算的观念，即以会计账目和收支平衡表的概念来看待世界的态度，可能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中，但有些社会也可能会因为其他问题而相互斗争。就像我们在探讨法国贵族时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种观念本身并不足以产生工业革命。在美国南部，当然也并非由这一原因才引起与北方的冲突，那里几个主要的贸易中心，如新奥尔良和查尔斯顿以外的城市，其发展远远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那时南方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文明，但很难说那就是资产阶级文明，当然它也不是以城市生活为基础的。而且，南方的种植园主并没有像欧洲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统治权的时候那样，去挑战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社会地位，而是捍卫世袭特权，这才是真正的差异和问题之所在。

对于大多数南方人来说，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与日常经验以及他们出于正当而又充分的理由创造出的事实相抵触。面对北方指责的压力和世界范围内废除奴隶制的趋势，南方为这一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教条式的辩词。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关于自由的资产阶级概念对于南方人来说是危险的颠覆性的主张，因为它们触及了南方制度（奴隶财产）的神经中枢。一个20世纪的北方人要想理解南方种植园主的感受还是需要一番努力的。但如果问一下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商人，假设苏联处在加拿大在地图上的位置而且变得日益强大是什么感受，他就不难理解这一切了。还可以让他进一步想象，这个共产主义的庞然大物针对各种裂缝不断地叫嚣自我正义（尽管政府否认这些宣称反映了真正的政策），并越过边境不断地进行挑衅或者派出间谍。南方的痛苦和焦虑并不只是咄咄逼人的少数人的感受。亨利·克莱这个南方温和派中最著名的人物在请求各派妥协的申诉中，给出了这样一段被普遍引用的耐人寻味的陈述：“你们北方人在安全和平的氛围中冷眼旁观，而我所描述的这种怒火却正在奴隶州不断延烧……此刻，在一方面，我们似乎只注意到情绪、情绪、情绪；而在另一方面，则是财产、社会组织、生活以及那些让生活变得理想和快乐的一切。”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北方越来越稳固，能言善辩的南方人重新发现了自我，并强调自身具有的各种贵族和前工业时代的优良传统：谦恭、文雅、有教养，以及相对于只知道敛财的北方人而言，其更为宽广的视野。在内战爆发前不久，流行着这样一个观点：南方所种植的棉花是美国财富的主要来源，而北方则对此进行横征暴敛。就像内文斯所指出的那样，这想法实际上与重农思想主义并行不悖，认为制造业和贸易的利润均来自土地。在工业化逐步完成的地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在并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地方，这样的观念也随处可见。在前商业时代，社会中商品化农业的扩展引发了各种形式的罗曼蒂克的怀旧情绪，例如雅典时代对斯巴达的崇拜或者是晚期罗马共和国对所谓早期美德的崇拜。

南方的合理化运动中也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真理，否则这样的言论则太难让人相信了。北方和南方的文明类型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而且，北方人也确实依靠销售棉花而获得了利润——大量的利润。毫无疑问，南方的合理化运动中存在着很大比例的谎言。种植园贵族制所谓的贵族美德和前商业或反商业美德恰恰是建立在奴隶制的纯粹商业利润的基础上的。要想分清楚究竟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也没有必要分清楚。事实上，硬要分清真伪反而可能因为忽视了它们之间重要的关系而让我们的目的模糊不清。不可能把纯粹的经济因素看成是战争背后的主要原因，就像不可能把战争看成是在奴隶问题方面的道德差异所造成的后果一样。道德问题源于经济方面的差异。奴隶制作为一个道德问题在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方面都引发了激烈的情绪。如果当时美国在奴隶制问题上并不存在不同理想之间的直接冲突，那么导致战争的诸多事件以及这场战争本身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同时，经济因素在南方形成了奴隶经济，就像经济因素在全美其他地方形成了有着相反理想的不同的社会结构一样，这一事实简直就像空气一样平常。

这样论证并不意味着我们坚持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只要存在差异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南北双方有很多人，对于奴隶制，要么真的漠不关心要么表现得漠不关心。内文斯甚至做出这样的论断：1859年的选举表明，全美至少有3/4的人在几乎最后一刻仍然反对要么全盘肯定奴隶制要么全盘否定奴隶制的激进主张。尽管他的估计可能夸大了中立情绪的力量，但是无动于衷的大众没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确实是美国内战最令人清醒、最振聋发聩的特征之一。正是如此广泛的民意使得比尔德（Beard）这样聪明的历史学家也对奴隶制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我认为他的怀疑是一个错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不管怎么说，中立派的失败和崩溃构成了这一故事的关键部分，那些同情南方的人的倾向变化为该故事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一定是南方以外的其他地方所发生的变化才形成了战争可能爆发的形势。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整个19世纪30年代北方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其背后的主要动力来自棉花。在接下来的10年间，工业化发展的步伐不断加速，直到东北部发展成为一个制造业地区。这种扩展结束了美国经济对于单一农业作物的依赖。东北和西部过去给南方供应了大部分食物，并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但是东西部相互之间的依赖加强了，对南方的依赖却减弱了。对于北方经济来说，棉花仍然非常重要，但是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从产品价值来衡量，在1860年，棉花在北方制造业的产品中仍然位居第二。另一方面，这个时候北方已经能够生产出各种各样的制造品，确切地讲，这些产品通常是由小工厂制造的。其中很高比例的产出是用来满足农业社区的需求的：面粉加工、木材、靴子、鞋子、男式服装、铁、皮革、羊毛制品、烈酒和机器。就像我们不久将要看到的那样，发展了制造业的北方与快速发展的西部地区之间在各自产出物的交换方面不仅数量大而且频度高。

尽管北方对南方棉花的依赖在降低，经济方面的对抗在发展，这两方面仍是双方关系中的主导性趋势，但是也有其他一些趋势值得我们关注。过度地强调分裂的倾向是欠妥的。在与种植园经济的关系之中，东北地区提供了金融、运输、保险和营销方面的服务。大部分棉花出口都是从北方港口离岸的，纽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港口。因此——这是一个摩擦的起源——南方人的很大一部分收入都转而用来向北方购买棉花营销服务，购买种植园需要但是本地却无法生产的东西，那些富裕的种植园主还要购买价值不菲的避暑设施。而且，北方和西部仍然继续分别向南方出售工业产品和食品。19世纪50年代，密西西比河上的蒸汽轮船贸易发展到了顶峰。更重要的是，从1820年到战争爆发这段时间，在外国竞争的压力下，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厂大大地提高了效率。从1830年开始，这些地区开始出口棉纺织品。如果这一推动力更强一点的话，那么北方和南方的利益可能会越来越接近，而避免这场战争也许是可以想象的。不管怎么说，北方的商业利益集团绝不会鼓动一场解放战争，甚至也不会为了联邦利益就来发动战争。当然，我们仍需要更加充分地研究北方实业家的政治态度和活动。但是，如果真的认为北方实业家贪得无厌地利用联邦政府来满足他们纯粹的经济利益的话，那也实在是太不着边际了。

北方资本主义需要政府来做的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合法化。但是，要想让南方种植园主和奴隶看起来像是对这一制度的威胁，显然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情境。北方资本家还想要的是，在他们积累资本和进行市场经济运作的过程中能够获得一定的政府援助，更具体地说，就是给予关税保护、援助运输网络建设、发放足够的货币以及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系统。总之，最有能力的北方领导人希望能够只做生意，而不去骚扰州与州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边界。身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公民，他们感到自豪，当然就像其他国家的人也感到自豪一样，在分裂的最后危机当中，他们反对美国巴尔干化这一不妙前景。

关税是引起最大激愤的一个经济问题。因为1846年以后，美国工业在相对低的关税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因此北方要求提高关税、南方反对提高关税起初看上去就是一个伪命题。何谓伪命题呢？就是人们只是表面上为之争吵不休但实际上斤斤计较的却是另一件事情的问题。如果说北方工业正在蓬勃发展，那么它还需要什么政治保护呢？一旦有人提出这一问题，就会使“南方试图阻止北方工业发展”这一论断显得颇为可疑。尽管其他一些相关事实出现之后仍有再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必要，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地看看时间顺序，相信就能把大部分迷雾驱散。1850年后工业发展得很快，但是在战前最后几年时间里，在某些领域，比如钢铁和纺织，问题变得严重了。到1854年底，世界各地市场上的铁库存都在大量积压，美国大多数工厂都倒闭了。而在纺织业领域，英国的兰开夏郡已经能够用比美国新英格兰工厂更廉价的方法来生产廉价产品；从1846年到1856年，印染棉布的进口量从13000000码跃升到114000000码，普通白布从10000000码增加到90000000码。1857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那一年美国通过了一个新的关税法案，这反映了南方施加给当局的压力，但是这一法案不但于事无补，实际上反而降低了钢铁和纺织这两个领域的关税。这些事件在北方工业圈内激发极大的愤怒，部分原因是因为在此之前北方工业刚经历过一段繁荣和快速增长时期。

北方资本家们也需要足够的劳动力，在他们现有的工资水平上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症结点。西部免费的土地显然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或者至少有很多人会这么认为。推动杰克逊时代的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动力是以种植园主、“技工”或工人以及自由农场主为主的一方，和以东北部金融和工业力量为主的另一方。那么劳动力从哪里来呢？北方资本又如何能够挣脱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包围呢？北方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找到了解决方案，使西部的农民脱离南方、投靠北方。西部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明显改变使上述变化成为可能。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认识到这些变化的意义：北方资本家通过利用这些趋势可以使自己不需要仰仗南方的“容克贵族”就能保住劳动力。这些趋势可能超过了其他任何因素，既建立了武装冲突的舞台又整合了战斗者，使这场为争取人类自由的战争取得部分胜利成为可能。

从拿破仑战争结束那一年到美国内战爆发那一年，如今被称为中西部，而当时只是被笼统地称为西部的这一片地区，从一个荒原发展成为商品化农场作业之地。事实上，当初经历过开拓者艰苦岁月的许多人看起来都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地撤离了这一地区，留下的只是别人的溢美之词。用出售多余粮食的钱来购买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和不多的机器设备，这一物物交换的现象很早就出现了。19世纪30年代之前，这些剩余粮食一直大量地流向南方，支持南方更为专门化的经济，但是等到东部市场变得重要时，南方市场就失去其意义了。这些小型独立农场主们虽然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源为生，但在19世纪的头30多年里开始热衷于从华盛顿的政客那里争取到对公共土地的控制权，而那些政客要么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投机，要么对西部的诉求和需要置若罔闻。小农场主们则积极寻求本地自治，有时候不惜以脱离与联邦之间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关系为代价。当安德鲁·杰克逊攻击东部形成的财富堡垒时，这些小农场主们采取了同情的立场，并形成一支当时统治这个国家的平民化联盟力量的一部分。

东部制造业的发展和紧接其后人们对西部谷物和肉类需求的上升改变了这一局面。1816年至1818年、1832年至1836年、1846年至1847年和1850年至1856年间的西部拓荒潮反映出大麦、玉米及其衍生品的获利性越来越高。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西部的产品逐渐重新开始向东海岸地区输送。运河和铁路交通不断进步，发生了所谓的“运输革命”,解决了跨越山脉的运输问题，提供了一个运输西部农产品的新手段。西部与南方之间的贸易量从绝对额来讲并没有下降，实际上还上升了。只是比例发生了变化，这推动了西部更加向北方靠拢。

农产品的需求状况的变化逐渐地使西部的社会结构和心理态度发生了转变，形成了新的社会形态。早期个人主义者和小规模资本家的观念——东北部的典型特征——在西部农场主中占主流的上层群体中传播开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家庭农场是一个比较高效的社会机制，有利于生产大麦、玉米、猪和其他适合销售的产品。比尔德在他的评论中的几句话抓住了社会变革的本质：“随着高速运输把农场产品运往东部市场并且带回来大把现金；铁路的发展、人口增长以及优质公路的增加都进一步地提升了土地的价值，同时砖瓦房也开始纷纷取代原先的小木屋；全面的繁荣有利于压制人们对‘赚取快钱’的渴望，也有利于缓和人们长期以来固有的对银行的憎恨，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最终，群山那边获得成功的农场主们的欢唱，盖过了贫穷的白人们的哀叹……”更进一步的后果就是反对奴隶制的情绪的扩散和加深，这种情绪的根源可能来自那些通过土地的商业化运作获得成功的家庭农场。其中还是有一些不解之处，因为在南方也存在着大量完全不依赖奴隶运作的家庭农场，当然这些农场采取这种运作方式并非出于商业化考虑，而更多地是为了维持生计。不管怎么说，很显然，西部的农场制度的发展并没有受到种植园的负面影响，而更主要的是依靠家庭成员作为核心劳动力，因此非常担心奴隶带来的竞争。

在19世纪中叶之前，曾经欢迎西部农场主成为反抗北方财阀同盟的南方种植园主们，开始把独立的农场运作看作是对奴隶制和他们自身所坚守的制度的威胁。早期曾经有过一个关于划分西部土地的提案，其中的一些优惠条款更有利于小农场主，因此这一提案大大地触怒了担心劳动力因此向外流失的东海岸地区，甚至还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在内的一些南部地区。免费分配土地的主张最初曾始于西南部，但随着西部地区纷纷推行商业化农场运作，原有的联盟发生了改变。不少南方人坚决反对免费把土地分给农场主的“激进”想法，他们担心这么做会“最终丧失”这片土地。参议院里代表种植园主利益的力量阻止了1852年宅地法的通过。8年后，为了取悦当时那些反对该项法案的几乎所有南方国会议员，布坎南总统对一类似法案实施了否决权。

对于西部农业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北方的反应是颇为复杂的。北方的工厂主们并不愿意自动把土地送给那些提出要求的人，因为这么做的话就可能会减少愿意到工厂里工作的劳动力的数量。南方对西部的敌意给北方提供了一个与农场主联盟的机会，但是北方人对此的反应却有些迟缓。直到1860年才形成了共和党的政治力量，当时全国绝大部分的选民都反对林肯，但是共和党最终推动了林肯入主白宫。这种总统和选民之间的协作似乎更多地应该归功于政治家和记者们，而不是商人。这个代表了拥有财产、受过教育的群体利益的政党通过提出将西部土地开放给个体定居者这一建议吸引了大批民众尤其是城市工人的追随。

这种交易的本质是简单而又直接的：商业企业和工业劳动阶级都支持农场主对土地的需求，以此换得农场主对高关税政策的支持。“为你的农场投票——为你的关税而投票”成为共和党在1860年的竞选口号。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钢铁和黑麦的婚姻”——再看看德国的工业和容克贵族之间的结合——不过这次是与西部的家庭农场主而不是土地贵族联合，因此其带来的政治结果也截然相反。在涉及内战时，也有人开始反对这场“婚姻”，提出了“离婚”的请求。1861年，小农场主利益的代言人C.J.瓦兰迪加姆还在争辩说“以种植园为主业的南方是北方民主力量尤其是西部民主力量的最自然的联盟力量，因为南方人是一群农业人”。

但这是来自过去的声音。除了因西部农村社会性质而发生的变化之外，重新组合之所以成为可能，还因为东北工业发展的特定情境。免费土地的存在使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特色，而在欧洲，同样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则表现为暴力激进运动的发展。在欧洲用来建立工会和实施革命计划的力量在美国却被用来推行一个为每个工人都提供免费农场的计划，该计划并不考虑工人是否真的需要免费农场。所以当时的人们可能会把这样的提案看成是颠覆性的。不管怎么说，向西部挺进的结果就是，通过散布对财产的兴趣使崇尚竞争和个人主义的早期资本主义得以巩固。在比尔德生动的描述中，共和党人把国家所有的一切“作为一种比面包和马戏更有意义的免费礼物”扔给了饥饿的无产阶级，在此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就不见踪影了。在当时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就像比尔德稍后所评论的那样，美国内战本身就切断了革命走向激进主义的路径。至于说在内战之前，西部土地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东部的工人阶级仍是一个未解的问题。当时不少投机分子已经攫取了大量土地。东部城市里真正的贫苦大众不可能离开矿井和工厂去购买一块小型农场，购置一些简单的工具，就开始赚钱，就算他们亲眼看到周围有人这么做且获利颇丰，他们恐怕也不会真的就背井离乡。

特纳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认为西部边疆对美国民主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有很多人反对这一论断，但其中确实存在着真理的成分，那就是西部的开放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社会阶级和地理区域的重新组合。北方工业资本家和西部农场主之间所结成的纽带使得美国不可能对日益严重的工业主义问题持有传统的反动态度。北方工业资本家和南方种植园主也有可能组成联盟，联手对抗奴隶、小农场主和工业工人，这绝对不是抽象的幻想。在内战前，已经有一些力量在推动着美国社会朝这个方向前进，而这种联合自从南部重建结束后一段时间内，仍然是美国政治的一个鲜明特征。按照19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的状况，任何和平的解决方案、任何温和派的胜利、恰当的判断和民主的进程都不得不采取反动的路径，而且必将以黑人为代价，就像最终所体现的那样，除非人们真的相信一百多年前，北方人和南方人都准备放弃奴隶制度，并准备把黑人接纳到美国社会中来。当时，在美国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根据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阶层的意愿，直截了当地采取反动措施来解决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是，北方工业资本家和西部农场主之间形成的联盟关系（其备也久，其来也忽）极大地降低了这种可能性。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这种联盟关系将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

本文来源于《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更多阅读请购买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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