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散文二篇 | 听风楼记 & 西风
北岛（1949年8月2日—），原名赵振开，“北岛”是诗人芒克给他取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湖州人，出生于北京。中国当代诗人、作家，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是民间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办者。
北岛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定居香港。著有诗集《陌生的海滩》《北岛诗选》《在天涯》《午夜歌手》，散文集《蓝房子》《午夜之门》《时间的玫瑰》《青灯》和小说《波动》，代表诗作有《回答》《一切》等，作品被译成20余种文字。
北岛曾先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洛哥阿格那国际诗歌节诗歌奖、古根海姆奖、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最高荣誉金花环奖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听风楼记
作者|北岛
来源|《读书》（2005年第9期）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某个晚上，约摸十点多钟，我出家门，下楼，行百余步，到一号楼上二层左拐，敲响“121”室。冯伯伯先探出头来，再退身开门，原来正光着膀子。他挥挥手中的毛巾，说：“来。”于是我尾随他到厨房。他背对我，用毛巾在脸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时北京绝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条件洗澡。冯伯伯那年六十三岁，已发福，背部赘肉下垂，但还算壮实。他对拉着毛巾搓背，留下红印。正当他洗得酣畅，我突然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只见他身体僵住，背部一阵抽动。他慢慢转过身来，紧紧盯着我，问：“真的？”我点点头。“什么时候？”“就前两天。”他相信了我的话，把毛巾扔进脸盆，和我一起来到客厅。我们话不多，语言似乎变得并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张开，但并非笑容。
当我听到冯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应是麻木的，像一个被冻僵了的人在记忆的火边慢慢缓过来；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门，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
冯亦代与黄宗英
我和冯伯伯住在同一个民主党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一号，那曾是郑和的宅邸。后来不知怎的，在囫囵吞枣的北京话中，“三宝老爹”演变成了“三不老”。我们院的变迁，就如同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旋转舞台，让人眼晕：刚搬进去时还有假山，后来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炉炼钢铁，盖食堂吃大锅饭；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开放又填实，立起新楼。
我和冯伯伯应该是一九七三年以后认识的，即他随下放大军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时跟着收音机学英语，通过我父亲介绍，结识了这位翻译界的老前辈。那时都没有电话。一个匮乏时代的好处是，人与人交往很简单——敲门应声，无繁文缛节。再说民主党派全“歇菜”了，翻译刊物也关张了，冯伯伯成了大闲人，百无一用；他为人又随和，喜欢跟年轻人交往。于是我利用时代优势，闯进冯伯伯的生活。
要说这“听风楼”，不高，仅丈余；不大，一室一厅而已。我从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厅，会客、读书、写字、用餐、养花等多功能兼备。一进门，我就近坐在门旁小沙发上。一个小书架横在那里，为了把空间隔开，也给窥视者带来视觉障碍。冯伯伯往往坐对面的小沙发，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着楼角，想必冬天西北风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听风楼”。若引申，恐怕还有另一层含义：听人世间那凶险莫测的狂风。
冯伯伯学的是工商管理，即现在最时髦的MBA。他在上海沪江大学上二年级时结识郑安娜。当时英文剧社正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他一眼就看中了台上的郑安娜。他们于一九三八年成婚。他说：“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
待我见到郑妈妈时，她已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几乎都是她来开门，向客厅里的冯伯伯通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她总是系围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干不完的家务事。她从老花镜上边看人，用老花镜外加放大镜看书看世界。她在“干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结果一只眼瞎了，另一只眼也剩下微弱视力。我一直管她叫“冯妈妈”。她轻声细语，为人爽快；偶尔也抱怨，但止于一声叹息。她是由宋庆龄推荐给周恩来的，在全国总工会当翻译。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样，冯伯伯在翻译中遇到疑难总是问她。
记得我当时试着翻译毛姆的《人性枷锁》的第一章。有个英文词egg-top，指的是英国人吃煮鸡蛋时敲开外壳挖下顶端的那部分。我译成“鸡蛋头”，又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找冯伯伯商量，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他说，饮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译的。我们讨论一番，还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鸡蛋头”。
说实话，我用这么简单的问题去纠缠一个老翻译家，纯粹是找借口。他们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那些书名我都忘了，只记得有一本冯伯伯译的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再现了海明威那电报式的文体，无疑是中国现代翻译的经典之作。他自己也对《第五纵队》的翻译最满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你想一次翻译成功不行，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我推倒重来了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
冯伯伯是个温和的人，总是笑眯眯地叼着烟斗，脸上老年斑似乎在强调着与岁月的妥协。我那时年轻气盛，口无遮拦，而他正从“反右”和“文革”的惊吓中韬光养晦，却宽厚地接纳了我的异端邪说，听着，但很少介入我的话题。
正是从我把“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带到听风楼，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是个用“鸡蛋头”纠缠他的文学青年了，我们成了“同谋”——由于分享了一个秘密，而这秘密将分别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冯伯伯彻夜难眠，为了不惊动冯妈妈，他独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风云变幻，大半辈子坎坷都历历在目。他本来盘算着“夹起尾巴做人”，混在社会闲杂人员中了此残生。
偶尔读到冯伯伯的一篇短文《向日葵》，让我感动，无疑对解读他的内心世界是重要的。这篇短文是由于梵高那幅《向日葵》拍卖中被私人据为己有引发的感叹，由此联想到很多年前在上海买下的一张复制品。
他写道：“十年动乱中，我被谪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粪车，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梵高《向日葵》。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三岁的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来，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说等我大了，我也要念这个。而现在眼前只有几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没个去处。以后每天拾粪，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宁愿到这处来兜个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一直到有一天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过这家农院时，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她现在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该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衣衫褴褛，推着沉重的粪车，她又作何感想?我噙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画这画时，心头也许远比我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但他也梦想欢欣，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
在我印象中，冯伯伯是个不善表达感情的人。没想到他在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伤，通过一幅画写尽人世的沧桑。一个记者前几年采访冯伯伯。据他记载，他最后问道：“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冯亦代沉沉地说：“用不了几句话，用一个字就够了——难。”末了，老人突然怆然泪下，不停地抽泣。
我们不妨细读这篇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这幅画却没有带来；总觉得这幅画面与当时四周的气氛不相合拍似的。因为解放了，周围已没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曾几何时，我又怀恋起这幅画来了。似乎人就像是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余晖里，都拼命要抓住这逐渐远去的夕阳。”这种内心的转折，反映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复杂关系。
冯亦代于一九四一年离开香港前往重庆，临行前曾受乔冠华嘱托。到重庆后，他对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并资助那些进步的文化人士。到了迟暮之年，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他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黄宗英逗着问他：“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事是可笑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连国家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还能真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
据冯伯伯的女儿冯陶回忆:“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周恩来让胡乔木到南方去搜罗知识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妈妈到了北京之后忙得不得了，根本见不着他们……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们意气风发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们希望建立这样的国家。后来爸爸调到了外文出版社，没过多久，就开始了反右运动，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个被打成右派的。”
据说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风会上，大家都急着把帽子抛出去，免得自己倒霉。而这顶右派帽子怎么就偏偏落到他头上了？依我看，这无疑和冯伯伯的性格有关。首先人家让他提意见，他义不容辞；等轮到分配帽子时，他又不便推托，只好留给自己受用。这和他所说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冯伯伯跟我父亲早在重庆就认识了，他们同在中央信托局，我父亲只是个小职员，而冯伯伯是中央信托局造币厂副厂长。那时的文艺界都管他叫“冯二哥”，但谁也闹不清这称号的出处。据说，他仗义疏财，“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馆请客都是他“埋单”。要说这也在情理之中，和众多穷文人在一起，谁让他是印钞票的呢？
据说到了晚年，冯伯伯卧床不起，黄宗英向他通报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冯伯伯问了问数目，然后用大拇指一比划，说：“请客”。
“文G”中冯伯伯除了“美蒋特务”、“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还有一条是“二流堂黑干将”。关于“二流堂”，冯伯伯后来回忆道：“香港沦陷后，从香港撤退的大批进步文化人汇聚重庆。首先见到夏衍，他住黄角垭口朋友家里。不久夏衍夫人亦来。唐瑜便在山坡处另建一所三开间房子，人称‘二流堂’。重庆的文化人经常来这里喝茶、会友、商谈工作。”
郭沫若戏称的“二流堂”，不过是个文人相聚的沙龙而已。同是天涯沦落人，觥筹交错，一时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讲”的事，为杯中酒留下多少阴影。既然堂中无大哥，这仗义疏财的“冯二哥”自然成了头头，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讲”的事，赶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经历革命逻辑及其所有悖论的考验。他回忆道：“文革时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就医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齿，成为‘无齿’之徒。”
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怎么起步的，这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冯伯伯当年也是个文学青年，居然也写过新诗。说起文学生涯的开端，他总是提到戴望舒。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在香港《星岛日报》编辑部认识戴望舒。戴望舒对他说：“你的稿子我都看过了。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说译完，不过你写的诗大部分是模仿的，没有新意，不是从古典作品里来的，便是从外国来的，也有从我这儿来的。我说句直率的话，你成不了诗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听风楼终于装上了电话，那是个现代化的信号，忙的信号，开放与拒绝的信号。冯伯伯从此成了大忙人，社会活动越来越多。我再按往日的习惯去敲门，往往扑空，只能跟冯妈妈拉拉家常。
《世界文学》要复刊了，这就等于给一棵眼见着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冯伯伯喜形于色，郑重宣布《世界文学》请他翻译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说，发在复刊号上。但毕竟手艺生疏了，得意之余又有点儿含糊。他最后想出个高招，请一帮文学青年前来助阵，也包括我。他向我们朗读刚译好的初稿，请大家逐字逐句发表意见，为了让译文更顺畅更口语化。一连好几个周末，我们聚在冯伯伯的狭小的客厅里，欢声笑语，好像过节一样。我们常为某个词争得脸红脖子粗，冯妈妈握着放大镜对准大词典，帮他锁定确切的含义。最后当然由冯伯伯拍板，只见他抽烟斗望着天花板，沉吟良久，最后说：“让我再想想。”
像冯伯伯这样的大翻译家，居然在自己的领地如履薄冰。他常被一个词卡住而苦恼数日，最终顿悟有如天助一般，让他欣喜若狂。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生产的商业化文学翻译产品，就气不打一处来。
而冯伯伯在百忙中并没忘掉我，他把我介绍给筹建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阎明复。我参加了翻译资格考试，居然考中了，但最终还是没调成。随后他又把我介绍到刚复刊的《新观察》杂志社，试用了一阵，我成了文艺组的编辑。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某个下午，我匆匆赶到听风楼，冯伯伯刚好在家。我拿出即将问世的《今天》创刊号封面，问他“今天”这个词的英译。他两眼放光，猛嘬烟斗，一时看不清他的脸。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译成Today，认为太一般。他找来英汉大词典，再和冯妈妈商量，建议我译成The Moment，意思是此刻、当今。我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于是在《今天》创刊号封面上出现的是冯伯伯对时间的阐释：The Moment。
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记忆有如迷宫，打开一道门就会出现另一道门。说实话，关于为《今天》命名的这一重要细节早让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冯伯伯握烟斗的照片，触目惊心，让我联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此刻，而这个此刻的门槛在不断移动。说到底，个人的此刻也许微不足道，但在某一点上，若与历史契机接通，就像短路一样闪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买菜，把车停好，脚落在地上，然后一步一步走动，突然想到二十七年前的这一幕：the moment。是啊，我多想看清冯伯伯那沉在烟雾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冯伯伯和他的朋友们正筹划另一份杂志《读书》。这份杂志对今后几十年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应该怎么说都不过分。尽管《读书》和《今天》走过的道路不同，但它们却来自同一历史转折点。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离三不老大院。此后和冯伯伯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却总是把他卷进各种漩涡中。大概正是那个夜晚的同谋关系，他没说过不，事后也从不抱怨。一九七九年十月的《新观察》，发表了冯伯伯为“星星画展事件”写的文章，慷慨陈词。在八十年代末早春一天的风雨中，我曾赶到冯伯伯家办事。记得他表情严肃，对我的请求说：“做得好。”我抬起头，与他对视。他点点头，笑了。
去国多年，常从我父亲那儿得到冯伯伯的消息。一九九三年得知冯妈妈过世，我很难过，同时也为冯伯伯的孤单而担忧，后来听说他和黄宗英结为伴侣，转忧为喜。一九九六年春天，我和父亲通电话时，他叮嘱我一定给冯伯伯打个电话，说他中风后刚恢复，想跟我说说话。拨通号码，听见冯伯伯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声音苍老颤抖，断断续续。他问到我在海外的情况。我纵使有千般委屈，又能说什么呢？“挺好”，我讷讷地说。后来又给冯伯伯打过两三次电话，都说不了什么，只是问候。天各一方，境遇不同；再说时差拆解了此刻，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二○○一年冬天，我因父亲病重回到北京。离开故乡十三年，说实话，连家门都找不到了。我马上请朋友保嘉帮我打听冯伯伯。她和黄宗英联系上了，说冯伯伯住在医院。那是个寒冷的早上，街头堆着积雪。由保嘉开车，先去小西天接上黄宗英阿姨。很多年前我就认识黄阿姨，当时我在北京处境不好，曾有心调到海口去，她正在那儿办公司。记得我们在她下榻的旅馆门外一直谈到深夜，她最后感叹道：“我无权无势，帮不了你这个忙。”二十多年过去了，黄阿姨身体远不及当年，腿脚不便。在我们护驾下，总算上了车，开到中日友好医院。
所有病房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冰窖，连护士的动作都变得迟缓，好像也准备一起进入冬眠。一见冯伯伯平躺着的姿势，心就往下一沉，那是任人摆布的姿势。听说他已中风七次，这是第八次。是什么力量使他出生入死而无所畏惧？黄阿姨抚摸着冯伯伯的额头，亲昵地呼唤：“二哥，我来了。”冯伯伯慢吞吞睁开眼，目光痴呆，渐渐有了一点儿生气，好像从寒冬中苏醒。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我，先是一愣。我俯向床头，叫了声“冯伯伯”。他突然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这下把我吓坏了，生怕再引起中风，慌忙退出他的视野。周围的人纷纷劝慰他，而他嚎哭不止，撕心裂肺。他从床单下露出来的赤脚，那么孤立无援。
我们在病房总共呆了十分钟，就离开了。我知道这就是永别——今生今世。在门口，我最后回望了他一眼，默默为他祈祷。
冯伯伯曾对黄阿姨说过：“我想修改我的遗嘱，加上：我将笑着迎接黑的美。”如此诗意的遗嘱，其实恰好说明他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而他对于黑的认识一直可以追溯到童年。他母亲在生下他一个多月后就患产褥热死去。他后来如是说：“有母亲的人是有福的，但有时他们并不稀罕，视为应得；可是作为一个从小死去母亲的人来说，母爱对他是多么宝贵的东西。他盼望有母爱，他却得不到；他的幼小心灵，从小便命定是苦楚的。”
说实话，得知冯伯伯的死讯并未特别悲伤。他生活过，爱过，信仰过，失落过，写过，译过，干过几件大事。如此人生，足矣。我想起他那孤立无援的赤脚。它们是为了在大地上行走的，是通过行走来书写的，是通过书写来诉说的，是通过诉说来聆听的。是的，听大地风声。
如果生死大限是可以跨越的话，我此刻又回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的那个晚上。我怀着秘密，一个让我惊喜得快要爆炸的秘密，从家里出来，在黑暗中（楼里的灯泡都坏了）下楼梯，沿着红砖路和黑黝黝的楼影向前。那夜无风，月光明晃晃的。我走到尽头，拾阶而上，在黑暗中敲响听风楼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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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
作者|北岛
来源|网络
去年秋天，我和克里斯•麦梯森（Cris Mattison）一家在美国西南部驱车穿越沙漠，开始了我的英文版新书《午夜之门》的推销之旅，克里斯是这本书的编辑。他36岁左右，寸头、络腮胡子、戴着两端上翘的黑框眼镜，像京剧中黑头的脸谱。他夫人邹迪（Jody）长他十岁，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外加墨西哥等血统。混血如调色，造物主对邹迪关爱备至，把她调成个大美人。他们两岁半的儿子怀亚特（Wyatt）金发碧眼，像个小天使。但他对我保持天生的警惕，总是用英文大叫：“No，北岛。”坚决否定我的存在。
第一站是新墨西哥州桑塔菲（Santa Fe）。据说这是美国最古老的城市，由西班牙探险家于1607年建成。这无疑是美国最美的城镇之一，地处海拔七千英尺的高原，所有建筑全部用的是泥坯，门窗装饰得异常鲜艳。到处是旅馆餐厅酒吧画廊首饰店，让游客和狗的瞳孔难以聚焦。这里富人和艺术家混居在一起，他们在最好的意义上互补：富人住久了总算有了点儿品味，而艺术家丰衣足食。
克里斯的母亲开车从凤凰城（Phoenix）专程赶来，特地带我们去一家高级旅馆参观。那儿有克里斯的铁匠舅舅的手艺——由数只站立的铁兔子组成的楼梯栏杆，让我这个半吊子的中国铁匠汗颜。他舅舅已搬到银城（Silver City），我们将会顺道去看望他。
1934年5月26日，柴油动力的火车头“西风”（Zephyr）号客车，在从芝加哥到丹佛的首次运行中以78英里时速打破了记录，把蒸汽火车头远远抛在后头。Zephyr来自希腊文，原意“西风之神”。它对于人们生活的改变，恐怕只有今日硅片的发明可与之相比。1980年，一个名叫艾德•霍根(Ed Hogan)的火车迷以此命名了他创办的出版社。
1997年秋，艾德划独木舟出事死去。在悼念活动中，他的朋友们决定完成遗愿，把“西风出版社”继续办下去。经过三年的整顿重组，自1999年秋天起，他们雇用了克里斯任执行编辑，并调整了方向，把以俄国文学为主的视野扩展到中国，而我那远在中国版图以外的《蓝房子》（Blue House），以及《裂缝》（Fissile,《今天》英文选集）应运而生。
这次旅行也是为了纪念“西风出版社”创办25周年。穿越沙漠，我对时间获得了新的意识：时间长度似乎只有在广阔天地间才得以展现。
第二站是拉斯库塞斯（Las Cruces），我们在“西风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莱欧拉•泽特林（Leora Zeitlin）家落脚。莱欧拉是本地国家公共电台（NPR）古典音乐的主持人。她出生在美国东岸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著名小提琴家，曾在中国办过培训班。她自幼试图走出父亲的阴影，最终还是得其庇荫，靠音乐吃饭。
第二天上午，我们开车去附近罕见的自然奇景——白沙（White Sand）。克里斯顺手打开收音机，调到古典音乐频道，莱欧拉正像催眠师引导听众进入音乐。我突发奇想用手机给莱欧拉打电话，点播了一支由马友友演奏的中国作曲家盛宗亮的大提琴曲。大约十分钟后，莱欧拉用柔和的声音说：“下面是中国诗人北岛点播的曲子。他目前正在本城访问，今晚将在某某大学朗诵” ...…
骤然间，雪地般的白色沙漠随大提琴曲起伏延伸。白沙和雪的主要区别是温度，随着正午的太阳持续上升。孩子们大叫着冲向那热的雪中。
次日晨，干燥凉爽。我和莱欧拉坐在她家凉棚喝茶，聊起“西风出版社”。首先说起其灵魂人物艾德。“他害羞内向、不善言辞，却意志顽强。他天生就是个出版家。”她从屋里取出几本手绘的小册子——幼稚的字体和插图，右上角标明期号和价格，每本15美分。“这是他十四五岁出版的刊物，主要对象是邻居和同学。”莱欧拉说。
1969年艾德在波士顿东北大学读书时，创办了文学刊物《外表》（Aspect），那年他才19岁。第一期只油印了12本，刊名是手写的。后来谈到办《外表》的初衷时，他这样写道：“ 在出版业致力于迎合畅销书时，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外表》经过十年的磨砺，在波士顿地区的文学圈颇有影响。
1978年夏，莱欧拉大学毕业后搬到波士顿，在哈佛大学找到份秘书的工作。第二年春天，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大型书展上，她结识了书展的组织者之一艾德。那晚他们一见如故，聊得很投机。过了几天，艾德打电话向她约稿。莱欧拉的诗首次变成铅字，发在《外表》上。艾德进一步提出让莱欧拉进入编委会。就在参加编委会例会的路上，艾德突然把车停在路边，对莱欧拉说：“我打算把刊物停了，办一家出版社。”有人告诉他，文学刊物是没有前途的，剩下的将只有文学出版社。这句话让他琢磨了好几天，最后拿定主意。在编委会上，大家被他的决定激怒了，除了莱欧拉外几乎全体反对。而艾德坚定地说：“这刊物是我的。”
艾德开始训练莱欧拉打字排版。他自学成材，是这方面的行家。在一本书一张海报传单送印刷厂以前，他要精心检查每个细节，直到满意为止。“西风出版社”没有专职人员。那是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大家各自打工，业余时间来帮忙，从不计报酬。艾德靠排版养活出版社和自己。他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实在累了，他就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片刻。莱欧拉问他是否有当作家的打算，艾德说：“世上好作家太多了，可是没有足够的好编辑和好出版家。”
1989年12月的一个早上，他们经过日日夜夜的苦干，终于完成了《安娜•阿赫玛托娃诗歌全集》的排校，谁也没料到这本书前后用了七年的时间。他们最后反复推敲了每个细节，然后把1600多页的书稿装进四个箱子。艾德不信任任何人，他要亲自坐火车把它们送到密西根州的一家印刷厂。“我不敢肯定这一切对我对大家来说是值得的。”艾德在火车站对送行的莱欧拉说，“还是我亲自携带安全些。”
孩子们冲进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怀亚特一见到我就大叫：“No，北岛。”把孩子们哄走后，我们之间出现短暂的沉默。莱欧拉是那种爽朗大度的女人，此刻显得有点儿忧伤。
1991年她离开波士顿搬到新墨西哥州，继续帮助艾德工作。自1995年后由于生孩子等原因，她开始从出版社淡出。她说：“艾德依然让我吃惊，尽管财政亏损，申请基金失败、发行不利等各种困境，他照样那么乐观。正是由于他的执着，出版社才度过了一个个难关。”
有一天半夜两点，他们正在电话讨论申请基金的细节。“我好像听见了火车声？”艾德能记住全美国所有的铁路线，据他所知，没有客车经过拉斯库塞斯。莱欧拉告诉他那是从桑塔菲开来的货车。“哦，孤单的声音，”他喃喃说：“夜间火车汽笛那孤单的声音。”
和莱欧拉一家告别后继续上路。仍由克里斯开车，我坐在他旁边昏昏欲睡；怀亚特在后座用中文大叫“奶、奶，”然后扑进邹迪怀里吃奶。
银城位于新墨西哥州西南部，紧靠一个三百万多公顷的国家森林公园。我住在市中心的一个家庭旅馆，麦梯森一家住在吉姆（Jim）舅舅家。
吉姆比我小几岁，健壮敦实，眼镜后面是双聪慧的眼睛。从外表来看，他可能是教授、推销员或车行老板，只有握手时才能确定他的身份。铁匠的手粗糙黢黑，永远洗不干净，看来这职业标志是不分国籍的。他从小在内布拉斯加州长大，在大学主修人类学。毕业后搞考古建筑勘测，在砖瓦厂修理设备。自八十年代初改行当铁匠，跟名师学徒后立业，先在桑塔菲开铺子，七年前搬到银城。
我在七十年代当过五年铁匠。在克里斯怂恿下，吉姆在他的工作坊生起炉子，让我比试比试。我抄起大锤，在吉姆的小锤指点下，叮叮当当击打着烧红的铁条。鼓风机嗡嗡响，正好掩盖了我的喘息。我瞥见怀亚特从窗外盯着我，我猜他准在叫喊：“Yes，北岛。”重操旧业，心随大锤上下忽悠，落点尚准，但力度不足。待我放下大锤，故作镇定，手心汗津津的。吉姆总结道：“你原来只是个轮大锤的。”我得承认，一个美国铁匠对一个中国准铁匠的评价基本上是公正的。
离开银城，我们向亚利桑那州图森（Tucson）进发。一路上，我接着莱欧拉的话题，问起“西风出版社”的现状。克里斯于1999年秋天接手编务工作，单枪匹马，独当一面，办公室就设在他家。他们住在波士顿布鲁克兰一栋古旧的白色木房子里。我到波士顿都在他家落脚。克里斯说话速度比别人快一倍，和他的工作效率及思路相称。只有夜深人静，我们啜饮苏格兰威士忌，他才放慢下来。
克里斯告诉我，自从1990年《安娜•阿赫玛托娃诗歌全集》出版以来，“西风出版社”的兴趣转向翻译；艾德死后，出版社重组，进一步调整方向，致力于外国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在内。除了我的散文集和《今天》的英文选集外，他们还出版了《夏宇诗选》、《多多诗选》和《张耳诗选》。
“你能想象英语文学如果没有兰波、策兰、托斯陀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会是什么样吗？而大出版社对这样的作者根本没有兴趣。由于其规模，由于在跨国媒体吞并中的格局限制和商业诉求，他们要不断说服读者接受那些所谓的“明星”作家，翻译文学基本不在他们的视野内。除非某外国作家获得大奖，他们才开始包装炒作。”
克里斯特别强调翻译的重要性。他说：“在美国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的数目在持续上升，但真正致力于翻译的却非常有限，这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视野的局限性有关。翻译就其本质来说是作者、译者、原文读者、译文读者、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同行之间的对话，特别是在一个文化僵死、对‘他者’感到畏惧的社会，这种对话变得更为重要。”这让我想起我的同事、著名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外国文学译作只占美国出版量的百分之一。
在克里斯看来，对于像“西风”这样的中小出版社，编辑有更大的自由度，以文学价值为取向，不必像那些大出版社总是把市场营销摆在首位。“这世上总有一些对快餐文化反感的读者，不能让他们在书架那边白白等待，”他补充说。
此时，一列货车与我们平行前进。邹迪叫醒怀亚特，指着车窗外：“看，火车。”我想起艾德，想起他在那静夜中的话：“哦，孤单的声音，夜间火车汽笛那孤单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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