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 结伴还乡天倘许——重读杨联陞日记

葛兆光 先生

　 一 

　　要问我今年暑假读什么书，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前段时间赶写两篇演讲稿太累，所以，暑假里没读什么书，只是重读了过去读过的两部日记。暑假的前半段在哈佛，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读杨联陞先生日记（复印本），后半段回国，又开始重看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的《顾颉刚日记》。这两部日记都很好看，其中，杨联陞日记2009年就匆匆看过一遍，也零零星星复印过一些断片，但这一次重读，看到感兴趣的段落，还是要用纸把它抄下来，我的记性不好，要抄一遍才记得住。 
　　我读杨联陞日记，当然是为了了解学术史。不过，往往也被里面一些学界轶闻、名人趣事所吸引。里面故事很多，很多人也看过，比如余英时先生，不过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不会看那么仔细；王汎森兄也看过，因为日记原件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的是复印本，为什么有这个复印本？据说，是因为杨联陞的学生陆惠风，当过他晚年的助手，原本打算写杨联陞传，所以复印了一份放在哈佛，但后来陆惠风因故离开哈佛，日记的复印件就一直搁在那儿了。后来，陆陆续续也有人看过，但我看的重点是“人”，因为当年剑桥的杨联陞家是个学术大码头，我想看看他那儿来来往往的人，当然主要是学者，通过他们来看看学术史，还有美国的中国学界的一些情况，也可以看看学者之间的互相影响和彼此关系。 
　　半个暑假在美国，半个暑假在上海。回国以后又再看《顾颉刚日记》，也一样是为了通过顾颉刚了解现代中国的学术史。重读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从学术上看，顾颉刚及古史辨派在深层旨趣上，其带有深刻怀疑性的历史研究，原本有点儿瓦解“中国”同一性历史渊源、同一性文化认同以及同一性中华民族，但他在抗战的时候，为什么又好像放弃了过去的立场，变成了一个极端捍卫“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维护“中国”的同一性完整性，甚至还会撰写献给领袖的九鼎铭文这样一个人呢？另外一个是，我想看看，他的这种观念，到了解放后又有什么变化，为什么？他在民国年间已经进入主流，成为著名学界领袖，那他在解放后是怎么过的？他怎样适应变化的时代环境？这里面当然还有别的故事，有时让人看得很伤感，无论在单位、在学术圈文化圈、在家里，“灵台无计逃神矢”，你看他的家庭生活，日记里面常常出现被“掌掴”、“批颊”……那么，在这种社会、文化、家庭的种种矛盾里，他是如何被改变、被转变的？或者说，他可能并没有改变，只不过笼子太小，必须得在思想上蜷起身子来做顺民？ 

　　二 

　　关于《顾颉刚日记》，我会另外写一篇读书笔记，这里就主要说杨联陞日记吧。刚才我说，我看这两部日记，原本是把它们当学术史的。不过人之常情，有时候看着看着，也被八卦和轶事吸引，不免留心到教授的生活、彼此的纠葛、他们的情感、各自的趣味等等。记得我当时跟哈佛教授们讲，你们现在生活太“苦”了，被全世界的学者关注，不得不成天飞来飞去，忙得要命。我3月初到哈佛，一个熟悉的教授都见不着，教授们都在全世界各处飞翔，到处演讲，忙于会议。可是，你看杨联陞那个时代，学术没那么全球化国际化，除了上课，教授们没有那么忙碌，杨联陞就总是宅在哈佛，倒是可以天天吃好的玩好的。他也忙于教课，忙于写作，但在日记里看，好像另外有三件事儿，更像是他生活的重心。一是唱戏，我听余英时先生说，唱戏大概是杨先生最顶尖的业余爱好，他唱老生戏的水平极高，是可以灌唱片的；第二是打麻将和下围棋。麻将经常打，围棋下得不错，他和当时很多中国学者都下过棋，也和日本学者甚至留学生下棋。像1957年他到日本访问，日记里还记载了去日本棋院京都支部，和京都大学的一些名教授下棋。其中，有中国历史教授贝塚茂树（二段）、科学史教授薮内清（初段），而梵文教授足利淳（三段）最强。顺便可以说一下，作为杨联陞的学生，余英时先生也有很高的围棋水准，不仅与林海峰、王铭琬等围棋超一流有交往，也和沈君山、金庸这些业余围棋界热心人有很多交往；第三是吃饭，他隔三差五记录自己吃了什么菜，要么是下馆子，要么自己在家做。我感觉，好像杨先生那个时代，波士顿的中国馆子还行，可能比现在好，现在是越来越差了。今年我在波士顿住了五个月，至少在剑桥地区好像没有太高明的中餐馆。而杨先生日记上记的菜，看起来倒是都挺不错的，他那时候常常请客吃饭，来的都是现在想起来就很著名的学者，像高友工来，还会亲自下厨。要是小辈来了，也会做个三明治便餐招待。 
　　读他的日记，看到好多有意思的事儿，也看到好多过去不知道的事儿。比如章太炎的儿子章子杭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据他说，是兴趣广博而肤浅；又比如日记里面还记有老舍和曹禺在美东的情况，如1946年老舍和曹禺在哈佛曾经有演讲，据说曹禺有英国风格，而老舍讲得清晰，但喉音太重，有些资料也许现代文学研究者还没有用到过。最好玩儿的人，据我看是何炳棣，杨联陞日记里面记了他好多事情，比如他曾为当选中研院院士紧张活动，比如他得到研究奖章后的炫耀，比如他邀请杨联陞去芝加哥大学任教时那段“煮酒论英雄”故事，读来都很有趣。何先生做人，那倒真是豪气干云，绝不扭捏小气，杨联陞记了这么一件小事情，1964年6月何炳棣到Cambridge来，住在一个老太太家，“房租每日三元，（何）自增为四元”，然后自豪地向杨联陞夸耀说，芝加哥大学为他特别“加薪四千五”，这真是个活脱脱的何炳棣！另外，里面也有不少当年访问哈佛的朋友的轶事，我曾经跟邢义田、葛剑雄讲，在杨先生日记里，都有你们的名字，也记得有你们的议论。比如1976年邢义田兄与杨联陞关于罗马钱币和汉五铢钱的谈话，1986年葛剑雄与杨联陞谈陈寅恪诗和统一分裂问题等等，看日记就是这些特别好玩。还有一件事儿，可能是大家熟知的公案，就是赵俪生曾经撰文抱怨，他到美国访问不顺，曾电话求助于老同学杨联陞，但杨联陞却很冷淡。是否这种冷淡有政治歧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后来周一良先生曾经为杨联陞解释，说杨联陞处在病中，根本不知道电话那一头是什么人。这是真的，因为1987年4月9日他的日记中就记载“不知所云之某君，由旅馆来电（71岁，可能认识蒋福华），不能啖外国饭，旅馆75元一天太贵（应来三个月，已去NY，想退款回去，想去Washington），（认识山东大学某公）（此间某是地主，令一女士照应不得力）”，旁边批了四个字“爱莫能助”。显然，他根本没想起这位老同学来，特别是过了若干天，他的夫人在日记里记下一笔，说他“言语开始不清楚”，人也站不起来，只好由他的儿子把他送到医院。 
　　当然，我最关心的是学术状况，特别是华裔学者在西方学界的活动和处境。因为杨联陞家在当时美国华裔学者中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大码头，里面提到好多好多人，前辈学者像胡适、洪业、赵元任，同辈学者像刘子健、何炳棣、高友工、蒋彝，到访哈佛的学者如李济、钱穆、牟润孙，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佐伯富，学生一辈如张光直、余英时、林毓生、张春树、陈启云、萧启庆、杜维明、张灏。读者可能老想听一些“隐私”，也许更想看一些“八卦”，不过，我可不想多谈这方面的事儿，更关心的，应该是与东西方有关东亚和中国学术史，身在异国的华裔学者的家国情感，还有西方中国学界学术变化背后的思想背景等话题。 

　　三 

　　毕竟身在他乡，虽然也有“夫子”，但看来华裔学者心情可能多少还是有点儿压抑，这从杨联陞的诗里看得最清楚。1963年7月他过生日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四十九岁初度》，里面有两句“负笈谁期留异国，执鞭聊用解嘲诽”。两年后的7月，他又有一首绝句《感时》，说到“书生海外终何补，未耀圆颅鬓已霜”。虽然生活安定，免于国内反右、饥荒、四清和“文G”的一波又一波折腾，但是总觉得有点儿寄人篱下。不光是他，萧公权也一样，1976年2月杨联陞的日记里面，有年近八十的萧公权寄来一首七律《兀坐》，最后两句是“结伴还乡天倘许，今生已矣卜他生”。杨联陞读后，不禁潸然泪下，日记里说，他拿起电话向余英时先生谈及此事，不禁再一次老泪纵横。 
　　那个时代的美国学界，哪怕是东亚研究领域，华人学者其实多数也是很压抑的，像何炳棣那样的人毕竟少。后来刘子健、杨联陞精神出毛病，恐怕就和这种压抑的心境有一定关系。日记里面，杨联陞自己记录下来的病中困境，简直不忍卒读。说起来，他还算是顺利的，但也不免受气和怄气，毕竟人在边缘。比如，他日记里有时写到费正清，说他用欺骗手段弄卢芳的书，“而卢芳不之信，虽五尺童子，亦不可欺也”（1948年），有时又写到费正清这个人很厉害，耍权威而且有手腕，为了抬高史华慈，“不惜大言欺人，竟称渠为佛教史专家，又称渠学力过于赖肖尔”（1955年）；其实，费正清虽然居高临下，但对杨联陞还算照顾和关爱，只是美国主流学者习惯性的傲慢，让习惯于谦退的华人学者，多少有些受不了。杨联陞曾经与哈燕社副社长Baxter谈起费正清对HJAS（《哈佛亚洲学报》）有“甚不客气之讽刺”，不禁写道，“此人有时太尖刻，今已高高在上，而犹如此，虽本性难移，亦是气量不足”。相比起来，像黄仁宇那样，处处受压制，连教职都成问题，自然心里会更不舒畅。当然话说回来，跟那个时代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在美国，教授生活还是很优越的。杨联陞的日记里面记载，1950年他作为助教授，薪水已经是五千美元；到1958年，杨联陞当了正教授，那年，哈佛的正教授是一万二千到两万美元，副教授是八千到一万一千美元，助教授是六千五百到七千五百美元，讲师也有五千五百美元。而1963年，何炳棣向杨联陞不无炫耀地吹牛时，“自报年薪一万四”，那个年代年薪一万四千美元，应当说还是很丰厚的。 
　　我更感兴趣的，当然是杨联陞和他周围学者的学术研究。其实，杨联陞不止是一个博学的汉学家，也是一个有见识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只是强调他“汉学家”的一面，其实并不完全对。像1966年他对何炳棣AAS会上发表有关清代汉化文章的看法，其实就意识到了他“过于强调清朝之重视儒教”的问题，也注意到何有关清帝崇儒的史料疏漏，毕竟他有关清史的立场，不像何那么有固执的民族立场。读他的日记，我常常很感慨，其实，杨先生的学术研究相当被动。他要上课，上课还特别认真；他又是个自负博学的人，不得不每个领域发言。因为戴密微说他是“年轻汉学家第一人”，费正清也抬举他，要做“第一人”就得什么都懂，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定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个领域的专门学问。所以，他在写完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做过特别完整的专题研究，总是今天写这个书评，明天写那个书评，今天为了一个人的问题查资料，明天为了另一个人的问题查文献，或者忙于种种杂务。我曾经仔细看他日记里面提到的书目，当他写《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那一段时间，他会集中阅读有关道教的文献，为了助力赵元任编字典，也会多看有关语文语法的著作，但相当多的时间里，他的阅读好像非常凌乱。虽然，这是一个博学的学者的习惯，也为此赢得“通人”之称，但毕竟害得他专门著述较少。是幸或不幸？我也不知道。所以，晚年的杨联陞对自己一生学问有这样的评语，“说与邻翁浑不解，通人本职是沟通。”（1987年9月10日）这“沟通”二字，与后来人称他为“中国文化的媒介”，和他自己所说“接触面广可备顾问”刚好吻合。 

四 

　　我2009年时就读过杨联陞日记，不过，那一次在哈佛只待了一个月，而且是最后一个多星期，才请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先生把它调出来。日记有四十四本，有的地方字迹清楚，有的地方字迹潦草，还有一些地方是杨联陞夫人缪宛君的笔迹，或许是补充，或许是患病时夫人的代笔。当时，我看到有趣的地方，只是匆忙记录，后来还以此为基础写了一篇随笔发表在《读书》上。这一次去的时间长，就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专门看日记，可以看得比较仔细。比如看到日记里记谁家住在哪里，有具体地址的，我就会出门去看一看，偶尔也会拍个照。我看过余英时先生当年读研究生时住的房子，张光直先生刚刚任职哈佛的住处，也看过杨联陞当年的旧宅（已经拆掉），还有钱穆先生到美国时住的Mellon St十号卫挺生旧居，其实都很近。Cambridge真是一个名人荟萃的地方，三步之内必有芳草。我在Harvard Street住的房子后门出去，隔壁十米远的Trobridge街上，就是陈寅恪1920年住过的旧宅。这些房子，有的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也没有拆，剑桥镇上能找到许多有意思的故居。我跟余先生一次聊天，告诉他我在杨联陞日记里看到了他当年住的地址，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后来他去翻箱倒柜找旧书，果然有一本书后面就是记着这个地址。 
　　杨联陞写日记，不像胡适，甚至不像顾颉刚，大概确实是没有打算公开给别人看的意思，所以，内容比较凌乱并且琐碎，里面有一些私密的东西，如果公开，显然会得罪很多人。如果一开始就是打算给人看的日记，或者准备流芳百世的日记，肯定会记重要的事情，会比较有条理。但杨先生日记里，很多重要的事情没有写，写下来的也记得非常乱。对他自己的记载，也并没有爱惜形象的意思，比如在他精神出问题以后，一些日记是他太太帮他写的。她会写，你要挺住啊，你要活下去，要相信上帝，学生们都希望你活下去。这些话，显然不是留给他人和后人看的。杨先生几次被送进精神病院，被捆绑还戴镣铐，接受过电击治疗，真是很痛苦，他也记下来。从很早起，日记里就常记，自己梦见了什么，有时候会写“梦中不安”，有时候会写“身上发抖”，有时又写“不能自制”，有时甚至还会写“我要死了！”1958年，他还写了遗嘱，安排遗产分配，让贾德纳、任之恭、刘子健等人为监护人，写完后交给他最信任的贾德纳，可是刚刚转脸，就后悔大哭，再要求贾德纳把遗嘱撕掉。真是非常非常可怜。当然，《顾颉刚日记》大概初衷也不是给人看的，因为他常常记自己的身体状况，包括大便正常与否，还会记挨了老婆几个耳光之类的事，也记载了一些爱慕谭慕愚之类的私人感情事情。不过，我总觉得，顾颉刚写日记时，多少会考虑到一点儿将来有人看（不然不会后来重新补记和批注），他的这个意识要比杨联陞强得多。因为顾颉刚是自期为学界领袖的，所以，他认为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史料，要进入历史的，比起杨联陞来，他的日记就比较郑重。 

杨联陞 先生

　　正因为杨联陞日记不那么郑重，所以反而有一些记录可能更有意思。随便摘一段1948年的杨联陞日记，“聂筱珊（崇岐）来谈，涉及陈援庵、洪煨莲、顾颉刚、张维华诸事，对翁独健略示不满。又说前辈不合，往往由后辈传话欠小心，乃至有意鼓煽。又主张学者要立品，如吴其昌、吴世昌兄弟绝食请愿，有沽名钓誉之嫌。于余嘉锡之当选院士，亦有微词。又闻，辅仁因有二院士，曾开琼林宴云。”最后这句说的是1948年第一次选院士的事，这里面也许就有一些学术史的线索。又比如，之前我们不清楚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是怎么流出去的，流出去的是什么样的油印本，现在看杨联陞日记就知道了。余英时曾把“友联盗印的陈寅恪谈再生缘”借给了杨先生，而这个友联盗印本，就是余先生出的钱。他的日记里，这样的记载特别多，当然，私人日记中很多是不宜发表的。比如，现在很有名的某国际学者，曾经给HJAS投稿，是一篇清代文献的译注，但杨联陞一阅之后，便大为恼怒，指出其“多浅薄处”、“注释尤差”等等。这些话都有。 

　　五 

　　1965年，即将回哈佛任教的余英时先生写了一首七绝给杨联陞，其中后两句说，“如来升座天花坠，便是迦叶解笑时。”虽然这是学生对老师的客气和赞扬，不过作为老师，博学多识的杨联陞，确实常能给人很好的教诲和建议，即使在日记中，也常常能读到一些益人神智的见解。 
　　有一段话，我想不妨说给读者听。1967年8月，他和余英时先生谈到王国维的学术贡献，都觉得王国维用功不过二十年，但“出手即高”，为什么？杨联陞日记里面记载，余英时先生说了一句话，是“似高手下棋无废子”，杨联陞大为赞赏，说“此喻甚佳”，因为这点出了王国维学术上“用力得当”。这些话就好像度人金针，教你怎么做学问。所以，有时我会跟人讲，读读前辈大学者日记，不仅学术史或许可以重写，没准儿还能偷师学艺，从书目、方法和兴趣上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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