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 | 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出生于1902年7月28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928年，他获授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6年间在中学任教。1937年，纳粹主义势力抬头，波普尔移民至新西兰。他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即基督堂市）的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1946年迁居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1949年获得教授职衔。1965年，他经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获封爵位，1976年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1969年从教坛退休后，他仍活跃于知识界。1982年，波普尔获颁荣誉侍从勋章。1994年9月17日逝于英国伦敦。

未来是开放的，由我们所有人决定。它取决于你、我、其他人，今天、明天、后天做了些什么。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又受限于我们的理念与希望、我们的期盼与恐惧。未来要看我们怎么看待现在的社会、如何评估未来的开放程度而定。这意味着我们要一肩扛起巨大的责任，而在我们了解如下事实之后，我们的肩头将更加沉重：我们一无所知，或者这么说好了，与我们能做出正确决定所需的信息相比，我们知道的实在太少了，少到跟“零”没有什么两样。第一个了解这点的人是苏格拉底。他说，政治家（statesman）应该聪明——要聪明到知道他自己一无所知。柏拉图也说，政治家，特别是国王，应该聪明；但是，他的意思与苏格拉底完全不同。他的意思是：国王应该是哲学家，应该上他的学校学习柏拉图式的辩证法（Platonic dialectic，这的确是相当深奥、复杂的思辨训练）——更好的情况是，最聪明、最博学的哲学家，就像他本人，应该当国王，统治全世界。这个建议，柏拉图借由苏格拉底的口中说出，引起了相当大的误解。哲学家知道他们有能力当国王，固然是喜不自胜，但是，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间巨大的歧见，却在哲学辩论的迷雾中消逝。我想在这里再次解释两人的差异。对柏拉图来说，“政治家应该聪明”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政治权力分给博学的哲学家；换句话说，政治权力应该掌握在受过教育的人们、知识分子或是“精英”的手上。苏格拉底的说法，其实跟柏拉图完全相反。他的意思是说，政治家应该知道他的了解有限，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态度要务求谦逊；他应该明白战和的重责大任放在他的肩上，也应该明白他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自知！”（Know yourself！）才是苏格拉底的建议；自知，承认你自己知道得并不多[1]。

这是苏格拉底的态度、苏格拉底的智慧。“自知！”知道你自己的傲慢！柏拉图的信徒很少能当上国王的，但是，他们经常以全知全能的角色出现，充当党派领袖。虽说，很多党派是孤家寡人的一人党；但是，几乎所有的党派领袖——特别是那些成功的、具有侵略性的党派——多半是柏拉图的信徒。这些领袖当然是最顶尖的人物、最博学多闻的知识分子、最聪明的精英，也当然是柏拉图认定的领袖的不二人选。

“该谁统治？”这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他的答案是：最好且最聪明的人！乍看之下，这种说法无可批评。但是这位最好、最聪明的仁兄，如果不认为他自己是最好、最聪明的人呢？如果他不愿意担负统治的责任呢？偏偏这种人就是苏格拉底心目中最好、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的信徒觉得，自认是最好、最聪明的人，一定会受到骄傲、自大的蒙蔽，结果变得既不好，也不聪明。[2]

很明显，“该谁统治？”这句话说得不好。但是，到了今天，这个问题还是以不同的形式经常被提起，答案基本上也还是柏拉图的标准答案。古代的答案是：军队推举的帝王，因为他能操控让他保有权力的势力。后来的答案是：上帝庇荫的合法君主。马克思也回答过这个问题：谁该有统治权力，拥有独C专政的能力——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他的答案是：有阶级意识的好工人，不能是贱民！他们不能再忍受欺凌与侮辱（不过，在我们世界的这个部分，他们已经不用再忍受了）。

大多数的民主理论家就是为了回答柏拉图的经典提问：“该谁统治？”他们的答案跟着历史演进而变化，他们思考的重点就在如何把中古时代的标准答案“（统治者应该是）上帝庇荫的合法君主”换成“上帝庇荫的人民”——“上帝庇荫”这块招牌被换掉了之后，整个概念事实上已经是“人民庇荫的人民”了。这非常贴近古罗马的vox populi，vox Dei——意思就是：人民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

我们发现，我们永远得面对柏拉图的问题：“该谁统治？”这个问题在政治理论即合法化理论（the theory of legitimacy），特别是民主理论中尤其重要。大家都认为，只要取得了合法性，政府就有统治的权力——也就是说，根据宪法，只要政府是通过大多数人或其代表选出，就拥有合法的统治基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希特勒就是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而使得他成为独C者的授权法案，也是议会多数通过的。所以，单凭合法化原则是不够的。因为合法化原则，也可以回答柏拉图“该谁统治”的问题。我们要彻底改变问题本身才行。

多数统治（popular sovereignty）当然也是答案之一。但事实上它却是个危险的答案。多数统治对少数人来说，很可能是灾难。

40年前，我出版了一本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这本书里我建议用不同的问题：“我们要怎样才能制定宪法，让政府能够不流血更替？”取代柏拉图的问题：“该谁统治？”我的重点不放在选举政府的模式上，而是放在推翻它的可能性上。

“民主”这个词——在语源学上，意思就是“人民统治”——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每一个平民老百姓心里都清楚，统治者不是他，所以，他会觉得民主不过是个骗局。所有人都应该从学校里学到一件事：早在雅典时代，民主就是防范暴君统治的一种制度名称而已。独C政治是不好的，我们必须要流血，才能推翻这种体制；有时，流了血，还不见得能推翻。今日的独裁者依旧强大——1944年7月20日试图推翻希特勒的叛变功败垂成，可以让我们清楚看到这点。

但是，所有的独裁统治都有败亡的一天。所有的独裁统治在道德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民主的基本道德原则：这种统治形式可以通过不流血手段来更替政府。独C统治在道德上犯了错误，因为它迫使国家的每一个公民——违逆他们较好的判断，违逆他们的道德信仰——似乎只能维持缄默，跟恶魔合作。它剥夺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少了这一层，人就只是半个人，甚至于百分之一个人。它把想要肩负起责任的努力，转化成意图自杀的冒险。

从历史上看来，雅典民主，至少在伯里克利与修昔底德的心目中，强调的其实不是多数统治，而是不计任何代价避免独裁统治。这代价很高，也许是太高了，所以，雅典民主维持的时间不到100年。所谓的代价就是经常被误解的“流放制度”，在雅典，任何人无须犯罪，只要太受人民欢迎，就会被流放。几位善于控制人心的政治家，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3]、地米斯托克利都因此遭到流放。如果把这段历史解释成：绰号“公正者”（the Just）的阿里斯提得斯因为太受人民欢迎，挡住了地米斯托克利的政治发展之路，所以才遭到流放，未免就有点儿无稽了。事情不是这样的。他的绰号证明他很受欢迎，太受欢迎了，流放制度先发制人，阻绝他往独裁的方向继续前进。他跟地米斯托克利遭到流放的理由都是如此。伯里克利心里清楚，雅典民主不是人民统治，这种事情不能存在。我们在修昔底德的记录中，读到了伯里克利的名言：“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定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全部统治、全部当家，但是，我们要参与评判政府表现的工作，我们要扮演审判者的角色。

根据我的看法，选举应该是这么回事：我们不是让新政府合法化，而是评判旧政府的表现如何——投票日那天是旧政府缴成绩单的时间。

我必须要解释清楚，多数统治的民主与多数评判的民主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语言游戏，而是有实质效应的。人民统治的理念导致了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施行。他们的看法是：当下流行的意见和不管多么小的党派，在议会里都应该有代表，所以，人民代表制度是一面人民的镜子，而全民政府也有几近实现的可能。我曾经看过一个很可怕的建议：设立一种新的机制，让每个选民都能通过一个选举按钮，在辩论相持不下的时候，直接遥控他选出的代表。这篇报道还说，民主就是人民统治，公民创制制度是好事情。

如果我们把民主界定为人民评判，那么情况就会迥然不同。根据我的看法，党派林立或在选举中选拔比例代表，并不是好事。党派林立会导致联合政府，结果是在人民审判之前没有人负责，因为所有的举措都是折中妥协的结果。这个政府究竟应不应该下台，变得很难判断；政府为了保持权力，当然会不断寻求小党的合作。如果党派不多，政府是多数政府，它肩负的责任就清楚得多了。我不认为人民的意见依照比例反映到人民代表上有什么价值（在政府里，人民的代表少得可怜），只会让政府丧失责任感，因为“反映”跟它的“原型”毕竟不是完全一样的。

但对人民主权最犀利的批判是它鼓动了非理性的意识形态，鼓动迷信。这是一种对威权或是对相对性的迷信：人民（或是大多数的人民）永远不可能错，他们的言行不会脱离正义。这种意识形态不道德，应该彻底铲除。我们从修昔底德的记录中得知，雅典民主（虽然我对这种体制的诸多优点，相当佩服）其实做出了许多罪恶的决定。它攻击了米洛斯（Melos）岛邦，屠杀所有男人，妇女与孩子被卖到奴隶市场。这就是雅典民主会做出的事情。

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中自由选举选出的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案，让希特勒平步青云，成为独裁者。虽然希特勒并没有在德国赢得任何一场自由选举，但是，在兼并奥地利之后，他却赢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

我们都会犯错，所有人民、各种团体都不例外。我之所以倡导人民有权力排除（推翻）现任政府的理念，主要是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独裁。就算是民主变成我支持的方式——人民审判庭（popular tribunal），也不是说，从此之后它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丘吉尔开了一个深具讽刺性的玩笑，在此倒是别具意义：“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坏。”综合来说，“人民统治式的民主”跟“人民审判式的民主”之间的差异，绝对不只是言语上的分歧，也不只是一种避免政府无法排除（也就是暴君统治）的制衡工具。差异也有实质上的内涵：就连对瑞士这样的国家都很重要。我明白在教育体系中的小学以及九年制的封闭中学（Gymnasia）都在灌输人民主权的有害意识形态，忽略了比较温和比较实际的防范独裁者上台的理论——我认为这种弊病必须立即更正，因为它在道德上说不过去。

我现在要回到我的出发点。未来是开放的，我们可以影响它的走向。我们的肩上因此有了沉重的责任，但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要怎么做才有正面意义呢？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远东的悲剧呢？我说的正是受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受害者和伊朗阿亚图拉（ayatollah）[4]压迫的受害者。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阻止这惨不堪言的悲剧呢？我们能做点什么事情呢？能预防什么事情呢？

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可以。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所谓的“我们”，指的就是知识分子——那些对理念感兴趣、能读甚至能写的人。

我为什么觉得我们知识分子使得上力呢？就是因为这么严重的惨剧就是我们知识分子害的。在理念、原则、理论的大旗下，曾经导致过多少次大规模的人类灭绝悲剧——这都是我们的作品、发明，知识分子的发明所导致的后果。如果我们不再挑拨人民仇视他人——通常还是出自善意——单单这点就积了莫大功德。谁能说我们做不到？

“十诫”中最重要的一句是：不可杀人！这句话几乎包容了所有的道德性。举个例子来说，叔本华在阐释他的道德原则时，就是以此为原点向外延伸。叔本华的伦理学其实很简单、直接、清晰：不能伤害他人，尽可能地帮助别人。但是，摩西从西奈山（Mount Sinai）托着法版下山，还没开口宣布“十诫”就先说了什么？他发现罪足以致死的异端——一只金牛——在百姓中接受崇拜。他顿时忘记不可杀人的诫律，叫道：

“凡属上主的人，都到我这边来！”所有的利未人就都集结在他身边。他吩咐他们：“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们每个人都佩上剑，从这门到那门，走遍全营，杀你们的兄弟、朋友和邻居。”利未人服从命令，在那一天约杀了3000人。（《出埃及记》，第32章）

也许这就是所有悲剧的开端。可以确定的是：自此之后，事情就是沿着这样的轨道前进——在圣地[5]、在我们西方，特别是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情况都是如此。在宗教史上，有多少迫害的悲剧假借“正统”的名义上演？后来——17到18世纪——其他意识形态的主题与信仰前仆后继：国籍、种族、阶级、政治或宗教异端种种，以残酷、恐怖的手段使他们的迫害得以合理化。

正统、异端之争孕育了一个小小的罪恶——一个我们知识分子最敏感的罪恶——傲慢的罪恶：总认为我们是对的，总爱卖弄我们的学识，知识分子的虚荣。这是很小很小的罪恶，当然比不上什么穷凶极恶的罪行（其实，在我们知识分子当中犯下罪行的人也不是没有）。我们有我们应该承认的罪恶。我们只要想想，纳粹的医生在奥斯维辛（Auschwitz）[6]集中营成立之前，不知道杀死了多少的老人、病人，就略知一二——借口就是所谓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

每一次，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心生胆怯，骄傲自大，犯下严重的罪行。套用法国思想家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7]的话，我们对未受教育的民众有特殊的责任，但是，我们却背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发明、散布了民族主义，一如班达的描述，我们跟着最笨的流行走。我们爱炫耀自己，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目的无非是让人刮目相看——这种自恃博学、矫揉造作的语言，是我们从黑格尔的信徒那里承袭来的，而这种虚矫的身段，也把所有的黑格尔主义者拉拢在一起。这是一种语言的堕落、德语的堕落，但我们却夹在其间，相互攻讦。这种堕落害得知识分子很难进行理性的对话，总是说些笨话，总是在浑水摸鱼。

过去我们所造成的伤害，提起来吓人。现在我们有言论自由、创作自由，但是，我们真的负起责任了吗？

我有一篇文章提及柏拉图的乌托邦，我说：想在世界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弄成了地狱。但是，许多知识分子还是对希特勒地狱乐此不疲。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还把希特勒的地狱当作一种德国灵魂的勃兴喷发。那时的荣格住在瑞士，他当然用不着担惊受怕。但是在希特勒死后，他却忘记自己先前的著作，批评起深植在德国灵魂中的邪恶。丘吉尔、罗斯福和他们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c Pact），奠下了新世界的基础；但是，这却是1940年到1941年不列颠之战（the Battle of Britain）空军健儿血战的成果，他们经常面对几乎死亡的险境，并且为我们壮烈牺牲。希特勒死后，我们终于从他的地狱中挣脱，不再凋零憔悴，从此西欧生活在欧洲和平天堂中，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好最公正的世界中。如果当时的斯大林愿意跟我们（西方）合作——通过联合国的折中协调——不只是在欧洲、北美，全世界都会获得和平，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也会是全世界计划。

但就在新福祉的基础在西方稳定下来、进展顺利之际，却有一股骚动在一旁冷言冷语，胡乱批评我们的时代、社会、文明以及美丽的世界。恐怖夸大的言词说，在我们追寻发展的时候，带来了毁灭与邪恶，毁掉了原本还很美丽的世界角落。这倒是真的，当然，所有的生命都不免面对危险。我想，我们终有一死。永远有危险，环境也一样，从生命初始的时候，就是如此。

在我们太阳系形成以来，自然科学、科技与工业第一次有能力为我们做点儿有益环境的事情，所有的科技专家念兹在兹的也是这个。但是，他们却背负了摧毁自然的罪名。同时，美丽的苏黎世湖、密歇根湖（名城芝加哥就在湖滨）几年来，都平平安安的，再也没有担心的必要。湖滨的生命靠着科技、工业获得保全，这还是太阳系自有生命以来第一次获得了这样的成就。

管理这个世界并不容易。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植物，甚至每一种细菌，都会影响一个族类的生活环境。也许我们的影响力比以前是强得多了，但是，任何一种新的细菌，一种新的病毒或是细菌的流行病，可能就会在几年之间让人类绝种。

要控制自然并不容易。我曾经说过，丘吉尔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其他的政府形式更坏。”丘吉尔有些话没讲清楚，我想补充一下。单就政府而言，民主绝对是很麻烦、很难操控的一种形式，因为政府很可能会被取代。政府必须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向你我、向所有人解释清楚。这种做法很正面，但是很难。我们都是陪审团的成员，我们要负责审判，但是我们却被流窜在世界各地的反宗教（irreligion）说法，带到歧路上。像黑格尔的危险主张——时代精神（Zeitgeist），就是一种流行（但愚蠢）的意识形态。这种谬论会指鹿为马，尽管事实就摆在你的眼前——会把我们带上歧路，忘却我们是陪审团的一员。

希特勒就是这些反宗教狂热分子（包括我在内）发掘出来的。所有事情在他们心里都是深信不疑的：这世界必须靠德国精神治疗，德意志至高无上（Deutschland，Deutschland，über alles，über alles in der Welt）！笃信这一套的希特勒把成千上万的赤贫青年、为了让德国独霸欧洲的勇敢年轻人拖进坟墓，连带让更多勇敢的敌人一起陪葬。这批勇敢的敌人以空前的勇气，拿起武器，捍卫自由与和平，义无反顾的精神，一如为了德皇、军阀、元首（Fuhrer）[8]拓展德国尊严与伟大的年轻人。

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评估这些事实。

德国的意识形态只是幻梦，勇敢的德国历史学家菲舍尔（Fritz Fischer）说得很清楚。说得再白一点儿，这根本就是谎言。西方的意识形态——尽管饱受贬抑，甚至有时候蒙上不白之冤——才是事实。西方为了和平奋战，也终于在欧洲实现和平。人类有史以来，和平，总是被战争摧毁。如今，西欧的影响力几乎称得上是无远弗届。

但是，不负责任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是把西方世界视为邪恶的表征。他们创建了一种新宗教，硬说我们的世界不公平，注定没落。他们经常引用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作护符，因为他们要标新立异，所以对事实视而不见。他们不理会证据，甚至连客观的历史都可以扭曲。

我不想再批评这些知识分子了。我宁可要求他们负起对人类、对真理的责任。我们的自由允许他们随意发表意见，侮辱这个自由的世界，把它丑化成恶魔张牙舞爪的地狱。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却不是事实。散布谣言是不道德、不负责任的，只会危害到丘吉尔与罗斯福规划的伟大目标。这两位大战英雄，一手促成马歇尔计划的施行，但却被肆意诋毁，黑白颠倒成这个样子。

我希望提醒你们，苏联已经承认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和平，也愿意承认更广泛的和平未必是痴人说梦，不见得没有希望。我们必须凝聚我们所有的精力，确保和平的可能性，不要让那些指鹿为马的谎言，破坏了这难得的良机。

在西方，我们如同置身天堂——当然只在一重天，还没有到七重天的境地。我们的天堂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所以，我们不要再诋毁丑化我们的世界；至少在欧洲，这是人类有过的最好的生活环境。事实是：我们对改革的现状并不满意——在美国尤其如此。

我们是善良、自制的民族。从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谋求地球和平的基本条件已经出现。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苏联与我们携手合作。如果它真有诚意，就有可能达成丘吉尔与罗斯福的理想——和平将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

这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一次，苏联愿意与我们合作！萨哈罗夫，这位伟大、勇敢但寂寞的英雄说：我们不应该相信D裁者戈尔巴乔夫，他太有权势了。萨哈罗夫也说：苏联已在崩溃边缘；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苏联崩溃，这种情势可能会导致军事D裁——独C政权将会控制全球前所未见的庞大（虽然未必见得是最好的）的陆、海、空军。这会彻底毁掉和平的希望。

索罗斯虽然不见得比得上萨哈罗夫，但他对苏联也算是相当了解——曾经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过一篇重要的文章，分析这些危险。但是，他认为苏联人是真心诚意地想与西方合作。苏联人比我们更明白，知道哪里是天堂，哪里是地狱。

为了让双方的合作顺畅，我们要在心里先弄清楚我们的成就，取得了哪些进展。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客观评判我们的成绩，提供苏联适当的协助，协助他们裁军——当然，每个步骤，我们都要小心翼翼，以防万一。

这些可能性不再遥不可及，只要知识分子看清客观的事实，不要再跟以前一样，又把天堂整成地狱。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一无所知，或几近一无所知，而戈尔巴乔夫的情况跟我们一样。为了向和平更挨近一步，我们必须放弃意识形态，特别是放弃单方裁军会威胁和平的偏见。我们必须小心地试探我们眼前的道路，以蟑螂为师，尽可能地谨慎，以达致真理。我们不再引用全能先知的理论，而这意味着，我们自己也需改变。

（1989年发表于Liberales Forum at St Fall University，此前从未出版。）

[1] 见Xenophon,Memorials of Socrates,IX.6。

[2] 见Xenophon,Memorials of Socrates,IX.6。

[3] 阿里斯提得斯，指挥马拉松战役的名将。——译者注

[4] 阿亚图拉，在伊朗等地伊斯兰教什叶派宗师的尊称。——译者注

[5] 在基督教中，指的是耶路撒冷。——译者注

[6] 奥斯维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最大的集中营，在波兰南部。——译者注

[7] 利利安·班达，法国的评论大家、反浪漫主义领袖，这里指的是他的作品《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他在这本书中说，为了种族与政治原因，出卖真理与正义是道德上的叛徒。——译者注

[8] 纳粹统治时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称呼。——译者注

本文选编于《20世纪的教训》，欲求更多内容请购买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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