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萌芽：来自昨日之前世界的观察 | 贾雷德·戴蒙德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年9月10日－）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戴蒙德曾以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荣获1998年普利策奖，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第三种黑猩猩》曾获英国科普图书奖。此外，戴蒙德的学术研究也使他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地理学会伯尔奖等。他在《发现》、《自然》和《地理》等杂志上发表过200多篇论文。戴蒙德也是全球唯一两度荣获英国科普图书奖。

机场一隅

2006年4月30日，上午7点，我在机场入境大厅，在拥挤的人群中紧握行李推车把手，准备搭乘今天早上的第一班飞机。这个场景我再熟悉不过了： 几百个旅客，有人拉着行李箱，有人扛着箱子，有人背着背包，有人抱着小孩，在长长的值机柜台前排成一条条长龙，身穿航空公司制服的地勤人员站在柜台后面看着计算机屏幕，人群中夹杂着一些穿制服的人，如飞行驾驶员、空乘人员、行李安检员等，两个警察站在人群中，看起来颇为醒目——也许他们站在这里只是要让人知道这里有警察，安检员用X射线机检查行李，航空公司地勤人员为托运的行李贴上标签，行李搬运工则忙着把行李放到输送带上，希望所有的行李都能准确无误地送往飞机货舱，值机柜台的正对面是一排商店，卖报纸和快餐。我还看到墙上的时钟、公用电话、自动取款机和通往上一个楼层的滚梯。当然，从航站楼的窗户望过去，可以看到飞机在跑道上列队。

柜台地勤人员盯着计算机屏幕，敲打键盘，时而从刷卡终端机打印信用卡签单。排队的人站在等候线的后方，有的在开玩笑，有的耐心等候，有的等得不耐烦，有的则跟朋友打招呼。轮到我的时候，我递出我的飞行旅程表给一个我未曾谋面的柜台人员。我想，自此之后我或许也不会再遇见她。她给我一张登机牌，让我得以飞到几百公里外的一个地方，我不曾去过那里，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住在那里的人，但他们应该能容忍我，让我踏上他们的土地。

对来自美国、欧洲或亚洲的旅客而言，尽管他们曾见过相似的场景，但这个机场给他们的印象特别新鲜而且强烈，除了我和一些外国游客，这个大厅里的人清一色是新几内亚人。外国人还会注意到机场柜台插的国旗不是星条旗，而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旗——上有红、金、黑三色，左下的黑色三角形有南十字星，右上的红色三角形则有只金色的天堂鸟。航空公司的标志也看不到美国航空或英国航空，而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航空；机场屏幕显示的目的地也颇具异国风情，如瓦佩纳曼达（Wapenamanda）、戈罗卡（Goroka）、基科里（Kikori）、孔迪亚瓦（Kundiawa）、威瓦克（Wewak）。

这个机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Port Moresby）。对新几内亚的历史有点儿认识的人都不免为眼前看到的这一幕所震慑、感动。我初次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在1964年，那时这里仍是澳大利亚统治的领地。旧地重游，我不免想起澳大利亚人在1931年“发现”新几内亚高地时拍摄的照片——约有100万个新几内亚村民在这片神秘的土地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那些高地人几千年来一直与世隔绝，初次见到白人，不由得以惊恐的目光盯着这些外来者。2006年，我在莫尔兹比港机场，当地人的面孔一张张映入我的眼帘——旅客、柜台人员和飞机驾驶员等，我发觉这些人的面孔和那些老照片上的脸很像。我身旁的人当然不是照片中的人，但那五官和照片中的人就像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想，这些人或许是那些高地人的子孙。

2006年我在莫尔兹比港看到的那一幕已深深印在我脑海中，与1931年澳大利亚人拍的“第一次接触”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服装。70多年前，新几内亚高地上的居民身上几乎一丝不挂，顶多围着草裙、在肩上背着网袋或是插了鸟羽头饰。但2006年的新几内亚人穿着打扮就跟西方人没什么两样，穿着衬衫、裤子、裙子、短裤，有的头戴棒球帽。不过是一两代的光景，新几内亚高地人已走出石器时代来到现代机场大厅，学会写字、使用计算机，甚至会开飞机。这些人当中有些或许是他们部落里最早学会识字、写字的人。我在机场从一对祖孙的身影瞥见这样的代沟：年轻人穿着飞行驾驶员制服，牵着老人的手。年轻人解释说，那个老人是他爷爷，今天是他第一次搭乘飞机。白发苍苍的老爷爷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神情正如1931年拍摄的那些照片中的人。

但熟悉新几内亚历史的人稍稍观察一下，不只是发现1931年的人穿草裙、2006年的人穿着已像西方人，还能看出更大的差异。1931年的新几内亚社会缺的不只是工厂大量生产的衣服，也没有任何西方科技产品，如时钟、手机、信用卡、电梯和飞机。更根本的是，在1931年，新几内亚高地人没有书写系统、金属、金钱、学校，也没有中央集权的政府。要不是我们近年目睹了新几内亚的蜕变，我们或许无法相信一个没有文字书写的石器时代社会，如何在短短的30年间脱胎换骨，跻身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

如果你熟悉新几内亚的历史，又有敏锐的观察力，就会注意到2006年在莫尔兹比港都机场所见与1931年澳大利亚人拍的新几内亚高地还有其他差异。在2006年的场景中，老人看起来比较多，但很少来自新几内亚高地的传统社群。第一次来到新几内亚的西方人，站在机场大厅，乍看之下，会认为那些新几内亚人是“纯种族群”，每一个人都是卷发、皮肤黝黑。其实，他们是“混合族群”，拥有不同的面部特征：来自南方海岸的低地人大都是高个子，胡子稀疏，脸形比较狭长；高地人则很多是矮个子，胡子茂密，脸形较宽；小岛岛民和北方海岸低地人面部特征则有点儿像亚洲人。在1931年，你不可能同时遇见高地人和来自南北海岸的低地人。在那个时代，只有同一种族的人会聚集在一起。如果你是语言学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的机场竖起耳朵听当地人说话，应该可以辨识几十种语言，各属不同的语族：有些是声调语言，也就是字音会有一定的高低起伏，如汉语；有些属南岛语族，有简单的音节和子音；有些则是非声调语言，如巴布亚语。如果你在1931年碰到一群新几内亚人，也许可听到几种语言，但不会像现在，一群人齐聚一堂，用几十种语言交谈。2006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机场值机柜台，最多人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和巴布亚皮钦语（Tok Pisin，又称新美拉尼西亚语，也就是混杂当地语言的非正统英语）。很多旅客都用这两种语言交谈。但在1931年的新几内亚高地，每个区域里的人只说当地的语言。

你还可从1931年和2006年这两个场景发现一个微妙的差异。在2006年，有些新几内亚人体态和一般美国人很像，也就是挺着啤酒肚的大胖子。但在75年前拍摄的照片里，你可看不到胖子：每个新几内亚人都很精瘦，肌肉线条鲜明。如果我有机会和那些机场旅客的医生谈谈，再参考现代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公共卫生统计数字，就可得知当地罹患糖尿病的人数有增多的趋势，多半是肥胖引起的，近年来高血压、心脏疾病、中风和癌症的病例也有不少，但在30年前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些都是前所未闻的。

另一个差异在西方现代人的眼里或许根本没什么。2006年聚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机场大厅的那群人大都未曾见过彼此，但这些陌生人不会一见面就打起来。这在1931年的新几内亚高地是无法想象的事。当地人看到陌生人都会提高警惕，认为他们是危险人物，因此可能会把那些人杀掉。是的，在2006年的机场大厅虽然有两个警察在场维持秩序，群众一般都很自制，也很放松，认为陌生人不会攻击他们。他们了解自己身在法治社会，如果发生口角或演变成暴力事件，警察和士兵都将蜂拥而至。但在1931年，警察和政府还没出现。机场大厅的旅客可以飞到瓦佩纳曼达或巴布亚新几内亚任何一个地区，不需要任何通行证，就像现代西方世界的人一样自由，但是以前可不是这样。在1931年，任何生于戈罗卡的新几内亚人都不得到172公里以外的瓦佩纳曼达。如果你是戈罗卡人，想要往西到瓦佩纳曼达，只要一离开家，在十几公里之内就可能被当成陌生人杀掉。然而，我却飞了约1.1万公里，从洛杉矶飞到莫尔兹比港——单单这趟旅程已比一个传统新几内亚高地人一辈子能走的路要多上几百倍。

总而言之，从这些差异可见，新几内亚高地这75年来的转变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几千年来的发展。对个人而言，他们所感受到的变化甚至更快。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朋友告诉我，我见到他们的10年前，他们还在打造石斧，参加传统部落战争。到了今天，上述提到的现代科技，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如金属、书写、机器、飞机、警察和政府。他们知道现在胖子很多，遇见陌生人不会害怕，也知道其他族群的存在。但就人类史而言，这些现代人类社会的特征是最近才出现的。在过去600万年，自从人类和黑猩猩的祖先分道扬镳，各自踏上自己的演化之路，人类社会就没有铁等东西。直到1.1万年前，这些现代社会的特征才在世界的某些地区萌芽。

因此，如果我们把新几内亚[1]这75年来的发展放在人类演化的600万年漫漫长河中，从某些层面来看，新几内亚犹如一个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人类社会的昨天。世界其他地区虽然也有这样的转变，但很早就开始了，而且非常缓慢。不管如何，“缓慢”一词是相对的：即使是在最早出现这些转变的地区，由于不到1.1万年，与600万年相比，还是短如一瞬。基本上，人类社会近来已经出现非常深刻且快速的转变。

为何研究传统社群

为什么传统社群具有吸引人的魔力？[2]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令人好奇。从某些层面来看，传统社群的人对我们而言似乎很熟悉，也很容易了解，但从其他层面来看，却和我们大不相同，宛如另一个世界的人那样难以理解。1964年，我初次踏上新几内亚，那年我才26岁。新几内亚人的样貌叫我瞪大眼睛：他们看起来完全不像美国人，不但使用的语言不同，穿着和行为也大相径庭。但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我不断回到这个地方，前后有数十次之多，每次停留1~5个月，至今我已走遍新几内亚及其邻近岛屿。我和当地人成为朋友，原来的新奇感也渐渐消失。我们常常天南地北地闲聊、说笑，对孩子的教养、性、食物、运动等话题都很感兴趣，我们的种种情绪也会互相感染，如愤怒、恐惧、悲伤、轻松或狂喜。即使是他们的语言，也没我原本想象的那么陌生、困难。如果我们熟悉的主要语族是主题曲，他们的语言则是变奏。虽然我在新几内亚最先学到的第一种语言佛尔语和印欧语族无关，词汇也和我熟悉的语言完全不同，但佛尔语的动词形态和德语很像，双重代词像斯洛文尼亚语，后置词像芬兰语，表达远近的三个指示副词“这里、近处的那里、远处的那里”则像拉丁语。

但我被这些相似点误导。等我渐渐熟悉这里时，我想：“世界上的人基本上都一样。”我后来才发现我错了，我们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例如，我的新几内亚友人计数东西，不是用手指一个个数，就是用画，不像西方人利用抽象的数字；他们择偶的方式不同，对待父母和教养子女的方式也和西方人不同，他们对危险的看法不同，友谊的定义也和西方人不同。因此，传统社群和西方社会既相似又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些异同就像万花筒，让西方人看得目眩神迷。

关注传统社群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依然保存我们祖先在几万年前的生活形态。今日社会有这样的面貌都是长久以来的生活形态塑造出来的。直到1.1万年，人类才从狩猎——采集生活转为务农，最早的铁制工具在7 000年前才出现，而最早的国家和书写系统则是在5 400年前才诞生。翻开人类社会发展史，几乎都停留在传统社群的阶段，只有到最近才变成现代社会。本书读者吃的东西大部分是从商场买的农产品，用不着每天到野外狩猎、采集；使用的很多是金属器具，很少是石头、木头或骨头做的工具；国家、法庭、警察、军队、阅读、书写等也都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但这些都是最近才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新东西，今天全世界仍有数十亿人或多或少以传统生活形态在过日子。

即使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之中，依然可见传统生活形态的影子。在第一世界的乡间，很多纷争还是利用传统的、非正式的机制来解决，而不是上法庭诉讼。这是我在蒙大拿谷地观察到的，每到夏天我总会和妻子、孩子一起去那里度假。大城市里的帮派如有争端，也不会叫警察来帮忙处理，而是利用协商、补偿、恐吓、打斗等传统手段。我的欧洲朋友有些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小村子长大的，他们形容的童年就像新几内亚村落里的小孩的生活：所有的村民都互相熟识，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也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结婚对象都住在附近，终其一生都没离开这个村子，只有在世界大战那几年，年轻人才离开家乡到外地打仗。如果村子里有人卷入纷争，最后总是可以重修旧好，即使心中仍有不满，也只能忍耐，因为你必须在此地终老。也就是说，昨日世界并非完全被今日的新世界取代，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依然可在今日世界发现昨日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我们为何必须了解昨日世界。

读者一路读下去将发现，传统社群的文化习俗比现代工业社会更多元。从这些文化习俗的种种表现来看，现代社会的文化标准不但和传统标准大不相同，而且倾向极端。例如，传统社群与任何现代工业社会相较，有些传统社群对待老年人非常残酷，有些则比较懂得敬老尊贤，让老年人安享天年。以这两个极端而言，现代工业社会倾向前者。然而心理学家研究人类的本质、寻找通则之时，取样却极其狭隘，失之偏颇。以2008年一篇发表在顶尖心理学期刊上的研究报告为例，该报告研究的受试者有96% 来自西方工业国家（北美国家、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以色列），来自美国的就占68%，而其中的80% 皆为选修心理学课程的大学生。这些学生何以能代表美国社会？正如学者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斯蒂芬·海涅（Steven Heine）与阿拉·洛伦萨扬（Ara Norenzayan）所言，我们对人类心理学的了解大抵基于某一群的受试者。这些受试者共同的特征就是：西方人（western）、受过教育（educated）、来自工业国家（industrialized）、富有（rich），以及生活在民主社会（democratic）。这几个特征的英文首字母凑起来，就可组合成一个单词，也就是WEIRD（怪异）。的确，从世界文化差异的标准来看，这群受试者实在是怪异的一群。在很多采样来自全世界不同族群的文化现象研究中，这些受试者显然是离群值。学者取样研究的现象包括视觉、公平、合作、处罚、生物推理、空间感、分析、全面思考、道德观、服从的动机、做选择以及有关自己的概念。因此，如果我们要对所谓人类的本质有个概括的了解，我们必须大幅扩大研究样本，不能只局限于美国心理学系的大学生，才能了解传统社群的全貌。

社会学家或许可从他们对传统社群的研究，得到一些有学术价值的结论。至于其他人则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向传统社群学习。传统社群代表建构人类社会的几千种自然实验。为了解决问题，传统社群的人曾想出几千种不同的办法，和西方现代社会采取的解决之道大异其趣。我们将发现，传统社群的一些做法甚至让我们啧啧称奇，没想到他们也有胜过第一世界之处。他们自有一套养育儿女和对待老人的办法，知道如何保持健康、了解说话的艺术，也懂得享受余暇、解决争端。我们自诩为科学昌明的现代人，但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做法都变得大有问题，变得与环境格格不入。所谓见贤思齐，传统社群有些地方或许值得我们学习，让我们过得更健康、快乐。

然而我们也不能走极端，对过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回到单纯的原始世界。传统社群仍有许多层面是我们不乐见的，如杀婴、杀害或抛弃老年人、可能时常面临饥荒、天灾频发和传染病肆虐。传统社群的人常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不时提心吊胆害怕遭受攻击。传统社群有些做法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也提醒我们珍惜自己具备的优点，不要以为理所当然而心生轻蔑。

国家

传统社群的组织形态要比现代以国家或政府为主的社会更多变。[3]我们对传统社群一些特征觉得陌生，为了了解这些特征，且让我们将自己熟悉的国家特征作为起点。

现代国家人口少则数十万，一般都有几百万或几千万，像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人口更多达10亿以上。人口最少的现代国家，如太平洋岛国瑙鲁和图瓦卢，人口都超过1万人。（梵蒂冈的人口只有1 000人左右，也算一个主权国家，位于罗马西北的高地上，以梵蒂冈古城墙作为国界。梵蒂冈居民所需完全仰赖进口。）在古代，国家人口数则是从几万人到数百万人。我们可从庞大的人口数得知国家如何供养这些人民、如何组织他们，以及这些国家如何存活。所有的国家主要是以食物生产（农业和畜牧业）来填饱老百姓的肚子，而非仰赖狩猎与采集。以作物栽种和在牧草地上畜牧作为生产手段，让土地长满作物，饲养许许多多的牲畜，人类社会就能获得更多的食物；如果在森林狩猎、采集可食的植物，所得的食物则非常有限，无法养活庞大的人口。因此，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总数不可能多到可以组成一个国家。在任何国家，以机械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现代国家更可能只有2% 的人务农。其余的人口都从事别的行业（如管理、制造或贸易），并不生产自己需要的食物，他们所需的粮食都由农民生产、供给。

由于国家人口数量庞大，大多数人都互不相识。即使是像图瓦卢这种只有1万人的小国，一个人也不可能认识全国所有的人，至于人口多达14亿的中国更不用说了。因此，国家需要警察、法律、道德规范使境内人民不会因为彼此陌生而经常卷入打斗。由于在小型社会人人彼此认识，无须设立警察、法律和道德规范约束机制，以便对陌生人友好。

最后，一旦一个社会已发展到1万人以上，如有重大决策，不可能把每一个人找来，让大家坐着面对面商量，或者使人人都得以发表意见。人口数目庞大则需要领袖才能做决定，也需要管理者来执行决定，再由官员监督决策和法律的执行。或许有些读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向往没有国家或政府管制、自由自在的生活，然而这样的梦是不切实际的：你必须寻找一个愿意接纳你的队群或部落。由于队群或部落里的人都互相认识，便不需要国王、总统和官员。

即使我们可以见到一些人口众多、需要一般官员治理的传统社群，但国家的人口数目远超过这样的社会，而且需要具有不同专才的官员各司其职。现代国家的人民往往觉得这些官员令人生气，但国家要运作，还是少不了这样的人。一国的法令多如牛毛，加上人口众多，只有一种官员将无法监督所有法规的执行。国家需要的官员包括税务员、汽车检验员、警察、法官、餐厅卫生检查员等。然而国家的每一个行政机关都只有一种官员，这些官员有很多人，分属不同层级。以税务机关为例，最基层的公务员负责核查你的税金申报，如果你和该办事员发生争执，则可向其主任申诉，主任的上面则是各分局或各州的局长。（其实，真正的架构要复杂得多，但为了简明起见，这里只列出最重要的。）卡夫卡在《城堡》（The Castle）这本小说中，以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员为本，虚构一个错综复杂的官员体系。小说的主人公为了和这些官员打交道受尽各种刁难，还是不得其门而入。我在睡前读这本书，总不免做噩梦，梦见自己和不可理喻的官员缠斗。所有的读者想必也曾有这种不愉快的经历。这就是我们生活在现代国家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官员，国家机器也就无法运作。即使是乌托邦也少不了官员。

关于国家，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平等，以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而言，并非人人平等，即使是最讲求平等的北欧民主政体也不例外。这也难怪，任何国家制定法律规章的政治领导人都是少数人，绝大多数的平民只能服从。人民的经济角色也大不相同（如农民、工人、律师、政治人物和店员），有些人赚的钱就是比其他人多，有些人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到目前为止，已有不少人试图消除社会不平等，如马克思就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提倡生产与分配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这些人还是无法消弭人类社会的不平等。

在农业兴起、人类社会得以大量生产粮食之前（公元前9000年左右），国家是不存在的。只有粮食大量生产，能够供养数量庞大的人口，而且人口需要一个权力核心来治理，国家才渐渐形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大约在公元前3400年出现在新月沃土，在之后的1 000年，国家也陆续出现在中国、墨西哥、安第斯山区、马达加斯加等国家和地区。到今天，展开世界地图，你会发现除了南极，整个地球就像拼图一样，由大大小小的国家组成。即使是南极，目前也有7个国家对这个冰封万年、杳无人烟的大陆提出主权要求。

传统社群的形态

因此，在公元前3400年以前，在这个地球还看不到任何国家。直到最近，在世界上某些大范围的地区也还有人不知国家为何物，只有简单的政治体系，过着传统社群的生活。传统社群与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这两者的差别就是本书的主题。但我们要怎么看待传统社群的各种不同形态呢？

虽然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还是可从一些跨文化的形态找出几个规律。我们发现所有的人类社会至少有4个相关趋势：人口数量、生计、政治集权以及社会的阶层划分。人口数量日益庞大、人口密度增加，就得有效率且大规模地生产粮食等必需品，才能满足人民所需。这意味农作物大都来自村子的农民，而不是游牧或狩猎，也不是靠采集就够了。现代国家则是以精密的灌溉系统、密集的人力与农业机具使每一亩田都得以生产更多的粮食。政治决策则愈加倾向中央，由领导人来决定，不再是一小群狩猎——采集族群可以面对面讨论的。传统社群的狩猎——采集族群人人平等，没有阶层划分，到了中央集权的大型现代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则变得非常显著。

这些关联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以人口和规模相当的社会而言，就土地的集约利用、政治集权的程度和社会阶层的划分这几方面，有些社会进展比较快，有些则比较慢。由于人类社会的形态有很多，每一个社会从人口、生计、政治与社会等趋势来看，各有不同的表现，我们不得不用一个简便的表示法。我们面对的问题正如发展心理学家讨论个人的差异。尽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还是可以根据年龄做一些区分，如3岁的孩子有很多地方都不同于24岁的人。但年龄是个不可分割的连续变化，并非可把“3岁”划分为一个阶段，接下去就是“6岁”。即使是同年龄的人也有很多差异。为了应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发展心理学家只好采用一些简便的分类，把人分为“婴儿”、“幼儿”、“儿童”、“少年”和“青年”等。当然，这样的分类是不完美的，但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权宜之计。

社会科学家也用类似的分类法研究人类社会，但他们面对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社会的变迁是可逆的，不像年龄变化。农村居民可能因为干旱改为狩猎——采集的生活形态，但4岁的小孩绝不可能变回3岁。尽管大多数发展心理学家认为人可依年龄大致区分为婴儿、儿童、青少年、成人，社会科学家也用各种不同的分类描述传统社群，有些科学家还是不赞同使用任何分类法。在本书中，有时我采用埃尔曼·瑟维斯（Elman Service）的分类法，以人口数量、政治集权和社会阶层的划分将人类社会分成4大类，即队群（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和国家（state）。虽然这样的分类至今已用了至少50年，不断有人提议用其他分类，但瑟维斯的分类简单明了：他只分成4种，因此比较好记，如果多达7种，那就难记了，而且使用简短的单词，而非冗长的词组。但请记住，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多变，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分类法来讨论。此后，我们就不再赘述这种分类法的问题。

最小、最简单的传统社群（也就是瑟维斯所说的“队群”）只有几十个人，成员属于一个大家族或几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如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和堂、表兄弟姐妹）。大多数狩猎——采集族群和一些在田地工作的农民一般以小群体住在人口稀少之地。队群的成员数目很少，因此互相熟识，如果是大伙儿的事，都能面对面一起讨论，无须政治领袖，也没有经济分工。社会科学家也许会用平等和民主描述这样的队群生活：成员之间没有财富多寡之别（毕竟每个人拥有的东西都很少），也没有人享有比较大的政治权力，也许只有能力和个性有别，然而由于队群中有什么都互相分享，那些差异也就算不上什么。

如果我们从考古学的证据来判断，从几万年前开始，特别是1.1万年前，人类的社会组织或许都是这样的队群。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扩展势力，尤其是自哥伦布初次远航（1492年），才接触欧洲人以外的族群，发现国家以外的社会形态。那时，在澳大利亚、极地、没有农业的沙漠区、美洲丛林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可以看到队群的足迹。本书将经常讨论到这些队群社会，包括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族（!Kung）、南美的阿齐族和西里奥诺印第安人、孟加拉湾的安达曼岛人、非洲赤道丛林的俾格米族以及秘鲁的马奇根加族。上述除了马奇根加族会种植作物，其他都过着狩猎——采集生活。

队群再发展下去，成员多达数百人，就变成另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形态（也就是瑟维斯所谓的“部落”）。在部落当中，每一个人还能认识其他所有的人，但这已是极限。例如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200个学生，每个学生都说得出其他学生和老师的名字，但我太太就读的高中有几千个学生，那就不可能叫出所有人的名字。一个由几百人组成的社会意味着其中有几十个家庭，分属几个氏族，氏族之间互相联姻。由于部落人数比队群多，需要更多的食物，才能养活所有的人，因此部落的人通常是农民、牧民或者兼做农牧，但在自然资源特别丰足的环境中，也可能靠狩猎——采集生活（如日本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和北美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印第安人）。部落通常定居于一地，住在田园、牧场或渔区附近的村落。然而中亚的游牧民族和其他部落民族则逐水草而居，也就是依季节变化迁移放牧。

从其他层面来看，部落和大型队群依然有些相似之处。例如，每个人的地位大抵而言是平等的、没有什么经济分工、政治领导力薄弱、没有官僚式组织，以及决策时多采用面对面沟通。我曾在新几内亚村落看过好几百人坐在地上一起开会，每个人都可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最后达成一致。有些部落有所谓的“大人物”，但他们并非强势的领导人，只是靠说服力和个性使人信服，而非借由权威使人臣服。例如本书第三章提到的，新几内亚达尼族有个领导人叫古帖鲁，族人表面上假装服从古帖鲁，最后还是和他唱反调，发动种族屠杀攻击，破坏古帖鲁及其政治盟友的关系。考古学家从某些地区的房舍和聚落遗迹发现部落组织至少可追溯到1.3万年前。目前在新几内亚和亚马孙地区仍可看到原住民部落。本书讨论的部落社会包括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南美的雅诺马莫印第安人、阿富汗的吉尔吉斯人、新不列颠岛（巴布亚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的主要岛屿）的高隆族（Kaulong），和新几内亚的达尼族、达瑞比族（Daribi）与佛尔族。

部落组织变得复杂，即更上一层成为酋邦，多达数千人。由于人口众多，可见经济分工的雏形，粮食生产力高，也有储存余粮的能力，得以供养不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如酋长及其亲属和官员。因此，酋邦人民已采用定居的生活形态，居住在村庄和小村子中，有储存粮食之所，大多数人都从事粮食生产（农业和畜牧），只有几个可食植物和猎物特别多的地区，人们仍可以狩猎——采集为生，如佛罗里达的卡鲁萨印第安人和南加州海岸的丘马什印第安人。

在一个人数多达数千人的社会，一个人不可能认识所有的人，这几千个人也不可能一起面对面开会。因此，酋长将面对两个新的问题。相比之下，人数较少的队群或部落领导人就没有这样的问题。首先，同一个酋邦里的人必须想出一个得以互相辨识的办法，以免被误认为外来侵略者而惨遭迫害。因此，同样的意识形态、政治和宗教的认同在酋邦中就成为辨识敌我的关键。这些思想通常来自地位崇高如神明的酋长。其次，酋长是大家公认的领导人，具有权威，有做决策以及运用武力的权力，而且必须想办法保护酋邦的人民，让他们不至于因为互不认识而自相残杀。辅佐酋长的则是一般官员，没有职责分工，即原始官僚，举凡收税、解决争端及林林总总的行政事宜都在他们的职责之内，不像国家有税吏、法官和餐厅卫生检查员等。（在科学文献中，由酋长领导的传统社群皆精准地被称为“酋邦”，但本书和大多数的通俗文章还是称之为“部落”，如北美印第安部落其实是指酋邦。）

酋邦在经济上有一个创新的做法，也就是所谓的“再分配经济”：人民不直接交易，而是贡献粮食和劳动力给酋长，再将其重新分配给为酋长服务的战士、祭司和工匠等人。再分配就是最早的税收制度，政治组织才得以运作。有些贡品也会分配给人民。酋长有照顾人民的责任，饥荒时就会发放粮食给人民。此外，为酋长兴建石碑和灌溉沟渠等工程的人民也可分得食物。除了这些政治和经济的创新做法，还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即社会的不平等。部落常会分成好几个支系，但在酋邦之中，只有酋长及其家族在社会这个金字塔组织的顶端，酋长的地位是世袭的，社会底层则是平民和奴隶，在酋长和奴隶之间，可能还有8个阶层之多（如波利尼西亚的夏威夷原住民）。阶级越高者，分配到的粮食、房屋、华服和装饰品就越多。

我们可从考古学证据辨识酋邦，例如从石碑或是陪葬品和坟墓来辨认：有的墓穴陪葬品很多，有的则很少；有的坟墓很大，还有绿松石、祭祀的马匹等奢侈品，有的很小、没有装饰。考古学家根据这些证据推论酋邦约兴起于公元前5500年。在近代国家体制大兴、掌控全球之前，酋邦遍布各地，包括波利尼西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北美东部和西南的肥沃地区、中美和南美（墨西哥与安第斯国家控制的地区除外）。本书讨论的酋邦包括在新几内亚迈鲁岛和基里维纳群岛上的人民以及北美卡鲁萨印第安人和丘马什印第安人。酋邦约从公元前3400年开始，由于人口压力渐增，不得不借由征服和吞并取得更多的资源，于是演变成国家。国家通常包含不同的族群，经济分工更细，有层层的官僚组织、常驻军队，也走向城镇化。这种种改变使国家这种社会形态逐渐普遍，至今已席卷全球。

如果社会科学家能乘坐时光机器回到公元前9000年的世界，他们将会发现地球上都是狩猎——采集族群，过着队群的生活，有些可能已成部落。这些远古的居民没有金属工具、书写系统，也没有中央集权政府或经济分工。然而，如果这些社会学家接着回到15世纪考察，即欧洲人开始向外扩张之时，他们会发现整个澳大利亚大陆都是狩猎——采集族群，依然过着队群或部落生活。但在这时，欧亚大陆、北非、印度尼西亚西部一些较大的岛屿、安第斯山脉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墨西哥、西非部分地区已分属不同国家。在安第斯山区之外的南美洲、整个北美洲、新几内亚、北极和太平洋岛屿则还有很多队群、部落和酋邦。如今，除了南极，全世界各个地区几乎都由国家管控。到了20世纪，唯有新几内亚和亚马孙盆地仍有为数庞大、不识国家为何物的化外之民。

由于人口数量增加、政治组织趋向复杂，加上精耕细作，人类社会逐渐由队群发展为国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见到其他并行的趋势，例如对金属工具的倚赖渐增、科技的提升、经济分工、书写系统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战争和宗教的改变（详见第三、四、九章的讨论）。请注意，人类社会从队群发展到国家，这样的发展不是直线的，不是不可逆转的，也不是所有的地区都是如此。以国家发展的趋势而言，特别是人口渐增、中央集权、科技和武器的进步，这些都是国家得以征服传统社群的主因。传统社群的居民因此遭到奴役，甚至被驱逐或灭绝。到了现代，队群和部落（如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族、非洲赤道雨林区的俾格米族、亚马孙盆地偏远处的美洲原住民和新几内亚的新几内亚人）只能退居到难以到达、落后的地区。

为何在哥伦布1492年横越大西洋之时，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形态有那么大的差异？有些族群（特别是欧亚人）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下生活，已有书写系统、金属工具、精耕农业和常驻军队。相比之下，还有很多族群看不到上述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像澳大利亚原住民、昆族、非洲的俾格米族，这些人仍然和公元前9000年的老祖宗过着一样原始的生活。我们如何解释这种惊人的地区差异？

过去很多人认为这种地区差异反映出不同族群智商、体格与职业道德的不同。现代还有不少人抱持这种看法。根据这种信念，欧洲人智商比较高、体格高大、认真进取，至于澳大利亚原住民、新几内亚人和其他现代的队群和部落则比较愚笨、原始，而且生性懒惰。其实，就上述体质差异，目前尚无可供参考的证据。如果以现代的队群和部落科技落后、政治组织简单、生活方式原始，断言这些族群智能低下、体格不良、性格低劣，可谓一种荒诞的循环论证。

反之，要解开现代世界社会形态差异之谜，我们必须从地理环境的差异着手。我们已知，粮食生产的进步（农牧业之兴）促使人口增加，形成政治集权和社会分层。然而，野生动植物能被改良或驯化，变成作物和家畜的物种实在不多。世界何其广大，只有6个很小的地区拥有这些可被改良或驯化的物种。这些地区的居民因而得以赢在起跑点，粮食生产拔得头筹，有余粮，人口逐渐增加，科技进步，进而形成国家政府的体制。正如我在以前出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一书中所论，这些差异可以解释欧洲人的势力为何得以扩张到全世界，也就是拥有住在新月沃土的地利，进而拥有最有价值且可以驯化或改良的野生动植物，至于昆族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则没有这样的优势。目前仍生活于传统社群中的居民就体质而言其实与其他现代人无异，只是居住地区可供改良或驯化的动植物种类极少，否则也能过着现代化、舒适的生活。

研究途径、原因探究与数据源

我们在前文中从人口总数、人口密度、获取食物的方式和环境角度有系统地讨论传统社群的差异。虽然我们可借此发现几个比较显著的趋势，但如果我们以为可从物质条件来预测一个社会的情况，那就错了。试以法、德两国人民的文化和政治差异为例，显然并非两国地理环境的差异造成的。以全世界环境变化的标准来看，这两国环境的差异并不明显。

学者曾采用几种研究方法来了解社会之间的差异。虽然每种研究方法都有助于了解某些差异，但难以用来解读其他现象。第一种研究方法就是前面讨论过的，从演化的角度切入，研究不同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社会之间的重要差异，以及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差不多的社会有何共同特点，或是推论一个社会在变大或变小时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变（有时则是通过直接观察得到结论）。还有一个研究方法与演化研究相关，也就是从适应学派的角度切入，认为一个社会的某些特征是不断适应的结果，使社会在一定情况（如特殊的物质条件、地理和社会环境，以及特定人口总数和人口密度）下更有效能。像是人口总数超过几千人的社会必须有领导人，另外，为了供养领导人，大型社会必须具有生产余粮的能力。我们可从这种研究方法归纳出一些结论，也可从生存条件和环境的角度来解释一个社会的变化。

第二种研究方法和前述恰恰相反，即认为每个社会都是独一无二，有特殊的历史，其文化信仰与做法大抵是独立变量，不是受环境支配的结果。在无数的例子中，我要提出的是高隆族的一个习俗。高隆族也是本书将讨论到的一个族群。这个例子非常极端、令人震撼，而且完全和当地的物质条件没有任何关联。高隆族住在新几内亚东边的新不列颠岛南部河流流域，这个地区共有几十个小规模的原住民族群。以前，如果一个高隆族男人死了，遗孀就会把她的兄弟叫来，要他们将自己勒死。因此，她不是被谋杀的，也不是族人强迫她去死。反之，这是耳濡目染的结果：所有的高隆族女人从小到大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在丈夫死后尾随而去，一旦自己成了寡妇，也就自然而然跟着走上这条黄泉路。寡妇的兄弟尽管不忍，也得完成这项庄严的任务。如果寡妇没有兄弟，则嘱托其子成全此事。她就这样认命地坐在地上，由家人将她勒死。

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认为高隆族寡妇的殉夫有益于社会，此举也无益于长远的“基因利益”。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家也看不出高隆族寡妇殉夫对环境有何帮助。她们的死并不会使新不列颠岛的南部优于北部、东部或西部。除了与高隆族为邻的森森族（Sengseng），不管在新不列颠岛还是新几内亚，我都没听过其他族群有这样的习俗。似乎高隆族寡妇这么做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质，只有在新不列颠岛的那个区域才这么做，原因已不可考，最后或许会因为社会间的物竞天择而消除（例如，新不列颠岛其他没有这种习俗的社会比高隆族具有优势），然而这种令人不解的做法还是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57年之后与外界有了接触，才在压力之下废除这样的习俗。熟悉其他社会的人都可以想出诸如此类的习俗，只是不像高隆族寡妇殉夫那么极端。这样的特质对社会没有明显的利益，甚至可能损害社会，而且显然不是当地环境造成的。

第三种了解社会差异的途径，是辨识分布范围广阔的文化信念或做法。某种文化信仰或习俗在一地流传久远，但是显然与当地环境无关。我们熟悉的例子包括几乎处处可见的一神教，以及欧洲的非声调语言。与之对照的则是信仰多神教的地区，还有像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声调语言。虽然我们对每个地区宗教和语言的根源和发展已有相当的认识，我仍不解为何声调语言在欧洲这样的环境无法流行，也不知为何中国和东南亚不是适合一神教发展的沃土。到目前为止，我还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语言与其他文化信仰及习俗的传播可能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在向外扩张的同时把文化带过去，如欧洲人向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不但使欧洲的语言外传，也在当地建立欧洲式的社会；二是一地的人主动采纳其他地区的文化信仰和习俗：如现代日本人穿西装或美国人吃寿司，但西方人并未统治过日本，美国也不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此外，有关问题的剖析，本书会不断出现两种解释，一种是近因，另一种则是远因。且让我们想象下面的情境，以了解这两种原因的区别：有对结婚20年的夫妻因婚姻濒临破裂而求助于心理治疗师。治疗师问道：“你们既然结婚20年了，为何突然想离婚？”丈夫说：“都是她造成的！她拿起一个很重的玻璃瓶痛击我的脸。我怎么能跟这种女人一起生活？”妻子承认她出手打人，这是两人婚姻破裂的“原因”（即“近因”）。然而治疗师知道无风不起浪，如果婚姻美满，应该很少会出现这样的暴力攻击事件，于是探询更深一层的原因。妻子说： “他一再出轨，我忍无可忍，才拿起玻璃瓶打他。他的外遇就是我们婚姻破裂 ‘真正的原因’（即‘远因’）。”丈夫承认他的确有外遇，但治疗师想知道为什么他会去找其他女人。如果一个男人婚姻美满，应该不会想要出轨。丈夫说：“我老婆是个冷漠、自私的女人。我和任何正常的男人一样需要爱情与慰藉，而她不能给我，我只好去找其他女人了。这就是我们婚姻破裂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这对夫妻接受长期治疗，治疗师则会深入探究妻子的成长过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她变成一个冷漠、自私的人（如丈夫的指控为真）。但就治疗师已经知道的情况，大多数的因果关系包含多个原因链，环环相扣，有些是近因，有些则是远因。我们将在本书中碰到很多这样的原因链。例如，部落战争（见第四章）的近因或许是一个部落的甲从另一个部落的乙那里偷了一头猪。但甲说，这头猪是乙欠他的（乙的表哥向甲的父亲买猪，猪到手了，却没付钱）。至于部落战争的远因则是旱灾、资源匮乏和人口压力，两个部落都没有足够的猪供给族人。

以上就是学者研究人类社会差异的几个比较普遍的方法。至于学者如何得知传统社群的情况，一般而言我们的数据源大致可分为四大类，每一类都有其优缺点。第一类是本书最重要的数据源，也就是由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家或生物学家深入传统社群探访，或和当地人共同生活，以研究某个主题。然而科学家如果要进入这样的社会，必须等到当地的原住民族群已被某个国家征服或控制之后，也就是已受“安抚教化”，才得以前往，或是该传统社群因外来传染病的传入，人数变得很少，不会攻击外人。主要是这样的社会因遭外敌或传染病的入侵，已和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

第二类来自采访当地不识字的原住民，利用口述历史重建几个世代之前的社会样貌，梳理传统社群在现代的改变。第三类和利用口述历史重建的目的相同，希望建构传统社群在现代科学家造访前的原始面貌，然而做法不同，也就是通过探险家、商人、政府派驻到当地的巡逻官和通晓当地语言的传教士等人的描述，来了解西方人和传统社群初次接触的情况。虽然这些描述或史料可能杂乱无章、数量不多，也不如科学家的田野调查报告那样严谨，但优点是这些描述呈现的是部落社会的原始面貌，而非西方势力入侵后的样子。第四类是，如果要研究没有书写系统且未与西方观察者接触过的古老社会，那就只有一个方式，也就是通过考古挖掘。我们可借此重建一个未与现代社会接触或受其影响的文化，缺点是无法探究一些细节（如人名或动机），也不一定能以考古遗址出土的文物推断当时的社会情况。

一本主题宏大的小书

本书主题希望涵盖人类文化所有层面，以及近1.1万年在地球上出现的所有族群。然而，鉴于主题庞大，如要面面俱到，此书恐将厚达2 397页——这么厚的书大概没有人想读。因此，我只能挑选一些主题和社会来讨论，以利阅读。我希望能引发读者对本书没涉及的主题和社会产生兴趣，进而阅读其他杰作。

至于本书主题，我选择了9个，分11个章节进行讨论，希望能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传统社群。其中有两个主题——面对危险与养儿育女之道，我们可参考传统社群的做法，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中。我曾深入传统社群，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就这两个层面而言，我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决定已深受那些传统社群的影响。

另外三个主题，即如何对待老年人、语言与多种语言的使用以及有益健康的生活方式，传统社群也有一些可供我们借鉴之处，不但可供个人参考，而且是我们的社会在制定政策时可借鉴的对象。至于和平解决争端这个主题，比起个人，对社会整体而言应该更具参考价值。就书中探讨的主题而言，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学习或采用另一个社会的做法并不简单。例如，你很欣赏某个传统社群养儿育女的做法，因此打算采用这一方法教育自己的孩子，你将发现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此举可谓困难重重。

至于宗教，我想没有任何人或社会因为本书的讨论而信仰某个部落的宗教。然而，我想大多数人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都曾思索宗教的问题。凡是正在思索这个问题的读者，应该有兴趣了解在人类史上宗教对不同社会的意义。最后，我们可从关于战争那两个章节了解传统社群的做法，进而明了国家这种政治体制带给我们的益处。（这个主题其实非常复杂，请勿因为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或阵地战而大动肝火，也别对战争抱有成见，认为国家战争不可能有任何益处。）

当然，本书难免遗漏许多对人类社会研究而言非常重要的主题，如艺术、认知、合作行为、烹饪、舞蹈、两性关系、亲属体系、语言对知觉和思考的影响（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文学、婚姻、音乐和性行为。我必须再度说明，本书实难呈现人类社会的全貌，只能选择几个主题来论述。

至于其他主题，请参看其他专著的讨论。至于本书所讨论的社会，同样因篇幅有限无法纳入全世界的小型传统社群。我决定把重点放在以小型农业或狩猎——采集为生的队群或部落，而非酋邦或早期的国家，因为以前的社会与我们的现代社会差距较大，对比鲜明，我们也能从中学到比较多的东西。我在书中引用的例子多来自几十个传统社群。我希望读者能以这些例子和描述建构出一个完整而细致入微的图像，以了解一个社会的不同层面如何兼容，如养儿育女之道、如何对待老年人、如何面对危险和解决争端。

有些读者也许会觉得本书的例子偏重新几内亚及邻近的太平洋岛屿。这是因为这个区域是我最熟悉的，我花最多的时间研究这个地方。另一个原因是新几内亚呈现的人类文化极其多样。全世界约有7 000种语言，新几内亚即有1 000种语言。在这里看得到最多的传统社群，即使到了现代，这些社群依然不受国家政府的管控，直到最近才受到这种现代政体的影响。新几内亚人仍过着原始、传统的生活，如狩猎——采集、航海、将低地的西米推广到高地种植，社群人数少则几十人，最多则可达20万人。同时，本书也会深入讨论其他学者对各大陆人类社会的观察。

本文编选自《昨日之前的世界》，欲求详细文本内容，请购买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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