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起火的民主制仍比任何制度更能灭火 | 《反民主》导读

《反民主：选票失能、理性失调，反思最神圣制度的狂乱与神话！》（Against Democracy），作者贾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 亚利桑那大学博士，乔治敦大学麦克唐纳商学院副教授，主要著作有：《自由简史》（合著，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10年）、《投票伦理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年）、《自由至上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劳特里奇出版社，2014年）。

◎作者：叶浩（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我们的语言可以被视为一座古老的城市：迷宫般的小街道与广场，老房与新屋都有，以及不同时期加盖的建物，外围环绕的是无数的笔直街道和整齐楼房所组成的小区。

──维根斯坦，《哲学研究》

我看到无数相似而平等的人在原地不停打转，追逐微小而庸俗的快乐来填补心灵。每个人都沉默寡言，离群索居，毫不关心他人的命运：对他们来说，子女和亲友就是全人类！他们与同胞居住一地，却对身边的人们视若无睹。

──托克维尔，《民主在美国》

二十世纪的天才哲学家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认为，一种语言如同一座古城，本身蕴含着一套价值观、一种生活方式，或说一个文化，相当大程度决定了一个人或社会的眼界、认知以及情感结构，而且其中的元素有新有旧，有的甚至会在某些时代彻底走入历史灰烬，然后在另一个时机再次以不同的姿态出现。

当然，某些字词可能远从他方，历经长久的旅行才来到这一座城市，且初来乍到时，或许蔚为流行，也或许是少数人口耳相传的稀世之珍，甚至是当权者眼中非法走私的违禁品。

政治语言亦是如此。某些过去被弃如敝屣的概念，之后却重获人们的重视，“民主”即是一例。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它包含了诸如“自由”、“平等”、“个人尊严”等核心价值，“票票等值”和“三权分立”等政治原则，以及关于“选民总是具有理性”和“绝对的权力使人腐化”等关于人性光明或幽暗面的假设。民主在过去两千五百年的人类历史当中，普遍且多半的时间是被否定的，但进入现代之后则成了一种普遍追求的政治理想。甚至，在二战过后，成了国际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或更严格地说，至少是普世人权镶嵌于内的一种政治体制。

然而，作为一种普世价值的民主，这十年来似乎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危机。虽然捍卫民主的理论仍不断有人提出，但批评民主的书却更加轻易地攻占畅销书排行榜。事实上，笔者近期走入敦南诚品时，先到政治学专柜逛了一圈，立即映入眼帘的就有《民主在退潮：民主还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吗？》《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吗？》《独裁者的进化：收编、分化、假民主》《菁英的反叛》（原书的英文标题还加上“民主的背叛”）。这些都是翻译自外文的畅销书，如果加上其他关于欧美民粹主义的著作，宣扬中国崛起、威权优于民主的各种标题，读者或许会觉得，人们对民主的不满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全球共识。不意外，本书即将加添此一印象。

接轨柏拉图“哲人王”的“知识菁英制”主张

本书作者杰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目前任教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商学院与哲学系，学术背景来自政治哲学训练，专长为民主理论与公共政策经济学，因为本书的出版而被视为政治上的菁英主义者，否定市井小民参与政治的资格，经济立场也同样是右派，支持自由市场。

今年不到四十岁的布伦南著作颇多，其书写风格幽默风趣，且擅长以比喻和故事解释复杂的哲学理论，但也好战，至今的著作多为檄文。例如，二○一一年他即出版过《投票的伦理》（The Ethics of Voting, 2011）一书，呼吁那些欠缺专业知识的人民在选举时千万别去投下神圣的一票，因为他们既配不上那一票的神圣性，且留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工作，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反而更大。隔年，他则出版了一本阐释上述他个人意识形态立场的专书《自由至上主义：所有人应该知道的事》（Libertarianism: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2012）。再过两年，他又追加了一本《何不资本主义？》（Why Not Capitalism?），直接与柯恩（G. A. Cohen, 1941-2009）互别苗头。长年任教于牛津的柯恩，堪称当代英美分析政治哲学的祭酒，亦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二○○九年出版的《何不社会主义？》（Why Not Socialism?），相当简洁扼要地捍卫了左派的政治与经济立场。布伦南则延伸了柯恩的推论逻辑，一一反驳他所有的主张。

读者手上的《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是上述几本书的总结，虽然出版于二○一六年，但稍早于英国脱欧公投，是时，川普也尚未当选美国总统。也正因如此，布伦南随后声名大噪并被支持者奉为先知，并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访问对象，声势直逼受邀去日本职棒开球的哈佛公知教授桑德尔（Michael Sandel）。

作为总结布伦南先前想法的本书，提出了以“知识菁英制”（epistocracy）取代民主制度的主张。其核心论旨是：民主制度的良序运作，需要每一位投票者都具备关于选举争议的足够的知识，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反之，真正影响人民生活（例如：税制、工时与基本工资、医疗保险给付比率）乃至国家前途的重大议题（像是移民、外交和能源政策），必须交付到知识菁英的手上才真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才安全。

毕竟，民主政治不该是让这些欠缺知识，甚至连自己的无知都意识不到的愚民来实习的情境；据此，镶嵌于民主制度的“平等”价值与“票票等值”原则，不但违背了人的天生智力与后天知识皆存在巨大差异的根本事实，强行落实的结果只会让原本可以替社会做出最好、最正确决定的少数人，丧失了投票的意愿，沦为知识菁英与无知庶民的双输局面。

欲防范这样的政治悲剧，唯有提高投票资格的门槛才行，而具体的方式就是让所有人进行相关的测验，过滤掉那些缺乏社会与科学知识的人，如此一来既能确保选举结果的品质，亦可杜绝劣币逐良币的蔓延！

如此看似简单的主张，其实包含了相当多的预设与判断，值得我们驻足推敲一番。不过，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或许有必要略述外另一个反民主并倡议知识菁英制的哲学家。这位哲人当然是古希腊大哲柏拉图。作为知识菁英制的鼻祖，他的《理想国》是批判民主的经典之作，当中的许多概念至今仍深远地影响西方的政治思考，而最重要的莫过于“治国犹如海上行船”的比喻：唯有专业技术才能胜任，具备任何其他特质（例如：取悦大部分的人、受到众人爱戴）都是不适切的考量，其道理不过像人病了就该找医生那样简单。

事实上，柏拉图还真的把安定的国家类比为健康的个人。就个人而言，根据他的理解，人的心灵或说灵魂乃底下三要素所组成：理智、激情，以及欲望。一个性格稳定的人，必然由三者其一所主导，也因此有真正适合他的工作。一个社会上，欲望主导的人必然最多，而适合他们的工作就是从事生产，并借此赚钱，毕竟，他们图的不过是享乐。激情主导的人则应该担任保家卫国的工作，且由国家供养，但不支薪，因为荣耀才是他的唯一追求，钱财只可能让他腐化。作为社会的少数族群，孩子共养、女人共享的共产制度适合他们。至于那些追求真理而衣带渐宽却始终不悔的少数中之少数，才适合担任治国的工作。一来，唯有他们懂得真理、何谓正义，以及值得打造的理想国度；二来，如此理解的他们，不仅视钱财如粪土、荣耀如浮云，更理解政治权力落入乌合之众手上的危险，大则有亡国之虞而覆巢之下无完卵，小则哲人本身的性命可能不保，正如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例子告诉我们的。

是故，唯有让握有真知灼见的哲学家掌权，成为“哲人王”（philosopher-king），视荣耀如生命的人则担任卫国士，而其他众人去拼命工作、生产以换取金钱，才是对所有人都好的分工合作。人人获取他想得以及应得的事物，当然也是个理想且正义的国度。反之，无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则是集各种弊病与不义于一身的政治体制。

实施民主的雅典城邦，让人民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将苏格拉底判处死刑，是铁铮铮的事实。这是民主留给柏拉图的创伤，也是政治哲学的起点。逃离纳粹政权来到美国的犹太哲人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甚至据此认为，政治哲学的首要大哉问乃是：懂哲学的人与不懂哲学的人，如何共存于一个社会？更抽象地说，以批判传统、质疑已知为职志的哲学，如何存在政治社群当中？

民主制度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不是吗？

重返托克维尔的病理学与约翰．密尔的政治处方

对此，布伦南的答案是肯定的。鉴于古代与现代民主的主要条件差异在于，古希腊民主城邦的公民之所以能关心公共事务，是因为家中有奴隶帮忙处理一切，但现代社会根本缺乏此一条件，根本不可能要求选民去理解每一个议题。此外，当代社会面临的政治争议，往往涉及高度专业的层面，唯有学者专家才能判断，交付缺乏知识与资讯不足的公民来投票决定，不仅危险，也不道德。

事实上，民主原本即存在的问题，在这体制逐渐成为现代世界主流，且在愈来愈高比例的人民成为选民之后，愈是剧烈。美国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1735-1826）和麦迪逊（James Madison, 1751-1836）都在建国之初即深刻意识到“多数暴力”（the violence of majority）或“多数专制”（the tyranny of majority）的问题，法国革命让此问题更加困扰政治思想家，甚至促成了新一波带着怀旧心情的保守主义，英国政治思想家伯克（Edmund Burke, 1730-1797）是其代表人物。

不过，最深入分析此一难题的，莫过于法国政治理论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他曾两度远赴新大陆考察民主制度的运作，并写就了两卷的《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1840）。据其理解，美国的民主能运作，特别受惠于底下几个文化因素：（一）资本主义让人民学会为了长期利益的投资，不短视近利；（二）雨后春笋般的公司行号崛起，让多数人学会如何为了集体利益而努力，不追求个人私利；（三）蓬勃发展的乡镇市议会，让人可以从地方政治的参与，学会如何为国家尽一己之力；（四）保守的教会生活，一来凝聚了人与人的关系，二来则因为不允许女性在公领域抛头露脸（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圣女贞德之类让人神魂颠倒的杰出女性！）所以职场上的男性能心无旁骛地工作。

托克维尔的卓越贡献在于，让人理解到一个政治体制的良序运作，不能缺少特定文化的支撑。然而，观察力敏锐的他也意识到了民主在美国存在一个隐忧，那就是大众崛起所带来的多数专制可能性。这种专制出现的时候可能比起过往的一人独裁来得可怕。一方面，人数本身取代了理性，成为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中产阶级，加剧了人们对物质享受的看重，就算不变得自私自利，也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逐渐在现代生活当中松脱，而开始追求小确幸的生活，正如本文开头的引言所说，不再关心社会国家的命运，因为“对他们来说，子女和亲友就是全人类”！

如此一来，手上握有投票权将是一件危险的事。缺乏公共意识的他们，作为选民只会投给竞选时讨好他们的政党。更糟糕的是，倘若竞选的承诺真的兑现，他们将在长期的政策喂养过程中，沦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perpetual childhood）—以中国的流行语来说，亦即“巨婴”。换言之，多数专政最后可能吊诡地让选民自己无异于威权专制国家的顺民，乃至愚民。

这是托克维尔的民主病理学。之后的就是美国历史了。布伦南诊断的民主国家，几乎就是托克维尔担忧的那一个美国。至于他所开出的处方，灵感其实取自于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密尔是公认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终身捍卫个人自由，并提出了一套“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作为回应多数专制的问题。其主要的相关制度设计包括：首先，政府必须提供从地方到中央的完整公民参政机会，促成托克维尔所观察到曾经支撑起美国民主运作的地方政治，也能在英国实现。再者，议会席次必须设置少数族群保障名额；此一创举当然是对多数暴力的直接回应，为的是让永远的少数能有替自己发声的机会。第三，逐步扩大选民占人口的比例，以普选权为最终目的；事实上，他的一八六五年国会竞选政见就包括了女性投票权，且成功当选。第四，以复数投票制度来作为补救选举品质的方式；据其构想，除了每位成年人享有一张选票之外，拥有大学学历或从事学术相关行业的公民，应当有更多的选票。

这提案并未获得普遍支持，反倒让密尔被批评为菁英主义者。然而，其实当时的牛津与剑桥大学本身就是选区，因此在学的学生不但可以返乡投票，还能在大学选区投下另一张票。这种源于大学自治传统而产生的复数票，直到一九五○年代才被废除。因此，密尔的提案并非没有事实基础。

然而，布伦南采取了比密尔更激进的方式，意图将复数票的逻辑进行到底。首先，他指出民主制度本身即内建了选举权门槛，无论是古希腊的“公民资格”（奴隶与外来移民不具备此一资格），还是现代的成年资格（例如十六岁或十八岁以上），进一步究其原因，不外是一种关于“适任”的理解；然而，他质疑：“如果你认为‘十六至十七岁的人’这个族群的知识不足以投票，那么你就必须同意低收入者、黑人也不能投票，因为这几群人的政治知识差不多。”

相较于密尔愿意让“不适任”的人也享有投票权，从实际参与当中来提升政治意识与判断能力，布伦南按此逻辑则推出另一个结果：“如果不能善用权力，就请放下权力。”按此原则的制度设计则是，不适任的人根本不该享有权力，连一张选票都不该拥有。这些人有很多能贡献社会的方法，但投票绝非其一；同理，与其想方设法让无能的政府下台，我们应更积极地让他们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这才是保护人民不受多数专制侵犯的一帖良药。

无论想治标或治本，布伦南欠我们一份病理报告

然而，布伦南告诫我们，密尔开出的根本是一帖不具疗效的偏方，因为选民必然绝大多数是无可救药地愚蠢、资讯不足、在政治上过冷或过热，持续服用政治参与，整个国家将更加病入膏肓。真正的解药是鸡尾酒疗法，除了“复数投票制”之外还要加设“选举门槛制”，以检测科学与政治知识的方法来筛选出少数的知识菁英，再加上“模拟神喻使”的加持，才算对症下药。

具体一点地说，布伦南认为民主制度底下只存在三种人：（一）追求小确幸，不管公共事务的“哈比人”；（二）沦为对政治狂热有如运动赛事，把自己个人意识形态的好恶当整个世界的成败得失，不是天天搞政党活动就是参加社运的“政治流氓”；（三）客观、理性，关心公共事务，愿意让证据说话，善于倾听与沟通的“瓦肯人”。

政治哲学家提出的民主理论，基本上都预设了瓦肯人为公民。但，根据布伦南的诊断，绝大部分的美国人若非是哈比人，就是政治流氓，要不就介于两者之间。真正的瓦肯人是凤毛麟角，而且他们对政治缺乏热情，也不见得倾向折衷。之所以如此，也是人们过去误信密尔的结果，以为政治参与可提升公民意识、增进政治判断能力，让哈比人都变成瓦肯人，但事实证明政治经济学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才是对的，民主政治只会让哈比人成为更糟糕的政治流氓；让瓦肯人跟着更提不起热情来参与政治。

布伦南做了诊断，也开了处方，并要求我们立即切除普选制度的毒瘤。不过，毕竟兹事体大，是否该贸然以身试药，也许还得再考虑一下，特别是他的知识菁英制存在底下几个疑虑。

对于民主政治的问题，布伦南做了诊断，也开了处方，并要求我们立即切除普选制度的毒瘤。不过，毕竟兹事体大，是否该贸然以身试药，也许还得再考虑一下，特别是他的知识菁英制存在底下几个疑虑。

为了进一步解释，首先，让我们重返一下柏拉图论证知识菁英制的现场。其基础当然在于他的人论，由理智、激情、欲望为元素的三合一心理结构，以及按此断定适当职业别的“哲人∕卫国士∕生产者”三种人，抑或三等人。论者可批评柏拉图对于哲人数目的预设似乎过少，因此，一个王位难以容得下所有人，那将会衍生出哲人之间又该如何决定谁来掌权的另一种政治问题。届时，也许元老院或内阁制才是解决之道。不过，这是个经验性问题，端视一个社会的实际比例与分布。但，其心理类型学与三等人分类之间的关系，却是个演绎的问题，仰赖的是一种规范性的界定，亦即两者必须相符才适当。

虽然布伦南的理论也同样以三种人的区别作为论证基础，但他的三分法其实与柏拉图的版本有两个本质上的差异。一方面，这是关于一个特定社会实际存在的公民之分类，亦即从经验事实归纳而来的结果；但他的推论方式，却把这三种人的存在视为一种系统原初设定，亦即民主制度的一种“给定”（given），没有其他可能。

这意味着两个论证方法上的问题。第一，即这穷尽了美国的民主公民种类，其分类和以此为基础的论证，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国家，甚至另一个时代的美国，例如托克维尔考察的那一个美国；换言之，经验证据显示民主公民不只布伦南设想的三种，他的论述立即陷入危机。第二，就方法论意义而言，若布伦南的三分法并非穷尽了公民种类，其论证方式的属性就不同于柏拉图那种逻辑推演，然而，他却把熊彼得的说法视为一种逻辑必然进行推论。这不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混淆，亦即把“因果关系”当作“逻辑必然”，更重要的是，人为何会变成哈比人、哈比人如何变成政治流氓，可能存在另一种并非民主制度导致的原因。

事实上，托克维尔笔下描绘的那种追求小确幸的公民，的确符合布伦南所谓的“哈比人”，但这也刚好凸显了第二个问题，因为，根据托克维尔的理解，这是原本让民主能良序运作的公民之堕落结果。所以，哈比人并非民主制度的系统预设，而是堕落的结果，而且造成这结果的并非“政治参与”，而是布伦南本人支持的“资本主义”。换言之，布伦南把哈比人、政治流氓、瓦肯人当作民主的原初设定，却未曾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会成为这几种人，以及形成的原因，并且主张人只能从哈比人变成政治流氓，不会提升为瓦肯人。但是，我们真正该追究的，或许是什么原因导致原本的公民变种，又如何变种为哈比人！

无论如何，布伦南只有关于民主制度病征的描述，尚欠我们一份病理学报告。关于人何以变种的因果关系解释才是关键。哈比人可能是公民的变种，政治流氓的养成也可能有民主参与之外的因素介入。更重要的是，如果托克维尔的担忧是对的，那我们真正该对症下药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如何从着眼于未来更大利益的投资，成了追求短视近利的投机，导致原本支撑民主的条件“缓慢”丧失，让政府必须忙于奔命，为了绩效而放弃长远的政策。

当然，或许民主的任期制度本身，让政治人物为了连任必须在两三年内端出政绩的状况变本加厉，因此与从投资堕落成投机的资本主义相辅相成，彼此互为因果亦有可能。不过，这至少还要进一步深究才能确认。

事实上，布伦南捍卫资本主义不遗余力，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知识菁英制方案亦即一种追求“速度”的展现。避开繁琐缓慢的民主程序，还有那些永远长不大的巨婴或成天吵吵闹闹要糖吃的公民，其实为的就是迅速解决问题，而这也正是他对政治的工具性想像。

知识菁英制的政治想像与历史意义

布伦南似乎认为所有人都接受他对“政治”的根本想像，所以不需要提供一份民主病理报告，甚至连病理学研究都不需要。政治之事，不外乎为了提升经济发展，让资本主义更好地运作，尽可能避免市场失灵，并试图解决那些不完美运作时产生的副作用，或者说，解决令人讨厌的“负外部性”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

然而，民主政治却内建了一个令人悲哀的制度性缺失，亦即将政治权力分散给每一个人，并美其名曰“票票等值”，为了彰显“平等”的价值。但是，鉴于任何人口结构的智力分布都呈金字塔型，具有思辨能力的聪明人必然是少数，这种制度设计除了确保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意见必定胜出之外，也等同让“人数”，而非“理性”或正确意见来决定结果，肯定有多数的人必然会做出糟糕的决定。

布伦南相当清楚，弥尔对民主的支持不仅仅寄望于该制度的功能，也在于这制度本身能彰显的内在价值，例如：“平等”、“自主”，以及“个人尊严”等。是故，即使愚蠢的大众进步缓慢，我们也应该满足于这些价值的彰显，把民主当作一种必要的政治实习。对此，布伦南直言，政治的存在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去追求那些过程当中所彰显的“平等”、“尊严”、“个人自主”等虚无飘渺的所谓“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根本不具实质意义。

“政治并非诗歌”于是成了他的响亮口号。政治决定可能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需要的是硬道理，绝不可与旨在表达特定价值的艺术相提并论。布伦南以弥尔的知识菁英制作为出发起点，最后却在终点彻底反对了民主制度本身。他有意识地选择站在柏拉图那方反对民主，而非把复数票制当作弥补民主或过渡性的权宜之计。民主政治本身既造就不了适合的公民，执意实行的结果也不会让人向上提升，反而更加向下沉沦。那是一种绝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唯一的出路是彻底实行知识菁英制。

不仅如此，他认为同样也必须扫进历史垃圾桶的，还有那些美国政治科学家长年宣称的各种民主相关理论，例如关于“选民理性”的假设，高举集体智慧的“集体奇迹定理”或“孔多赛陪审团定理”，乃至关于制度性相对优势的种种宣称。这些都不过是站不住脚的神话、伪科学，或根本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布伦南的回应很简单：“三个臭皮匠有时候胜过一个诸葛亮，但是所有臭皮匠凑在一起，未必每次都能胜过一小群诸葛亮。”与其选择一堆臭皮匠来期待他们发挥奇迹，何不干脆让少数的诸葛亮来决定？

对此，英国当红的剑桥大学政治理论家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刚刚出版的《民主会怎么结束》（How Democracy Ends）当中质疑：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筛选出那一群诸葛亮呢？又或者说，谁能出选民资格考的题目？又是谁来评分？布伦南的方案不过把真正的争议，从台面上挪到台面下；或更精确地说，从政治的舞台移到幕后。朗西曼调侃道，任教于大学的布伦南想当然耳会对号入座，但他必须知道考试也不一定能测出学生的真正水准。此外，这位反民主的教授在援引经验证据的时候，似乎也犯了偏见，所以他的故事只说了一半而已。例如，根据美国政治科学家赖瑞．巴特斯（Larry Bartels）和克里斯多夫．亚申（Christopher Achen）在二○一六年出版的《现实主义者的民主制度》（Democracy for Realists）一书，经验证据显示，受过非常高等教育的人，在道德与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绝不比一般人少。

姑且不提加入纳粹并对汉娜．鄂兰始乱终弃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没有一个冷战时期位高权重的美国国际关系专家，预测到苏联会瓦解、柏林围墙会倒塌。急着宣称“历史终结”的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即使被历史活过来反咬一口，也同样没事，戴上新的眼镜继续兜售他的预言。至于二○○七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次年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何尝不是常春藤名校毕业的华尔街专家设想出来的金融商品所引发的蝴蝶效应。也许比较令人尴尬的是，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随后曾当面问一群伦敦政经学院的专家：“为何没人事先想到会发生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朗西曼也指出，布伦南视为灵丹妙药的“模拟神喻使”其实不过是饮鸩止渴。“神喻使”是知识菁英想像的极致，一种高过所有人智慧总和的化身。实际执行上，仰赖的是长期追踪所有选民的习性与偏好，然后以大数据加上人工智慧方式，得出最明智那个族群的真正偏好是什么，并据此做出最适当的决策。朗西曼反驳说，这根本是技术在治国而非知识菁英，至于长期追踪也不过是从过去来认识我们，而非现在，就算成功，也只是让我们活在以前的框架里。这也等同剥夺了我们改变想法的权利，甚至沦为人工智慧的奴隶。

朗西曼强调，民主擅长的并不在于提出绝佳的方案，而是避免最糟的情况；反之，意图提出最好方案的知识菁英制，却不可能每次都对，而且一旦出错，代价之大不一定让人承受得起。正如他以托克维尔的口吻说道，民主虽然容易着火，但也比任何制度更能灭火！更重要的是，当弥尔提出复数票选制的时候，普选权尚未成为事实，因此具有进步的意义，且作为一种过渡性权宜之计，为的是替日后的普选权铺路；但布伦南走的却是回头路，意图从大多数人的手上拿走选票。其意义大抵等同告诉他们：孺子不可教也，因此你不准替自己发声，我们也不打算倾听！

结语：《反民主》对新兴民主国家的几点“政治”启示

朗西曼的最后一点值得我们深思。近年来，我们的社会也出现了怀念威权时代的现象，学者间也不乏批评民主的声音，甚至有民主误国的言论来自于学术界云端的高思，指责民主政治误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亦有高举理性、客观、中立等价值的政治科学家强调，身处中国与美国两大强权底下的台湾，若没有能力在中间保持平衡，必须做出依附中国的选择，毕竟两地血缘、文化相同，地缘上也相近，而这也是经济上的唯一出路。朗西曼的论点提醒了我们，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必须兼具历史与现实感。

建构政治理论的时候可以抽象。毕竟“价值”概念本身必须在抽象层次上才能分析清楚，而“原则”这种东西在性质上即是一种跨案例的通则。但是，当我们在思考如何落实价值、如何运用原则的时候，不得不回到具体脉络，否则将可能是生搬硬套，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反效果。这种问题最容易发生在“体制”理论的层次上。因为比抽象价值、原则更加具体、跨脉络的应用时，等同全面性的制度移植，而移植时必然会冲击到在地既存的各种制度与文化。

事实上，托克维尔的洞见也出自于对脉络的在意。对他而言，民主制度的运作不可能单凭制度己身，而须仰赖包括在地人们的认知、价值观、政治传统乃至整套思维习惯的“文化”才能运作良好。然而，强调自己客观务实的布伦南，却忽略此一向度的考量，因此才将所有的政治缺失归咎于“民主”，而不进一步思索是否原先支撑着民主的文化出了问题。

捍卫资本主义的他，更是忘了自由放任市场本身对政治促成的期待，以及造成的伤害。同样是主张知识菁英制的柏拉图在这一点上比他更加务实。他在《理想国》当中提出卫国士之间可实施共产制度的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防范措施—隔居，让国家供养的卫国士们避免接触追求金钱的生产者，其理由不外是：适合生产者们的文化，若运用于卫国士们后果将不可设想，反之亦然。例如，生产者如果转向追求荣耀，试图制造出一双绝世好鞋时，那他可能就荒废了产业；而卫国士如果开始追求金钱，早晚会卖国。更重要的是，柏拉图这想法不仅仅是务实，而是深刻理解到，适合一个领域的内在逻辑不能随意套用在另一个领域。

然而，这正是包括布伦南在内的资本主义支持者所忽视的，对他们来说，市场逻辑当然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生活领域，包括政治；因此，政治不外是经济发展，而知识菁英也必须熟知经济学知识。或许，他在呼吁唯有知识菁英才能参与政治时，潜台词是：“像我这样的人才行！”但，也许民主的问题就出在他这种想法之上—正如托克维尔的担忧。

另一方面，即使看似经济的议题也并非真的有一个标准答案可循，因为那涉及了许多不同的价值选择，例如发展核能即包括了环境与经济的选择，亦即风险的考量。没有哪一群专家可替社会全体成员做选择或排序，更别说替所有人承担或分配风险。

无论如何，正如在十九世纪清朝倡议“君主立宪”，可能意在限制皇帝权力，但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或许是一种替当权者扩权的政治修辞。脉络至关重要，因为那决定了意图引进的新制度的真正意义。同理，当我们在思索其置于台湾脉络的政治意涵时，也应当不要忘记：知识菁英制对于长久实施民主的国家的政治意义，不同于新兴民主国家的脉络；前者意图从习惯民主，甚至认为此乃天经地义的制度之人民手上拿回选票，但对刚从威权体制转型成民主的国家而言，则是一种回归，是威权体制的复辟。犹记维根斯坦关于语言的“古城”比喻，同一个字词在不同脉络之下有不同意义；民主在西方可是老房子，但在我们的社会刚开始是违章建筑，现在算是刚盖的新房，根基甚至还不太稳固。

值得一提的是，历经了英国脱欧公投并感到无奈的朗西曼，仍然对民主保持乐观，且认为西方国家人民仍普遍对此制度深具信心，毕竟，他们相信民主本来就如同邱吉尔所说，是一种“其他所有试过的制度之外，最糟糕的制度”—虽不理想、达不到最好，但却可行，且能避免最大的政治灾难；虽然长久走来必然跌跌撞撞，但总能找到出路。因此，朗西曼断定，即使布伦南自认知识菁英制提案深具进步意义，他终究说服不了理解民主意义的西方人民。

然而，对于新兴民主国家而言，这提案却对某些人具有独特的说服力。首先是那些成长于党国教育，本来就习惯威权的人—包括那些从中崛起的知识菁英。他们在威权时代就相当价值“中立”，特别是对于人权迫害的政府作为保持中立，也具有识时务的“客观”。自始至终，他们不曾拥抱过民主价值。

这并不一定是个道德问题，而是特定的政治想像使然，相信“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正如布伦南也相信如此—他们只是对号入座，当自己是那个“管理”众人的菁英罢了。威权体制国家的政府擅长灌输这种政治想像，让人民相信政治是他们没能力参与的事，唯有知识菁英才有资格，这当然也是托克维尔意义下制度与文化精神的相应。然而，正如帝制需要奴才来配合，虽然威权体制需要唯唯诺诺的顺民才能运作，但民主制度不能仰赖顺民与奴才。相反地，这种不完美个制度仰赖的是人们对其功能的较低期待。

正如布伦南高举的熊彼得在其一九四二年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所说：民主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让人民可以决定接受或拒绝统治者是谁的方法，其主要功能是一种政治决定的达成—其他更高的期待，都是多余。看重政治工具价值且高举熊彼得的布伦南，似乎事先把民主的功能抬得太高，然后才指着这种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不可能跨越。降低对民主的期待，让它回归作为一种歧见的解决方式而非确立真理，甚至期待民主投票能选出圣人当明君，一如柏拉图想像的哲学王，根本不符合其本质。对一个政治理论家而言，这可能是意图接轨柏拉图传统的想像；对于新兴民主国家的人民而言，则或许是一种对威权时代的怀念；对许多未曾经历过那时代的人而言，甚至其实是一种缺乏真实记忆作为基础的怀旧。

前文提及，政治哲学始于苏格拉底之死带给柏拉图的创伤，因此，柏拉图惧怕民众并试图不让他们参与政治。然而，根据鄂兰的理解，在广场上逢人便问“正义”为何的苏格拉底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以行动实践了真正的“思考”，借由问答来一方面拓展对于正义的认识，一方面借真诚的对话来彼此确认对方的真实想法，从而进行真正的自我反思，而非抽象地假想或不痛不痒的语言游戏。对她来说，哲学本来即始于人们对自然界的惊奇，但柏拉图开启的那种追求单一抽象真理的政治哲学传统，却根本是被苏格拉底之死吓傻才误入歧途的结果，彻底背离了苏格拉底以生命来展示、体现于真正对话，将自己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那一个生命真相摊开来让他们也能看见，从而扩展自己的心智，并认识到同一议题的另一个面向的实践哲学。

姑且不论鄂兰或施特劳斯对这一段古希腊思想史的理解何者正确，政治可以是另一种想像：让所有人自由且平等地彼此争辩，各自诉说世界对自己展现的独特样貌，用心倾听且试图说服对方，毕竟：

实践自己信念时，能够止于相对正当性但又坚定不移地捍卫，是一个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所在。

这也是熊彼得的话，且同样来自上述一九四二年的著作，而且也是布伦南援引熊彼得说法的那本书。

止于相对正当性的意义在于，当他们尚未同意的时候，我们不能假装他们已经同意，或假设他们如果跟自己一样聪明、一样中立、理性、客观的话，一定会同意我的想法。或许，这一句话比威权主义者也乐意接受并对号入座的知识菁英制，更适合我们！

本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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