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 | 隐蔽的历史：发掘欧洲近代国家科层制的演变背景

周雪光，1959年生，山东淄博人。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

1982年复旦大学本科毕业；1981年参加南开大学社会学班培训；1991年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周教授长期从事组织社会学和社会分层领域的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组织社会学十讲》（2003）、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2004），合著有The Dynamics of Rules: Change in Written Organizational Codes（2000）。

最早知道这本书是因为孔飞力《叫魂》中提及，找来读过，最近因为研究和备课需要再读。主题为追溯普鲁士帝国在十七至十九世纪初从君主专制（dynastic absolutism）走向科层专制(bureaucratic absolutism)的历史过程。这本书为解读这段历史的重要著作。作者是德国纳粹时期逃亡到美国的犹太裔史学家，长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本书讨论的这段历史恰恰是韦伯在20世纪前后提出科层制组织形态（bureaucracy）所依据的主要历史背景，为解读韦伯的科层制理想模型提供了鲜活的经验基础，也因此带来了新的感悟，略记于此。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by Hans Rosenberg (Boston: Beacon Press, 1958)

一

作者把这段历史放进了欧洲近代国家（the modern state)演变的大历史进程中审视讨论，主要是依据已有史学研究进行了新的整合和解读。前些年在政治学领域曾出现了关于近代国家（the modern state）兴起的一轮热潮。但研究发现没有超出本书依据1950年代史学研究成果呈现的大脉络。大致说来，西欧近代国家历史演变的基本过程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近代国家架构是在西欧君主家产制基础上演变而来。作者在导言中（p.2）特意指出，近代国家的兴起不同于中国古老的官僚制组织。12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展，军事竞争压力，赋税和行政事务繁多促进了西欧各国王室权力，打破封建庄园格局，将贵族转变为家臣，服务于王室，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君主专制制度，进入了西欧“专制国家”时期。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科层组织形态逐渐成熟，分门别类的部门机构，日渐扩大的领域边界，注重程序的规则。随着行政国家的扩展，职业化官员自主性发展，逐渐独立于王室，从家臣（patrimonial bureaucrats)转变为公务官员(civil servants)，从王室私域转变为国家公域，从为王室服务转变为代表“公共”利益，私域与公域界限逐渐明朗起来。科层组织的规则起初用于制约贵族官员，逐渐转变为对王室任意专断权的限制。

第三，这里所指的公共利益随着不同时间和历史过程而异；各国具体路径和特点也颇有不同。在普鲁士，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前后，带有其特定的历史色彩。这本书的主题即是追溯普鲁士这一历史演变过程。

二

在普鲁士历史上，近代国家起源于君主专制国家。与西欧其他国家（英、法）类似，普鲁士在中世纪后期以来经历了君主集权过程，即君主逐渐摆脱各种自然法、封建割据、以及各特权群体的约束，走向了大权独揽的政治舞台，特别体现在军事和财政能力上。韦伯将国家定义为拥有“暴力的合法垄断权力”即是针对这一特征而言。有趣的是，君主专制是建立在翻版的罗马帝国专制主义传统之上（p. 12）。

强大的国家建立在日益庞大精细的科层组织和专业官员之上。王室服务的家臣与公共领域中的官员的各自身份分化明朗，渐行渐远。组织机构分工、人事制度的建立和成熟逐渐获得了独立于王室的自主性，成为近代国家组织形态的雏形。

近代国家的科层组织在普鲁士的进展，反映了其特有的历史轨迹。在17-18世纪的历史演变中，大权在握的职业行政官员、“非政治性的军官”、以及拥有土地权的Junkers经过争斗和妥协，成功地限制了王室的任意专断权（arbitrary power)，使其成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囚犯（p.23），走向科层专制制度。 

普奥战争（Austro-Prussian War）

普鲁士历史上从君主专制向科层专制转化的前奏，来自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新思想观念和拿破仑入侵诱发的制度变迁。然而，作者指出，与法国大革命中第三阶层“平民”打破旧制度的结局不同，在普鲁士，新兴制度来自自上而下的过程，发生在上层群体—王室专制、科层组织力量、土地拥有者的贵族—间的内部争斗和妥协。结果不是取消“特权”，而是实现了特权获得的“民主化”，即开放了获取特权的途径，不是靠代际身份继承地位，而是通过才干获得地位。这些方面与韦伯指出的等级制度和职业训练和职业生涯特点关联密切。

三

在社会科学观念史上，韦伯在20世纪初最早提出并阐释了“科层组织”（bureaucracy）这一组织形态。我们看到，在从君主专制到科层专制的过程中，一方面，行政组织理性化，即表现出韦伯所讨论的科层制组织的一系列特点；另一方面，官员阶层与持有土地的贵族达成妥协，产生了多中心治理体制，即各种不同的治理机制（国家机构与地方性权力）共生并存，各自发挥作用，这是当代德国社团主义（corporatism）鲜明特征的历史根基。已有的众多研究表明，中国官僚体制演变体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历史进程（例如，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韦伯的“理想模型”范式（ideal type)强调了科层组织形态抽象而来的基本特征，即等级制度、文本主义的规章制度、专业化训练与职业生涯，特别放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带来的效率、准时、准确等运作特点的经济制度背景下。但这一范式取向将鲜活具体的历史内容和实际过程隐而不现，对这些特定的历史轨迹和随之而来的地方性特点没有涉及。

然而，现实常常体现了历史渊源的回声和挣脱不得的无奈。这一点对理解科层组织（官僚组织）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运作特点尤为重要。

长话短说，中国历史上的官僚体制与韦伯笔下的西欧近代国家科层组织有着两个大相径庭的历史演变轨迹，也因此带来了各自鲜明的特点。尽管在当代社会中，两者在形式上有着高度的相似和重合之处，但更多的情形下可以说是貌似神离，形同实异。

我以为，任何关于官僚体制的比较分析和借鉴，任何不同文化下科层组织研究成果的解读，都需要以此为起点，并建立在对这一点的充分认识之上。

本文来源于周雪光教授的微博，经过周教授许可转载，标题为编者所加，不当之处请周教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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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大历史观 • 数目字管理 • 官僚体制

作者|周雪光

前些日子，因研究再次择要阅读黄仁宇著作。在他的自传《黄河青山》页面上，不经意间读到他出生于1918年，猛然想到今年是黄仁宇先生诞辰100周年。这些年来，他的著作伴随着我的学术思考和成长，自己的若干学术想法是在与他的冥冥对话中发展起来的。故做此文纪念之。

一

还记得2006年前后阅读《万历十五年》时的震动。在第一章开始不久，黄仁宇这样写道：

“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p. 3）

那时我从事田野研究已有一两个年头，在乡镇农村接触到基层官员活动，耳濡目染，对官僚体制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各种观察和一大堆困惑，感受千头万绪，伸手欲触却不及，犹如在一个漆黑的房间摸索了很长时间，苦于看不到整体。黄仁宇生动叙述的文字间不时插入的议论感叹，犹如这个黑屋中突然透出几缕光亮，让我一下子瞥见了这些情景事件的轮廓和它们间的关联，看到了一个大的脉络，随之连缀起一长串的镜头、观察和思考。

给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是作者对中国官僚体制鞭辟入里的分析。我大致同意作者自己的评价：“就一本书的篇幅而言，《万历十五年》可能是对官僚管理制度最无情的批评。”（《黄河青山》, p. 85）当然，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篇幅更为精炼，批判也更为集中尖锐，但那是社会科学分析的著作，着重于不同的侧面，与黄仁宇的史学风格不可简单地加以比较。

然而，这正是我想强调的一点：黄仁宇几乎从未使用过社会科学的分析概念，似乎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并不熟悉，但他的文字中处处透露出社会科学的眼光、视角和分析性。正是这一视角使得他在史料的片段缝隙间看到了大历史的脉络，进而强调从整体上、长时段来认识解读中国历史现象。这与史学界通常的断代或专题的研究风格迥然有别，眼界不同，让我们看到引人入胜的另外一片风光。我在阅读《万历十五年》时曾多次感叹，如果有心提炼概括，这本书每一章涉及的主题、概念和内容，都可以写出一篇高质量的社会科学论文，而且无需大动干戈地增补新的要素。当然，这种社会科学论文的效果一定远逊于黄仁宇的文笔。

黄仁宇的写作风格令人印象深刻。有些评论强调其文学性的叙事走向通俗化、普及化，有助于史学研究的传播。我却以为，他的叙事文字实在是说理的载体；他试图借用生动的叙事道出多年的感悟和道理，所谓“特有所寓而言也”。这种宽放生动、夹叙夹议的文笔提供了思想驰骋的天地。只言片语议论的点睛之笔，恰好点到为止，给人广阔的想象空间，有引而不发跃欲之的效果。

不妨将《万历十五年》与史学家李开元的《秦崩》做一比较。前者给人更多宏观层面着眼、社会科学分析性的侧面，而后者更贴近史学背景，微观着眼，连缀史料，更多表现出描述细致、语言生动和情节引人入胜的文学性色彩。两位史学家文风相似，但在实际问题上的着眼点和开掘方向上很是不同，各领风骚，反映了各自的知识结构和兴趣所在。

二

这些年来读到学人关于黄仁宇作品的各种讨论评价，褒贬誉毁不一，正面的如李开元谈及，黄仁宇著作影响了他自己的学术追求；也读到关于黄仁宇研究工作的种种非议，如资料上的“疏漏”，文本上的“误读”，等等。黄仁宇自己也承认，资料的精细整理工作不是他的特长。

黄仁宇作品的最大贡献，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并用生动形象的文笔来有效地传递给读者。他的视角帮助读者跳出构建固化已久的思维习惯和话语体系，从大历史维度来冷眼旁观历史上官僚体制中的林林总总的现象，让我们看到一些以前不曾看到的、或不曾引起如此共鸣的侧面，从而得到新的启迪和感悟。

从社会科学角度来阅读黄仁宇作品，恰恰扬其长避其短，更好地彰显了这些作品的意义。社会科学与史学研究方法有着不同特点。史学研究强调史料的最大化占有，把握准确，考据缜密，一锤定音。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工作，永远都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作品。其作品无论是在资料上，在理论逻辑上，在应用边界上，都有待进一步检验，有待进一步修正。因此，某一研究阶段上的资料不足和“疏漏”是可以包容的遗憾。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黄仁宇的作品在史学界颇有非议，但在史学界外有着广泛影响。

黄仁宇作品启发了我的思考；我的思考又引发了黄仁宇的几个重要观点的异议。其一，黄仁宇在其作品中反复强调“数目字管理”不力是导致传统中国治理无能为力的核心所在。据此，他以为高度组织起来的新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满清官廷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性，这是蒋介石政府做无法做到的。”这些陈述均是事实，其解读评估也不无道理。但黄仁宇没有注意到的是，治理技术和组织能力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其代价：支撑数目字管理背后的组织一元化，可能会加深和激化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这一基本矛盾，诱发国家治理理性化发展的新的困难和挑战。

其二，黄仁宇感叹中国社会上下层组织关联松散不力的“潜水艇三明治”结构。但他的作品同时展现了皇帝多年不理朝，而国家机器运转如常的现象。这些不同侧面无意间描绘出一个“黄仁宇悖论”：一方面，上下层组织联系不力，另一方面，政治秩序坚韧稳定。这一现象似乎不能依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所言，简单归于“获天助也”的缘由。以我所见，黄仁宇忽视了中国历史上导致组织松散关联的其他要素，特别是观念一体化的制度基础。这是一个有待开掘的课题。

国人通常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将帝国败絮其中的窘境袒露于世，自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和反思传统文化的近代思潮。黄仁宇自称，他的《万历十五年》将帝国隐患的危机问题提前了250年，从1840年提前到1587年（即晚明的万历王朝）。这个时间尺度是什么意义？想象一下，鸦片战争距今天才不过178年之遥。

黄仁宇作品的意义，主要不在于他讲对了什么，而在于他的独到视角激发起我们的思考和想象。

三

黄仁宇作品让我尤有兴趣的另一缘故，是作者袒露自己的身世经历，从戎马军旅生涯，到美国读研教书，与美国汉学家的艰辛交往，与李约瑟的剑桥合作，到后来被无辜解雇的遭遇等等，以及作者在人生旅途上的心理活动和反思。这些生命和心理历程的脚印为我们解读他的作品和情怀提供了一系列坐标，成为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极好标本。这也使得读者有可能与作者进行心灵交流，这一点是解读学术作品可遇不可求的机遇，尤为珍贵。

黄仁宇目睹体验了民国时期社会松散和山河破碎的局面，经历了弃笔从戎的抗战过程，在异国他乡读研任教形成了他的知识结构。由此而来的切肤之感和思考，浸入当代史党派之争又超越之，给了他别具一格的眼界和感悟。诸多的洞见，如海滩上闪亮的贝壳，在黄仁宇作品中俯拾即是。不妨随手摘录几则。黄仁宇观察道，中国历史上的税制不只是经济制度，更是一种文化制度；帝国官僚体制惯于以意识形态的种种手段来弥补技术不足，如道德治国，等等。他注意到：“明朝或清朝政府都没有货币工具，政府不鼓励管理不到的经济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几乎等于压抑国家经济中较前进的部门，以便和较落后的部门同步。一致性可以降低区域间的不平衡。…… 这个体制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和外国的接触必须小心过滤，以免破坏微妙的平衡。” 也正是这一眼界让他发出如此感叹： “在没有议会制度的情况下，五四运动要求开庭时，双方进行延长[漫长？]的武装辩论。”

以我所见，黄仁宇在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给他的大历史史观打下了深深烙印。他反复强调的传统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技术能力的观点，可以说是他观察到的中国社会一盘散沙和官僚体制运转固滞状况的历史回响。再如，《万历十五年》中“戚继光”一章表现出对政治与军事、将与士、国家与军人间关系的精微体会、知识准备和独到领悟，这无疑得益于作者军旅生涯的观察思考，而不是从书本上习而得之。

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中的两则故事尤其令我心动。其一是他谈及建立自己的中国史观的感受：

“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起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 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p. 118）

这段话里提及诸多要素：中国文化的深厚背景包括语言训练；不同角度下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和反省；长时间异乡文化浸染中潜移默化而来的感悟；我再加上最为重要的一点：一颗不停思索和质疑的心灵。在一一掂量了这些要素后，我也可以放心地说：对于黄仁宇的这段话，以及他谈及的阅读、对话和事件经历，“我懂了”。

另外一则故事。黄仁宇在回忆录中提及他在读研期间的思想转变，“接受命运预定说的同时，我也甩掉了中国文化要求集体化的最后一丝负担，开始独立思考，就像在四百五十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间，怀着同样信念的人也采取相同的做法。”（p. 232）这段话引起我的共鸣，让我想起自己在读研期间的类似经历。在研一结束时，因为新获得的知识与以前接受的理论观念、思维模式发生激烈冲突，苦苦思索欲罢不能，索性利用随后的一个暑假，阅读各种书籍，写了几万字的读书笔记来理清思想，说服自己。当我最后放弃了旧的思维定势、接受新的worldview后，真有沐浴春风、脱胎换骨之感，从此在学术旅途上找到了自我，一直走下去，未曾驻脚踌躇、回首反顾。

仅以此小文纪念黄仁宇先生百年诞辰，感谢他的作品对我学术思考的影响，感谢他的作品提供了一次心灵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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