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 | 迟到的理解——顾准身后

朱学勤，1952年出生于上海，中国当代学者，自由主义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顾准遗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海内外产生相当影响。人们痛惜顾准去世太早，得到理解太晚，这样的思想史悲剧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却不该再发生了。为此，本文作者走访了顾准六弟、《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编辑者──陈敏之先生。现根据陈敏之先生回忆，介绍顾准先生蒙冤受难以及晚年临终的情况，以回应知识界、思想界对这位已故思想家的怀念。 
　　顾准早期在中共党内命运多蹇。抗战前后，他在上海领导职委工作，因与领导意见相左，即遭批判。１９４９年后任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终因刚直不阿，言行殊异，连遭厄运，而且一次比一次深重，再也没有抬起头来。 
　　第一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５２年。当时，党内在税收具体作法上发生分歧。来自北京方面的指示是，发动工商联成员民主评议。顾准则认为，这一作法可能引起很不公平的后果，应该利用上海民族资本企业帐册俱全这一现代条件，通过“查账征税”的办法，完成税收任务。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８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赫然刊出顾准“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 
　　之后，顾准即被撤销一切职务，调离上海。 
　　第二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５７年。当时，顾准随中国科学院组团赴黑龙江，勘察中苏边境水利资源。顾准为维护中方主权，抵制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触犯时忌。人未返京，一份反动言论集已整理在案。公开见报的罪名是这样一句话：“现在，让老和尚出来认错已晚了。”顾准抵京，立刻被扣上右派帽子，新账、老账一起算，反复批斗。 
　　第三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６５年。顾准有一外甥，时在清华大学念水利，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在学校清理思想运动中，这个研究会的头头主动坦白交待，引起康生注意。康生意欲从顾准下手，顺藤摸瓜，把同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孙冶方、张闻天编织在一起，打成有组织的反党集团。隔离四个多月的严厉审查，证明在组织上毫无瓜葛，顾准却因此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全国范围内，如此两次戴上右派帽子者，实属罕见。 
　　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候下，顾准上述遭遇，势必祸及妻子儿女。子女出于对父亲的不理解，与之疏远，乃至断绝关系，不难理解。１９６６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顾准开始了他忧愤满怀的十年研究计划。但是，他内心却割不断对家庭子女的钟情。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苦熬心力，译述两大本着作，部分原因即为了挣点稿费，借以改善家庭经济。１９６９年那么艰困的条件下，他还是买了一只表，准备送给长女；同是在这一时期，他另外准备了一套被褥，打算有一天孩子们会去看他时能用上。离家分居时，他什么也没带出，后来思念心切，从陈敏之处收集子女的照片，一一粘贴在照相簿中。１９７２年从河南干校回北京，他探询到子女地址，曾写信要求会见，信中说，“现在还谈不上我对你们尽什么责任，不过，我积存了一些钱（补发的生活费）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信中所附，是他刚回北京后拍的八张半身照片，并特别说明，如果子女和亲属中谁看到了想要，可以给他。此外，还有一张他在艰难岁月中节省下来的油票。 
　　１９７４年９月，陈敏之赴京，与顾准相处了半个月。顾准劝陈敏之，勿为时势所动，从头研究西方史、中国史，并商定了京沪两地的通信讨论方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辑录的顾准思想，就是后来两地通信答疑的结果。在那次会见中，顾准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对子女的思念之情。陈敏之劝他，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似乎同意了这个结论。有一次，他们一起坐在紫竹院湖畔的长椅上，周围异常寂静。顾准情绪激动，长叹一声说：“这个问题，在我总算解决了。”其实，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深埋在心底而已。他心中蕴藏舔犊之情，随时都会迸发出来。后来病危临终，他对七弟反复说：“我想他们，想得好苦呵，想得好苦呵！” 
　　另一方面，顾准又是个孝子。他虽年届六十，却始终经常牵记九十高龄的老母。从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顾准即肩负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几十年来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相依为命。１９６５年，顾准处境恶化，不得不将母亲迁至太原三妹处。１９６６年，母亲随三妹一家迁来北京，住处与顾准相去不远。终因形势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终未能见面。 
　　不能见面的原因并不复杂。顾准妹夫当时正任部级官员，为避免对他有所影响，顾准和母亲只能回避。１９７２年前后，母亲曾提出想见见顾准，遭委婉拒绝。年底，陈敏之赴京，也曾设想安排母子见面，亦未如愿。离京前，陈敏之与其妹只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立即通知顾准，让母子在医院见面。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初，顾准咯血不止，先于母亲住进了医院。１１月１６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达病床，顾准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时间了。母亲闻讯后提出，要到医院去：“已经十年不见，想去见见。我本来想在我病倒的时候，让老五（指顾准）来服侍我，想不到他现在竟要先我而去了。”老人是噙着泪水说这番话的。噙忍十年的泪水，再也忍不住，默默流淌下来。 
　　老人态度很坚决。路远，可以找出租汽车；楼高，有电梯、手推车。最后还是陈敏之劝阻了母亲，不料却因此造成陈敏之的终生悔恨──母子十年生离，临终死别，顾准走在了母亲前面，还是未能相见！陈敏之当时深虑母子见面一恸，会产生更大的悲剧，故而加以劝阻。事后证明，他由此造成的愧疚却再也不能弥补了。 
　　顾准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陈敏之为疏通其子女对父亲一生的理解，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９日，曾给顾准长女、长子写有一信。此信在当时顾准尚未摘帽，政治气候尚未解冻的氛围中，需要一些胆识。即使在今天，亦可一读： “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这样的先驱者，但是据我所了解，我敢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上一点不理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来，他不过是在探索着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作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端，那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 
　　在家庭关系上，他深深地爱着你们的妈妈。自从你们的妈妈不幸去世以后，他又把全部爱情倾注在你们身上。我相信，这一点，你们是会感觉到的。这一次，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们兄妹五人都见见面。他还问我：如果他这次不幸死去的话，你们会不会去看他？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代你们答复，这只能由你们自己答复。 
　　【──顾准用铅笔在此处加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关于你们爸爸所说的‘害了你们’，我想作一个注解。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两全──既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又顾及家庭，这就是演成目前的悲剧所在。” 
　　陈敏之后来将这一悲剧称为“两代人的悲剧”。然而，有道者不孤，即使是在那个黑暗年代，顾准的精神与思想在青年一代中也不是没有感召者、敬仰者。与陈敏之上述信件相隔八天，临终前顾准收到了一个年青姑娘来信。这封信更可一读：“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萌（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供（贡）献的人。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指经济所一锅端到河南息县劳动）象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出现。东岳（河南息县所属）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即使明知这个目标是自欺其（欺）人的，也要向着这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以身做（作）则的作用。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恳（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这封信写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８日。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得，这是个什么年月。顾准当时读信，即在病榻上流下了眼泪。 
　　此信作者叫徐方，小名咪咪，是经济所张纯音女士（已故）之女。１９６９年１１月，经济所迁离北京时，咪咪十五岁，随母南迁。在干校期间，咪咪给予顾准最难得的关心和理解。她常常偷偷地送一些奶粉给顾准补养身体。她对顾准的同情随着理解加深与时俱增，以至顾准成了她年幼心灵最敬仰的人。她与顾准的忘年之交，后来在顾准的遗嘱中得到了反映。 
　　遗嘱立于１１月１５日。当时，陈敏之根据顾准病中口述，整理出一份如下初稿： 
　　我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来临。 
　　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注：顾准幼子）；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妈的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百元赠于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顾准看完初稿，认为前面两段是空话，删掉。关于遗体供医院解剖，是他嘱咐陈敏之后添进去的。１１月１７日修改稿抄录了两份，由他过目以后签了字。 
　　令人感慨的是，顾准遗嘱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孩子们”。当时陪伴他的一位老友为之黯然，称之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使人欣慰的是，顾准这份“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终于在他去世之后得到了理解。 
　　顾准于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３日凌晨去世。弥留时，经济所吴敬琏在身边。这个当时还年轻的经济学家，遵嘱接过顾准有关希腊史研究遗稿，以后协助《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出版。那本书在八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内广泛流传，教育了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整整一代人。 
　　１９８２年前后，顾准子女获悉陈敏之处保存有一份父亲的通信笔记，向他索要去传阅。这份笔记就是后来陈敏之整理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１９８４年２月，大女儿寄来了一份“读者附记”。“附记”说： 
　　“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附记”引用了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知父莫如女，尽管这是一份迟到的理解。然而，迟迟不解顾准者，又何止他一个女儿？我们整个社会都是在十年之后蓦然回首，惊讶顾准之先知、顾准之预见！而这个社会最需要思想的时候，这个社会却已经把它所产生的思想家悄悄扼杀了。 
　　“附记”随之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意义远远超越了顾准及其亲人的家庭悲剧： 
　　“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太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 
　　不愧是顾准的女儿，她理解父亲，迟到了十年，却提出了一个十年后的今天也未必已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顾准已听不到这一追问了。他把追问留给了活着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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