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 | 南宋大逆转：从新政到党禁

虞云国勿食我黍

2024-08-28

虞云国，浙江慈溪人，1948年生于上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从陈桥到厓山》《宋光宗宋宁宗》等专著，编撰《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主编《宋代文化大辞典》《中国文化史年表》，整理标校《文献通考?四裔考》等宋元古籍十余种。有论文集《两宋历史文化丛稿》《学史帚稿》，文史随笔《敬畏历史》《放言有忌》《水浒乱弹》等。

淳熙十六年（1189），宋孝宗传位儿子光宗，这位南宋第二代皇帝也步宋高宗的后尘，做上了第二代太上皇。谁知宋光宗即位不到三年，就患上了精神病。在专制政体下，既然不能说皇帝没穿新衣，当然更不能说他脑筋有毛病。于是，第三代皇帝继续君临天下，充分凸显了君主世袭制荒谬绝伦的那一面。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驾崩，光宗却越发疑神疑鬼，拒绝出主大丧，上演了君主制下前所罕见的人伦闹剧。在参知政事赵汝愚与知閤门事韩侂胄的敦请下，由太皇太后吴氏决策并主持，尊这位“疯皇”为第三代太上皇，拥立其唯一的儿子为宁宗，总算暂时化解了皇权传承危机，史称“绍熙内禅”。

八月，新君任命宗室出身的赵汝愚为右丞相。为防范宗室之尊与相权之重相结合以威胁君权，宋代有“同姓可封王不拜相”的家法，但宁宗其时真心倚任汝愚，命他不必顾忌“同姓之嫌”。

入掌中枢前十年间，赵汝愚历任数郡，亲有闻见，深感赵宋王朝“如大厦然，岁月深矣”，“栋挠梁折，曾风雨之不庇”，而“兴滞补弊，正有赖于今日”。新皇帝即位不久就征召他所推荐的大儒朱熹入朝，朝中还有陈傅良、彭龟年、叶适等正直之士，也足以共事而图治。既然屡辞不获，赵汝愚便受命为相。以他为政治领袖，以朱熹为精神领袖，“众贤盈庭，人称为小元祐”，似乎真透露出那么一点治世的气象。

赵汝愚先从吏治入手，请皇帝颁诏诸路，强调自今“郡邑文武任职之臣，廉必闻，污必纠，毋惮大吏，毋纵私昵”，在全国倡廉肃贪，以期“州县无不治”。在中央官吏任命上，一是延揽在外人才入朝，担任馆阁清贵之职，作为推进改革的得力助手；二是恢复侍从推荐台谏的旧制，防止君主因知人不明而直除失当，确保监察系统的生命力。

尽管多出于赵汝愚、朱熹等人的建议与影响，宁宗初政倒也有善可陈。他向治心切，诏求直言：“事关朝政，虑及边防，应天之实何先，安民之务何急？毋惮大吏，毋讳眇躬。倘有补于国家，当优加于赏赉！” 他还悉数罢遣光宗召入大内的乐人、俳优与伶官，贬窜了干乱绍熙朝政的那些宦官。

当然，对宁宗初政不能估计过高；即便赵汝愚的改革，也还未见有庆历新政那样的总纲领和大举措出台。尽管如此，还是“海内引领，以观新政”。而赵汝愚也“锐意庆历、元祐故事”，有自信成就范仲淹、司马光那样的相业。闰十月，在他的建议下，宁宗下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改元诏书充满了对庆历、元祐之治的无限向往：“亲君子，远小人，庆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罚，薄赋敛，庆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朕幸业承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掇取美号，于此纪元。”

在绍熙内禅中，除去太皇太后，赵汝愚以首席执政主其事，韩侂胄在内外朝间穿针引线，另一位宗室朝臣赵彦逾也参预了决策。新君推恩时，汝愚对彦逾说：“我辈宗臣，不当言功。”对侂胄则说：“我是宗室之臣，你是外戚之臣，怎么可以论功？” 韩侂胄仅升为枢密都承旨，只是枢密院属下执掌传达皇帝密命的从五品武臣。朱熹与叶适都曾提醒过：“侂胄怨望殊甚，宜以厚赏酬其劳，处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预政，以防后患。”但史称赵汝愚“为相，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然而，人心吏风已非庆历所能比，这种正直招来的惟有嗜进者的嫉恨怨望。人们可以说赵汝愚不通权变，以己律人，“忠有余而智不足”，却不能不肯定他为人之正、为政之直。

与赵汝愚较量时，韩侂胄有两个优势。其一，他是宁宗韩皇后的外族。在外戚与宗室之间选择时，君主往往认为，对皇位的威胁，同姓宗室要比异姓外戚来得直接切近，多亲外戚而忌宗室。其二，侂胄知閤门事与枢密都承旨等职，“获联肺腑，久侍禁密”，比宰相更有接近皇帝、交通内廷之便；而宁宗往往绕过颁诏的正常程序，好用内批御笔，更令其有染指之便。

膨胀的权位欲与失衡的报复心，驱使韩侂胄决意挑起政争。他首先假借御笔，汲引台谏，让党羽谢深甫为御史中丞，死党刘德秀为监察御史。宋代台谏拥有议政与弹劾的双重权力，为左右舆论，打击异己，政争双方都势必借重其力。不久，韩党鱼贯而进，言路已占先手。

岁末，赵彦逾出朝外任，眼见执政梦断，便投入了反赵派营垒。殿辞时，他递上一张名单，对宁宗说：“老奴今去，不惜为陛下言，此皆汝愚之党。”彦逾和汝愚都是宗室，同为定策者，他的诬陷很有杀伤力。

朱熹作为改革派的灵魂，还是给皇帝上课的经筵讲官，这让韩侂胄深感其威胁近在咫尺，便处心积虑地煽动宁宗对他的反感，再借御笔罢免了他的经筵官，打发他回家。赵汝愚获知，袖还御笔，不惜以自求罢相为谏请，想让皇帝收回成命。宁宗怒气愈盛，认定他为助朱熹竟拒行君命。

罢免朱熹，是韩党向革新派正面攻击的开始，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吏部侍郎彭龟年当面向宁宗表态，“与侂胄不能两立”。宁宗两难，侂胄是其皇后外戚，龟年是其东宫师保，便打算将双方都罢免。汝愚没能当机立断促成此议（以牺牲龟年为代价，换得斥逐侂胄出朝，在策略上不无可取），却建议让韩侂胄提举在京宫观，彭龟年依旧供职，坐失逐韩的唯一良机。宁宗采纳其议，但经韩侂胄活动付出的内批，却是侂胄与在京宫观，龟年出任地方。汝愚再请挽留龟年，宁宗已无商量的余地。韩侂胄名义上提举宫观闲差，实际上却左右了宁宗，经其授意，宰执班子做了重大调整，赵汝愚在其中已孤掌难鸣。

岁末年初，针对赵汝愚的流言沸沸扬扬，诸如内禅前“三军士庶准备拥戴赵相公（指赵汝愚）”；太学传言“郎君不令”（指宁宗不聪慧），太学生上书请尊汝愚为伯父，等等。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自知已无可能施展抱负，正欲辞相，右正言李沐罗织各种谣言呈上弹劾状，说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太上圣体不康之际，欲行周公故事；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专功自恣”。得知自己被劾，汝愚按例待罪，乞请罢政。宁宗将风闻到的谣传与赵彦逾出朝前的诬告一联系，彻底倒向了韩侂胄，下诏将赵汝愚罢相。

这次政争，尽管韩是外戚，赵是宗室，却并不具有外戚与宗室之争的性质。韩侂胄只是揪住政敌的特殊身份，作为打击借口而已。这一口实在宁宗的转向上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即便“不令”，他的猜防之心却不弱，与皇位的威胁相比，一度标榜的“庆元新政”早就置之脑后。

赵汝愚罢相，朝野的反响异乎寻常，拥赵的呼声之强烈，声势之浩大，为韩侂胄始料所未及。太府寺丞吕祖俭率先上封事，警告宁宗“政权将归于倖门”：“臣恐自是而后，天下或有当言之事，必多相视以为戒。钳口结舌之风一成而未易反，岂是国家之利耶？”上书以后，这位“触群小而蹈祸机”的无畏志士，坦然踏上流放之路，次年在贬所去世。

韩侂胄极尽恫吓之能事，但防民之口难于防川。就在吕祖俭被贬后三天，太学生杨宏中对同学说：“师长能辩大臣之冤，而学生不能留师长之去，于义安吗？”他倡议叩阍上书，太学生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等自愿加入。蒋傅起草了一篇正气凛然的上书，六人联袂署名。当夜侂胄侦知，扬言将处重罪。友人劝徐范不要卷入，他慨然道：“既已具名，还有什么可改变的！”次日，杨宏中等六人毅然伏阙上书，其中说到：

自古国家祸乱，唯小人中伤君子。党锢敝汉，朋党乱唐，大率由此。元祐以来，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变，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闻。谏官李沐，诬论前相赵汝愚将不利于陛下，蒙蔽天听，一至于此！陛下若不亟悟，渐成孤立，后悔莫及。

上书递进，如泥牛入海。学生们便将副本散发各侍从、台谏。据《四朝闻见录》，侂胄尽管大怒，“欲斩其为首者”，但“犹不敢杀士，故欲以计杀之”，让宁宗下诏，以“妄乱上书，扇摇国事”罪将六人各送五百里外编管。中书舍人邓驲缴还诏旨，上书援救说：“国家自建太学以来，累朝对上书言事的学生天覆海涵，从不加罪。最重不过押归本贯或他州听读而已。”这才改为“听读”（在监控下继续学业）。新知临安府钱象祖也是韩党，连夜逮捕了这些学生，强行押送贬所。

太学生上书是公道人心的又一次呐喊，其浩然正气与无畏勇气赢得了世人的钦敬，誉之为“庆元六君子”。宋代“自靖康以来，国有大事，诸生叩阍伏阙，不惮危言，虽暂为权奸所抑，要之以久，公论未尝不伸”。

在韩侂胄唆使下，刘德秀上疏诬道学为“伪学”，要求对在朝士大夫“考核真伪，以辨邪正”，把思想上的所谓“真伪”之别和党争中的所谓“邪正”之分硬扯在一起，为打击政敌制造罪名。御史中丞何澹见刘德秀着了先鞭，也奏请禁道学，请“明诏大臣去其所当去者”，即在甄别基础上对朝臣来次大清洗，以此一网打尽了赵汝愚、朱熹门下的知名士。

对赵汝愚的谣言也越造越离奇，说他准备挟持太上皇赴绍兴，称绍熙皇帝。即位时，宁宗已“恐负不孝之名”，与太上皇尽管父子，但对赵汝愚欲复辟绍熙皇帝，难免有微妙的疑忌之心。赵汝愚终于被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是宋代对犯罪官员指定居住地，并相对限制其自由的处罚措施。

踏上贬途前，赵汝愚对家人说：“韩侂胄之意，必欲杀我。我死，你们还可免祸。”路上，他有点病渴，医生以为热症，误投以寒剂。舟过潇湘，赵汝愚伫立船头，思绪如潮，望着飞雪远山，外感了风寒，寒气表里交侵。庆元二年正月，行至衡州（今湖南衡阳），他病已不轻，州守钱鍪承风希旨，对他百般窘辱。汝愚服药暴死，一说他的药里放入了冰脑，是服毒身亡的。

灵车载着赵汝愚棺柩，归其故里余干（今江西余干西北）安葬，所经之地，父老都在道旁焚香泣拜。萍乡全城的老百姓用竹枝把纸钱挑挂门前，灵车行经时便焚化纸钱，整个萍乡城为之烟焰蔽空。甚至远在四川、福建的“深山穷谷，寡妇稚子闻讣莫不愤叹，以至流涕”。

讣闻传到临安，正直人士不顾高压淫威，“多为挽章，私相吊哭，至大书揭于都城观阙之上”。大内宫墙外与行在城门下，几乎每天都有悼念诗文张贴出来。韩党打算镇压，却苦于抓不到作者。这些匿名诗文大多出自太学生之手，流传最广的是太学生敖陶孙在临安酒楼上的一首题诗：

左手旋乾右转坤，如何群小咨流言？

狼胡无地居姬旦，鱼腹终天吊屈原。

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长存。

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

诗篇肯定赵汝愚扭转危局的定策之功，将其比作辅佐成王的周公，被怀王贬逐的屈原，末联痛斥韩侂胄将无颜面去见其先祖——北宋名臣韩忠献公韩琦。

即便在政治高压下，老百姓心中也有杆秤。在这场政争中，公道人心明显左袒赵汝愚。尽管他执政才两年，入相仅六月，“独能奋不虑身，定大计于倾刻”，使南宋渡过了一次君权嬗传的严重危机；他志在更革弊政，“收召明德之士，以辅宁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他虽然还来不及成就庆历元祐式的经世事业，朝野人心却能辨别出他与韩侂胄在从政为人上的根本差异，而寄厚望于他。尤其在经历了其后的韩侂胄专政与史弥远专政，都认为“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

赵汝愚归葬以后，党禁还在加码。韩党先是要求在官员迁转、学生科考时必须具结表态“如是伪学，甘伏朝典”；继而又将“伪党”升格为“逆党”，把思想政治上的分歧推上忠逆之辨的最高审判台。让政敌难逃诛心和诛身的双重判决，是中国专制政体下迫害反对派的惯伎。最后，韩党出笼了一张“伪学逆党”的黑名单，列名其中的五十九人，虽有不少道学家，但约三分之一的人与所谓道学绝无关系，无非曾直接或间接地触怒过韩侂胄或其党徒。

直到嘉泰二年（1202），长达八年的酷烈党禁才基本解冻，却已对南宋后期历史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其前的宋代党争，大都限制在政见之争的范围内。庆元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表象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在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的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所指向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几乎所有的是非从此颠倒，随之而来，在一般士大夫中引起了普遍的价值危机与道德失范。不仅庆历元祐间“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风尚荡然无存，即便与绍熙以前的政风士风也不可同日而语。“绍熙之前，一时风俗之好尚，为士者喜言时政，为吏者喜立功名”；自庆元党禁后，“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

问题还不止于此。在党禁方兴之时，宋宁宗尽管暗弱无能，却代表着专制君权，正因他的最终转向，致使位仅从五品的韩侂胄在与宰相赵汝愚的党争中占据了上风。其后六七年间，宋宁宗听任韩侂胄倒行逆施，为所欲为，专断朝政，排斥政敌，走上了权臣之路。后来党禁尽管松动，但其权臣之势却已如日中天，不可摇撼。“君子之脉既削，小人之势遂成”，而韩侂胄擅权不过是南宋后期接踵而至的权相专政的开端。从这一意义上，说庆元党禁是南宋历史大逆转的拐点，也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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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朱熹梦断帝王师

作者 | 虞云国

　　据《论语·子罕》，有一天，子贡问孔夫子：“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放进匣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买主卖掉它呢？”孔子说：“卖掉它罢，卖掉它罢，我等着买主呢！”这段对话形象表明，儒家知识分子用世之心不仅可谓与生俱来，而且近乎迫不及待。
　　既然讲究用世，必得把自己推销出去，而在君主政体下，皇帝就是最大的买主。至迟在南宋，话本里已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谚语。稍有点儿“文武艺”的待价而沽者，无不指望在皇帝那儿卖上个好价钱。就儒臣而言，能当上帝王师，给今上传道解惑，无疑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宋代给皇帝讲课的官员称为经筵官，具体有翰林侍读、翰林侍讲、崇政殿说书等名衔。皇帝开经筵，用意无非“听政之暇”，“以备顾问”，有时也会特召宰相、副宰相前来听讲。每一书讲毕，都会有所赏赐，往往还说上一句“诚哉斯言”（意即“讲得真好”）的褒奖语。尽管宋代皇帝文化素养较其他朝代为高，与经筵制不无关系，但经筵制毕竟寄生在君主专制的母体上，绝不能盲目高估。
　　在两宋名臣中，史学家司马光、范祖禹与理学家程颐与朱熹都做过经筵官，给皇帝上过课。但正如刘子健在《中国转向内在》里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是恒久的，其心态和行为取决于现实政治生态，特别是权力的运作状态。”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宋代未能消解王朝周期律的魔咒，其政治生态也随时代推移日趋恶化。与司马光等北宋经筵官相比，南宋朱熹的帝师路也许更耐人寻味。

朱熹行书翰文稿（局部）

　　南宋前四帝倒有三朝没搞忠伸制，但并非尧舜禹禅让那样无关血缘关系的选贤与能；只不过皇位在父皇生前就传给儿子而已。尽管如此，却还安上一个美名，叫做“内禅”，也就是皇室内部交班。第三次禅代在绍熙五年（1194）七月，故史称“绍熙内禅”。其真相是第三代皇帝宋光宗以一个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将近三年，大内宫女都背地叫他“疯皇”，朝局实在无法支绌下去，这才在大臣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联手推动下，对外美其名曰禅让，实际上是废旧立新。第四代皇帝宋宁宗智能庸弱，从总体上说，作为君主绝对不合格与不胜任；但他是惟一的“皇二代”，这“禅让”出来的皇位还非得由他来继统。绍熙内禅凸显了君主世袭制的全部荒谬绝伦，朱熹就在这一背景下踏上了帝师路。
　　禅代次月，一方面出于赵汝愚力荐，另一方面内朝也早闻其名，宋宁宗召朱熹为侍讲。在任命告词里，皇帝首先强调对经筳的重视：“朕初承大统，未暇他图，首辟经帏，详延学士。”接着道明了期待：“若程颐之在元祐，若尹焞之于绍兴。副吾尊德乐义之诚，究尔正心诚意之说。” 希望像程颐担任宋哲宗的老师，尹焞主讲宋高宗的经筵那样，为报答我尊德崇义的热忱，来发挥你正心诚意的学说。
　　宋宁宗不但钦点了朱熹为首的十名经筵官，还亲定了十本经筵讲书，宣布即日开讲，隔日一次，经筵官轮日赴讲，早讲于殿上，晚讲于讲堂，其力度之大，频率之高，在两宋也算得上空前绝后。或即如此，士大夫将新君即位首开经筵誉为“新政第一”。
　　朱熹收到告词不久，朝中友朋也驰函来告，提到“主上虚心好学，增置讲员，广立程课，深有愿治之意”，还说皇帝一再问到他。朱熹有点受宠若惊，在给弟子蔡元定的信里说：“果如此，实国家万万无疆之福，义不可不一往。”专制政体下的知识分子，太容易被新君新政所感动，而不吝赞辞，引颈企盼，连朱熹都不能免俗。
　　入朝之前，有学生问老师：“皇帝虚心以待，敢问其道何先？”朱熹明确指出：“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悦天意，服人心。”大更改，意即大改革。他尽管不无乐观地相信：“天下无不可为之时，人主无不可进之善。”却也明白，这种“大更改”，“其事大，其体重”，前行之路布满荆棘。朱熹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自明心迹道：“吾知竭吾诚，尽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预计也。”
　　进入南宋，中国全面转向，按刘子健的说法，“权力逐渐被皇帝与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高宗朝名儒胡安国，“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顾”。宋高宗表面上礼贤下士，“渴欲相见”，请他做经筵官，但据《宋史》本传，安国从考取功名直到去世，“四十年在官，实历不及六载”，大部分年份都被皇帝与权相以一介闲职晾在一边。
　　在这种政治生态下，“一些知识分子还是会去当官。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尽管无法明言，但他们明白，这是一个时常会堕落成绝对独裁的专制国家。至高无上的专制君主是惟一的关键。如果能给皇帝注入新的动力，他就有可能改变政府。这就是伟大的新儒家朱熹教导皇帝治国在于齐家，齐家在于修身，修身依靠正心诚意的奥妙”（上引刘子健书）。朱熹正是抱着“给皇帝注入新动力”的心态，决意入朝去做经筵官的，这也是他生平惟一一次入朝供职。
　　六和塔下的浙江亭是南线进入临安的最后一个官驿。九月末，朱熹在这里受到了盛大欢迎，迎迓者中既有叶适、陈傅良与薛叔似等永嘉诸贤，还有刘光祖、彭龟年、黄度、章颖等在朝名士。借用余英时的说法，参与六和塔之会的衮衮诸公，“在朱熹征衫未卸之际便赶紧和他进行关于改革步骤的热烈讨论”。毫无疑问，这些人以宰相赵汝愚为旗帜，与朱熹同样主张“大更改”。
　　十月二日，朱熹入临安。四日便殿召对，他终于得见天颜，连上了几道札子。第一札要求新君正心诚意，第二札专论帝王之学，希望皇帝孜孜不倦，自强不息，“以著明人主讲学之效，卓然为万世帝王之标准”，期望值够高的。宋宁宗也再次强调：“你经术渊深，正资劝讲，以副我崇儒重道之意。”不久还给朱熹以赐食的殊荣。
　　朱熹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这下可以得君行道了，迫不及待地“致君尧舜上”。十四日，为皇帝开讲《大学》。在进讲日程上，宋宁宗已经加码：每遇单日早晚两次进讲，只有双日及朔望（初一、十五日）、旬休、假日停讲，大寒、大暑也是罢讲月份。朱熹进一步建议：今后除朔望、旬休与过宫探望太上皇的日子，不论单双日都早晚进讲，只有朝殿的日子才暂停早讲一次。皇帝表示同意，首讲结束时还降旨表彰：“来侍迩英之游，讲明大学之道。庶几于治，深慰予怀。”
　　其后进讲，朱熹首先把讲课内容编次成帙，然后通晓明白地开陈分析，还不失时机地对应君德与时政。一次进讲后，他问皇帝：“不知所进《大学讲义》，圣意以为如何？”宁宗若有所悟道：“看来紧要处，只在求放心啊！”高兴得朱熹连忙顿首称谢：“陛下拈出这‘求放心’之语，正是圣学要领，愿推而广之，见诸实行，不愁不为尧舜之君！”归来后，他喜不自禁地对门人说：“皇帝可与为善，但愿常得到贤者辅导，天下有望啊！” 在朱熹看来，新君中人之质，可与为善，也可与为恶，关键在于变化气质。他更意识到作为帝王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新君一意向学的热情与礼敬讲官的谦逊，让朝中士大夫大受鼓舞，说他“即位之初，首下明诏，博延儒英，增置讲读，细绎经史，从容赐坐，一日再御，情无厌倦”。皇帝也对经筵官提高了要求：“今后晚讲，各须讲解义理，引古证今，庶几不为文具。”宋宁宗不可谓不好学，然而，圣主明君固然不能不读书，但读书却未见得就能读出个圣主明君来。
　　宋宁宗初政，以赵汝愚为政治领袖，以朱熹为精神领袖，时论认为“从赵公者皆一时之杰”，于是，“众贤盈庭，人称为小元祐”，似乎有那么一点治世的气象。但新君初政的所作所为主要出于赵汝愚的影响；其本人在知人理政上可以说比发精神病前的宋光宗还成问题。
　　禅代次月，赵汝愚拜相，他“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韩侂胄自以为有拥立之功，对节度使垂涎三尺，也遭到裁抑。韩侂胄充满怨望，决意对赵汝愚发难。为博取皇帝的好感与支持，他利用知閤门事得以传递内批的职务之便，鼓动新君以御笔独断朝政。朱熹察觉到这一动向，在一次经筵讲毕后上疏皇帝，对其独断发表谏言：
　　陛下独断，即便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此弊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于致乱。
　　宋宁宗全然不反省自个儿为政之非，只向朝臣转发了这一奏疏。
　　韩侂胄见奏疏只差点出自己的名，勃然大怒，深感朱熹的威胁比赵汝愚更切近直接。一来，朱熹是理学领袖，具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二来，朱熹任职经筳，能经常不断地施加影响，说不定有朝一日皇帝真听从了他的进谏，来个“远佞人”，将自己给黜逐了。他决定率先将朱熹排击出朝。
　　在经筵上，朱熹“急于致君，知无不言，言无不切，颇见严惮”，早让皇帝如坐针毡。这天，优伶王喜受韩侂胄唆使，刻了一具木偶像，峨冠大袖，在御前献演傀儡戏，仿效朱熹的举止形态讲说性理，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既丑化朱熹，又试探皇帝。宋宁宗看了，不但不制止，反而加深了对道学的厌恶。韩侂胄见投石问路倾向已明，便趁机进谗道：“朱熹迂阔不可用！”对朱熹什么事都要插上一脚，论上一番，宋宁宗内心很不耐烦。他对另一经筵官说：“始除朱熹经筵而已，今乃事事欲与闻。”透露出这种不耐烦压抑已久。
　　闰十月二十日，经筵晚讲，朱熹抓住正君德、行治道的机会，借发挥《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大义，当面批评新君“但崇空言，以应故事”。宋宁宗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不满，晚讲一结束，就给朱熹颁下御笔：“朕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
　　话说得冠冕堂皇，顾惜年迈啦，考虑天寒啦，实质上给一个不须赴任的宫观闲差，打发他回家。
　　宰相赵汝愚得知消息，还想让皇帝收回成命，甚至不惜自求罢相以为谏请：“必欲逐朱熹，汝愚退而求去。”宋宁宗怒气愈盛，认定他为助朱熹竟然不行人主之令。其他官员也反复谏止，宋宁宗扔下一句：“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对朱熹讲课给出了最终评分。惟恐夜长梦多，次日，韩侂胄命内侍缄封了御笔面交朱熹，这种罢免方式在宋朝是违背制度的。朱熹这才知道皇帝已经彻底转向，他算了一下，入朝为经筵官只有四十六天，先后仅给皇帝上了七次课。
　　朱熹只能凄惶地辞别临安。行前，史馆同僚到他寄寓的灵芝寺饯行，知名的有叶适与李壁，后者是著名史家李焘之子。席上，朱熹黯然神伤，吟诵起南朝沈约的诗：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
　　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是啊，年轻时分别是为换取将来的期待，现在都到了晚年，不再有过去别离的那种情怀。别说这一杯苦酒，不知明天还能否与诸位共同举起。梦中已认不得路途，拿什么来慰藉思念之苦呢？
　　这不识之路，当然不是指归乡之路，这难慰的相思，也不仅仅指对知己的忆念，都有着更深沉远大的寄托。其中应有朱熹梦寐以求的“得君行道”之路，也有他毕生追逐的“内圣外王”之梦。这种近乎失态的难以自持，在朱熹一生中也是少见的。李壁表示，自己也很喜欢这首诗，请他挥毫书赠以为纪念。朱熹苦涩道：“像我才知道其味，你还没有，怎么也喜欢这诗呢？”李壁时为三十五岁的年龄与阅历，不知是否真能咀嚼出对方内心的滋味。但朱熹后来还是手书相赠，借古人的诗句向自己昔日的外王梦与帝师梦作最后诀别。
　　大约一两天后，朱熹在俗称北关的余杭门外上船南归，也还有人前来送行，但朝局逆转，士林失望，已非复六和塔之会。他在给刘光祖信中怅然感慨：“北关之集，风流云散。甚可叹也！”
　　尽管沮丧失望，朱熹其时却未必逆料：接踵而来的庆元党禁竟全面动用专制权力，把以他为代表的理学一巴掌打为“伪学”，对理学家实行了全面的整肃与空前的迫害，他也在酷烈的党禁中离开了人世。
　　有人也许有异议：朱熹当帝王师恰赶上韩侂胄借反道学打击政敌的当口，实属时运不济；倘若在崇尚理学的君主那里，就不会落到最终走人的结局。
　　南宋第五代皇帝是被正史推为“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的理宗，尽管在公开场合表彰理学，从周敦颐到朱熹等理学大师也被他请进孔庙供奉起来，他也做秀听过好几次新儒学讲座，为又一次“更化”做秀。但后世史家一针见血道：“他所关心的大多是些非儒家的放纵”。这有《宋史•理宗纪》为证：“嗜欲既多，怠于朝政”，“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
　　还是刘子健说得好，那些专制政体下入朝做官的士大夫，“偶尔，他们也会为了让自己的声音上达天听抗争一回，但其努力鲜能奏效，接下来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留在政府中做事，要么走人”。据此推论，即便在理学业已尊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宗朝，即便朱熹再世而入讲经筵，在同流合污与出局走人之间，他也只能二者必居其一。当年给宋理宗上课的经筵官，都是货真价实的朱熹传人，虽不能断言他们都像时人抨击的那样：“外示雍容，内实急于进取，口谈道义，心实巧于逢迎。”但在政治生态日趋恶化的情势下，曾经起过点作用的经筵讲课，也只能沦为君主犊财的装饰，舆论监控的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