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 | 鸿鹄比翼游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戴燕
一
写历史难免以成败论英雄，可成败不是一时一世的事，如何衡量，史家有时也难以把握。曹魏时代的何晏（？-249）就近乎于此。东晋著名的研究《春秋谷梁传》的学者范宁痛恨当时“浮虚相扇，儒雅日替”的风气，把责任怪到一百年前的何晏、王弼两个人身上，说“王、何蔑弃经典，不遵礼度，游词浮说，波荡后生”，是使“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 的罪魁祸首，比桀、纣的暴虐更甚。“中原倾覆”，被迫南迁，这一迁便是近三百年，说何晏难逃其责，亦可见他在历史上的影响，绝非寻常人可比。现代人讲三国，也都视他为“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的玄学领袖，在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史上给他以大大的篇幅。
但是这样一个何晏，在《三国志》里，原来只有短短四十几个字的传记，作：
晏，何进孙也。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这一篇小传放在《魏书·诸夏侯曹传》里。《诸夏侯曹传》记载曹魏的“亲旧肺腑”，其中有一个叫曹爽的，父亲曹真是曹操收养的孤儿，官拜大将军。魏文帝曹丕死前，命曹真与陈群、司马懿辅佐魏明帝曹叡，明帝死前，又命曹爽与司马懿辅佐齐王曹芳。齐王芳年幼，曹爽便与司马懿争起权来，开头曹爽占尽上风，大权独揽，却禁不住司马懿老谋深算，不声不响蛰伏了几年，突然翻盘，杀掉曹爽并其党羽。
在被司马懿一网打尽的曹爽党羽中，就有时任吏部尚书的何晏。何晏本来是汉末大将军何进的孙子，大概因为他母亲后来做了曹操夫人，他自己也娶了曹操女儿金乡公主，与曹家结缘，他的传记便附在《曹爽传》的后面。不过这寥寥数十字传记透露出来的，却好像他仅仅是一个身份特殊的宫廷文士，在历史上不见得有多大作为。
就像过去人已经指出的，陈寿写《三国志》，已是在司马氏执政的西晋王朝，对于司马懿的政敌，自然说不出好话。他写何晏时如此节制，这样来看，情有可原。但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就是陈寿也并不像他的史家前辈司马迁、班固那样，对文人学士抱有极大的兴趣。《三国志》叙事简洁，又不设专门介绍礼乐制度、书籍学问的“志”或“书”，基本上都是以政治人物为中心的“纪”和“传”，是一部典型的传统政治史，其中偶有文人学士现身，往往都如惊鸿一瞥。
何晏也不例外。
二
虽然陈寿为何晏写传时惜墨如金，但是借助他在其他相关传记中的书写，借助同时代及此后人记下的各种传闻，大体上还是可以拼出一幅何晏的全图。
传说中的何晏，“慧心天悟，形貌绝美”，七八岁便能同曹操论说兵书，而曹操“奇爱之”。可他正式登上三国史的舞台，却要到齐王芳继位，在曹爽身边形成了一个以曹氏家族成员为核心的政治集团，他也参与其中，在协助曹爽立威名于天下以后，他出任吏部尚书，掌管人事大权，这时，他便走出书斋，变成政治前台最活跃的人物。
然而在《三国志》的记载里面，何晏的政治生涯并不光彩。《曹爽传》写他们一伙人在曹爽得势时为所欲为，不是深文周纳、迫害异见者，就是侵占良田、窃取官物，生活上骄淫盈溢、奢靡越矩，“有司望风，莫敢忤旨”，到了曹爽弟弟都看不下去的地步。至于他们的政敌，当然更加不满，比如司马岐听说邓飏要以言论罪处圭泰以重刑，就极为恼怒，指责他“肆其私忿，枉论无辜”，结果必然要使人人自危。而司马昭的岳父王肃则是把他们比作“前世恶人”、西汉宦官弘恭和石显那样的佞臣。这里面，陈寿记录下的傅嘏对何晏的评价最刻薄，傅嘏不但形容何晏“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根本是一个巧言令色、其俗在骨的轻薄的人，又嘱咐曹爽兄弟千万不要受他蛊惑，然真正的好人疏远朝政。这些激烈反对的舆论，反映出确如周一良所说，何晏他们在政治上走的是重才能、轻操行的路线（《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这也是曹操一早奉行的策略。
正始十年（249）正月，曹爽兄弟随齐王芳拜谒魏明帝高平陵，司马懿趁机屯兵洛水浮桥，以“背弃顾命，败乱国典”的罪名，奏请罢免曹爽兄弟，紧接着再宣布他们“谋图神器，大逆不道”，很快将曹爽、何晏这批人全部“夷三族”。
高平陵之变，是魏晋禅代的前奏。这一事件，当年在蜀国就引起震动，与曹爽交过手的费祎据说为此专门写有一篇文章，评说司马懿在这一事件上的功过。文章举出一种人的看法，是说曹爽兄弟都属凡品庸人，而胆敢骄奢僭逸、私树朋党、谋以乱国，司马懿除掉他们，当然是“称其任，副士民之望”。可是又有另外一些人认为，司马懿在未曾向曹爽兄弟提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便趁其不备，一朝屠戮，这就不是“大人经国笃本”的做派，更何况“废之刑之”已足够，何必要斩尽杀绝，连何晏之子也就是曹魏的亲外甥也不放过？
陈寿是蜀人，对费祎提到的两种意见恐怕都有耳闻，可是到他写《三国志》的时候，只剩下一个立场可选。作为西晋史官，他要写的只是胜利者的历史，这不难想见，不过纵然如此，在《三少帝纪》的评论中，他还是指出：从高平陵之变到陈留王禅位于晋，这十五六年间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故，其根源都在于魏明帝没能选好自己的接班人，这直接导致了“曹爽诛夷，齐王替位”。
当司马氏王朝结束，讲述这段历史的人不必再有陈寿时代的忌讳，史家又开始重新追究历史的真相，这时，如唐太宗在《晋书·宣帝纪》的评论里就表达了对司马懿的质疑，他说：“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 他认为很难相信司马懿的做法是出于忠贞、代表正义。清代学者钱大昕对陈寿不为李丰等忠于曹氏的人作传，并且站在司马氏的立场写曹爽、何晏、邓飏之恶，也很不赞成，以为这种有意的遗忘和选择性地写史，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初非实录，其亦异于良史之直笔矣。”（《廿二史考异》）这样做，分明降低了《三国志》的价值。
三
曹爽等人被杀后，王凌担心幼主受制于强臣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曾有心扶植楚王彪以取代齐王芳。他将计划透露给儿子王广，王广劝他不要轻举妄动，举的例子就是曹爽、何晏，以为前车之鉴。据传王广分析说：“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他们“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末或之哀。”从这一段分析中，现代史家曾看到何晏一伙所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对人民的危害何等深刻猛烈（吕思勉《三国史话》）。也许还应当进一步检讨：曹魏建国才二十来年，曹氏子弟何以就养成了高高在上的习惯，不切实际、不食人间烟火，“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
何晏这些人的政治主张究竟为何，在《三国志》里得不到现成答案。唯一可以知道的是，何晏接替卢毓做吏部尚书，而卢毓是汉末大儒卢植之子，也是魏明帝后期相当信任的人，何晏死后，他又官复原职。卢毓选拔及考核官员，是以“先举性行，而后言才”为原则，陈寿表扬他“规鉴清理”，也许这一点，与重才能、轻操行而“具有法家精神”（汤用彤《读人物志》）的何晏，在理念上有所冲突。
魏晋时人好谈“才性之辨”，讲人天生性分各殊、才能有偏，考察人物也有由形到神的一套理论。何晏也谈才性，他最有名的一段话，就是套用《易系辞》来形容夏侯玄是“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司马师是“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他自己是“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这段话固有自吹自擂的成分，不过能证明他确实懂得才性之学，而他任吏部尚书，根据晋惠帝时傅咸的说法，也的确做到过让“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观”。傅咸本是他的政敌傅玄的儿子，由傅玄嘴里说出这番话，至少表明他不是完全的“虚而不治”。
《魏书·齐王芳纪》引有正始八年何晏的一篇上疏，不知是否针对齐王芳“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德，日延倡优”的毛病，通篇都是对齐王芳的教训，既告诫他“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又要求“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皆大臣侍从，因从容戏宴，兼省文书，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一条一条规定很具体，也很严格。钱大昕读何晏的这篇上疏，“以为有大儒之风”，对于范宁式的批判不禁怀疑，说“此岂徒尚清谈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他认为症结还在于曹爽本人是个庸才，不足与断大事，由此而为司马懿所害，并且“魏之国是去矣”（《何晏论》）。
说何晏有“大儒”之风，未必为虚言。在治理国家方面，儒、法手段不同，可是目标从来一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何晏自己也有很深的儒学造诣，他作过《孝经注》，还编过一部《论语集解》。《论语集解》流传至今，亦曾漂洋过海到朝鲜、日本，十四世纪在日本刻印的这部书，到今天仍能见到。所谓“集解”，是集合各家注释的意思，其中包括孔安国、马融、郑玄、陈群、王肃等汉魏间学者对《论语》的训解。连王肃也不避，也可见他的包容。
四
但是在《三国志》短短的何晏传里，陈寿毕竟写的是他“好老庄言，作《道德论》”。《道德论》虽已不存，不过仅从题目上看，也可知它是从老子的《道德经》来。传说何晏本来有注释《老子》的打算，可是见到王弼的《老子注》很精奇，便改注为论，而“论天人之际”。过了二百多年，王僧虔在一篇警告他儿子不要养成读书坏习惯的《诫子书》里，还提到这部著作：“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所谓“平叔何所说”，大概指的就是何晏的《道德论》。
最可玩味的是，在《三国志》的全部记载当中，与何晏具有同样思想倾向的，只有比他年轻一辈的阮籍和嵇康，阮籍是“以庄周为模则”，嵇康是“好言老庄”，这意味着陈寿也非常清楚，何晏是思想上的一个“异端”。即便根本不曾料到何晏他们的这种异端思想会一路发展成为使“中原倾覆”的巨大力量，不过最终将何晏定位为一名文士，还是反映了陈寿卓越的史家见识。
有关何晏特立独行的传闻在当时及后世都非常多，在相当多的传闻里，何晏都仿佛一个引领时尚的领袖。与陈寿同时代的曹魏史家鱼豢曾描绘他“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似乎随身携带妆具、随时补妆。又传说他“好妇人服”，喜穿女式衣服，哗众取宠。男穿女装或女穿男装，过去都被视为阴阳倒置，是妖孽之气。而男人傅粉，则据说起于汉惠帝时，因汉惠帝好以貌取人，他身边的年轻男子里面，便有人衣着华贵并涂脂抹粉以博宠幸。但这些花样在常人眼里毕竟是异数，如汉末时有人诬陷大名士李固，就状告他在皇帝治丧期间，“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旋偃仰，从容冶步”，好像很不地道。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面，来看何晏粉扑不离手以及穿女服的传闻，即可知那是置他于怎样一种道德有亏的舆论当中。传说魏明帝对他也很好奇，曾约他在大夏天一起吃热汤饼，为的就是看一看当汗水洗掉白粉以后，他脸上本来的颜色。
曹氏家族对于穿衣戴帽的礼仪，原来就不甚讲究。曹操是俭朴如此，据说他见到曹植妻子穿着绣花衣裳，便“以违制命，还家赐死”，而他顾虑到战后物资乏匮，就让军人以平常的白布便帽做正式官帽，“以易旧服”。曹洪是放肆如此，他有一次办庆功酒会，让女演员穿着薄薄的纱裙跳舞，“令女倡著罗縠之衣踏鼓”，就遭到过杨阜“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何有于广坐之中裸女人形体，虽桀纣之乱，不甚于此”的呵斥。魏明帝“著绣帽，被缥绫半亵”，有一天露着半条膀子被杨阜看到，也是遭他责怪：“此于礼何法服！”杨阜是天水人，曹操时有平定陇右之功，为人严正，见不得曹家人这样不顾礼貌、任性胡来，而魏明帝显然是不想受太多约束。何晏为曹魏亲戚，不要说他何家早几代还是屠户，他穿衣打扮如傅玄所讥讽的“服妖”，还有他整个人的作风都不循规蹈矩，一点也不奇怪。
离经叛道更有甚者，是在何晏的带领下，京师洛阳兴起一股服药的风气。本来治疗伤寒杂症的五石散、寒食散等，因有某种刺激神经的功效，在何晏等人的示范、引导下，竟然风行一时。“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何晏的这一句话，似乎比一般宣传广告更有传播力量。与陈寿同样生活在西晋、服药而有心得的皇甫谧就回忆说：何晏是个耽溺于声色的人，他最先服药，服药后精神为之一爽，身体也变得强健，在京师传为佳话，于是大家都争相效仿，有些人的慢性病也确实好了，因此在他死后，这种风气也并未衰歇，服药的人是越来越多。皇甫谧也谈到药的毒性，并说有人服药不当，结果五官痉挛错位、背上长疮溃烂，乃至于丧命。所以晚清以来，像俞正燮、余嘉锡等就把魏晋时代的服药比作后来人的吃鸦片，都是以长久的健康为代价，拼得瞬间的极度快乐。鲁迅同情何晏，说他吃药是由于身子不好，不能不吃，可是也认为他作为吃药的发起人，该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的关系》）。
这些构成何晏叛逆名士形象的传闻，在《三国志》里都看不到，陈寿唯一记载的“八卦”，是说何晏死前不久，连续梦到有大黑苍蝇绕鼻头，驱之不去，他心里不踏实，便找来术士管辂替他占卜，管辂坦率地说，这是大祸将临之兆，因为你今天的权势和地位不是你该得的：“今君侯位重山岳，势若雷电，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谁都知道何晏精通《易》学，一二百年后的南朝人读《周易》，仍要参考他的意见，可是在学问上游刃有余的这位大学者，却无法凭学问预知并掌控自己的命运。转眼过了新年，陈寿写道： “西北大风，尘埃蔽天，十余日，闻（何）晏、（邓）飏皆诛。”冷峻的笔墨，既写出管辂的料事如神，毫不含糊，也显示他对何晏不存一点温情。
五
魏明帝时代是曹魏国力最强的时代，当时有两种大的舆论。一种舆论是说吴、蜀在侧，虎视眈眈，势必要保持战时状态，增强军备，励精图治。另一种则说现在已是和平时期，不妨放松下来，好好过安定生活，人力财力都转投到内部建设上，以台榭苑囿的兴建来树立国威。事实上魏文帝立太子后，就意识到不能像他过去崇拜的汉文帝那样，再过“俭而无法”也就是俭朴到不讲章法的生活。到了魏明帝时，尽管按照陈寿的说法，依然“百姓凋敝，四海分崩”，却也阻止不了明帝“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的决心，他要从“打天下” 转变到“治天下”。
魏明帝在位十三年（227-239），根据《明帝纪》的记载，主要是在许昌、洛阳两地大兴土木、修筑宫殿。太和五年（231）是个不错的年成，春夏之际，司马懿在天水阻止了诸葛亮的进攻，北方的鲜卑人到幽州来进贡名马，匈奴也被收服，更重要的是小皇子曹殷诞生，天下大赦。秋天到来，魏明帝心念一动，忽然打算召见诸王及宗室公侯，并邀他们各带一个儿子来洛阳，自从汉文帝下令诸王不得留住京都，他不见这些亲戚已经十二年，现在到了与诸王重修关系的时候。翌年春，他一路巡行、慰问，到了许昌，才满一岁的小皇子不幸夭折，也没能打断他修缮许昌宫以及营建景福殿、承光殿的兴致。而在随后的两三年里，曹植、汉献帝刘协、诸葛亮、郭太后相继去世，历史仿佛要揭开新的篇章，青龙三年（235），于是在许昌宫修缮完毕，他又下令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
对于魏明帝的决策，《三国志》里记载了很多大臣的批评，《辛毗杨阜高隆堂传》就是一个典型，这篇传记中的三个人都是极为坚定的反对者。辛毗提醒他蜀、吴都不肯善罢甘休，“诸葛亮讲武治兵，而孙权市马辽东”，现在当“为社稷计”，与民休息，增加国力。杨阜屡屡上疏，讲的也都是“兴国在于务农”的道理，他说“广开宫馆，高为台榭”，对农业造成的危害最大，这样下去，会带来“颠覆危亡之祸”。高堂隆则远以秦始皇修阿房宫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灭”为例，近用汉武帝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外攘夷狄，内兴宫殿，十余年间，天下嚣然”作教训，再三劝他不要重蹈覆辙，要明白“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
魏明帝当然听不进反对的声音，他不但固执地“躬自掘土以率之”，亲临施工现场，为公卿以下至于学生作表率，又还更严厉地督促工期，亲自问责，不容分辩，常常是对方“言犹在口，身首已分”。陈寿写他建设宫殿、装修观阁，动辄派数万人参与施工，又不惜“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并“铸作黄龙凤凰奇伟之兽”，人力物力都耗费极大，可是他反驳批评他的大臣，说你们倒是应该去学一学修建未央宫的萧何：“王者宫室，亦宜并立。灭贼之后，但当罢守耳，岂可复兴役邪？是故君之职，萧何之大略也。”他还嘲笑辛毗：“二虏未灭而治宫室，直谏者立名之时也。”意思是你这样指责我，无非是要为自己博一个好名声。
与上述异见者不同，当许昌的景福殿修成后，何晏与夏侯惠、韦诞、缪袭等立刻写了《景福殿赋》来赞美它。这几位作者中，夏侯惠是夏侯渊之子、曹操外甥，有才学而擅长写奏议；韦诞是有名的书法家，曹魏宫观多由他题写匾额，传说凌云殿建成后，他登梯上去题字，胆战心惊地写了下来，头发全白。
六
《景福殿赋》首先交待景福殿的修建缘起，它讲从曹操开始，“大哉惟魏，世有哲圣”，到魏明帝时已蔚为盛世，“远则袭阴阳之自然，近则本人物之至情”，既与天道自然相吻合，又与人道世情不违背，还能顺应历史的以及未来的发展潮流。在这“莫不悠游以自得，故淡泊而无所思”的大好形势下，当太和六年三月，魏明帝巡视许昌时，便有官府大臣和宏儒硕生考虑到溽暑难耐而又随时有征伐岷越之事，遂提出在许昌修一座景福殿的建议：
昔在萧公，暨于孙卿，皆先识博览，明允笃诚，莫不以为不壮不丽，不足以一民而重威灵，不饰不美，不足以训后而永厥成。故当时享其功利，后世赖其英声。
这里引萧何、荀子的典故，旨在说明现在修建宫殿，意义其实远大过宫殿本身，主要还是为了借以确立一套制度礼仪。萧何是西汉初年的丞相，他主持修建未央宫，起初刘邦都觉得浪费，并不高兴，于是萧何解释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意思是天子统辖的范围极大，如果没有与这广大范围相匹配的壮丽雄伟的建筑，不足以压住阵脚，也不足以为后来人留下一个不可逾越的标准。而荀子的意思是，修建宫室台榭的目的，就是要营造一个遮风避雨的场所，让君主能够在其中安安心心地“养德辨轻重”。这就是说，建筑不光是一个居所，更是文明的象征，也是权力、制度的象征。何晏强调，正是在大臣、儒生们的这种劝说下，魏明帝才决定修景福殿，以“备皇居之制度”。
接下来，何晏对景福殿的崇高壮伟和富贵华丽，进行了各个角度的不厌其详的描写，说明它如何“彰圣主之威神”。景福殿里有树木花卉，有温房凉室，不少房间里还有寓教于乐的绘画，如嫔妃们住的椒房，就画着虞姬、姜后、钟离春、班妾、孟母等出色女性的故事，而如果登高望远，还能遥目九野，同时俯瞰市井风情、观察农人耕耘，感悟深思，“居高而虑危”。
这个崇高壮丽、变化万端而又处处精致的景福殿，自然也体现着工匠的智慧，可“与造化乎比隆”，然而更值得赞叹的，是它的“规矩既应乎天地，举措又顺乎四时”，反映着当今社会的秩序与繁荣，都已前所未有。而在这强大的魏国面前，“彼吴蜀之湮灭”，也就是跷足可待的事。在赋的最后，何晏因此用“揽神灵之贶祐，集华夏之至欢”来赞美这个时代，用三皇五帝来歌颂“圣上”，并称在这感天动地的繁荣之世，魏明帝“犹孜孜靡特，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中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皋陶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遁之繁礼，反民情于太素”，他的伟大，自然又为周、夏时代的君王所不及。
《景福殿赋》被收入昭明太子编的《文选》，又被刘勰称赞为后学的范本，表明它在二百年后的南朝仍有相当地位，但《三国志》却不曾提到，陈寿在记述夏侯惠、韦诞“著文赋，颇传于世”时，也同样没有提到他们写过同题的作品。在陈寿心里，可能更倾向于辛毗他们的看法。而据卫覬说，在当时，大臣们“皆争顺指而避逆意”，难得有人肯破家为国、杀身成君，“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开一说”，相反倒有不少专门说“悦耳”之词的人，“言政治比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狸鼠”。这些专门取悦圣上的人，高堂隆骂他们是“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的“小人”。小人的言论，实不足取，大概陈寿因此也不愿给以记录。可以补充说明陈寿在这件事上对何晏肯定也有他的看法的是，在《刘劭传》里，他提到过魏明帝曾诏令刘劭写《许都赋》、《洛都赋》：“时外兴军旅，内营宫室，劭作二赋，皆讽谏焉。”而之所以提起这两篇赋，恐怕是因为它们都有“讽谏”之意，不像何晏的《景福殿赋》，只是一味地歌功颂德。
对于辛毗等人的竭力反对，魏明帝当然很不高兴，他曾让自家亲戚卞兰与高堂隆辩论。卞兰同何晏一样，是魏明帝的有力支持者，他在景福殿建成后写过一篇《许昌宫赋》，里面就有“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嵯峨”的描写，他还说住在许昌宫里，可以让人有“论稽古、反流俗，退虚伪、进敦朴，宝贤良、贱珠玉”的理性，于良好的政治伦理和社会风俗的建设大有裨益。
何晏、卞兰等几位支持者都是宫廷文士，都能揣摩“今圣”的心意，不过在魏明帝时代，他们尚不成气候。据说魏明帝本人颇能“持法”，对文士们善于合党连群以邀名誉的作风相当警惕，诏令也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把“名”看得很透。所以，何晏就算写出了取悦魏明帝的《景福殿赋》，也还是没能一步登天。
七
在《景福殿赋》里，何晏写到永宁、安昌、临圃、百子这几处居室都是“后宫攸处”，也就是妃嫔们住的地方。而之所以布置有这么些房间，何晏说是为了安顿“窈窕淑女”，让她们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生活、修养，为曹魏家族的子孙繁衍、江山永绪做充分准备，所谓“其祜伊何，宜尔子孙”。
这里牵涉到一个困扰魏明帝至深的问题，便是他子嗣不旺，不知为什么，小皇子生一个死一个。根据陈寿的记载，他在黄初七年、太和三年、太和六年连失爱子，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事情，不但他自己焦虑，朝臣们也都跟着紧张，担惊受怕、议论纷纷。所以，当小皇子曹殷出生大约一百天时，夏侯玄才会写赋去道贺，讲了些“良辰既启，皇子诞生”之类的吉利话。何晏在《景福殿赋》里，也才要强调为嫔妃修建的这些住屋，都负有令曹魏“永锡难老，兆民赖止”的使命。
与何晏、夏侯玄的态度不同，据陈寿说，王肃的父亲王朗很早就向魏明帝讲过“百斯男之本，诚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务广”的道理。“百斯男”的典故，出于《诗经·大雅·思齐》的“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说的是文王之妻大姒生养有一百个男孩。王朗是在劝魏明帝对于自己这个年龄段的生育能力，要有所估量、有所节制，不要盲目地纳许多妃嫔。他还提醒魏明帝养育孩子也不能过于保护，被子衣服太暖和，会让孩子变得不能适应气温的正常变化，反而容易生病，不如让他从小穿得单薄一点，培养自身的抵抗力，以其“金石之性”而得以寿比南山。直到魏明帝在世的最后两三年，蒋济都还在上疏建议他“大简贤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齿，且悉分出”，也就是遣散那些年幼的和来不及临幸的后宫妃嫔。这与高柔劝他少修殿舍、妙简淑媛，以“育精养神”，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
陈寿在《高柔传》中写到魏明帝时， “大兴殿舍，百姓劳役，广采众女，充盈后宫。后宫皇子连夭，继嗣未育”。这时高柔上疏劝谏，而魏明帝看他忠心为王室，也并不以为迕。据《明帝纪》已可知，实际上在太和三年（229），魏明帝已经就“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发过诏令，正如《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所说，他心里头早早明白自己不会生儿子，日后势必要走过继这一条路。景初三年（239）他病重时，立养子齐王芳（字兰卿）为太子，他一死，年方八岁的齐王芳继位，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辅政。陈寿在《三国志》中一笔一笔记下这些事情，联系到一起来看，都是为了印证他在《三少帝纪》里写下的历史评断。他认为没有亲生子可传位的魏明帝，是犯了不能够唯贤是与的大错，“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因而导致曹爽被杀，曹芳也被废为齐王，随后继任的文帝之孙曹髦也是“轻躁忿肆，自蹈大祸”，于是在短短七年后就被杀，等到武帝之孙曹奂继任时，便只剩下“揖让而禅”一途，只好乖乖地“作宾于晋”了。
在曹魏的历史上，魏明帝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在陈寿看来，明明处在汉文帝、汉景帝一样的时代，却急于一逞汉武帝式的梦想，这种错觉，固然为曹氏败于司马氏之手的祸根，但未能选出恰当的继承人，仍是这一历史性失败的直接导火线。
而何晏正是生活在这一转折时期的文士，他虽然也吐过“大梦谁先觉”一类的狂言，自诩“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把自己比作洞察力非凡、能够“朗然玄昭，鉴于未形”的圣人，亦曾写有“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的《言志诗》，表示他自负但是并非没有自觉、自我反省。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于学问无所不通而又从曹操时代走过来的人，在繁盛与危机并存的时刻，仍然选择加入盈耳颂声，高唱“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怀克让之风，人咏康哉之诗” 的时代赞歌？
度过他以为能够一展宏愿，实际上是战战兢兢的正始十年，何晏随曹爽被杀，魏晋禅代的序幕也从此拉开。
本文来源于“我们的三国网”，原载于2015年1月号的《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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