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 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德国犹太人，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等名著。
Notre héritage n’est précédéd’aucun testament——“留给我们的珍宝（遗产）没有任何遗言”，这句话也许是法国诗人兼作家勒内·夏尔（René Char）突如其来的警句中最奇特的一句，一语道破了四年的抵抗运动对整整一代欧洲作家和文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他们来说，法国的沦陷，这一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一天天瓦解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景观，留下来的是被恶棍或傻瓜像木偶般操纵着的一个滑稽场面，而且让他们这些实际上从来不参与第三共和国公务的人，也被一股仿佛来自真空的力量卷入了政治。结果，在毫无预备和很可能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他们无可选择地创建了一个公共领域，在那里——抛开官场派头和敌友之见——一切有关这个国家的事务都以行动和言说的方式进行。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几年之后他们就从这个他们最初认为是“负担”的事情中解脱了出来，被抛回到他们现在发觉不过是轻 飘飘的、无关紧要的个人事务当中，再次脱离“现实世界”，被私人生活“悲哀的不透明性”（épaisseur triste）所包裹，这种私人生活除了自身之外什么都不关心。如果他们拒绝“回到他们的起点，回到［他们］最本然的行为”，他们就只能返回到从前各种对立意识形态的空洞冲突中，这些意识形态在击败了其共同的敌人之后，再次占领了政治舞台，使从前的战友分裂成无数个小集团（这些小集团甚至算不上派系，只是致力于无休止的打笔仗和口水战）。在真正的战斗还在继续的时候，夏尔曾清醒意识到的事便发生了，即“如果我幸免于难，我知道我将不得不远离这些重要年代的氛围，沉默地拒绝（而不是约束）我的珍宝”。他们已经失落了他们的珍宝。
这个珍宝是什么呢？就像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它似乎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一方面，他发现他“加入抵抗运动，在其中找到了自己”，他不再“带着毫不掩饰的不满，漫无目标地找寻（自己）”，他不再怀疑自己是“不真诚的”，是“一个生活中吹毛求疵的怀疑角色”，他终于敢于“袒露自己”了。在这种剥去了所有假面——包括社会指定给其成员的假面和个人为了在心理上反抗社会而自己造的假面——的袒露中，他们第一次让自由的幽灵光顾他们的生活。准确地说，自由的光顾不是因为他们反抗了砖质和比专制更糟的东西（对于盟军的每个士兵来说，现实就是如此），而是因为他们变成了“质疑者”，首先向自己开炮，进而不知不觉地创造了位于他们之间的、自由得以展露的公共领域。“每当我们坐下来一块吃饭的时候，自由就被邀请来到了我们中间。椅子还空着，但位置已经设下了。”
欧洲抵抗运动人士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失去他们珍宝的。从1776年夏天的费城革命到1789年的巴黎革命，再到1956年秋的布达佩斯革命，这一系列在政治上浓缩了现代故事之精髓的革命史也可以以寓言的形式讲成一个有关古老财富的传说，这些宝贵财富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总是在极不相同的形势下出乎意料地显现，又迅即消失。确实很有理由相信这些珍宝从来都不是现实而是幻影，相信我们这里说的不是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而是一个幽灵，其中最好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些珍宝迄今为止都是无名的。难道一个不是在外太空而是在我们地球的世俗事务和人类事务中存在的东西，却连名字都没有？独角兽和仙女似乎都要比革命失落的珍宝拥有更多的实在性。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个革命纪元的开端，特别是转向它之前的几十年，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十八世纪的大西洋两岸都有一个对此珍宝的称呼，而且我不禁要说，这是一个甚至在珍宝本身消失之前就已长久被遗忘和失落了的名字。在美国它叫“公共幸福”，这个名字包含着“德性”和“荣耀”的弦外之音，我们较易理解的是它对应的法国名字，即“公共自由”；不过对我们来说难理解之处在于，这两种情况下强调的重点都是“公共”。
不论它是什么，当诗人说留给我们的珍宝没有遗言的时候，他暗示的就是这笔失落财富的无名状态。遗言，告诉继承人什么是合法地属于他的，把过去的财富遗赠给未来一代。而没有遗言，或回到这个隐喻的所指，即没有传统，在时间长河中就没有什么人为的连续性，对人来说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有世界的永恒流转和生命的生物循环。因为恰恰是传统选择了、命名了、传递了、保存了、指示了珍宝是什么和有什么价值。因此，这个珍宝不是由于历史遭际和现实困难而丧失的，而是由于失去了预见它的出现或实在性的传统而丧失的。因为没有传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把它遗赠给未来的遗言。就政治现实来看，这一丧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由于忘却，由于记忆的丧失，它的失落则达到了最高点，忘却不仅临到继承人身上，也临到那些曾在刹那间把珍宝握在掌中的行动者、见证人，即活着的当事人身上。因为记忆（虽然只是思想的一种方式，却是一种最重要的方式）只在一个预先设定的参照系中起作用，而人类心灵只有在极罕见的情况下能保存那些完全没有联系的东西。结果，最早忘记了这些珍宝像什么的人，恰恰是那些一度拥有它，却发现它如此奇特以至于不知何以名之的人们。当时这一点还不会令他们困扰；他们虽然不知道他们的珍宝叫什么，却非常了解他们所作所为的意义，知道他们的行动是超越了成败的：“对活着的人有意义的行动，只对死去的人有价值，而只有在继承它和质疑它的人的心灵里，才实现了完成。”由此可知，失落的悲剧不是从国家的解放几乎自动毁灭了无数潜藏的自由岛屿开始的，那些小小岛屿的毁灭不管怎么说都是注定了的，而是从不再有心灵去继承它、质疑它、思考它和记住它的时候开始的。问题的关键是，“完成”暗示了每个被付诸行动的事件必须最后落实在那些讲出这个故事，传达出其意义的人们心里；在行动之后没有这一思考的完成，没有记忆所实现的清晰阐明，就几乎没有故事可讲。
这里描绘的形势其实没有什么全新的东西。我们已经太熟悉理性、思想或理性话语经常性的激情澎湃了，这是那些从自身经验中了解到思想和现实如何分离的人们的自然反应，他们知道现实在思想之光面前已经变得晦暗，思想脱离了现实也不再焕发活力，要么变成无意义的废话，要么只是在丧失了任何具体含义的陈腐事实上不断打转。即使对这种困难的预先认识现在也为人所熟悉了。当托克维尔从新世界返回的时候，他不仅出色地懂得如何描绘和分析新世界，从而让他的著作在经历一个世纪沧桑巨变之后仍保持着经典的地位，而且他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夏尔所谓的行动和事件的“完成”仍然躲着他；夏尔的“留给我们的珍宝没有遗言”的话，听起来就像是对托克维尔的一句话的改写：由于过去不再把它的光芒照向未来，人们的心灵在晦暗中游荡。”就我所知，对这一困境的最准确描述可以在弗朗茨·卡夫卡的一个寓言里找到。在这方面，卡夫卡的寓言在文学中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是真正的启明（лɑραβоλαi），像光线一样投射到事件周围和边缘，不是照亮事件的外部存在而是有着像X光一样暴露其内部结构的力量，在此，就是暴露心灵不可见过程的力量。
卡夫卡的寓言是这样的：
他有两个对手：第一个从后面，从源头驱迫他；第二个挡住了他前面的道路。他跟这两个敌人交战。准确地说，第一个对手支持他和第二个厮打，因为他想把他往前推，同时第二个对手又支持他和第一个厮打，因为他要把他往后赶。但这不过是理论上如此。因为不仅仅有两个敌人在那儿，他也在那儿，有谁真正知道他的意图？其实他的梦想是在一个出其不意的时刻——这就需要一个比曾经有过的任何黑夜更黑的夜晚——跳出战场，凭着他在战斗中的经验上升到一个裁判的位置，旁观他的两个敌人彼此交战。这个寓言描写和洞察的事情，按内在逻辑就紧随在由勒内·夏尔的警句浓缩了其要旨的事件之后。实际上，它说的恰恰就是我们开头的警句没有讲明的、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卡夫卡的战斗始于行动走完了它自身的进程，作为行动结果的故事等待着“在继承和质疑它的心灵中”完成的时刻。心灵的任务是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而理解，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是人让他自身与现实和解的方式；理解的实际目的是与世界达成和解。麻烦的是，如果心灵不能恢复平静和引向和解，它就立刻发觉自己置于与自身的某种交战中。
不过从历史上看，现代心灵发展的这个阶段，至少受二十世纪发生的两个（而非一个）先前行动的引导。在勒内·夏尔这代人（在这里我们选他作为这一代的代表）被迫放弃文学事业上的追求和投身行动之前，另一代，只比他们稍稍年长的一代人，转向政治来寻求对哲学困惑的解决并试图从思想逃离到行动中来。正是这老一代人后来成了他们自己称为存在主义的代言人和创造者；因为存在主义首先是一条以毫不犹豫的献身行动来摆脱现代哲学之困惑的出路，至少法国存在主义是如此。而既然在二十世纪的大环境中，所谓的知识分子——作家、思想家、艺术家以及文人之类——只有在革命期间才能进入公共领域，革命就扮演了马尔罗曾经宣布的（在他的《人的命运》中）“曾经由永恒生命来担当的角色”：它“救赎了那些干革命的人”。存在主义，作为哲学家对哲学的反叛，不是出现在哲学业已证明不能把它自身的法则用于政治事务领域的时候，因为柏拉图所理解的政治哲学的失败，几乎与西方哲学和形而上学史一样古老；也不是出现在哲学同样证明了不能实现由黑格尔和历史哲学所指派给它的任务，即理解和从概念上把握那些造就了现代世界的历史现实和事件的时刻。实际上，在古老形而上学问题暴露了它的无意义性的时候，形势更令人绝望；因为它意味着这样一种命运降临到了现代人头上：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但在这里，他的心灵和思想传统都不再能提出合适的、有意义的问题，更不要说对他自身的困惑给出什么答案了。而卷入和投身这个绝望的行动，献身行动（engagée），似乎抱定了一个希望：不是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和这些问题一起活着，不变成萨特曾经所谓的伪君子（salaud）。
发现人类心灵会因为某些神秘原因而停止正常运作，可以说，构成了我们这里要探讨的故事的第一幕。我在这里简略地提及它，是因为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特殊反讽性质。在抵抗运动的最后几个月，也就是临近解放（liberation）——在本文中意味着从行动中脱离出来（liberate from action）——的时候，坚持写作的勒内·夏尔从他的反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为未来的幸存者着想的呼吁，没有为他们之前的行动者着想的呼吁那么紧迫和强烈。如果谁要书写我们这个世纪的智识史，不是以代代相继的形式（在那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必须忠实于理论和态度的连续性），而是以单个人物传记的形式，意图用比喻尽可能再现他心中实际发生过的事情的话，就会揭示出这个人的心灵被迫转了足足两圈而非一圈，第一次他从思想逃入到行动中，然后在行动，或不如说已采取的行动迫使他返回思想之后，他又一次从思想进入行动。在此期间值得注意的是，向思想的求助发生在一个特别的中间时期（in-between period），这个时期切入到历史时间当中，到那个时候，不论后来的历史学家还是仍健在的行动者和见证人都意识到了一个时代的间隙——由“已不再”的事情和“尚未”的事情共同规定的间隙。在历史上，这些间隙已经一再地显示出它们也许是包含真理的时刻。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卡夫卡，就事件逻辑来说他占据着最先的位置，虽然从年代上来说他位于最末（三十五年多来他的身后之名与日俱增，已经把自身确立为最前沿的作家之一，但卡夫卡之谜始终是难解的；卡夫卡之谜首先是对经验和思想之间固有关系的彻底颠覆。虽然我们一贯把内容的细致入微和行动的栩栩如生联系到现实经验的丰富上，而把脱离经验看成是思想的抽象过程为了获得秩序和精确性所必须付的代价，卡夫卡却凭借着纯粹的理智力量和精神想象力，从光秃秃的、“抽象”到最少的经验中创造出一种思想图景，并且丝毫没有丧失作为“真实”生活典型特征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戏剧化元素。因为对他来说思考是现实最有生命、最有活力的那部分，他把这种让人总是满怀期待的不寻常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虽然近四十年来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出乎意料的事件，他仍没有停止令我们惊叹）。这个故事以简单凝练的形式记录了一个思想现象，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思想事件的东西。故事的场景是一个战场，过去和未来两股力量在那里彼此交战；在它们之间我们发现了一个卡夫卡唤作“他”的人，如果这个人真想立足，就必须和这两股力量战斗。从而，实际上同时进行着两场甚或三场战斗：“他的”对手之间的战斗以及在他们中间的这个人和每个对手的战斗。其实，之所以有战斗，纯粹是因为有这个人的在场，没有他，过去和未来的两股力量就会保持中立，乃至老早就相互抵消了。
值得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不仅未来被看成一股力量，即“未来洪流”，而且过去也被看成一股力量，而不是一种负担，尽管几乎所有的比喻都认为过去是一种负担，似乎人们不得不把它扛在肩上，活着的人能够甚至必须摆脱其死气沉沉的重负，方可迈入未来的门槛。用福克纳的话说，“过去从未死亡，它甚至没有过去”。另外，与人们期待的相反，竭尽全力返回起源的过去不是把我们往后拉，而是把我们往前推，而未来却使劲把我们往过去驱赶。从始终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人的角度看，时间不是一个持续统一体，一股无止无歇的连续之流；时间在中间、在“他”站立之处被打断了；而“他的”立足点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现在，毋宁是一个时间中的裂隙，“他”持续的战斗，“他”片刻不停地阻挡过去和未来停驻，才使这个裂隙得以维持。仅仅因为人切入到时间当中，仅仅因为他站在那里，混沌一片的时间之流才分割成不同时态；正是这个切入——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是一个开端的开端——把时间洪流打碎成几股力量，因为这些力量聚焦在为它们指定方向的微粒或身体上，它们就开始彼此交战，并以卡夫卡描述的方式作用于人。
在不歪曲卡夫卡本意的情况下，我想还可以把这个比喻推进一步。卡夫卡描述了人的切入如何打破时间的单向之流，但颇为奇怪的是，他没有改变时间的传统形象，仍把它设想为一种直线运动。由于卡夫卡仍然保留着关于时间垂直运动的传统隐喻，“他”就几乎没有站立的余地，任何时候“他”想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就会陷入这样的梦想：跳出战场，到战场之外或之上的领地中去。这个梦想难道不正是从巴门尼德一直到黑格尔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古老梦想吗？这个领地难道不正是西方形而上学一直梦想的、作为思想本然所在的一个无时间、无空间的超验领域吗？显然，在卡夫卡对思想事件的描述中缺少的是一个空间维度，思考可以从那里切入而不必被迫完全置身于人类时间之外。卡夫卡气势恢弘的故事存在的一个缺陷是，如果时间的单向之流被分裂成指向和作用于人的两股敌对力量，它就不可能同时保留时间垂直运动的概念。由于人的切入打破了这个连续体，就势必让这两股力量发生扭转，偏离它们原来的方向；而如果是那样的话，它们就不会再头对头地相撞，而是在一个角度上相遇。换言之，“他”站立的裂隙不是一个简单的间隙，而是类似于物理学家称作力的平行四边形的位置，至少潜在地是如此。
理想情况下，形成力的平行四边形（卡夫卡的“他”在那里找到了他的战场）的两股力相互作用会造成第三股力，一个对角合成的力，它的起点正是前两股力相撞和发生作用之点。这个对角的力在一点上不同于引起它的前两个力：那两个互相敌对的力在各自的起源上都是无限的，一个来自无限的过去，一个来自无限的未来；虽然它们没有已知的起点，却有一个终点，那就是它们相撞的点。相反，对角合成的力在起源上是有限的，敌对力量相撞之处就是它的起点；它的终点却是无限的，因为它来自在起源上是无限的两股力量的相互作用。这个对角的力有已知的起源，过去和未来决定了它的方向，它的终点却在无限之中，这正是关于思想活动的完美比喻。如果卡夫卡的“他”能沿着这个与过去和未来保持等距的对角线施展他的力量，行走在这个对角线上，同时缓慢地、有节奏地向前和向后运动（这也是适合于思想序列的运动），他就不必像寓言要求的那样跳到战线之外，跳到这场混战之上，因为这个对角线虽然指向无限，但仍被束缚于、扎根于现在；其实他会发现——因为他被他的敌人驱迫到唯一的方向上，从那里他可以正确地看待和回顾什么是他真正的自己，什么是单单由于他自我切入的在场而造成的东西——一个由过去和未来两股力量创造和限定了的巨大的、不停变动的时—空；他会在时间中找到一个足以让他离开过去和未来而上升到“裁判”位置的处所，在那里他将以不偏不倚的眼光来评判这两股彼此交战的力量。
但是人们不禁要说，这只是“理论上如此”。实际上更有可能发生的，也是卡夫卡在其他故事和寓言中多次描述过的是，这个“他”找不到一个对角线让他可以跃出战场和进入由力的平行四边形建构的理想空间，最后“死于精疲力竭”：他的力量在持续的战斗压力下消耗殆尽，忘记了他最初的意图，唯独意识到这个时间中裂隙的存在，对他来说这块地方是他只要活着，就必须站立的位置，尽管那仿佛是一个战场而不是一个家园。
要避免误解：这里我用以比喻性和尝试性地形容当代思想状况的意象，只在精神现象（mental phenomena）的层面有效。用在历史时间或生物学时间内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历史时间和生物学时间中不会发生裂隙。仅仅就他是思索的人而言，即就他是长青的生命而言——卡夫卡正确地称他为“他”，而非某人——他以其具体存在的全部现实性活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裂隙中。我怀疑这个裂隙不只是一个现代现象，更不是一个历史材料，而是与人在地球上的存在共存的现象。它完全是一个精神场域，或者不如说是思想开辟的道路，是思考在有死者的时空内踩踏出的非时间小径，从中，思想序列、记忆和想象的序列把它们所碰触的东西从历史时间和生物时间的损毁中拯救出来。这个处在时间最核心的小小非时空（non-time-space），与我们出生在内的世界和文化不同，它只能被标示出来，但不能从过去传承下来。就如同每个新人都要让自身切入到一个无限过去和一个无限未来那样，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发现和开辟自己的道路。
可是问题是对此思考活动，这个居于过去和未来之裂隙中的活动，我们看起来既没有能力胜任，也没有做好准备。在我们历史长河中，实际上自罗马建国以来的上千年间，受罗马概念的影响，这个裂隙都是靠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填补的。可是当现代的进步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的时候，这个传统却被毁损得越来越微弱。在传统的红线最终断裂的情况下，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裂隙就不再是思想活动特有的处境，而变成了那些少数以思考为业的人的专门经验。这种状况已成为一个真切的现实并困扰着所有人，也就是说成了一个有政治意味的事实。
卡夫卡概括了这个经验，这个站在过去与未来的冲突洪流中的“他”所获得的战斗经验。这个经验是一个思想中的经验——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整个寓言是关于一种精神现象的；它像所有做某事的经验一样，只能通过实践，通过操练来赢取。（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这种思考活动不同于演绎、归纳和得出结论一类的思想过程，后者的非矛盾律和内在一致性的逻辑法则可以一劳永逸地学会，之后所需的只是应用。）下面的六篇随笔就是这样的操练，它们的唯一目的是获得如何去思的经验；它们并不包含何为思的对象和握有何种真理的指示，更不意欲重续传统断裂的红线或发明什么新奇替代品来填补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裂隙。真理问题在这些操练中从头到尾都是悬而未决的；它们唯一关注的是如何行走在裂隙当中——或许那是真理最终显现的唯一场所。
特别是这些政治思想操练都取材于现实政治事件（尽管这些事件本身只是偶尔被提到），我的假定是思想本身是从活生生的经验事件中来的，必须始终把它们作为为思想指路的唯一路标。由于这些操练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进行的，它们就既包含着批评也包含着实验，但是这些实验并不企图设计出某种乌托邦性质的未来，对过去和传统概念的批判也不意欲“摧毁”。此外，以下随笔属批评的还是实验的，并不绝对，尽管粗略说来，前三篇的批评性质大于实验性质，后五篇的实验性质大于批评性质。其间，从批评到实验这一重心的缓慢转移并不是任意的，因为在对过去的批评性阐释中包含着一种实验要素，其主要目的是发现传统概念的真正起源，以便提炼出这些传统概念的原初精神，后者已经令人悲哀地从政治语言的关键词，如自由和正义、权威和理性、责任和德性、权利和荣耀中消失了，只留下一些可以塞进去几乎任何内容而不必考虑它们背后的现象实在的概念空壳。
在我看来，随笔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跟我在头脑里进行的操练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我希望读者也会赞同这一点。像所有随笔集一样，这本练习之作显然也可以包括更多或更少的篇目而不改变其性质。这种统一性——对我来说就是以书的形式出版它们的理由——不是一种整体的统一性，而是一系列的运动，就像按照相同或关联的基调写的一套音乐组曲一样。它的序列是由内容决定的，就此而言本书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处理传统中的现代断裂和现代期望用来代替传统形而上学概念的历史概念。第二部分讨论两个核心的和彼此关联的政治概念，权威和自由；它以第一部分的讨论为预设，也就是说何为权威、何为自由这类直指根本的问题，只有在传统提供的答案不再适用、不再有效的情况下才会被提出来。最后的四篇文章，坦白地说，尝试把本书前两部分作出的思考用于我们日常面对的、切身相关的时事问题，当然不是为了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案，而是希望在面对特殊问题时弄清要旨和获得一些信心。
本文编选自《过去与未来之间》（前言），请购买原书扩展阅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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