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缘何难上山？| 詹姆斯•斯科特
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耶鲁大学政治科学斯特林教授、人类学教授，农业研究项目（Agrarian Studies Program）联合负责人，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员，也是一位普通农民。他的研究关注政治经济学、比较农业社会、霸权和反抗理论、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阶级关系和无政府主义理论。著有《统治和反抗的艺术》（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六论自发性》（Two Cheers for Anarchism: Six Easy Pieces on Autonomy）、《反对谷物》（Against the Grain）等。
非常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的邀请，也很感谢王铭铭教授所作的介绍，王教授用词慷慨，使我感到十分荣幸。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一般有这么多人，都是来看摇滚歌星的或者是电影的。我感到荣幸有这么多听众，但也担心我的讲座会让大家失望，尤其是那些站着的同学。
我要谈的是从越南中部高地到老挝，到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到泰国、缅甸一直到印度东部那一带，这个地带，我们一批同道拟称之为“Zomia”。Zomia是一个荷兰学者的说法，意思是指“山区的人”。今天我要谈的是孟加拉国以及印度一线以东的东南亚部分。两年之内，我与同人将就这一地区的研究举办一个讨论会，希望在座的同学有机会也来参加。
Zomia这个地方大概是世界上最后一块没有真正被国家管理的地方，我们可以称它为“无国家的地方”。我用最大的历史观来看，智人大概在地球上只有20万年历史，智人在这一带只有5万年的历史。相比农业种植只有7千年史，这段历史实在久远。农业在这一地区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只有2千年左右的历史。定居的种植一般说来是国家产生的基础，人类早期的国家，控制的地盘都很小，都要有种植业和农业的，因为在固定的种植业之外的地盘上生活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对于国家来讲，是非常难以进行税收和加以管理的。国家之外的广大地区被早期的国家（像印度、韩国）称为蛮荒之地。国家和无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存在交换性的，历来有互通有无的关系，但这种交换性的关系，有其政治性。国家的人非常需要无国家的山地人生产的那些东西，所以山区跟山谷里的国家、王国之间的交换非常多；另一种关系是支配性的，维持二者之间关系的是奴隶，奴隶是早期贸易中最主要的一种贸易品，实际上一直到18世纪以前都是这样。比如说马来地区的，那一带的船上装的主要都是奴隶，早期在东南亚的战争也都不是关于土地和领土的战争，而是关于俘虏的战争。因为国家想将更多的人控制在农业种植区内，为了征税，经常也要把那些国家之外的所谓“野蛮人”弄到国家的核心地带来，让他们从事农业，使其定居和种植。在这种以种植、稻作为基础的国家中，军事力量也很强，因为要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控制很多人。而这样的国家人口繁殖力也会很高。早期的以定居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都是扩张主义的。我以为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殖民主义。我们看到，白人、殖民者到澳洲、新西兰等地时，当地并没有农业，他们快速地在那里建立农业，并把当地的所谓“土人”赶走。如果他们征服的是那些已有农业的国家，他们就把国家权力赶走，向当地的人征税，使他们的体系更加有效。
在20世纪以前，世界上王国的数量不多。从20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变得非常重要。这一方面是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民族国家必须控制好它的前沿，而前沿的另一边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边界的另外的民族国家。第二个变化是，那些边缘的人，在以前的民族国家看来，是很难收税的，但是后来发现他们脚下有很多对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很重要的矿物，以及丰富的水利资源，因此以前收税很难的土地，现在变得非常有价值。
20世纪时，Zomia地区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它周围的八九个国家开始试图去控制它——这是以前从没出现的现象——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圈地运动”。我们看到这个地区——就像刚才王铭铭教授指出的那样——山和谷之间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在谷地，有较强的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前即存在。这种国家有等级，不平等，有国王，有祭司，它的特征还有税收和战争。我们可以总称之为“文明”。这些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白色稻米的灌溉农业。而在山上，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特征：比如说刀耕火种，相对来讲，没有持久的国家，人口比较分散，相对来讲，比较平权，语言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另外，这些地区也没有税收，不向国王缴税。
放开历史的眼光，我们能看到，山上的人和谷地的人之间是不断交换的。山上的人曾经成为谷地的人，谷地的人曾经成为山上的人，他们来回移动，在DNA上留下了不少交融的痕迹。而在泰国缅甸和越南这一带，人们称呼山上的人为 “活着的祖先”，他们说，“如果你想知道小乘佛教传入之前我们的祖先，国家之前我们的祖先的样子，那就到山上去看”。
然而，来回运动却没有改变人口的分割。
这里我要引用两个作者。我这个幽默的题目是布罗代尔那里来的，他主要研地中海世界，但说过，文明可以在水平线上扩张，却没办法垂直扩张，哪怕是两三百米都不行。涉及到东南亚，有人说，在东南亚，上了500米以上，就听不到梵文的口音了。
我的论点是：如果我们以两千年这个长时段为角度，那么，我们将发现，在山上生活的人，祖先可能曾经是离开谷地国家的人，他们的祖先是从谷地跑来的，他们跑来的原因是逃避税收、征役或者是从军，或者是政治宗教的原因，或者是饥荒、疾病或者是军事行动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国家的扩张主义——因为扩张而跑到山上去的。而我们看到汉、唐、元明清这些朝代都有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太平天国的运动，使很多人跑到东南亚——二次世界大战，据说，本世纪中叶也导致不少人跑到东南亚去了。
想要解释Zomia的特点，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哈萨克人，据我所知，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逃避欧洲农奴制度而跑到这边来的，当时逃的人多了，他们是前沿部分。另外一个例子是柏柏尔人，他们在阿拉伯世界代表那种不参加阿拉伯帝国或国家的那种人。柏柏尔人的部落生活方式，实际上可以解释为抵制王国的一种策略，他们不能简单被视作历史演变过来的族群。在泰语里，有一个格言：“把蔬菜放在篮子里，把人放在王国里”。也就是说，王国是把人力放在尽量小的一个空间中去。假设你是一个王国的制定者，你会怎么想呢？你大概就是想在幅员200公里的范围内，尽量地把人放在里面，集中人力和物品的生产，而要做这个，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耕种大米。
稻作对于国家控制，好处很多。这样说虽然有点傻，但比较轮作的工作方式，可以看出来，稻作有它这方面的好处。稻米长在地面上，你可以看它的样子就知道它熟没熟，啥时该征税了。假如王国对人们不高兴，也可以轻易地把粮食烧了，把人赶走。东南亚地区历史上，河谷较大的地区，比较易于形成大的国家，河谷比较小的地区，比较易于形成小的国家。将东南亚与中国的中原地区和印度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1700年前左右，东南亚每平方公里有5人，而中国和印度在同时每平方公里是35人。也就是说，对于东南亚来讲，集中人口要更为困难一些。
现在假设我手里拿的是东南亚的地形图，上面有地形的标志，上面有山，在平原上有些王国，我们用红墨水来代表王国，我这样提高，每次晃，提高向左边或者右边，近处或者远处，每提高5度，这些红墨水自然就会向相反的地方流。现在我提高的更多，它就会向山上流。理解这个，就能理解我为什么说文明很难上山。当红墨水流的时候，它最容易流的是河谷地区、平原地区而不是山区。即使王国只离我们只有二三是英里，但在地形复杂的情况下，它也上了山。如果一个王国离我有200英里那么远（已经很远了），可它我们却位于河谷或者在平原上，王国力量也是很容易流过去的。我们要在区域中理解的，不光是地理，而且还是有文化和语言的格局。
如果一个人想要拒绝王国的力量，他会用什么法子？我猜他会种植根茎的植物，因为根茎植物成熟期是不一样的，它随便种，随便长，而且也不可能被人看到，很难观测出来。例如一种根茎的植物，一年可以熟，成熟以后埋在地里，两年以后再来挖它，都可以，所以你可以跑掉，国家要想获得这个粮食，他也得像你一样把它挖出来，而且挖掘的成本很高，这也不怎么值钱。另外，在东南亚，尤其是航海时代的文明中，有另一种植物传入——玉米，它也称为另外一种“逃跑的植物”。玉米是葡萄牙人在16世纪引入东南亚地区的，在80年内就遍布东南亚地区，它的优点是可以在海拔500－1000米以上种植，这就意味着假如人想要逃离国家，他又获得了500－1000米的纵深的广度。
在Zomia地带，山上的人也有能力、有条件来种植水稻，但却没有去种植。为什么？那时因为技术的选择并非是技术的选择，而是政治的选择。刀耕火种，轮作的方式，是为了远离古代政权的掠夺。很多例子说明，对权力的抵抗，使人们从平原迁徙到山地。所以我们不能说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是更原始的，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历史上的政治选择。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在Zomia这一地区的山地人们，他们不仅实行我称之为“逃跑农业”，而且也是实行“逃跑社会结构”。也就是说，这些山地人，在山上，尽量使他们的社会结构简单化，把裂变的分支、把继嗣群变小，甚至变成单一家庭的单位的方式。村子跟村子之间隔得很开。实际上这不仅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对他们的生活有利，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的原因导致的。用柏柏尔人的话来说——罗马人说“分而治之”——柏柏尔人说“分而不治之”。
要承认，这是一个思辨的观点，我还没有建立证据体系。Zomia这一带人，甚至是海岸东南亚的山地的人，他们都没有文字。这个怎么解释呢？他们没有文字的同时，经常有很多传说，说他们实际上以前曾经是有文字，有国王的。比如说，有传说称，有几兄弟，其中一个兄弟把书带走了，或者说书被烧掉了——总之是他们以前有字，后来失去了。这样的故事非常常见，而且我对它们非常感兴趣，这实际上是在宣称他们过去有过文明，我们知道，像苗人、瑶人，他们曾经住在长江流域，应该曾经有过文字，是识字的，但是他们为什么现在不用文字了？我猜测有一种可能，不用文字的目的也是逃避国家——因为没有文字的文化更具有适应性，更具有灵活性。在他们逃避和迁徙的过程中，他们把文字留下了，没有带走。如果有文字，就可能会记录他们的谱系，这个谱系就有一种正统性，如果要讲跟它不同的故事的话，这个谱系有可能会纠正。所以说口传的口头传统——通过歌曲、故事之类的东西，来修改自己的谱系，实际上是可以更加提高他们的适应性，也可能和更遥远的王国建立关系——实际上很难联系——对最近的王国就有一种拒绝的作用。所以口传有很多的好处，它更容易适应新的政治环境、适应新的生态环境。所以我猜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把文字留下来了，没带走。
总之，在Zomia这一带，农业、社会结构和文字状况，都可能是在拒绝国家中形成的。
本文为作者于2007年12月20日下午2:30-4:30在中央民族大学文科楼二层学术报告厅做的的讲座，由中国政法大学梁永佳副教授翻译，讲座及讨论，均由曾穷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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