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 | 世界经济：在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纷争中沉浮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2013—2014），“加州学派”代表人物。1980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史景迁。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腹地的构建——华北 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荣获1994年费正清奖）、《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荣获2000年费正清奖、2001年世界历史协会年度图书奖）、《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与史蒂文•托皮克合著）等。
今人普遍认同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但对于“全球化”的意涵却几无共识。我们无意在此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深信，以更早期全球化时代为背景，检视现今跨地区往来日益密切的现象，不仅可以更深入理解何谓“全球化”，还至少可以厘清关于“全球化”的一些谬误。今日的世界是个立即满足、即刻通信、风潮短暂、流行歌手一夜成名的世界，是鼓吹形象即是一切的广告大行其道的世界，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学生，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学生，看到的、关心的，可能只有眼前短期的趋势和争议。我们之所以推出这本书，是因为我们认定，即使在后现代时期，世人除了会想了解这个更刺激、更繁忙而瞬息万变的世界，也会想了解支持社会、经济变迁但隐而不显、演变缓慢的重要结构，以及大时代环境中的循环变化。我们以过去五百年在全球各地发生的事件为焦点，搜罗探讨这些事件的文章，以更清楚了解我们今日所处的时代，世界是如何演变成今日的风貌。
因此，我们从反向切入，我们要问：“全球化”不是什么？首先，全球化的过程，并非一直是由经济主导，政治、文化因素有时也扮演主导角色。正如先前所阐述的，在过去，传教士、战士、科学家以及其他不以取得物质为主要目的的人，往往加强了全球不同地区的交流，同样，今日的国际特赦组织、红十字会、红新月会，似乎是前景看好的投资对象，结果外来投资却一直付诸阙如，这表明，不管是好或坏，本土的体制的确影响全球网络渗透的程度。
其次，诚如上述例子所表明，全球化的主要特色，既非过去所认为的，在于国家与公共领域不可阻挡的扩张，也非如今日所较流行的看法——在于国家的萎缩。事实上，诚如某教授语带嘲讽的说法，国家只在一个地方真正地在萎缩，即在某些政治科学家心里。如今，中央银行或许无法随心所欲设定利率，但它们能这么做的时期其实甚短，而且只出现于某些国家。即使是五十年前已列强国之林的国家，如今仍有许多更新且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在互联网和遗传学之类新领域施行知识产权。现有或即将诞生的侦察科技，使人类更有可能更大程度掌控社会、市场。民意调查使今日的领导人，比罗斯福、丘吉尔或斯大林，更能掌握民意动向，更懂得如何让人民相信新观念或新奋斗目标。（至于他们运用这些工具是否一样高明，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将一两个世代前国力薄弱的一些国家（或不存在的国家）纳入思考，会发现这些国家所具有的影响人民生活的力量，增长幅度往往非常显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其儿童大部分（虽非全部）已享有小学义务教育，甚至往往享有初中义务教育；全球各地仍过着游牧生活的民族，大部分已被迫定居生活，接受国界与土地私有的观念，且在某些例子里，因为筑水坝和政府在偏远地区进行的其他工程而被迫迁居他处。
此外，与世界经济更进一步的接轨，已同时强化又弱化了国家的力量，即使在晚近亦然。一方面，我们应思考，有些产油国家，在靠着石油收益而得以由上而下建立国家之前，往往没有办法向人民征税，进而无法在其他方面影响人民。1970年时仍然只能粗略掌握境内人口数目的沙特阿拉伯，只是其中几个例子之一，如今它已拥有世界上某些最先进的军事和警用技术。诸如迪拜和阿布达比等酋长国，也已利用石油岁入或是通过向邻近的石油酋长国提供服务而赚取的钱，来补贴少数公民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准，同时准许大量临时移民入境去干脏活儿，却只享有有限的权利。对于定居公民而言，这并非万全之策，发生在巴林的紧张冲突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最莫名的吊诡之一就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臭名昭著且在美国身陷各式法律问题的黑水（Blackwater）保安公司，其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ce）如今以阿布达比为基地又经营起一家新的安保公司，并已为当地政权抵抗包括恐怖主义到外来契约劳力暴动等任何动乱做好了准备。这些唯利是图者本身当然就是外来契约劳力，尽管属于一种精英类型：大多数人的军衔和档案都是来自哥伦比亚（通常是在那里参加过毒战的老兵），其他的则是南非人；训练官基本上都是美国和欧洲特种部队的退役军人。（计划的一部分似乎是避免雇用穆斯林，以防他们可能不愿向其他穆斯林开火。）
因此，加速的全球化中的外部联结，通常可以令国家更为强大、更无拘无束，以至于忽视国内的选民。但另一方面，我们应思考，有许多国家，为取得国际信用，而不得不接受“结构调整”政策，从而被迫拆掉其福利国家体制：在这些国家，往往可见到人民的效忠对象由国家转向种族——宗教运动组织（包括中东地区伊斯兰基要派组织的分支、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美洲的新教福音派），这些组织提供一部分基本医疗、教育、国家已不再提供的其他服务。在其他地方，例如哥伦比亚、萨尔瓦多，乃至美国部分都市地区，贩毒组织和街头帮派已担负起社会福利、保险的职责。但即使在这些例子里，国家仍得保护私人财产，维持公共秩序。事实上，由于福利国家的安全网严重失灵，已有人再度强调国家的宪兵角色，例如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这些地区，国家似乎唯一能做得相对较好的就是暴力。更复杂的情况是，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很难区分哪些政府屈从于全球经济压力，还是借由这些压力获得了更多权力：人们怀疑（尽管很难证实）精英群体时常欢迎那些削减他们更贫困的同胞之利益并弱化曾经强大的同盟的机遇，却声称事实上是银行家们逼迫他们如此。总体而言，“全球化”对政权的影响相当复杂，且远非那么明朗。
再次，我们应该知道，“全球化”不是单向的“西化”，更不是“美国化”。从经济上看，众所周知，过去三十年增长最快速的地区乃是东亚和东南亚；但比较少人知道的是，这份增长除了得益于亚洲与西方的贸易增长，还得益于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事实上，从1870年代起，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绝大部分快于全球整体贸易的增长速度。从文化上来看，没错，几乎每个地方都认得米老鼠，但跨国流行文化的增长有许多部分是地区性的，例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文化在中国大陆的风靡，拉丁美洲国家与南欧国家间电视小说（telenovela）的交流，印度电影在亚洲的普受欢迎。从咖喱到寿司到漫画等各种事物的流行，显示西方除了在文化上影响他人，也在文化上接受他人影响。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的飞速且彻底的文化融合，令究竟“西方”意味着什么，也成了问题。
从种种角度来看，推动当代“全球化”的动力，其存在似乎比我们有时所认知的还更早几十年、几百年。例如，我们在本书前文已指出，致瘾性食品贸易乃是近代世界经济里重要但普遍未获承认的一环，而这一贸易如今仍是规模最大的国际商业活动之一。陆上的劫掠和互联网上的仿冒、大海上的劫掠，一如多种形式的奴隶制和强制性劳役，如今仍非常普遍。（以绝对数值来看，当今或许比19世纪的解放之前存在更多的奴隶，这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奴隶”这个词。）但五百多年“全球化”的积累效应，无疑已使今日的世界迥异于1492年的世界。其中许多改变肇因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和渗透。这两个世界间有哪些主要差异？
首先，今日世上的人口无疑比当时多了许多。地球人口在1800年左右才突破十亿大关。再过一百二十年，才增长至二十亿。然后，再过七十年，人口就超过六十亿！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预期寿命几乎是一百年前的两倍，因而人存活于世的时间比过去长了许多。在每个阶段，世界贸易都是人口增长的推手：将玉米和马铃薯带给非洲、欧洲农民，将鸟粪和其他肥料带给更往后几代的农夫；在19世纪创造出辽阔的小麦、稻米输出地区，在20世纪散播绿色革命科技和新医学方法。
与此同时，人均消耗量急遽增加，每个人对环境的冲击变大。人类竭尽所能扩大个人所得、集体收得，从而主宰了全球的动植物，那种主宰程度绝非五百年前的明朝官员或西班牙探险家或达荷美酋长或阿兹特克战士所能想象。自最早的人科动物问世以来，人类所消耗的能源，约有一半消耗于1900年迄今。每年最终为生物所使用的太阳能中，大概有将近四成，最终为人类所占用。人类对地球的了解，细微到每平方米的程度，天上的卫星提供地面上精确的位置，深海潜水器探索大洋深处——但藏身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远地区或亚马孙河流域的叛乱分子，行踪至今几乎无法掌握。有人认为，现今地球上无一处能免于人类喧嚣的侵扰。
随着人类充斥于地球各地，自然万物与人类财产的分界正逐渐泯灭。人类将愈来愈多生物据为己有、驾驭、复制，在这同时，将动植物驯化或灭绝。人类破解基因组和制造合成物的举动，不只为了像过去一样增加自然的产物，享受自然的成果，还为了控制、取代自然。有些经基因改造过的种子，商品化程度高到天生就具有过时的特性，以至于农民若不向跨国性种子经销公司再购买种子，就无法收成，无法再使用。我们发现许多解决办法，例如为了有更高的蜂蜜产量而引进外来昆虫（非洲蜂），为清除水道而引进外来鱼种（蟾胡子鲇），为提供动物饲料而引进外来植物（野葛），结果它们本身尾大不掉，反而成为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世界变得愈来愈不是菜园或农田，而愈来愈是个庞大市场。人类所建构、发明而非本然固有的财产权，不断被发明出来，且不断扩大。财产权除了将既有的植物、牲畜、地表土地纳归己有，还变得更为无中生有。大型期货市场拿预期的产量来赌注；职业球队拿签下球员，使其不得改投其他球队的权利来买卖。企业拿污染配额来买卖，制造污染较少的企业将自己的美德善行卖给制造污染的别地企业，让后者取得污染许可权，得以继续污染它们设厂生产的所在地。年轻人购买虚拟的互联网身份和工具，供线上游戏使用。网址名称成为买卖标的。
简而言之，新型财产权的创造——通常是观念而非物质实体方面的产权——已经成为利益和冲突的新的重要源头。同时，正如我们已经从2007—2008年的大萧条中看到的，诸如合成抵押债务等新型金融工具，以及诸如对冲基金等未受监管的机制，在带来利润和繁荣的同时，也能造成毁灭。将各种各样的权利变成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可以鼓励对有价值资产的创造、谨慎监管、安全性提高，但也可能全然相反，将才华转移到对投机策略的钻研上，或是以投机导致的涨落取代储蓄、房产及其他资产的价值。
太平洋岛国瑙鲁是商品化走火入魔的最怪例子之一。瑙鲁起初一块块地出售领土，领土卖完后，转而卖它身为主权国家所具有的特权。最初，靠着贩卖磷酸盐开采特许权，在海外积聚可支付给其人民的资产，让人民过了几年较富裕的生活。也因为磷酸盐的开采，该岛大抵上消失，这些支付款变得愈来愈重要。如今，该岛九成土地是荒地，因而该国基本上成为纽约、伦敦、墨尔本所掌握的一组金融资产，公民权成为这些资产里的一部分。由于管理不良，这些资产缩水，该国朝着抽象化之路又迈了一步，即将该岛化为商品以弥补损失：它让外国人不必亲赴该岛就可设立“瑙鲁”银行，成为（俄罗斯黑手党等组织的）洗钱、避税中心。据称，它还曾向美国兜售在中国设立“大使馆”的权利，供美国情报机构以该使馆为掩护，从事各种情报活动。
因为那股愈来愈商品化的势头，某些人主张今日的世界经济乃是完全不受束缚的独特经济，不管那束缚是来自国家，还是文化上对贪取行为的限制，或是来自未受抑制的人性。但同样因为那股势头，另有人怀疑我们的经济是否注定要和这些束缚中的一个或多个起严重冲突。这些论点几乎是形形色色，不可胜数，但可约略归为三类。有些人关注不平等的问题，预言若任由当前经济肆无忌惮地发展下去，可能导致消费不足或政治反对势力升高或两者皆有的危机。还有些人关注文化问题，指出反对商品文化趋于同质，可能催生出反向运动。另有些人关注自然，指出不管是关键资源的供给有限还是大规模污染的可能发生，都会使地球变得远比今日更不适于人类活动。在此，我们不提出预测，而是简要检视这三大类论点，以了解当今的世界经济与我们所认为的过去的世界经济，有多大的差异。
长期来看，不平等现象愈来愈严重，乃毋庸置疑。1750年，长江三角洲（中国最富裕的地区）的人均所得，约略等于英格兰（欧洲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所得。有人估算，1800年时，最富裕诸国与最贫穷诸国的人均所得比率，仍只有三或四比一。但到了1900年，比率达到十二或十五比一；2002年时，超过五十比一。
当然，各国国内的财富分配也不平均。如果从个人角度切入，有人估算，1988年时在全球财富排行榜上居前5%者的所得，是后5%的五十七倍之多；数年之后的1993年，这比率遽升到一百一十四比一。即使在以拥有民主中产阶级文化而自豪的美国，21世纪开始时，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一人的资产净值，据估计比美国国内后一亿人的资产净值总和还要多。而沃尔玛百货的沃尔顿家族（Waltons），富裕又超过比尔·盖茨。如此刺目的不平等导致了2011—2012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公开谴责人口中最上层的1%的特权地位，也间接地将余下99%都归并为（比较而言地）没有钱的人。财富集中在一小撮大型企业手中，这些企业不只主宰了世界经济里最有利可图的领域（例如石油业、能源业、航空业、电子业、汽车业），还将势力伸进银行业、保险业以外的服务业，打造出沃尔玛百货之类的庞大国际连锁店。从中国进口美国的耐久品里，有三分之一由沃尔玛百货输入。一小撮公司掌控了报业、广播与电视媒体、出版、电信业。如此少数人如此紧密掌控如此多的产业，这在史上前所未有。
但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所预测的资本主义危机，却未以他所预想的形式发生。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1970年代的油元震撼，1980年代金融泡沫化和高速起飞的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突然失速，都危及世界经济。但消费不足的情景并未出现：这有部分得归因于信用卡、自动提款机之类新金融工具的问世，有利于较有钱者增加消费和借款；还有部分得归因于穷人所采取的集体行动，使至少一部分穷人得以更容易获得世界的财富；更有一部分得归因于在最穷的那些国家国力江河日下的同时，庞大的消费性“中产阶级”如今已在一些穷人居多的社会（印度、中国、墨西哥、巴西等国）里成形；以及，最后，部分归因于北美人在钞票已经因房价遽增而缩水的情况下，直到近期仍在增加消费，即便他们的收入已经大幅停滞。他们间接地从东亚节俭者那儿借来了这些钱，特别是官方政策致使储蓄并非出于自愿的中国。美国公债中的外来剩余投资，尤其保证无需同等程度地减少政府支出就可以实现反复的税收削减。自从房产泡沫爆破，美国的个人贷款就开始下降，由此导致的需求缩减被政府债务的进一步增长所部分抵销。如果“赤字鹰派”（deficit hawks）在政府借贷遽减上最终获胜，会发生什么，目前尚不明朗，但很可能结局并不乐观。
如上所述，我们正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形势下完成本书的这一版。国际危机已经令发达世界中持续增长的不平等显而易见得多。大萧条带来了数百万被取消抵押权的房产持有者，上千被迫关停的工厂和商铺，以及急剧减少的公共服务设施，然而针对富有的个体和企业的税率在很多情况下都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进入这一时期五年之后，或许最显著的发展会是对现状不满的程度和多种多样的性质。改革方案千差万别，有人提出减少政府赤字（一般是通过减少服务和削减公务员薪酬）某种程度上会刺激投资和消费者需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称之为“依靠信心童话”），有人呼吁强化对新型税收的凯恩斯式刺激和金融交易的监管，也有人提倡旨在弱化金钱在政治中的角色（一直在扩大，尤其是在美国）的政治改革，还有人表达了更为激进的财产权、劳力市场等方面的基本变革的诉求。相对而言，似乎很少有人认为我们可以只是等待“体制”（不论如何去定义它）去修正自身。
与此同时，消费，以及对总体消费水平的调控，已经成为经济学讨论中更为核心的议题，在富裕国家尤其如此。过去三十年左右，政策分析家和政客们已经表达了越来越多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尝试规划“产业政策”以鼓励某些类型的生产的疑虑，尽管这一做法还在继续（例如，就像美国许多关于免税代码的条款所反映的）。举例而言，政府对非军事研究的支持，在许多富裕国家已经明显减少，然而对“自由贸易”（至少是在理论上）的信奉令人很难公开拥护鼓励选址某地开展某种生产的政策。（即便是在全球变暖时代似乎没有争议的清洁能源技术，在大多数富裕国家也只能得到极少的支持，而确实存在的那些项目通常补助的是对这些技术[例如太阳能电池板]而非其产品的购买。）那些高科技产业的相对后来者，例如韩国和中国，更倾向于让公共政策注重促进某些产业，而老牌工业化国家这么做也会从中获利：2009年对美国汽车业的解救以及关于英国（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再平衡”的对话，都是实时案例。不过大多数公共讨论仍旧是关于政府到底应不应该调控需求。
其间，私营部门——同样，尤其是在富裕国家——也越来越关注需求的调控，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通过增加需求（政府至少有时希望减少需求以抑制通货膨胀）。一个世界浸没在需要被再投资的利润中，促使大量高功率的机器生产出供远大于求的产品让人们去购买，这样的旧日梦魇如今已不像在上一个年代能够激起那么大的焦虑了。这部分是由于最近数十年，许多扩散最为迅猛的技术，例如电视、计算机、手机等等，制造的是词汇和形象，而非物件。它们可以借由广告来制造更多的热情消费者，并为人们创造全新的服务和体验以供消费。脸书（Facebook），在本书第2版上市时才刚刚兴起，如今已拥有八亿世界各地的用户，以及超过八百亿美元的市值。换句话说，现代世界经济已表明，人类不只有能力制造愈来愈多商品，还能相反地，借由强调人所欠缺的东西制造出不满，进而制造出愈来愈难餍足的欲望。为满足日益高涨的消费欲，资本家、商人、政府官员发明出易于借款的方法。在某些例子里，这类借款方法让较不富裕的人得以从事最终缩小贫富差距的投资，例如1950、1960年代美国政府补助自用住宅贷款的政策，就发挥了这一作用，而助学贷款大概仍在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在其他例子里，低利率的借款只扩大了负债和不公平。但近来的情况是信贷紧缩、就业前景晦暗、政府援助和雇佣急遽萎缩。
批评者指出，消费、广告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愈来愈大，预言最终将遭到文化的反扑。有些批评家指出，恪守非商业价值观的团体（例如宗教团体、环保团体），面对这些价值观遭到多种商品化活动的威胁，起而反抗。还有些人反对性意涵浓厚的广告，或者反对营销业者鼓励年轻人以其他地方的同侪为师，而非以自己社会之大人为师的作为。还有人指控零售业者亵渎文化，例如墨西哥沃尔玛百货在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两座两千年历史的神圣金字塔近旁设立百货商店。有些人撰文指出，对休闲文化的强调，破坏了工作伦理，导致社会里充斥着消极、肥胖的观众。手机和计算机正在促使人们成为害怕孤单的难以集中精神的多任务处理者，有些人担心职业伦理已经被沟通（或八卦）精神所取代。然而另一些人认为，适应了恒常的网络化和观念“众包”（crowd-sourcing）的人，会成为未来创新的宝贵源泉。
生态团体强调人类亏欠于其他动物与生态系统之处，并提醒我们，我们所正污染的世界并非只有我们人类居住。他们主张，最珍贵的商品是集体共有的，且或许应该是不可买卖的：干净的空气和水、未遭污染的海、未受破坏的土地。相对的，还有人担心消费主义可能走火入魔，亦即世界经济将创造出其实和经济学基本原则里的“理性行动者”一样心胸狭窄、只关注自身利益的人，进而将破坏经济领域以外的机构（例如家庭、国家），削弱人对它们的忠诚，从而危及社会的正常运作。新自由派宣称服膺自利挂帅之市场的效率和解放力量，但就连这些人也常强调爱国精神、社群行动主义（community activism）、宗教规范，乃集体社会生活存续所不可或缺。总而言之，市场需要竞争，也需要合作。
文化冲突在今日无疑处处可见，但诚如本书先前所阐明，那并非现在才有。经销者和消费者都以符合自己所属文化的方式，而非拒斥所属文化的方式，运用大量制造的商品，从而不断在利用市场强化大量制造商品为人所认定的价值。基督教摇滚乐团的音乐下载到iPod，银行推出可为某些人的母校或最喜爱的社会运动提供收入的Visa联名卡，中国乡村农民将新式消费性商品纳入古老赠礼仪式的现代精致翻版中（从而重申自己在所属社群里的地位），都是说明这一趋势的例子。全球经济在某些方面变得同质，但人们仍不断在想方设法区别彼此，标榜差异。事实上，世上许多最成功的企业，其成功有一部分得归功于它们懂得回应这些差异。因此，我们发现，在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地方，麦当劳贩卖斋戒月饼干，在斋戒月期间营业至深夜，开在印度的麦当劳没有牛肉食品，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里，由于可供年轻人长期逗留休闲的场所不多，麦当劳成为他们时常逗留的地方，麦当劳顺应当地民情，鼓励顾客久留，从而使麦当劳不再是“速食场所”。
另一个涵盖层面甚广的文化忧虑——随着每个人愈来愈热衷消费，我们将失去担负其他重要社会角色的能力——则带来较难察觉的问题。市场模式似乎正入侵其他领域，且正改变“公民”这类语词的意涵。例如，美国各级政府如今动不动就提到要满足其“消费者”的需求，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在半个地球外，我们看到中国媒体群起鼓励零售业者仿效雷锋精神（雷锋是中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宣称以“为人民服务”为其人生宗旨的英雄），但这些运动的目的不在鼓励他们以自家店里的货物，提供广大人民立即而讨人喜欢的帮助，其所要改造的东西，远比这更为深层。这些趋势和许多国家似乎愈来愈不愿意通过税收支付集体财产，两者间有多大关系，难以断定；而那趋势可能走多久，则更难以确定。套句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话，这些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而这些矛盾无疑确有其事，且必然会不断制造出冲突。这可能会干扰正如火如荼进行的全球化。马、恩更为激进的预言——随着几乎每样东西都商品化，摧毁了其他赋予事物以意义的方式，使“人与人间的关系只剩赤裸裸的自利关系”，进而揭露工人遭剥削的真相，在这情况下，反是必然的结果——似乎没有发生的迹象。但是受宗教因素影响的反抗政暴的运动，例如中东和北非的“阿的春”，以及拉丁美洲发生的追求社会敏祝的红色浪潮，挑战了不受约束的市场和“经济理性”人的胜利。
欧盟将愈来愈多的欧洲国家纳入，美国试图将其邻邦纳入“自由贸易”区，在这情况下，建立以资本跨国界自由流动为特色的全球市场，似乎也变得不如前些年那样全然地乐观。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戏剧性的、不可预见的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摧毁的不只是世界贸易大楼。新“和平世纪”的梦想破灭（“和平世纪”一词出自经济学家波兰尼[Karl Polyani]，指称拿破仑落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间的一百年）。突然间，世界经济里的逆流跃然浮上台面，这些逆流虽没有“9·11”攻击事件那么壮阔，对结构的影响却或许更大，且可能削弱迈向全球化的势头。2011年的海啸和随后的核电站泄漏摧毁了日本的部分地区，这不仅突显了世界经济体的全球性互赖，也挑明了过度依赖少数几家高科技产品制造商的危害。这再一次将那些持久性的问题提到眼前：我们究竟能否假定私人企业或公共部门监管者正在充分考虑工业化技术的风险和副作用。
美国一向主张应让资本和产品（但不包括人）毫无阻碍地流动，且以政治手段推动这一体制的建立。美国在这方面的积极，向来非他国所能及。但如今，美国却有史上任何国家所未曾拥有的最高贸易赤字和政府预算赤字；这是否会削弱美国追求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热情，不得而知，但无疑有这可能。治安维持会会员，在美国政府默许下，自发巡逻南方国界，就是美国反向而为的鲜明例子。欧洲虽打造了凌驾于国家之上的超级地区，对于全球化暧昧含糊的态度，相较于美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2005年，法国通过公民投票否决欧盟新宪法。投反对票者大部分表示他们反对不受规范的跨国资本主义。这并不叫人意外，真正叫人吃惊的，是有相当多投赞成票者也说，他们是在投票反对全球资本，认为唯有更强大的欧洲，才能在今日世界经济里保住人道的社会契约。当今在富裕的欧盟国家中，有人大声疾呼取消欧盟，或至少要求放弃某些脆弱的经济体，如希腊、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国家中的抗议者认为，如果留在欧元区的代价是进一步的节衣缩食，那么他们的国家就应该离开。其他人则认为，扩大后的欧盟一定要保留并运作起来，但唯一可行的是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它是共享货币联合体，然而得放弃在制造当下这些麻烦的其他层面（例如财政政策）上做更大协调。那些人相应地就是否更大的协调意味着所有人都要节衣缩食，抑或是某些更富裕的国家出现通货膨胀，而有所分歧。简而言之，面向“同一个世界”的运动，如今在最富有的那些国家里，越来越具有争议性。其中的某些走向在本书上一版付印之时就已显明，但当时只是来自最显而易见的“外围”的抱怨罢了：在东南亚，人们为了大型采矿或能源计划而将未受监管的货币投机弃置一旁，受害者们已经剥夺了被外来武装强化的政权中的公民权，如此等等。
全球化之所以在较富裕国家遭到排斥，有一部分源于外移的工作机会不再只限于制造业；信息科技已使许多服务业可以外包。跨国性服务业的营业总额据估算为3.6兆美元，仍远逊于国际商品贸易的14.9兆美元，但前者成长快速，意味着有一技之长的中产阶级在服务业的工作不再是铁饭碗。服务、生产两领域愈来愈常见的外包安排，激起较富国从业人员的敌意，而这敌意里往往还掺杂了对移民沙文主义式的怀疑，激发出反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这同时，较穷国家为保护自身利益所采取的新行动，也使情势更为复杂难解，不管那行动被视为“支持”或“反对”全球化皆然。在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举行的坎昆（Cancun）回合全球贸易谈判上，由印度、中国、巴西、南非领军的一群国家（以穷国居多），反将富国一军，叫全球前几大富国的领导人（其中许多人常爱宣说自由贸易有何好处）当场难堪，谈判随之破裂。这些国家毫不客气地点出，富国大幅补贴本国农产品，对农产品贸易设立严重障碍，使较穷国家难以和它们竞争。（欧盟对每只乳牛的补贴达到每年八百多美元之多，比十亿成年人每年赚的还多，发达国家对本国农民的补贴，比其投入于对外开发援助的金额还高出数倍。）在地方层级，已有小农和少数民族暴动，以对抗他们所感受到的全球化后果。玻利维亚的艾马拉族（Aymara）和盖丘亚族印第安人，智利的马普切族（Mapuche）印第安人，墨西哥的玛雅人，还有其他许多原住民族，都已采取实际行动，抗议他们的家园遭商品化，抗议外来投资。反对声浪的发出，往往诉诸民族主义口吻，从而重启、强化了例如中国与日本、法国与阿尔及利亚、韩国与日本、俄罗斯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类国家间的世仇宿怨，以及更为普遍的反美情绪（特别是在中东地区）。
还有一个领域，在某些人眼中，遭少数最有权势之大国最牢牢掌控的领域，也已出现反全球化行动：军权。毁灭力量前所未有地集中在一些国家手里，但贩卖先进武器和贩卖对付市场社会扩散的简单土制炸弹、自杀炸弹谋利的国际军火掮客，已打破这集中现象。在像伊拉克这类国家中，以这些廉价武器武装起来的部队已经妨碍了大国所需的出口增长。另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阿富汗和墨西哥，则在保护大国希望叫停的非法贸易。还有一些情况，与全球化贸易的联系很脆弱，但对文化全球化和依赖国际支持的不受欢迎的政府的抵制则日渐彰显。
我们还应切记，人与信息的流动虽然速度惊人，但这世上仍有很大一部分地区，只有局部和这一流动网络接轨。我们常听人说，这世上仍有一半的人从未打过电话。这说法几可确定是夸大之词，但若说是四分之一人未打过电话，则相当合理。这并不是说那些人完全与全球网络无关，事实上，当全球商品价格或货币汇率变动时，他们可能是受影响最厉害的人之一，因为他们往往是接近最边缘化的人。但根植于地方者与非根植于地方者间的互动，仍在左右我们的世界，一如这互动已左右了世界至少五百年。
那互动使我们难以将改变归因于任何一个过程。过去二十五年里，虽然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地球人口持续增加，但经济增长已使全球穷人减少了约3.5亿（至少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如是说）。但更仔细检视会发现，整个净减少人数几乎全来自中国的灭贫成果。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在这期间，中国的确大幅开放，拥抱世界经济。中国的商品输出金额占全球商品输出金额的比例，由1994年的2.8%增加为2011年的10.6%，增长了三倍多。贫穷人数的减少，与这有莫大关系：不只因为出口创造了工作和收入，还因为进口原材料和农产品使原本会日益稀少的初级产品之价格不致因繁荣刺激需求而上涨。但在这同时，有的国家采行了一些几乎谈不上任由市场自主运作的政策，从控制货币到通过政府支出、官方投资（从汽车到绿色能源等部门）等。这些政策的利弊得失见仁见智，但近些年有的国家快速的资本积累，大概与这些政策脱不了关系；从这些政策的施行，我们看不到国家力量有衰弱的迹象。因而，眼前的“奇迹”究竟发生于何时，或者在坚决反全球化、反市场时期所积聚的人力资本，对于日益全球化时期某个地区的繁荣究竟有何贡献，也就远更难以断定。
当然，从世界贸易增长中得益、受害的，不只是人类。其他物种也受到大规模影响。许多物种消失，或变得较不常见（但拜其他种类的全球网络之赐，其中有些物种现正受到保育）。还有些物种，例如乳牛、鸡，变得远更普及，但其生活环境与一个世纪前生活在较不工业化之农庄里的先祖（更别提更久远以前的野生先祖），大不相同，因而已几乎变成了别种动物。过去一百年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已大到可察觉的地步，即使是以十亿年为观察基准亦然。简单举个例子来说，自有生物以来所消失的陆栖脊椎动物的种类，超过一半消失于1880年后。这通常肇因于土地使用的集约和因此造成的栖地丧失，因狩猎活动增加所造成的物种灭绝反倒较少发生；当然，这两个趋势都与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市场扩大脱离不了关系。
人类自己所处环境的未来吉凶（和在世界经济日益增长下环境的永续问题），特别无法预测。这些议题指向两个问题，一是如果人类活动毫不收敛，继续如此下去，整个地球的健康会受到何等影响（例如全球温室效应的影响）；二是人类从事那些活动所使用的资源，能供应到何时。能源供应问题尤其受到重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仍存在（更别提海量的煤炭），但许多能源所在地区环境告急，需要专门的垃圾分解处理（就像沥青砂油所要求的那样），不然就是在政治方面也相当敏感（比如在亚马孙部分地区或尼日尔三角洲钻探）。与此同时，工业文明的存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仰赖将煤、石油副产品转化为几乎所有东西，包括取代土地的肥料，取代各种金属、纤维和诸如此类东西的塑胶，以及众所周知的动力。现阶段，我们无疑拥有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曾有过的优势，但那并未能让我们确切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一方面，科技仍有可能有新的发展，使人类在全球生产和消费持续增长的同时，减轻其本会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环境的变迁可能突然加遽，因为许多科学家警告说，现今自然界看似缓慢但稳定的变化，一旦跨过某些个仍然不为人所知的门槛，可能突然加快。因而，即便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更加绿色的技术会被发明出来，并以某个时段为限被分阶段采用，或者说政治选择（例如一定规模的碳排放税）会以某个未知量加速这一进程，我们仍然无法确知，在持续增长所象征的如此高风险的博弈中，那是否可以给我们充分的安全保证。（当然，增长放缓也会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尤其是如果布局依旧不变的话。）
资源吃紧的问题，在淡水供应上已可感受到。最近几十年，淡水供应量的改变尤其厉害：过去一万两千年地球淡水供应量的所有净减少量中，有超过一半发生于1955年后。许多地区已出现严重短缺；经济过程有很大范围不能没有水，对数百万人而言，生活水平改善的指标，就是用水量增加。可以测量地下蓄水层变化的新技术显示，在某些人口密集、灵敏度高的地区，例如中国北方和印度西北部以及巴基斯坦，水资源消耗的速度已经拉响警报；而从加利福尼亚到哈萨克斯坦，许多重要的地表水源的消耗和污染甚至更为严重。水的许多功用，很难找到替代品；将水视为商品，通过大规模国际贸易，供应水资源特别吃紧的地区，是行不通的，至少现在是如此。然而现今大量的水资源正在被浪费。
在这些情况下，有个众所建议的解决之道，即将自来水业民营化，并提高水价，以鼓励水的保存和有效率输送。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个办法只会使水成为“天然”商品的一员，也就是成为和过去几百年里变成商品的木柴、土地、矿物一样的东西。而一如过去这些东西在商品化过程中所常发生的现象，欲将水变成商品的举动，已在玻利维亚、南非、乌拉圭、印度及其他地方，引发激烈且往往成功的抗议。反对的动机，不仅出于人自私的考量，即担心这会使他们已岌岌可危的安全网更形土崩瓦解。在许多例子里，我们还看到观念所引发的义愤，因为那些人认为水是再基本不过的东西，同生命本身，同人对土地与人的关系的看法，密不可分，因而，将水变成另一个供人买卖的商品，在他们眼中是大错特错的事。在大多数社会中，用于农业灌溉的水资源每加仑的收入要大大少于其他用途，部分是由于物质浪费，但也有一个原因是农产品价格低，这一事实令这个议题变得愈加艰难。因此就农业而言，更高的水价很有可能会导致用水量的最大规模缩减。但是农民又通常是其所处社会中最贫穷的群体，因此让他们承受更高水价的冲击对很多人来说相当不公平。除此之外，农民可以减少用水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种植更少的庄稼——这个策略如果在全世界范围内被采用无疑会带来麻烦。
另一方面，如果发展中的社会不能抑制对水的需求（就如价格增长会导致的），唯一可行的替代可怕剥夺的方案就是增加供应。但这同样有风险。譬如说中国，目前正在修建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长达数百英里的三条引水线路，将中部和西南地区的河水引入更为干旱的北方地区。这个项目承受着巨大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而且可能并不起作用，因为有迹象表明，输出地区也严重缺乏干净的水资源，而且西藏地区的冰川，作为这些河流和中国以外超过十亿人口的重要水源，正在以相当高的速度消退。其他扩大供应的技术措施，例如大规模的海水淡化项目，也有自身的难题：现今的海水淡化技术仍属能源密集型，会制造恶劣的副产品。另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策略是购买海外农田，伴随而来的就是水的使用权：近年来这类销售有增长趋势，大多发生在非洲或是东南亚，并且大多数买主要么就是从富有但贫瘠的国家而来（尤其是中东产油国），不然就是来自人口密集的强大的工业集团（例如韩国）。但是这种解决办法显然会让其他人更加岌岌可危，或许也会更加愤怒。
因此，欲了解我们的世界，除了要考虑市场经济，也应将道德经济纳入考量，也就是应考虑到什么是人所认为正当的事，考虑到影响人评断货物、劳力之价值的文化倾向。在某些例子里，文化差异赋予同一物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用途和价值，使套利行为有利可图，从而推动了交易；在其他例子里，文化差异抑制交易的发生。有时这是一个两步走的过程。墨西哥农民发现，从1990年代起，他们就被排除出本国市场了，取代他们的是美国中西部更为高效（且接受补贴）的资本密集型农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无法因应市场竞争而增长，许多农民丧失了自己那本来也可提供一些市场外储备以果腹（因为不能售卖获利的还可以吃掉）的小农场。至少从美国进口的玉米似乎压低了食物的价格。然而大量的玉米被用来生产乙醇，美国的政治性保护燃料，然后价格就上涨了。许多墨西哥人因此发现，他们无法用自己种植的食物保证最低生活，也无法买到足够的玉米圆饼（tortilla），它们既能满足生理需求，也是墨西哥人贴近自身文化的象征（就像其他国家的面包或大米）。
但各地的文化仍在影响经济，且往往以出人意表的方式。在这同时，一度似乎快要完全臣服于人类需求、技能之下（简而言之通过市场臣服于文化之下）的自然，也已重现于舞台。或者更贴切地说，我们已重新发现“自然”其实一直在舞台上：现代文明通过大规模运用能源，替几乎任何东西都找到了替代品，如今却愈来愈理解到，制造那些能源的过程，其实一直在改变地球，且是以可能根本危及自然栖地和人为栖地的方式在改变。自然和文化继续在限制世界经济，即使世界经济继续在改造它们。我们知道未来会是不同面貌，但现今，无法确知那会是什么面貌。未来会带给这个由贸易所打造的世界什么样的风貌，我们只能静观其变。又或者，我们可以有更积极的作为，而不只是旁观。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震动世界时，马克思说了这么一句有先见之明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本文选编于《贸易打造的世界》，题目为编者所加，注释从略，请购买原书详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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