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 大明衣冠今何在
葛兆光，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引子：不意犹见前朝衣冠
乾隆三十年（1765），35岁的洪大容（1731-1783）随朝鲜使节团出使清帝国，到达北京以后，照例在正月初一盛装去朝拜皇帝。朝拜之后，走出午门，有很多好奇的人围观，这时“有两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数珠，观良久不去”，洪大容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容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都笑而不答。据洪大容事后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昊湘，一个叫彭冠。在朝鲜使臣穿着朝鲜正式衣冠，其实就是被满清灭掉的明朝衣服。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满清帝国首都的一道异样风景，朝鲜使者常常被好奇地围观，不止是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李姓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更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显然，满清帝国的文化人，对于这种本来属于汉族的衣冠已经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好奇。
朝鲜使臣朝贡图
其实稍早的时候，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场天崩地裂的老人，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八记载：“前朝职官公服，则乌纱帽，圆领袍，腰带，皂靴。纱帽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皆圆，其内施网巾以束发，则无分贵贱，公私之服皆然。圆领则背有锦绣，方补品级……腰带用革为质，外裹青绒，上缀犀玉、花青、金银不等。这就是旧朝大明的衣冠。对于曾经沧海桑田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东边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郑太和（1602～1673）到清帝国来，就看到“尚书曹姓汉人押宴，见吾冠带，凝泪满框”（郑太和《阳坡朝天日记》）。而麟坪大君李洽（1622～1658）在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李㴭《燕途纪行》中，《燕途纪行》下）
但是时间会磨灭记忆。在康熙八年（1669），当一个普通汉人王秀才被朝鲜人阂鼎重（1628-1692）询问明朝冠服带履之制时，他还能说出秀才、举人、大学士的制度，当阂鼎重拿了实物考问他，儒巾是否“无缨脚”的时候，他还能一一指出“龙眉凤目俱在，其制是无差也，元无缨脚。（闵鼎重《老峰燕行记》）但是，到了洪大容出使到北京的乾隆中期，清国已经建立120年，算起来也是第四或第五代了，似乎汉人都已经习惯了满清的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潘庭箔看见洪大容“以方冠，着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是朝鲜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朝鲜人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洪大容《湛轩燕记·千净笔谈》）
一、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历史记忆之门
这是“明朝遗制”，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讳。那么，在清朝中叶，朝鲜使臣穿着前朝衣冠到清帝国来，是否真的会唤起一些关于战争、王朝、族群的历史记忆？
虽然汉族人并非天生就应当是中国的执政者，但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洲）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耻辱感。康熙三年（1664），洪命夏（1607-1667）到北京时，就说汉人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嘻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洪命夏《燕行录》），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大约五年以后，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在见到朝鲜使者阂鼎重的时候，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官居正七品，进士出身，虽然遵照清朝制度穿了清代衣服，“不敢戴纱帽”，但是仍然“羡贵国尚存汉官威仪”。（闵鼎重《老峰燕行记》），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押（1737-1795）还记载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赦然有惭色”。
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问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华之制”但是，存有这种历史记忆和族群意识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汉族人对朝鲜使臣穿的明代衣冠，好奇归好奇，但只是看看而已，最多是啼嘘一番，甚至还有人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穿的满式服装辩护，他们半是自嘲、半是解嘲地说，满清的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李坤《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还有人觉得一代有一代的衣冠，像前引叶梦珠《阅世编》中就承认，“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其间随时变更，不无小有异同，要不过与世迁流，以新一时耳目”。所以，潘庭笃就对洪大容说，这其实并不是为了钳制汉人，当年达海库尔缠也建议“衣服从汉人之制”，但是皇帝不听从的理由是，满族（洲）服饰使人方便打仗，因为穿了汉族人的“宽衣大袖”，等于任人宰割，“若效汉习，诸事便怠惰，忘骑射，少淳朴，失礼度”。（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
汉族中国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使得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崔德中这样的朝鲜人也知道，汉族人如此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政策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清帝国那种“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感到既痛心又蔑视。他们反复说，满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李坤《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这话说得很沉痛。
二、仍旧前朝服色：中华唯有遗民？
满清人关前后，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进人汉族地区，又强迫民众剃头辫发，虽然看上去是用满族（洲）习惯强迫汉族，实际上，恰恰无意中沿袭了“改正朔、易服色”的汉族传统。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用同样的传统应对，以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隽。与丧乃心，宁死乃身”，“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在这上面，好像新朝和遗民势不两立。
落发易服的过程其实相当残酷和艰难。日本学者桑原鹭藏根据《东华录》记载叙述道，顺治元年（1644）五月三日，清人刚刚进人北京，曾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摧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但是因反抗甚剧，多尔衮曾于同月二十四日发出谕文，暂时收回成命，让“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但是，不久由于江南平定形势变化，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六日便再次下令严厉的命令：
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俊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落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读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之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但是，实际上一道禁令并不能解决问题，叶梦珠的记载说，虽然到了顺治二年，满清“克定江南”，但是旧时传统依然延续，“郡县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唯营兵则变服满装”；到了顺治三年，洪承畴发布严厉禁令以后，服装才开始变化，但仍然不那么容易变过来，在顺治六七年间，朝廷颁布官员正式服装规定，“于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偕越”，但是民间便服仍然很乱，到康熙九至十年间“复申明服饰之禁”，才“一时翁然敬畏，格守凛遵”，有了真正全面的改变。
改变是要改变的，毕竟大多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在权势的威逼下，渐渐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因此，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洪大容到北京的半个世纪前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崔德中初到清帝国时，曾和一个90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曰：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崔德中《燕行录》）
这一年，闵镇远（1664-1736）随同朴弼成也出使清国，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阂镇远就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进人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这样的一幕，“主胡教授之子着诸裨所脱战笠战服，欢喜踊跃，浑家喧闹”，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问：服此服，乐乎？对曰：此吾祖所曾着者，岂不乐乎。仍语诸裨曰：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云矣”。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向答的纸投人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闵镇远《燕行录》）20年后，李宜显（1669-1745）在雍正十年（1732）出使北京，也有一汉族生员王天寿给他送名帖，并顺便表示对朝鲜衣冠的羡敬，“吾辈吞生中华，虽与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遗风为快也”。在两人笔谈中，李宜显故意对他说：“吾衣冠如何？”他回答说：“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见大人也。”李表示“吾衣冠乃是箕子之旧，即古中华礼服也”，而王氏也马上“叩首拱手，以致敬恭之意”。（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
不过，到了乾隆年间，满清王朝建立已百年，遗民那些象征了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洪大容曾经问汉族文人道：“古称士以布衣，今见兄辈，皆着锦衣，未知中国古俗自来如此耶，抑迩来尚侈而然耶？”严诚便说：“此非古俗，吾辈亦未免从俗，世道相见之人，大率如此。”洪大容又问道：“（遗民）西林先生衣帽亦如此耶？”严诚便说：“不同。西林先生衣布衣，帽极古旧。”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坚持“古服”的西林先生“偶一入城，则人皆笑之矣”。（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
毕竟已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的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人们已近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不是遗民，仍然是异域使者的衣冠，偶尔是唤回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容给两个汉族读书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十年前，关东一知县，遇东使，引人内堂，借着帽带，与其妻相对而泣，东国至今传而悲之。”这故事使得年长的严诚“垂首默然”，而稍稍年轻一些的潘庭绮则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
有叹息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少去，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再有这种离黍之思，没有了离黍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完全随着时代变迁而流逝。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在这些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民族历史记忆仍然时时会被撩起。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先看戏台上的人物。
乾隆年间，李德惫（1741-1793）出使燕京，一日往东安门渴大成庙，“殿门既开，光头赤身者，及童男女拦入无节，使者乌帽团领，行四拜于大门之稍东边，观者皆指点而笑，曰：场戏一样。场戏者，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故也”（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入燕记下》）。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戏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它所携带的历史已经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在这一政治舞台上的人都必须穿着原来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潘庭绮和严诚，这两个标准的汉族文人在与洪大容谈话时就不得不承认，就连他们最尊敬的孔孟程朱再世，也要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洪大容对于清国官员带数珠之制甚不以为然，说“非先王之法服，不须问也”。但严诚却不以为然，觉得他不了解清国之制，便告诉他说：“必须五品以上带之，而翰林则以七品而亦许带。”可是，洪大容却故意调侃地说：“此必自已崇佛者带之。”严诚便回答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
可是，戏台上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初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好像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未经剃发优人王玉、梁七子”，他们“供称系戏子，欲扮女妆，以故未经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前曾颁旨，不剃发者斩，何尝有许优人留发之令。严禁已久，此辈尚违制蓄发，殊为可恶。今刊示严谕内外一切人等，如有托称优人未经剃发者，著遵法速剃，颁示十日后，如有不剃发之人，在内送刑部审明正法，在外认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举，无论害民，治以重罪。其传谕刑部速行刊示，”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宵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容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侈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潘庭绮就说，“戏台亦有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1712年，崔德中出使北京，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就很敏感地注意到，“色色改服，服皆明宋朝服、军服，而像形《水浒传》与奇奇怪怪事，而不知话音，亦不知意味，不足可观，还可笑也。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崔德中《燕行录》）。不过，崔德中只是痛说大汉衣冠成了优伶之服，但是没有参透这一层，注意到这恰恰成了汉族威仪的最后舞台。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1767-？）看到戏台上的老者，也说“一着阔袖团领头帽腰带，一应我国朝士之服，跪揖进退，皆中节奏，大抵胡儿见我国朝服之人，则必曰倡氏云者，盖以此也’（徐长辅《蓟山纪程》卷四），不过，他倒是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戏台所用衣帽，皆金冠纱帽，团领裳债，历代中华之法服备焉，所谓礼失求诸野者也”（徐长辅《蓟山纪程》卷五）。在这些使者里面，要数洪大容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当潘庭绮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容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有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这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有意保留的东西，康熙五十二年（1713），金昌业在返回朝鲜途中看到处处演戏，便详细记载了清国戏班的情况，说“其所演皆前史及小说，其事或善或恶，使人见之皆足以惩，而前代冠服之制，中国风俗，可观者多，如今曰汉人之后生犹羡慕华制者，未必不由于此，以此言之，戏子亦不可无也必”金昌业《燕行日记》），一百多年后的道光八年（1828）朴思浩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信斯言也。岂不诚远虑哉？”（朴思浩《心田稿·燕行杂著》）又过了20年，李遇骏到中国来，看到从正月到三月处处演戏，男女老少争相施舍钱财，他就想像说，演戏虽然浪费，但是“中华衣冠，前代风俗，于此乎亦有可征者”（李遇骏《梦游燕行录》），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着汉族故国离黍之思，这些“中华衣冠”似乎也真的能唤起人们的前朝记忆。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联想起历史耻辱的汉族衣冠，除了在戏台上外，还在外国使节身上可以看到，这倒是对化外之人的豁免。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不过“礼失求诸野”这句话却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节时时放在嘴边。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招摇过市。
在各种《皇清职贡图》中都有朝鲜、安南与琉球人物的图像，特别是故宫博物院藏佚名《平定安南战图册》中的一幅《阮光显入觐赐宴图》，正可以映证朝鲜使者在《燕行录》中关于安南服饰的一些记载。在当时朝鲜使者的眼里，琉球使者的穿着虽然有小小差异，但大概还是中华遗制。康熙五十二年（1713），韩某在北京看见安南使团，就说安南人“皂帽团领品带大盖如制，而唯是披发垂后加帽于上，为骇见耳”（韩泰东《两世燕行录》）；徐浩修（1736-1799）《燕行纪》卷二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饰金袱帽带，穿黑皮靴”（徐浩修《燕行纪》卷二），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至于琉球，也大体还是中华遗制，据说琉球遵守朱子家礼的规制，来北京朝觐的官员也基本上是明朝衣冠，“三品以上带黄缎画龙带，六品以上带红缎画龙带，而其他则或黑或蓝，随其所尚而带云”，只是他们的头发不剃，盘在后面用短簪绾住，他们的衣服是短衣外着窄袖长衣，下端为曲尺形边。（金舜协《燕行录》）不过这毕竟属于旧制，乾隆年间金正中（？-1793）就这样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和安南使者：“琉球则朝袍广阔，有古人制度，而以黄帛广半尺者为带，紧紧束腰，头上又以黄色绫裁作一帕，如我东之幞头而小异处，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安南高髻网布，朝袍角带，与我国恰似，且所着帽谓之‘文公冠’。”（金正中《燕行录》）
不过，同样都是“事大”与“朝觐”，朝鲜人仍然觉得，只有自己是中华正宗，只要琉球和安南使者的衣冠打扮稍稍偏靠满清，就打心眼里看不起。乾隆年间的朝鲜使者徐浩修对安南国王阮光平君臣在朝觐的时候，换穿了满清服装异常不满，便明知故问：“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安南人老老实实地回答说：“皇上嘉我寡君亲朝，特赐车服，且及于陪臣等然，又奉上谕在京参朝祭用本服，归国返本服，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这本是安南人当时小自翼翼的策略，但在徐浩修“政治正确”式的故意追问下，据说，安南人也“语颇分疏，面有愧色”。（除浩修《燕行纪》卷二）到了道光九年（1829）姜时永（1788-？还在批评当年安南国王贪图乾隆皇帝一时恩宠改换衣着，借着评论暹罗衣冠沉痛地说：“清人中国，天下皆袭胡服，为区域之外，自仍旧俗……安南亦海外衣履之国，而又变为胡服，唯此暹罗不效安南，亦可尚也。”（姜时永《輶轩续录》）而对于虽然穿着大明衣冠的琉球人，尽管穿着大体并无舛误，但朝鲜的使者则觉得他们还是不那么正宗，金正中就很鄙夷地批评琉球人，说“其人轻薄狡诈，无谨厚底意。缅甸则孟获之遗种也，衣蟒布头不着以黄帛环以两髻而露出长髻，极可笑也”。
说起来，朝鲜人在穿衣戴帽上面好像显得相当苛刻和自负。他们面对琉球和安南，就有一种居高临下自居正宗的傲慢，面对日本人，更是以自己的服装接近大明衣冠而自负，同样面对已经改易服色的清国人，他们更是从心底里透出不屑。他们来到清国，便时时试探地询问大明衣冠如何如何。这个时候，外国使节的服装已经让汉族中国人追忆往事时不免羞惭，而身穿大明衣冠的朝鲜人也因为穿了汉族传统的衣服而相当自豪。雍正年间，李宜万（1650-1736）到沈阳，一个叫做张裕昆的汉族读书人来与他笔谈，他就有意向他展示朝鲜“衣冠之制”，穿上道袍说，这是我们上服，张便羞愧交加地写了“法服”两字，李又穿着衣服作拜揖之礼，这更引起张氏的无地自容，写道：“此是汉礼，如今文庙，则行此礼。”据李宜万说直截了当地追问道：“先生乃是汉人，见仆等衣冠，想有悦慕之心矣。”这个汉族读书人便用笔写了四个字“不言而喻。（李宜万《入沈记》）有人问朝鲜使者金正中：“（朝鲜）使臣不加帽而其所戴貂皮者，何制也？”金正中就很骄傲地回答：“此是中华旧制，子或未闻耶？其名曰暖帽，冬则着此，春夏之间，或纱帽金冠。”（金正中《燕行录》）而当中国士大夫称赞他们是衣冠之国时，他们却故意反问，中国衣冠究竟来自何代，像朴思浩就是这样，他说：“中国之帽子、狭袖，通用于朝贺宴享祭祀征战燕居之时，这是华制耶。座中相顾笑视，末乃愀然曰：此非汉唐宋明遗制也，国制也。（朴思浩《心田稿·燕行杂著》）另一个乾隆年间出使清国的俞彦述（1703-1773），便得意地记载说，“彼人（指汉族中国人）有指我衣服而嗟叹者，曰：此圆领衣也。好制度，好制度。我人亦戏指其衣云：此亦好制度”，使得汉族中国人大为羞愧，连说“不好不好”。（俞彦述《燕京杂识》）
这时，朝鲜使者心里得到极大的自我满足，汉族中国人的心里却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五、汉族妇女的服饰：边缘的模糊
和外国使者的衣冠一样，满清妇女的服饰，有时也会成为激活汉族历史记忆的资源。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曾用焦秉贞绘、朱圭刻的《耕织图》与清初的《燕寝怡情图》为例，说明清代妇女的服装仍然沿袭晚明，如高髻、花钗、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或加云肩，从万历到康熙、雍正，甚至故宫博物院藏的《雍正十二妃子图》里面的满清皇妃，都穿了汉族的衣服。这倒是实的，就在明朝灭亡的那一年（1644），朝鲜使者成以性（1595—1664）在早已是清人控制下的宁远卫看到，这里虽然“公私家舍，大半夷灭”，但是“汉人男女，不改旧时衣冠”。（成以性《燕行日记》）有时候，审美的习惯并不跟随政治的规训，到1712年，出使北京的崔德中还注意到，“（汉人）女人或着摺裳，穿黑唐衣，头饰花珠，且垂面黑纱，乘驴子而行者，问有之。女子则犹带明衣制矣。可爱”（崔德中《燕行录》）。
明衣冠可爱而清冠服丑陋，这当然是朝鲜人的固执看法，因为对满清习惯的鄙夷，伴随的是对汉族衣冠的坚持。他们自己从很早起就穿汉族的衣冠，并把它看成是“文明”的象征，《三国史记》卷首金富轼（1075—1151）的序文中，把新罗到高丽的服饰变迁分为五期，称“新罗之初，衣服之制，不可考色，至第二十三叶法兴王，始定六部人服色尊卑之制，犹是夷俗。至真德在位二年，金春秋入唐，请袭唐仪，太宗皇帝诏可之，兼赐衣带，遂还来施行，以夷易华。文武王在位四年，又革妇人之服。自此以后，衣冠同于中国。我太祖受命，凡国家法度，多因罗旧，则至今朝廷士女之衣裳，盖亦春秋请来之遗制欤”。值得注意的是，本来这种喜爱，只是对另一个文明的向往，但是到了明清易代以后，却具有了确立朝鲜文明主体性的意义，使得他们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小中华”而中国是“夷狄之邦”。汉族女子的服饰，在满清夷狄时代仍旧沿袭晚明，给他们带来一个印象，似乎真是“男降女不降”似的，汉族女子身上还寄托了汉族的历史记忆。乾隆年间，一个叫俞彦述的朝鲜官员来到北京，看到男女衣服异制，就说，“男子则言语衣服，满汉元无分别，女子则尚服中华旧制，故当初彼中有‘男顺女不顺之语”，而汉族中国人也常常面对朝鲜人有些气短，觉得自己穿了蛮夷衣裳，“不好不好，此是鞋子打扮”，自嘲说“我辈独女人不顺”，让朝鲜人俞彦述觉得“可见其有思汉之心”。（俞彦述《燕京杂识》）
其实，满清王朝还是想一统服饰的，据朝鲜使者洪命夏在康熙三年（1664）的记载，清代初期，当时朝廷曾经有过一个动议，想禁止汉族女子穿汉族衣服，但是并没有最终施行。他很好奇地追问这是为什么，清国的官员就告诉他说，当时朝野确实有这样一个看法，觉得“清国既得天下，天下服色不可异同”，可是，“此论一出之后，汉人气色，莫不失心，大概去其华冠，解其足裹，有若剃头者然”，大概这是碰到激烈反弹的，连官员也知道这是“招怨之举，深可虑也”，所以建议送上朝廷，隔了好久，也没有真的动静。（洪命夏《燕行录》）
说起来，满清王朝的汉族妇女仍然穿着明代衣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清实行的是“男降女不降”的政策，也许是觉得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其旧时衣冠并不成为重要的历史记忆，也不会成为反抗现政权的族群象征。但另一方面，我以为是顺应传统审美观念强大的惯性。尽管满清人主中华，但汉族衣冠或者古衣冠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一种有文化和有历史的高雅象征，那个时代并不像追逐时髦和新潮的现代，在人们心目中，古典即典雅而时尚却只是流俗，因而在小说、戏曲以及书画中，要表现一种想像的和高尚的“美”，仍然需要这种古典的，而不用时尚的衣冠，这种审美观念的惯性延续，看上去无关紧要，却带来一个深远影响的后果，就是古代衣冠始终一方面成为美的象征引起夸耀和自豪，一方面却成为耻辱的标帜时时触动汉民族的族群意识，正像一个朝鲜使者李宜显所说的，尽管在当时，“无论胡汉，一皆胡帽胡服。而见画本，虽画近来人物，冠帽则悉依汉仪，于此可见，虽不得已从时制，而心实歉然也”（李宜显《陶谷集·庚子燕行杂识下》）。
尾声：“遵时”的一般民众
话须说回来，尽管戏台人物、外国使节和汉族妇女的服饰辫发，可能不断地刺激着汉族人的族群记忆，但是来自政治权力的现实力量，毕竟要远远大于来自历史记忆的心理屈辱，一般民众甚至是深谙历史的读书人，在现实世界中生活，仍然不得不接受这种屈辱，剃去汉族传统的头发，穿上满清的衣装，而时间的流逝，更在不断地磨消这种曾经深刻的历史记忆。“人间岁月初周甲，天下衣冠久化夷”（李颐命《燕行诗·次副使见新历有感韵》）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雍正十年（1732），李宜显在出使北京的路上，遇见一个叫马悼的读书人，与他谈论衣冠之事，他“显有愧屈之色。即书示曰：我们未尝不羡，但我们遵时耳”（李宜显《陶谷集·庚子燕行杂识下》）。
“遵时”其实就是向现买妥协，还有一种说法是“从裕”。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在出使北京途中，一连三次向不同人提到同样的话题，得到三次几乎相同的回答。在和一个叫做张奇漠的人谈到明朝衣冠时，张就说，穿旧朝衣冠是“知礼”，但剃头易服是“风俗”。当他在山海关遇见祖上曾是明朝指挥同知的郭如柏，谈及衣冠之制的巨变时，郭却说这是“各朝制度”。当他与一个叫做康田的汉族读书人正话反说，故意说“我是东夷，有甚可观文物，穿的衣冠与大国异样，想必见笑”，没有想到的是，康田却说“爱贵邦衣冠，我则遵时王之制”。（金昌业《燕行日记》）意思都是风俗随各朝而变，时王之制不得不从。同样，康熙六十年（1721），俞拓基在通州碰到赴京考试的彭氏兄弟，当他问到你们是汉人，知不知道明朝冠服，为什么不穿前代衣服的时候，这两个二十几岁的汉族文人回答是“迫于势”（俞拓基《知守斋燕行录》）。所谓“从俗”，所谓“遵时”，所谓“迫于势”，都是无可奈何的意思，经过血雨腥风，正如彭氏兄弟说的，在满清帝国的治下，断然没有不剃头变服的，“其势不得不然”。不过，因为朝鲜在满清政治权力直接控制范围之外，所以朝鲜人不太能够体会汉族中国人的苦衷，倒是好像怀着一种逆转的自负和鄙夷。康熙三十九年（1700），一个叫姜铣（1645-？）的朝鲜使者在清国写了两首诗，先是说“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接着说“楚士几轻秦吏卒，蛮儿浑怪汉衣冠”。这很有趣，在汉人眼中本是蛮夷的朝鲜人到了中国，却奇怪这里寻找不到真正的中华，本来是中华的汉人，却在朝鲜人的眼中成了“夷人”、“蛮儿”，他们倒对原本是大明的衣冠感到陌生和诧异。（姜铣《燕行录》）
卢以渐与郑季明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一道出使清帝国。到了北京，因为他们穿着大明衣冠，因此引起好奇和围观，据说，“其中少年辈见我等衣冠，大笑讥嘲，侵侮之意颇多”，难怪差不多同时到北京的洪大容要嘲笑汉族中国人说：“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惟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洪大容《湛轩燕记·干净笔谈》）
真的是“忘本”了吗？也未必。道光八年（1828），离开明朝覆亡已经一百八十多年了，一个朝鲜人问张亨甫说：“入京来，窃有规规管见，盖上国延祚久远，制度范围薄海宏大，而但不用先王礼乐、中国衣冠，是未忍舍旧而然耶？朝着不欲语到耶？列朝来有金石成规而然耶？”这个汉族读书人回答很微妙：“改制度，易服色，我朝重禁，朝臣有奏请者斩。此亦是天数也，又有戒于前者，魏改汉制而云亡故也。”看起来好像很接受满族（洲）衣冠的正统性，不再愿意恢复大明衣冠，但是他临走时却又补写了一句，说“此语见俗儒，幸无问及”，接着又说，“本日有事，且暂别，另日可至敝寓再谈否，以不便径造使馆也”。在这种吞吞吐吐欲语还休的神态中，好像有一些难言之隐。而20年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朝鲜使者李遇骏在广宁遇见汉人萧某，两人之间有一次笔谈，萧某就干脆一些了，“（李）问：‘吾辈所着衣冠，于汝心以为何如？’（萧）曰：‘此本中国衣冠，吾虽不得已胡服，岂无歆羡之心耶？’既而颦蹙眉，隐然有伤感底意。嗯！世变风移，今为二百余年，而间巷之间犹有思汉之心，为之一叹”。既有思汉心，为何汉人却胡服？李遇骏说，这是因为清朝“变服者被重律”，所以“防限截严”。（李遇骏《梦游燕行录》）所以，所谓“忘本”，也许指责太苛刻，批评太轻率，嘲笑也未免不够忠厚，汉族读书人已经说得很明白，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再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薙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和“从俗”的代价是压抑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而当时朝鲜人并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血腥岁月。
本文来源于《史学月刊》第10期，注释从略，请购原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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