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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 | 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
何炳棣作为历史学家也有其一定的幸运，他享有一个伟大历史学家必须要有的长寿。他年登八秩之后，精力依旧充沛，不仅另起炉灶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而且从容写作这部回忆录。他生长在动乱的中国，在他那一时代里不知有多少精英在洪流里不能完成或继续学业，而他却能在当时中国最好的学校受教育，像南开、像清华；亲炙到最优秀的老师，像雷海宗、像蒋廷黻、像陈寅恪、像冯友兰，又得以留美深造，在美国第一流大学研习而后执教，在史学研究的领域内驰骋数十年，“业”成名就，而他的这部回忆录足以为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佐证。我们读此书，可以感觉得到，他有一股在史学领域内大显身手的强烈使命感。
全书以“读史”与“阅世”并列，但分量显然前者重于后者，因为作者刻意把记忆的重点放在学术，雅不愿于世道人心多所着墨、过于月旦人物，唯与学术相关的人物臧否，亦不讳言。作者乃学院中人，生活大都在校园内，活动鲜出学术圈外；然因其身处新旧交替的大转变时代，亲历动荡中国的内乱外患，特别是日本之侵华，以及长期冷战的东西对抗与结束；风声、雨声多少会撼动书斋里的读书声，时而不免卷入象牙塔外的纠纷，故其所阅之广阔世界，亦颇有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所“阅”不到，也感受不到的经验，记录下来，当然也极具史料价值。
作者像他那一代的其他学人一样，学成时山河变色，不能归国，不免有背负多难故国十字架的感觉，在异乡每多故国之思，希望中国富强，是很自然的事。何氏因其性格上的强势，只是在爱国情操上表现得更为强烈而已。犹忆一九八一年的秋天，在武昌出席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遇见何先生并为他拍了一张照；翌年接到他的来函说：“蒙摄扬子江边濯手一照，至感至感！波兰天才音乐家肖邦远赴巴黎时，曾携故乡沙土一袋。余以炎黄子孙，决心一亲长江之水，正此意也。”爱国之情，情见乎辞。然而有人在学术论辩无话可说时，以“民族主义”作为攻击何氏学术的武器，不过是黔驴技穷后的焦点转移。事实上，何炳棣的爱国不会减轻他史学的分量，就像杨振宁爱国不会减轻他物理学的分量一样。法国的伟大史学家布劳克（Marc Bloch）,两卷本经典著作《封建社会》的作者，也是法国伟大的爱国者，他曾说过：“他是彻头彻尾的法国人，完全沉浸在法国的精魂与传统之中，使他不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家自由地呼吸。”没有听谁说过，“年鉴学派（the Annales）”大师布劳克的民族主义会影响到他史学著作的水平。
作者似乎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然而却能记忆往事既详尽又细微，诸如童年时家里的对联，父亲在作业上题的诗句以及“不要在狗洞里称天王”的训斥，小学级任老师的姓名、籍贯、形状、声貌，少年游伴的不渝的友情，南开中学求学时的“成长痛苦”、学习细节、因参与反威权学潮而被开除，以及山东大学难忘的一年，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清华岁月决定何炳棣成为历史学家，对这一章分上、中、下三段描述，颇为详尽，对于清华园“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六十余年后回顾，犹感如在“天堂”；当然还有精神上的享受，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名师如云，图书充足，而作者又能充分利用，力争上游，在课业上也求完美。他在清华大学那样有计划的自修苦读，足可提示今日历史系在校同学们切莫光阴虚度。他与雷海宗教授的师生情谊最笃，数十年念兹在兹，虽海天相隔，仍积极探询，终于取得联系，书中所附雷氏一九六二年复作者函，读来亲切感人。作者也用了相当多的篇幅，纪念雷海宗，发先师之潜德。
“留学”如作者所说，在当时已成为“新科举”，为学子跃龙门之所必须，亦作者预立之志向。新科举之难较之旧科举，有过之而无不及；自费留学除了富商巨贾外，几无可能，而公费无论学科或名额均极有限。作者于一九四○年第一次参加清华庚款留美考试，只有“经济史”一科可考，结果以些微分数落榜；过了两年，第二次考试又多生波折，作者最后从沦陷区出来，只剩下三个月的备课时间，主要凭久蓄的实力，考取这唯一的名额，而且成绩名列各科考生之冠。作者从多方面分析其致胜的原因，除了西洋史是他的强项之外，科目试题之得当，有备而来的丁则良却因病未能应考，在在使他感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安排凡世间人的命运”。最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并未将这一段叙事局限于个人的得失，而从宏观的角度讨论试题的得失与国家抡材的谨慎，并观察历届中美、中英庚款考试，发现“二十世纪新登科录中创下最高荣耀的是学兼东西、文才横溢的钱钟书”。走笔至此，不禁感到：庚子赔款乃中华之奇耻大辱，然而部分庚款转为公费留学之资，培养了像钱钟书、杨振宁、何炳棣等第一流的学者，不啻是把大坏事变成了大好事！
作者选择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主要目标是完成博士学位，他对导师的选择、课程的研读、两次口试的经过，都有详细的叙述，尤其是口试，无论是日期、地点、对答的具体内容、心理状态等等，可谓巨细靡遗，展现了惊人的记忆力。前人提到博士口试，往往一笔带过，从来没有这样细微，不啻为博士口试留下一则完整的记录，值得读者仔细玩味。
博士论文是学者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起步,本书提到：“上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立即被誉为国际名著者只有两部”，即萧公权的《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与陈体强的《有关承认的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Recognition）。炎黄子孙所写有关西洋史的博士论文，不知有几部，谅必甚少，何炳棣的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Land and State in Great Britain, 1873—1910: A Study of Land Reform Movements and Land Policies）一如其导师所说，“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仅因细故，延误了正式出版，令英国农业史权威学者感到“遗憾”。不过，这部史料充沛、“具有思维魄力”的论文，功并“未”唐捐，为他转向中国史研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用西洋史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史，对他来说，不再是空话，而是有丰盛的实际经验可据。
从英史到国史，用作者的话说，像跃龙门；一跃而过的处女作则是《两淮盐商与商业资本之研究》，接着是《美洲作物传华考》、《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明清人口史论》、《明清社会史论》、《中国会馆史论》等一系列论著，源源而出。这些论著几全用英文写作，读者阅读这些论著的内容，不可能知道这些内容是如何形成的，而本书回顾写作的经过，从问题的提出、资料的搜寻到如何在图书馆里“开矿”、如何写作、议题之展开以及原创之所在，莫不娓娓道来；读者若再回头看原著，当更有会心。读者同时也可以注意到，作者“跃过龙门”之后，就力图超越“大杂货铺”式的“汉学（Sinology）”传统，而吸收其考证的精髓。作者见证“二战”后在西方勃兴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认为无论在范畴与观点上均较汉学宽广，然亦不偏废传统汉学之长。作者志向远大，更将其研究课题与特定的学术专业接轨，他的美洲作物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人类学学报上，他的早稻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经济史学报上，个人跻身顶尖学人之林的“虚荣心”事小，打破“大杂货铺”的陈规事大，我认为作者是利用社会科学结合传统考证方法研治国史最成功的史家，即在于此；至于开这一方面的风气之先，尚属余事。
作者钻研多年的明清人口史论，终于在一九五九年问世，定名为《中国人口史论，1368—1953》，为此一重要课题的“开疆辟土”之作。早在这第一本书出版之前，第二本书已在进行之中，那是有关明清社会流动的具有原创性的研究，于一九六二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to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此书除了引起西方中国史学界的极大重视外，也影响了在台湾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好几代学者。作者主要根据三四万进士和举人的三代履历所呈现的社会流动而成书，但仍遭遇到有些西方学者的质疑，特别是哥大的海姆斯（Richard Hymes）；不过，由于海氏对“家”、“族”等基本概念的混淆，模糊了新进士向上流动的社会与制度意义，以至于怀疑科举能促进统治阶层与平民之间“血液循环”的论点。最近艾尔曼（Benjamin Elman）有关明清科举的专著，于科举制度本身之研究，史料多样而完备，颇有参考价值；然有关社会流动问题，仍然延续海氏的论点，认为何氏低估了家族与婚姻对向上社会流动的功能，以至于所得出三代平民出身的进士比例，失之过高。作者回顾家世时，特增“附录”以借今证古，指出唯有中式者祖上三代履历，才“最能反映社会阶层间的上下流动”，而艾尔曼在日本辛勤搜集的十一种具有三代履历的进士录，如其“表5.1、5.2”所示，平民出身的中式者的百分比与《明清社会史论》同时期的统计“大都符合，甚或稍高”，恰恰可以证明：科举考试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明清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主要渠道。然而艾尔曼却回避了这些统计数字的意义，以避免证实平民中式者百分比之高，有碍其书中的主要结论。何氏借力使力，用艾氏自绘之表，明快驳之，特别值得读者留意。
这两部专著的出版，奠定作者坚固的学术地位，结束了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十四年的教职，移讲芝加哥大学，开启另一段的学术路程。作者对于美国学界聘任的过程，如讲演、对答、社交、签约，做了要言不烦的描述。芝加哥大学是美国的名校，作者对在该校发展中国史研究原有壮志宏图，曾拟拉哈佛的杨联升过来，使瑜亮同校，天下无敌；之所以未成，除了有趣的瑜亮情节外，亦可略见美国学界挖角以抬身价的效果，此笔有趣的实录，不可不看。作者在芝加哥的二十四年期间，精心设计课程，收到很好的学生，学术活动与交流，也大大扩展，用徐道邻的话说，“辩才无碍，游刃群雄间”；然专心研撰，忽略了系务，以至于因内部“暗斗”使芝加哥大学新建之东亚教学与研究，呈现衰象。作者于此，颇耿耿于怀，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作者于芝加哥时期的研撰，除了北魏洛阳与南宋以来的土地数字外，主要在探索中国文化的起源。先后完成中文本《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与英文本《东方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C.）。此外，英文论文《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The Loess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Agriculture）以首发论文于一九六九年的十月在著名的《美国历史学报》（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登载。
吾辈深知，探讨任何起源问题，都是头等的难题，作者自选最困难的题目攻坚，而且还涉及专业以外的许多专业，其艰苦与毅力可以想见，然未能想见的是英文书稿完成之后，无论出版过程的曲折以及出版后的纷争，真可说是“赞美”与“攻讦”齐飞，毁誉绵绵无尽期。作者对这部书的写作、出版、辩难等等，都有详细的说明，读者可以略见论证中国文化本土起源之艰辛，亦为我们留下学术史上一则值得深思的佚闻。
作者于一九八七年自芝加哥大学汤普逊讲座教授退休已十七年，于一九九○年尔湾加州大学杰出访问教授退休也有十四年。这一长段时间虽从教职上退休，但在学术上却又开一春，即本书“老骥伏枥：先秦思想攻坚”所述。作者转攻思想史，好像又是一个飞跃；其实，从钻研文化起源到钻研思想起源，自亦有其一定的逻辑。从黄土的特性发见华夏原始农耕的特性，又从此特性发展出村落定居农业以及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可见自仰韶一直到西周其间“血缘链环”之形成，以及之后借宗法制度的推广以控制广土众民。秦汉大一统在政治形式上固然变成郡县，但在精神上仍然延续宗法，皇帝实乃超级之宗子。华夏文化中延绵不绝的“宗法基因”之发现，为作者近年最重要的创获；窃以为以此基因为主旨，足可写一部崭新的中国通史。
作者攻先秦思想之坚，立即在考证上有重要的突破；其要端有二：其一，考出《孙子》成书于公元前五一二年，早于《论语》，为吾国最早的私家著作，故亦早于《老子》，而且《老子》之辩证思维实上袭《孙子》，首发孙、老易位的“石破天惊”之论；其二，重新考定老子年代，从司马谈与老子后人李解之关系与李氏谱系之获得，上推李解父祖，估算老子李耳约生于公元前四四○年，晚孔子约一百一十一年，晚墨子约四十年。并驳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一文中所谓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说,而确定为公元前一三五年，拙著《史传通说》亦不以王说为然，甚喜何先生更加细密地考定司马迁的生年。何氏又进而从孙、老之文本，论证老子的辩证思维实祖述孙子。
作者重新定位先秦思想，一旦确定，势必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有革命性的影响；然而定位之工作尚未竟全功，仍在进行之中。《孙子》一书既被定位为吾国最早的私家著作,而作者孙武又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行为主义者”,对后来诸子百家的影响，当然不仅仅老子一家而已。本书篇末指出，《孙子·计篇》所谓“道”，乃“令民与上同意也”，已发一元化政治机制的先声，而《墨子·尚同》的篇名，正是孙子论兵要旨的忠实简化，而其内容则表达了由“同”到“一”的语义转化，已出现“一同天下”的语句，所谓“同天下”者，即“一天下”也，亦即是将整个天下“一以同之”，甚至进而推论治国若治家，使全民若使一夫，圣王为了使天下大治，莫不以“尚同为政”。足见生于孔子与孙子之后的墨子，已认识到政治机制之“一元化”乃时代趋势之必然，而此一元机制也就是允许圣王无条件统治无知民众的专制机制，最后成之于秦始皇之手。此外，墨子学说更将《孙子》残刻阴森如同“行为主义”的理论体系，诸如“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加以伦理化或宗教化，诸如讲“列德而尚贤”，说“兼爱”，敬“天鬼”。墨子大讲伦理道德迫使行将争鸣的诸子百家，也披上伦理道德的外衣。百家学说固然有异，但其核心莫不是君人不择手段的南面统治之术；然而“外衣”毕竟是装饰，其核心思想仍是专制一统。百家争鸣的最后胜利者是讲究严刑峻法的法家，自孙武到商鞅的“兵法”直到韩非集法家之大成，再发展到秦汉以降两千年的专制政治与文化。此一思想史上的轴心，已经隐约可见；然而有关法家的渊源，以及其中错综复杂的思想关系，犹待作者详考。吾辈于作者“读史阅世”的最后丰收，有厚望焉。
本文原载于《读书》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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