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1947—2013），曾任英国剑桥大学政治思想史讲师、国王学院研究员。其代表作《贸易的猜忌》（2005）是研究18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名著，曾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2007年度戴维•格林斯通图书奖和美国经济史学会颁发的斯宾格勒最佳图书奖。
“贸易的猜忌”这一短语指涉的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某种特定关联。它出现的背景是，国际贸易上的成功成为事关国家军事和政治生存的大事。“贸易的猜忌”象征着经济业已具备政治属性。它开创了全球市场竞争作为基本国家活动的时代。为理解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休谟提供了清晰的分析线索和历史线索。
“贸易的猜忌”是一个带有轻蔑含义的措辞，指的是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一种病态的联结，这种联结把全球变成了一个上演永久商业战争的大剧场。然而，这并非贸易本身所固有的缺陷。正像18世纪其他一些主要思想家那样，休谟认为贸易和战争遵循着根本不同的逻辑。从对结果的预期来看，战争是单向性事务，总有一方赢一方输；另一方面，贸易则在本性上基于互惠原则。虽然贸易并非利他的，但是它只有在互惠的基础上才能够持续发展。因此，“贸易的猜忌”是一个混合习语，用以描述一个腐化的过程。它所暗示的是，在现代政治中贸易的逻辑屈从于战争的逻辑。
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对那些没能理解潜存于所有商业中的互惠逻辑的人不屑一顾，但是，他们都未费心去思索一个在和平与和谐中运转的纯贸易领域。既然战争和贸易南辕北辙，他们着重关注的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期望理解当商业的逻辑被叠加到战争的逻辑之上时，商业逻辑是如何真正将自身进行到底的。贸易将会驯服战争并不是一个预知的结论。贸易和战争在现代政治中的结合会引发新的制度和新型战争，这些新的制度和新型战争可能会被证明比此前时代的征服和朝贡帝国更加危险。自休谟所处的时代以降，对战争与贸易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多有评议。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通常被描述为孰者优先的争斗。主张战争或贸易作为现代政治真正主导性决定因素的观点，已分别被注入看似前后一贯且在教学中可以得到呈现的两种政治思想传统中，并辅以被剪裁过的回顾性历史来迎合这两种难以调和的传统之间的鲜明反差。在20世纪，战争的政治传统开始被称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相对，后者经常被直率地描述成一种乌托邦理想主义，其基础是关于商业能给全球带来和平的信念。沿着这些脉络建构起来的“隧道历史”和理想型可能会有某种分析和修辞方面的用处；但从政治上看，它们过分地简化了政治背景的多样性。要阐明贸易的猜忌，我们至少同时需要两条历史“隧道”：一条政治的和一条经济的。政治学中迫切而又有趣的问题，很少完全位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所谓分隔线的任何一边，抑或古代共和主义和现代共和主义的任何一边。要使纯粹的理论适用于政治现实，就会发现一个凌乱的交叠地带。这个混杂交叠的空间就是贸易之猜忌的天然家园。
作为亚当·斯密的第一位传记作者，杜戈尔德·斯图沃特指出，斯密“对于商业猜忌的评论是以一种义愤填膺的语气表达出来的，而斯密很少在其政治著作中采用这种语气”。然而，斯密也意识到，虽然商业的互惠可能阻止使用战争作为经济扩张的工具，但是世界市场仍会继续呈现出战争般的冷酷无情。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常常选择研究这些政治和商业的交集，后者被他们视为现代文明进程的直接原因。有些交集导致了进步，而另外一些则导致了腐化。现代性的国家形式，即现代（与古代相反）共和政体，是在这样一些关于好政府与盈利性贸易是否相容的担忧之中产生的。在考虑现代国家的生存能力时，首要关注的就是商业和战争的问题。
有些人希望现代商业共和国会永远放下手中的剑。另外一些人却担心，商业共和国在实践中会被证明甚至比以往的国家类型更为好战。然而，即使真正的战争停止了，也几乎没有人幻想市场国家能放弃其猜忌的商业“角斗士”的姿态。只有当国家把财富创造局限于国内市场并对国际贸易采取闭关政策的时候，它们才能够放松。“封闭性商业国家”的观念建立在贸易的猜忌与竞争性商业密不可分的假设之上。这种类型的国家选择置身于现代世界之外。休谟、斯密以及他们的同时代人想要解释，战争的逻辑和贸易的逻辑是如何在17世纪合而为一的，以及为什么此后想把它们拆分开来是如此困难。他们也希望能够看清国际经济竞争的未来。他们对过去的解释和对未来的推断密切相关。休谟和斯密对贸易猜忌的谴责仍然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既不是歇斯底里的现实主义，也不是自鸣得意的乌托邦。《国富论》并不是一部关于永久和平的著作，而是一部关于竞争性经济战略的著作。在他的书中，斯密权衡了国家在全球市场中求生存的可能机会。
在《论自由和专制》（后来改名为《论公民自由》）这篇论文中，休谟提供了一条引人注目的历史线索来理解战争和贸易的现代融合的起源。他指出，贸易的猜忌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政治风格的混合物。“马基雅维里，”休谟写道，“把他的研究局限于古代暴虐和专制的政府以及意大利那些混乱无序的小侯国。”他的共和主义洞见与欧洲大型君主国的政治几乎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休谟补充道，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政治已经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维度：“直到上个世纪之前，贸易从未被视为一项国家事务；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古代政治作家曾经提到过贸易。甚至连意大利人都对其保持极度沉默。但现如今，无论是国家的大臣们还是思辨的学者们，贸易都成为其主要的关注对象。”
基于这种观察，休谟审慎地将古代人的政治和现代人的政治区分开来。他将文艺复兴和古典时期归并在一起作为这样两个时期：其政治是前经济的，因此也是前现代的。在他看来，真正的现代政治始于贸易成为政治关注焦点的时候。这样，贸易的猜忌就是一种后马基雅维里的发展。然而，它在起源上却不是全然现代的。确切地说，它跨越了文艺复兴及其后时代的边界，因为它同时运用了国家自卫具有优先性的文艺复兴观念，以及为了竞争性的国际贸易可以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权利。贸易的猜忌是马基雅维里主义外推到现代贸易经济之后的产物。正是贸易的这个腐化的方面迫切要求政治的关注。
本书所论述的主要是经济上的新马基雅维里主义在18世纪的兴衰变迁。但是，《贸易的猜忌》这个书名还具有强烈的后霍布斯主义的论调。贸易的猜忌可以被看作霍布斯式的国家猜忌在贸易上的应用。但是，这种应用并不是由霍布斯本人亲自操刀的。更确切地说，贸易的猜忌是一种后霍布斯主义的发展。按照休谟所采用的将商业与政府间关系作为分水岭的标准，霍布斯要么是前现代的，要么是反现代的。通过探究作为现代政治构成时刻的政治与经济的交集，本书的各个章节不可避免地要同时处理后马基雅维里主义和后霍布斯主义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轨迹。标示出两者之间的分歧与交集，是此项研究的中心任务。
休谟对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的政治理论之间所作的严格区分让人感到十分熟稔。现代政治思想史惯于围绕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即公民德性的政治）与17世纪的自然法理学（即现代元法律人权话语的前身）之间的差别组织其结构。这两者之间的范式转换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有人运用一个类似的人文主义和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差别来解释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其目的是为了证明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自然”法理学家的政治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文艺复兴的共和主义看上去不仅仅是一个前现代的政治术语，而且还是一个反现代的政治术语。据称，在17和18世纪，佛罗伦萨共和主义的信徒，尤其是其在英国的追随者，将新兴商业社会的有害特征归为一类，并用反市场道德主义（antimarket moralism）这样一个颇有影响的术语来攻击它。经由这一过程，18世纪的共和主义开始成为理解资本主义的一项关键的智识资源。
政治经济学直接受益于后文艺复兴时代共和主义对市场的批评。但是，共和主义者和政治经济学家的判断，并未在国家猜忌的起因上达成一致。双方都谴责国家的猜忌。然而，自然法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谴责它是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好战性在商业现代性中的时代误置的残存物。相比之下，共和主义的批评家则把贸易的猜忌看作共和主义道德的退化和错误的国家理性的来源。国家的猜忌证明现代商业腐蚀了爱国主义。共和主义对市场的这种诋毁，对研究18世纪政治和经济思想而言至关重要。本书对这种诋毁的重要特征详加复述和分析。但是，本书的战略目标不在于重复学者们近来对文艺复兴的共和主义和商业现代性之间道德紧张的解说，而在于表明两者也发展出了重要的政治协同作用（political synergies）——这主要体现在国家荣耀的共和主义学说和全球市场的现代政治之间的政治协同作用。它们在21世纪仍然是颇有影响的。
共和主义对商业的敌意基于对古代和现代早期共和国内部政治的规范性评价。贸易的猜忌并非这些国内的共和主义担忧的结果。确切地说，它来自保护共和国免受外部威胁的绝对命令。必需的政治基于“必需面前无法律”的原则，意味着共和国的捍卫者和爱国者为了使共同体避开致命的危险，可以要求完全无视道德、正义和实定法。这尤其适用于对外政策的执行。这种外部共和主义事业不同于国内的共和主义事业。不同于集体自我管理的繁复设计，保卫共和国利益和独立性的战斗纲领是可以传递给公侯国的，正如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所展示的那样。它们甚至在大型领土君主国中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一旦关于国家安全的人文共和主义学说脱离了意大利城邦共和国的发源地，它就成了众所周知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这一表达与现代国家的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确切地说，它清晰表达了对于维持“地位”的严格要求。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它非常容易腐化。真正的必需的政治，仅仅在其影响范围可以被确定不变的时候才可能存在下来。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概要，国家理性很容易变成一般性的审慎学说和某种秘密治国术。
贸易的猜忌是国家理性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因此，那种认为现代自然法理学是政治和商业的现代结合的唯一起源的看法是毫无助益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司法基础的观念来源于一种信念，即“古代”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者反对商业。据称，如果是这样，那么对贸易的支持一定来自共和主义者的对手，即现代权利论者。与此类似，它假定共和主义者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他们不必诉诸任何权利的观念；而自然法学家所关注的只有权利，并以此来保护个人免受赤裸裸的政治权力的侵害，不论这政治权力是共和国的还是君主的。这样的对比把人民利益描绘成完全是共和主义和反现代的，而权利则看上去成为政治、个人主义与贸易在现代相互纠缠的自然结果。然而，这个逻辑是扭曲的。
在文艺复兴的共和主义与现代自然法理学之间划一条绝对的边界，并将后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国家理性看作既非共和主义亦非自然法理学，因而将其排除出这一等式之外，这样做是缺乏历史依据的。“现代”自然法的第一个主要倡导者——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诞生于人文主义的背景之中，是一位活跃的共和主义政治家。人们经常认为他是国际法的奠基人，并认为他相信存在着一个众多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更加合乎情理的看法是，格劳秀斯是一个把他那个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学说——“国家理性”——大胆编入法典的人。格劳秀斯认可战争作为一种个人和集体自我保存的正当工具的合法性。这恰恰是文艺复兴后期国家理性的奠基石。通过将战争转变为一项基本的“权利”，格劳秀斯肯定了而不是拒斥了支撑着国家理性的必需的政治。
这一早期后人文主义类型的自然法理学坚持两个重要原则。第一，它通过肯定所有人自我保存的平等权利来保护国家理性免受其各种腐化变体的侵蚀。这些权利为个人提供了一张安全网，保护他们免受蜕化为极端怀疑地运用纯粹强力的国家的侵害。第二，自然法理学宣布需要普遍接受的原则来裁决那些来自不同政治、法律、宗教以及文化背景的相互冲突的自我保存要求。那些担心国家理性会滑向危险深渊的人，试图通过强调外部产生的道德和神学理论来反击国家理性。格劳秀斯的创新在于，从国家理性这一术语自身内部建立起防御它的壁垒，而不必诉诸外部学说的资源。
格劳秀斯在司法上重塑的国家理性，其鲜明特征在于把对保存要求的外部限制降到最低程度。这种最小化造就了现代权利理论引人注目的道德力量。然而，在何种意义上它才是贸易政治化以及新兴功利论市场唯物主义的源头呢？除了其他新颖而具有攻击性的财富获取模式之外，远程贸易对格劳秀斯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格劳秀斯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无限制的贸易追求提供的法律辩护，成为他的自然法理学的标志。然而，他对荷兰商业的辩护并不是从他的新法律权利学说中推导出来的。相反，格劳秀斯和荷兰共和国之所以全神贯注于这一问题，是因为，攻击性地获取财富作为国家自我保存的一种方式，早已深植于同时代的共和主义和盛行的国家理性学说之中。
攫取外部经济资源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性。首先，国家的自我保存要依靠军事实力。按照16世纪的老生常谈，金钱就是“战争的神经”。继所谓的军事革命之后，战争的开销进一步增长。为国家安全提供财政支持成了寻求经济扩张的首要动机。其次，国家所必然要求的不仅仅是保护自由，还意味着共同体的福祉，乃至它的荣耀。马基雅维里把伟大界定为民族和共和国的一个主要目标。但是，荣耀不仅仅意味着公民的繁盛，它还需要财政支持，并因而使得物质资源的持续增长成为必需。某些共和主义者热衷于这样的观点，即个人生活应该简朴有德。然而，甚至连他们也同意，共和国本身为了其公民文化的繁荣应该变得富有。马基雅维里对仅仅以自我保存为目的的国家和以“发展壮大”为目的的国家作了著名的区分。他更偏爱后者。
正是罗马共和帝国典范性地呈现了欣欣向荣的国家强盛。古代的增长模式意味着领土扩张，也就是资源和人口同时得到增长。这可以通过征服和王朝兼并来实现。促成国内经济繁荣也被认为是重要的，正如意大利皮埃蒙特人乔万尼·波特罗在其著作《国家理性》中所强调的那样，他在这本书中对基于有益的国家理性和腐化的国家理性而制定的经济政策作了鲜明对比。他承认，促成国内增长只有作为一项长期政策才具有可行性。增长的政治提供了远为迅捷的致富方式，其手段偏爱对外扩张，诸如征服、远程贸易（主要与远东地区之间进行），以及将迄今为止地图上尚未标明的领土变为殖民地。把增长变成一个国家理性推动了帝国主义，促进了与欧洲以外地区贸易的急剧增长。海上贸易国家之间的“猜忌”是极端强烈的，但是这种敌对竞争尚未影响到欧洲大陆内部的贸易渠道。通过“先占先得”或者征服的方式获取对新领土和新的生产性资源的权利，这一点引起了很多自然法学家的注意。他们关于私有财产权的新理论为后文艺复兴时期全球领土扩张政策提供了法律衬托。
荣耀、海外帝国以及远程贸易，使国家理性远离了其在严重穷困时期爱国自卫的狭隘起源。自我保存的边界变得格外有弹性，在潜在的意义上甚至延及全球。在这一过程中，霍布斯处于一个悖论式的地位。作为一个权利论者，霍布斯继续发展了格劳秀斯自然法理学的怀疑论基础。通过将自我保存作为统领所有人类事务的唯一根本价值，霍布斯甚至比格劳秀斯更加有决心吸纳国家理性学说中的积极内核。但是，霍布斯拒绝把自我防卫的保护区拓展到对外部经济扩张的追求。霍布斯所强调的不是扩张和侵略，而是恐惧的首要地位、对伤害的预期，以及为迫在眉睫的必需所作的准备。
在英国，不是霍布斯而是其共和主义对手詹姆斯·哈林顿，表现了马基雅维里式的对增长的政治而非保存的政治的偏爱。霍布斯把“扩张领土的那种贪得无厌的欲望”与“徒劳的虚荣心”和非理智的冒险联系在一起。财富对于自我防卫来说是必要的，但最好是通过国内的“勤勉”来实现。攻击性地追求荣耀显得过于自负，是坏的国家理性的范例。霍布斯反对奢侈、浪费和大型商业冒险活动，并且批评商人们言过其实而无爱国心的逐利行为。他设想了一种受规制的经济，或者叫命令型经济，其中国家安全优先于一切私人的经济利益，并由一个国家贸易委员会，即“商人的政治团体”来掌管商业。他赞同传统意义上的在不同地区和气候区域之间互换品质相异的产品的远程贸易。因此，他把受到款待的权利（即商人在外国进行贸易的权利）作为自然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所预见的唯一的威胁是人口过剩，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只能把过剩的人口转移到殖民地去。
霍布斯看不出有任何充分的理由认为西欧国家的政治应该受制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与其说霍布斯的理论属于新兴的具有政治冒险主义内涵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倒不如说属于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学范畴，或曰节俭的家政学。在《利维坦》中，包含了把国家比喻成“角斗士”的那段话之后的一句话阐明了，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国际领域中，在“真正的”自然状态中，国家经济繁荣所需的条件。霍布斯认为，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一定会制造不幸，这会令生活变得粗鄙、野蛮而短暂。然而，永远准备投入战争的状态对国家而言则不会产生类似的后果。如果霍布斯假设这样的国家不得不依靠从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获取不确定收入而生存，并为其军队提供财政支持，也就是说，它们就像其邻国一样生产产品，并试图以低于邻国的价钱售出产品，那么霍布斯对那些相互疑惧但经济繁荣的国家的描述就是不可信的，甚至是胡说八道。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认为霍布斯的政治学是反商业的。这个理由源于他的政治理论的独特性，源于他对避免“极恶”而不是追求“至善”的关注。在《战争与和平法》的理论性导言中，格劳秀斯引入了两个对立因素，它们能够缓解对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所有行动者都为了自我保存的目的而滥用权力——的怀疑论看法。在该书第二版里，他增加了这样的内容，即在非常强的规范意义上强调人的社会性乃是人之高贵性的标志，以及理性表达在文化上优越于激情，尽管如此，他还是让商业的效用和互惠发挥了一种整合性的作用。霍布斯对于国际领域的看法看上去比格劳秀斯更现实主义，因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存在格劳秀斯的那两种社会性。这是由于他最小化地重述了国内政治秩序的基础。人文主义者惧怕外部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但是，霍布斯则运用仅仅存在于个人之间的一个类似的无政府状态的概念来解释国内政治的关键性特征。对他而言，自然社会性无论在国家的外部还是内部均毫无作用。
在《论公民》中，亦即他对“公民资格”的重新界定中，霍布斯试图彻底消除长期存在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政治思想中的影响，并明确否认人是一种具有自然社会性或自然政治性的存在。他拒斥了任何形式的自然社会性的政治效能，包括由商业互惠所创造的功利主义纽带。相反，他创立了一个间接人民主权理论，它不用通过任何共识或前政治的社会整合来提供稳定与和平。基于这个理论的效力，霍布斯宣称自己是现代政治科学的创立者。他将其国家描述成一个“联合体”。它的替代性模式要求预先存在共识，并因而要求奠基于社会性之上，对此，霍布斯称之为“共生体”。这种对国家类型的形式上的两分法，建立在预先存在差别的基础之上。但是，霍布斯坚持要在两者之间画上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把它们当作彼此独立的共同体形式，以及他为联合体的起源提出的新解释，却是真正的创新之举。从他自身的视角来看，休谟正确地指明了，正是商业对政治的嵌入成为现代性的标志。但是，休谟的这个观点并没有抹杀霍布斯在政治理论上所取得的划时代的成就。霍布斯拒绝把经济和商业社会性看作政治的主要决定因素，这表明他不是第一个现代政治理论家，而是最后一个后文艺复兴的或“新人文主义的”政治理论家。
霍布斯是一个处于含混不清的边界地带的个案。只有重新确立某种商业社会性理论（部分反转《论公民》中对社会性的否弃），他的“联合体”才可以为现代政治提供充分的引导。但是，霍布斯已经把“古代”共和主义的新罗马野心抛诸身后。他使自己脱离了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增长”传统，后者使贸易和经济从属于帝国的发展和军事的扩张。因此，把霍布斯关于代议制人民主权的创新理论与现代商业观念，亦即后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商业观念相互结合，在理论上总是可能的。正是霍布斯的联合体与商业社会的这样一种结合，在18世纪创造了现代代议制共和政体，即我们现有的国家形式。创造这样一种政治体的其他替代性途径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主题，本书讨论了其中的一些关键阶段。
让—弗朗索瓦·梅隆是18世纪20年代的法国前后交替历届政府的财政顾问，也是波尔多和巴黎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圈中的一员。他的著作《商业政治论》出版于18世纪30年代中期，使他从相对默默无闻迅速蹿红，成为接下来的十五年里欧洲最受争议、读者最广的当代经济政策论者。梅隆比早期的孟德斯鸠或《反马基雅维里》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他同意后者的观点，即通过从路易十四的统一帝国实验的凄惨失败中汲取教训，欧洲能够转变方向；但是，他也认识到，新型商业君主国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贸易是一种和平但又充满竞争的活动。以前对战争的需求推动了贸易的扩大，但是未来对贸易的需求则可能导致战争。
梅隆揭露了下述观念的缺陷，即为了实现欧洲的和平，必须使传统的势力均衡和新的财富均衡相匹配。他在其《商业政治论》引人注目的第一章中，系统地研究了国家之间经济均衡的可能性。他提出了国家之间的三种商业模式。第一种模式描述了三个拥有相同领土和人口的岛国，每个国家只有单一的产品，比如谷物和羊毛。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依靠的是彼此的需求和互惠。然后，梅隆关注了一个拥有多样化与健全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岛国，和另外两个仍然各自只有一种产品的岛国之间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自给自足的岛国摆脱了互惠的束缚，能够随意地停止与其他两国的贸易。梅隆争辩说，这种不平衡的贸易是危险的。滥用经济强势去伤害其他国家意味着战争行为的正当化。既然法国认为英国是一个贸易垄断者，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梅隆写道，对一个商业垄断国家进行军事攻击可以算作一场正义战争，是被国际法所认可的。
第二种模式以农业为中心。如果垄断者是一个主食供给国，例如是“谷物”供给国，那么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被切断粮食供给的国家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诉诸战争，去阻止“谷物国”利用其经济优势对它们有效地进行殖民。然而，没有足够的粮食供给，它们的军队就不能够充分地作战，“谷物国”注定会赢得战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羊毛国”（英国）则内在地处于劣势，因为其对手对其产品并没有绝对的需求；为了挫败“羊毛国”的霸权欲望，其对手能够轻易地担负起一场拖延战。工业领导地位从来不是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的失效保护工具。“谷物国”的策略在法国继续有其拥趸。但是，农业垄断和军事强势的结合并不是梅隆的选择。他宣称，欧洲的和平要求所有国家在粮食上都变得自给自足，从而让农业霸主的整个概念完全过时。
梅隆的第三种模式是相似的多样化国家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竞争。他指出，即使所有的这些国家都能够自给自足，它们的相对地位仍然注定是波动的，这取决于其经济政策的相对成功或无效。战争不是矫正欧洲国家之间国家经济绩效不平衡的办法；这是路易十四所采取的不义政策。与此相反，梅隆鼓励法国同英国开展经济竞争。他宣称，持之以恒地奉行明智的经济政策，就能够促使法国达至竞争性（而不是垄断性）霸权的地位。失败的国家可能仍然会决定发动针对新的欧洲经济领导国的战争，但是它们获胜的几率近乎渺茫。
战胜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强国的代价会高得难以承受。这要求组织一个多国联盟，并且为了保证联盟存续的时间足够长，还必须压制联盟内部伙伴国家的背道而驰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霸权性的商业强国甚至会进一步扩大其经济优势。例如，较贫困国家劳动力的流入性移民可能会使其经济获得巨大收益。一个富国也可以选择阻碍其直接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长，同时帮助那些对其自身的商业未呈现出威胁的国家的发展。这种政策虽然具有极强的竞争性，却是和平的，并且既优于征服也优于垄断。梅隆认为，通过巧妙地在经济强势的累积性优势上构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能够确保其“安宁……将与其实力相称”。这是梅隆对统一君主国以及把军事逻辑应用于国际商业竞争管理的失败政策给出的替代性选择。
在他的《反思统一君主国》一文中，孟德斯鸠也论述了法国对英国商业霸权的恐惧。他解释说，没有一个单一国家能够建立对世界贸易和航海的长久霸权。金钱不可避免地会流入到一个成功的贸易国，这会导致物价上涨，使其工匠生活极其舒适，并由此导致劳动力价格高昂而缺乏竞争力。像英国这样的垄断国家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最终较贫困的国家总是能够以低于富国的价格售出商品。对于这一两难问题，梅隆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他断言，人类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进步，就是发明了提高人类身体能力的工具。
工具制造揭开了“无限的”“工业进步”，创造出了“新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的“新技能与产业”的良性循环。在国际竞争中，拥有先进工具和机器的国家必定会胜过其他国家。通过“雇用更少的人”来制造相同数量的产品，一个工业国能够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便宜地出售自己的制品。如孟德斯鸠那样的新机械化工业的批评者，只有部分是正确的。新机器的引进经常会导致暂时性的失业，但是对梅隆来说，担心这个是短视的。劳动力转移在制造业中是持续上演的现象，但是却很少带来持久的不良作用。举例来说，服饰潮流的变换经常扰乱纺织业。一些人（如费奈隆）坚信，服饰潮流的变换应当通过禁止奢侈浪费的立法来加以制止。但是，实际上，里昂的丝绸制造商们能够娴熟地应对这种服饰潮流的变换。那么，为什么要责骂机器，并仅仅为了保护过时的雇用模式和劳动惯例就试图通过立法来阻止其日益增长的应用？答案在于一个国家有重新分配和保持其劳动力大军的能力。梅隆向法国提议，在商业时代成就其伟业，要求坚持不懈地进行经济重建，并且在处理因此而导致的暂时紊乱时要有强大的政治神经。现代“国家的经济理性”不要求对商业竞争对手进行军事恐吓。但是，它要求大胆的首创精神，并与在所有其他方面审慎的经济治国才能相结合。
在梅隆对现代世界经济竞争的分析以及围绕着“七年战争”（梅隆希望避免的那些大规模商业战争中的第一个）所发生的争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历史连续性。1756—1763年的大战是两场商业战争的结合。欧洲两个最令人生畏的国家——英国和法国，在大西洋战争剧场彼此开战。两国冲突涉及美国和加拿大战场，使得这场战争成为全球性的。在战争的第二剧场中欧，两个后来者——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加入西欧商业帝国主义大亨行列的特权，也要一较雌雄。“七年战争”是由贸易的猜忌激起的，并且检验了有关贸易猜忌的种种论点。同时代的评论家把这场战争看作梅隆在其《商业政治论》第一章所展示的有关战争和贸易的著名场景的上演。以这些术语对这场争论作出的最为清晰的概览之一，是两本由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戈特洛布·尤斯蒂所写的反法小册子。他代表腓特烈大帝——英国在“七年战争”中首要的欧洲盟友和十五年前《反马基雅维里》一书的合著者——反对形形色色支持对英国的商业垄断发动战争的人，为自由贸易辩护。
尤斯蒂的两本小册子——《势力均衡的幻想》和《贸易与航海均衡的幻想》，继续了腓特烈从现代欧洲驱除马基雅维里阴影的努力。对尤斯蒂来说，势力均衡不是治愈国家理性，而是它的救星，甚至可以将其狡诈地拔高为一种正义战争的学说。这一学说鼓励形成针对罪恶国家的广泛联盟，并认可先发制人的打击。尤斯蒂指出，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联盟能够在国家利益以外的原则上运作，关于先发制人战争的判断也从来不是不偏不倚的。尤斯蒂公开指责针对英国的法国批评家，后者号召建立一个大陆强国的武装联盟，来发动针对这个商业垄断者的岛国的一场正义之战，从而一劳永逸地终结英国的海上霸权。尤斯蒂把这视为将国家理性特别厚颜无耻地延伸到贸易事务上的一种行径。
对尤斯蒂而言，创造欧洲财富均衡的观念，甚至比建立稳定的势力均衡更加荒诞不经。监管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甚至比暗中监视秘密制造武器的活动更加困难。这也削弱了促进经济发展能够稳定欧洲的想法。如果一个国家成功地进行了经济改革，并且发展得比自己的邻国更快，就像普鲁士在腓特烈大帝统治下所做的那样，那么，它本身就可以被谴责为一个安全上的威胁，并成为其邻国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目标。势力均衡学说与贸易政策的结合，只能使欧洲比以前更不安全、更变化无常。
对于贸易猜忌的明智的、“达观的”回应，是像中国那样自愿地退出国际贸易。但是，这样做有严重的缺点。反商业的政策必定会阻遏人类文明的动态发展。对于人类来说，贸易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全球自由贸易别无他选。希望文明化的国家必须接受这一点，并实施可行的商业战略。尤斯蒂认为，我们应该尊重国家从某些特定贸易领域中脱离出来的权利，而不是试图使贸易服从于势力均衡的现实主义逻辑。他支持《英国航海法案》的例子，后者意在打破17世纪荷兰对商业海运的垄断，并且远比路易十四的军事征服政策成功得多。就像孟德斯鸠在其《反思统一君主国》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尤斯蒂也把他的信念寄托在国际自由贸易的自我平衡机制之上。在成功的国家中，劳动力的价格以及因此导致的商品的价格，会上升到一个过高的水平，以至于较贫穷的国家最终能够摧毁其之前稳固的市场地位。尤斯蒂断言，由一国主导世界经济是一种幻想。但是，所谓的对它的威慑力量，即财富均衡的猜忌性监视以及诉诸战争来矫正相对的国际不平等，也同样是幻想。
要理解大卫·休谟的《论贸易的猜忌》一文的影响，人们需要了解它的背景。该文恰恰是尤斯蒂的两本小册子的同时代产物，同在“七年战争”期间写作并发表。正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日渐展开的商业和殖民战争的过程中，休谟总结道：
因此，我要冒险承认：不但作为一个人，而且作为一位英国臣民，我要为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自己的商业繁荣而祈祷。我至少可以确定，如果大不列颠和所有这些国家的主权者和大臣们能够对彼此采取这种胸怀宽广、与人为善的情感，那么它们都将会更加繁荣昌盛。
本文选编自《贸易的猜忌》，欲求详细内容，请购原书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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