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著名学者，文学理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
提到王瑶的教学，大家就会想到他那个著名的烟斗。王瑶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我们去他家一次。他的生活习暖是凌晨三四点睡觉，因此每天上午谁都不能上他家去，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才开始接待来人。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四点以后去的，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地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其实很少谈学术，大多是谈政治，谈思想，谈文化，谈人生。 先生一边抽烟，一边悠悠地说，谈到兴处，就哈哈哈地发出王瑶式的笑声。有时会突然沉默，烟雾缭绕之中隐现出先生沉思的面容。我们只静静地听，偶尔插几句话，更多的时间里是随着先生沉思。所以我们几个弟子都说，我们是被王瑶的烟斗熏出来的。 他的指导方法也很特别，我把它概括为“平时放任不管，关键时刻点醒你”。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以后就不管了，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而且关照你平常少到他那儿去。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这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的、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
王瑶（1914-1989） 字昭琛，山西平遥人，北京大学教授、文学史家。先是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后来转向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学科的奠基人，著有《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古文学史论》《鲁迅作品论集》等。 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沉潜状态，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慢悠悠地做学问。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王瑶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是在关键时候他点醒你。他平常不轻易点，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他点到为止，醒不醒，要看你的悟性。 王瑶的“点醒”包括两方面。先说学术指导。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类似于我后来写《心灵探寻》的那种写法；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发展道路的比较。 王瑶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然后他就告诉我做这个题目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他当时说了这么几点，大概有四点吧。第一是学术论证上的困难。王瑶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做这个题目你得有两个包裹，一个包裹是鲁迅，一个包裹是周作人，两个人你都得搞清楚，但光分别搞清楚还不行，你得把他们两人连起来，因为你是比较研究，难点就在这里，就看你连的本事大不大。第二点，你得注意，讲周作人是有很大风险的，一定会有很多人提出种种责难，你要做好准备在答辩时舌战群儒。因此，你所讲的有关周作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大量材料来支撑你的每一个论断。这就给我定下了一个高标准。 后来我那篇论文注释的篇幅几乎与正文相等，差不多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条注释，越是敏感的问题就越要讲究有理有据。第三，王瑶又提醒我，完全脱离政治的所谓“纯学术”是不存在的，在周作人是汉奸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态度鲜明，要有民族立场，不能回避民族感情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其词，整个论文就站不住了。第四，王瑶说，在材料、观点都准备好了以后，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为整篇论文找到一个“纲”，才能“纲举目张”，以什么为“纲”，实际是以什么为文章的“魂”，这是最能显示论者的水平，特别是思想、理论水准的。 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编织毛衣”式的，只是平列的铺排：一点两点，三点；一方面，又一方面，再一方面。很有条理，很全面，但看不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整篇文章是散的。另一种是“留声机”式的，有一根针，一个核心，一个“纲”，所有的观点都围绕它转，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所谓“提纲挈领”。写论文最难，也是最要下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够把整篇文章拎起来的东西。这又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记得我写毕业论文最费力之处就在怎么找这个“纲”，甚至有一度因此而想放弃这个题目。有好几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都急死了。一天早晨，睡在床上，左思右想，突然想起列宁所提出的“亚洲的觉醒”这一命题，才醒悟到可以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觉醒”作为全文的一个纲，这才豁然开朗，用两个星期就把论文写出来了。 以上四个指点，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治学的基本态度、方法，研究的难点、重点，到具体的材料的收集、论证，论文的组织、结构，都谈到了，学术氛围、社会环境、答辩中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也都考虑到了，而且全点在要害上。但就这一次谈话，以后就不管、不问了。你回去自己研究、写作，到时候你必须交论文。交了之后他又细细地给你改，连标点符号、错别字都给你改，就下这一次工夫，王瑶是一个很会使劲的人，平常不用力，关键时候该用力他就用力，而且用在刀刃上。最后还把一个关：答辩前夕开始找你谈话，给你“锦囊妙计”，教你如何应付答辩。以后我当了导师，就将王瑶的锦囊妙计传给我的学生。 王先生说，答辩的时候要掌握好两条原则。一条原则就是答辩老师提的问题如果跟你论文要害的部分没关系，无关紧要，不会影响你的论文的通过，你最好不要详细地回答，说几句带过去就行了，别说多了，因为言多必失，会把你的知识漏洞都暴露出来，你说漏了一句被答辩老师抓住，他穷追不舍，你就非常狼狈。最好想办法一句话堵住不再追问，实在不行就干脆说：老师，这个问题我没想好，我再下去想一想。他总不能不准你想啊。或者老老实实承认：你说得很对，这是我的错误。也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还得有另一条：如果提出的质问涉及你的基本观点，你就不能让步，必须据理力争，即使面红耳赤你也得争。因为你要是承认错了，或者承认考虑不周，你的论文就完了。而且你心里要有数：表面看来你是学生，而且处在被质疑的被动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你又是主动的，因为在具体被质问的这个问题上，你是专家，对这个题目你比这些考官都熟悉，你思考得也最多、最充分，你是最强的，也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你必须而且能够据理力争。你最好的方法是抛材料，用你所熟知而老师未必知道的事实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变被动为主动。可以看出，王先生对考试制度看得很透，对老师与学生、主动与被动的关系看得很辨证，显示了学术智慧与人生智慧。 或者更重要的，也是使我们终生受益的是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的三次教诲、三个师训。 第一次找我谈话，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39岁了，年纪很大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作‘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工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又有一次闲聊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懵了：老师怎么问我这样一道题？只得随口回答说：“24个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24个小时。你怎么支配这24个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定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点到即止，这是王瑶的特点。我就反复琢磨，知道他这是在提醒我：你想要你的学术有成就，必须得有献身精神，要有所付出，甚至有所牺牲。 当然，我们也不赞成“安贫乐道”，为了做学问什么都牺牲，最基本的物质需要都不要了。那不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人，首先要保证基本的生存条件。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温饱是第一的，生存、温饱问题不解决，谈不上发展。但是在基本的生存条件具备以后，你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向物质生活方向发展，那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你想在精神上有更大发展，你在物质上的欲望就要有一定限制，在物质生活上不能有过高的要求，要有所牺牲，不然的话你就不可能集中精力于精神的追求。 我们讲人的精神、物质两方面的充分发展，那是理论的说法，是一种社会的理想的状态，而对个人来说，总是有所偏执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物质上中等或中上水平，绝不奢望过度的物质享受，而精神生活应该是一等的。要做学问，要着重于精神的追求，就必须把物质看淡，即所谓“淡泊名利”，要超脱一点。这看起来都是常识，但真要在物质诱惑面前毫不动心，也不容易，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商业化、物质化的时代。 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王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就谈这一次，再也不说了，就使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那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你主要追求什么东西，之后牢牢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好，发挥充分，其他事情要抵挡住，不做或少做。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王瑶的三次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两个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历史的深处、学术的深处、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人境界。切切不可急功近利，切切不可浮躁虚华：这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不是不讲功利，要讲长远的功利，着眼于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而不只看眼下的得失。王先生要我沉住气，告诫我有所失才有所得，后来又要我拒绝诱惑，都是着眼于我的长远发展。用通俗的说法，就是要我沉潜下来练内功。大侠之所以为大侠，就是他有定力，认准一个目标，不受周围环境的诱惑，心无旁骜地练好内功。功练好了，气足了，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发。这就是王先生要求的“后发制人”。 我现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王瑶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月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但从1960年到1978年，等了18年，准备了18年，才有机会考上研究生。按照王先生的教导，又准备了7年，直到l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在这7年里，我发表的文章非常少，质量也不怎么样，压力非常大，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失去信心了，但还是硬撑过来了。 如果从1960年算起，到1985年，我可以说做了25年的准备，练了25年的内功，然后从1985年开始独立发功，一随发到现在，也只是发了20年。准备25年，发挥20年，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本文编选自《大学人文（第5辑）》（“王瑶怎样当北大教授”），欲求详细内容请购该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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