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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萧条：成因及其治愈 | 穆雷•罗斯巴德
穆雷·N. 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1926—1995）是美国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家，米塞斯之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自由意志运动的理论导师。他著作等身，为社会思想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多彩人生和人格魅力也为人瞩目。
同样的，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在以前，我们经常遭受几乎是周期性的经济周期。所谓的“恐慌”突然发作，恐慌之后，徘徊于低谷状态的时期被称之为“萧条”。
当然，近代最著名的萧条，是始于1929年的一个经典的金融恐慌，它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才结束。1929年的大灾难过后，经济学家和政客们决定，这样的事儿再也不能发生了。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把“萧条”界定为现实不存在的概念。从那一刻起，美国就再也不会遭遇萧条了。因此，当 1937-38年，第二次急遽的萧条袭来时，经济学家们干脆拒绝使用那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并提出一个新的、更柔和好听的名字：“经济衰退”。从那一刻起，我们经历了许多次经济衰退，但没有一次是萧条。
然而，没有多久，对多愁善感的美国公众来说，“经济衰退”这个词儿也变得刺耳起来。现在看来，在1957-58年，我们经历了最后一次经济衰退。自那以后，我们只有“经济不景气”，或者，更好听点说，是“经济减速”，又或者是“斜向运动”。所以，从现在开始不用懊恼，萧条和不景气已经在经济学家的用语中被取缔了；从现在开始，发生在我们头上最糟糕的可能不过是“减速”而已。这就是“新经济学”带来的奇迹。
30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学家接受了英国已故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商业周期理论的观点。他在出版于1936年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创造了凯恩斯主义，或者说“新经济学”。在他们的图表、数学和不健全的黑话里头，凯恩斯主义者对待繁荣与萧条的态度是简单的，甚至是幼稚的。如果存在通货膨胀，那么通胀的原因就被假定为，部分公众的“过度花钱”；所谓的（对通胀的）治愈就是政府（它自封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和调节仪）带来的，它介入并强迫人们减少花钱，即通过增加税收“吸收他们的过剩购买力”。另一方面，如果存在着经济不景气，那就是因为私人消费不足；而现在的治愈之道就是，政府增加自己的开支——最好是通过赤字——由此来增加国民支出总额。
现如今，所有经济学派都抱有着相同的看法。比如，请注意一下Paul W.McCracken博士的观点，他是总统尼克松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新任主席。在就职不久后，和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1969年一月24 日】，McCracken博士声称，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问题之一就是“你怎样才可给这种通胀型的经济降温，而同时又不忽略令人难以接受的高水平失业。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即给通胀降温，那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们社会对失业的忍耐力是极低的。”又谈到：“我认为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谨慎行事。有条不絮的给经济降温，在这方面我们确实经验无多。1957年，我们大刹车了，但是当然的，我们遭到了重大的经济退步。”注意一下 McCracken博士对经济的基本观点，难以置信的是，在今天，这种观点几乎为全体经济学家所共有。经济是可以人为塑造的，但它总是个麻烦多多而又顽固不听命令的病人，不断地倾向于分化出更剧烈的通胀或者失业。政府的职责就像一个明智的老经理人和医生，永远保持着警觉，修修补补以保持经济“病人”处于一个良好的正常运作状态。不管如何，在这里，“经济病人”无疑是应该服从的，而政府作为“内科医生”，是主人。
不久之前，这种观点、这种政策被称之为“社义”；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婉转的世界，现在我们使用不那么刺耳的标签，比如“自我节制”或者“开明的自由企业。”我们活到老学到老。
那么，周期性的萧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难道我们要对繁荣与萧条的起因永远保持不可知论的态度吗？难道商业周期真的是根深蒂固地深植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中吗，为此，如果我们想要把经济保持在某种程度的稳定边界以内，那么某种形式的政府指令就是必须的吗？繁荣及其随后的萧条难道只是单纯地发生吗，抑或是，一个循环时期是遵循逻辑地起因于另一个周期？
当下，针对商业周期的观点实际上是起源于马思。马思说道，在工业革命之前，大约是在18实际晚期时，是没有规律性反复发作的繁荣和萧条的。每次，某个国王发动战争或者没收其子民的财产，那么就会有一场骤发的经济危机；但是丝毫没有为现代独有的普遍、全面而规律性的商业机会大幅振荡的迹象，没有扩张和收缩的现象。由于这些周期差不多是和现代工业同时出现的，于是他得出结论，商业周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特征。如今，所有的经济学派的思想中，尽管他们在其他地方有很多分歧，尽管在商业周期的起因上有分歧，但是在关键的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商业周期的起源深植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某处。市场经济应该为此而负责的。他相信，周期性的萧条只会愈演愈烈，最终大众揭竿起义，摧毁整个制度；而现代的经济学家则相信，政府能够成功地熨平萧条和周期。然而，所有的政党都认同的是，某种缺陷根深蒂固于市场经济之中，总之，要转危为安，就必须某种形式的大规模政府干预。
然而，“市场经济是罪魁”这个假设之中有一些十分关键的问题。因为“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告诉我们，市场中供给与需求总是趋向于均衡，因此，产品价格和促成生产的要素价格总是趋向于某个均衡点的。尽管经济资料的变动—这种变动不停地发生着——不断地地阻挠着达到均衡状态；但在一般的市场理论体系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释得了商业周期中规律性、反复发作的繁荣期—萧条期。现代的经济学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简单地把一般的价格和市场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分割开来，彼此之间毫无关联，更不用说互相整合在一块儿。不幸的是，经济学家们忘记了，只有一个经济学，因此也只有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经济活动和理论结构不可能也不应该分割成一块块不相关的部分；我们的经济学知识要么是完整的一个整体，要么就什么都没有。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却满足于应用完全分割的—而实际上是彼此独立的——一般价格理论分析和商业周期理论。只要他们仍满足于保持使用这种原始粗糙的方法，他们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然而，当下时髦的方法还有着更严重的问题。经济学家们也无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愿费心整合他们的周期理论和一般价格理论）：在经济危机、萧条时期，为什么企业家才能异常地不能发挥作用？在市场经济中，商人的最为重要的一个职能是作为一名“企业家”，他们用获得收益的方式进行投资，他们购买设备、雇佣劳工，用以生产那些他们无法准确预知是否能带来收益的东西。一句话，企业家的才能就是预测不确定的未来的。在着手一项投资或者生产线时，企业家（或者“事业家”），必须估计现在的、未来的成本和未来的收益，然后，做出评估：他是否能从该投资中得到利润，又能得到多少利润。如果他预测的准确又明显比他的生意对手更好，那么他就能从他的投资获取利润。他预测的越准确，赚得的利润越高。另一方面，如果他是个糟糕的预测者，他高估了市场对他的产品的需求，那么他就遭受亏损，很快他就会从生意场上扫地出场。
因此，市场经济是一个盈利—亏损的经济；企业家的生意头脑、能力由他们所获取的利润和亏损来评判。此外,市场经济包含一种内置机制（built-in mechanism），一种自然选择，以确保优秀的预测者得以存在下去、欣欣向荣，而清除那些劣等的预测者。因为，优秀的预测者获得了更多的利润，他们的经营范围也就越大，他们可用以投资的生产方法也就越多。另一方面，数年下来的亏损将会驱使那些糟糕的预测者、企业家从生意场上淘汰出局，并迫使他们加入工薪阶层。
那么，若市场经济有着这种针对优秀企业家的内置自然选择机制，这就意味着：通常，我们可以预期到，不会有很多企业都遭遇亏损。实际上，如果我们对经济观察一天或者一年，我们将发现，亏损并不是普遍发生的。然而，若是如此的话，那么古怪的事情是，你必须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在周期性的衰退袭击，尤其是急遽下降的萧条时期，生意场上是如何遭遇大规模、成群结队的亏损的？那些以前一直精明地赚取利润、避免亏损的企业家，什么时候会突然惊愕地发现他们（几乎所有人）遭受着严峻、难以解释的亏损呢？这种情况是怎么到来的呢？这个重大的事实是所有的萧条理论必须解释明白的。一个解释，诸如“消费不足”——总体消费支出的下降——是不足够的；因为，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那些以前可以预测到各种形式的经济变动、经济事态的商人，现在被证实出，他们全然悲剧性地无法预测到这种所谓的消费需求下降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预测能力上的突然失效呢？
因此，一个完备的萧条理论必须解释出，经济趋势怎么由繁荣转到相继的崩溃；并阐明出：为什么没有什么迹象可以表明，经济轨道在平稳地移动，或者平静地发展至一个近似均衡的状况。尤其是，一个萧条理论必须解释出，为什么当经济危机到来时，会出现一大簇的巨大错误，为什么这种错误一直徘徊于萧条时期、直至复苏到来。还有第三个普遍性的事实，也是周期理论必须解释的。通常，在繁荣—崩溃时期，“资本财产业”——制造机器设备的产业，生产工业原料的产业，或者工业结构的厂房--的波动比制造消费财的产业更剧烈、幅度更大。这是另一个经济周期中需要解释的事实，然而明显的，流行的消费不足学说是无法解释得了的：消费者没有在消费财上花费足够的钱。因为如果是花费不足的话，那么在萧条时，为什么零售商却是最后（也是最少）垮台的呢；而萧条实际上冲击的产业是：机器设备、资本设备、建筑和原材料。相反的，实际上是这类工业在商业周期中的（通货膨胀下的）繁荣阶段飙升起来，而非那些服务于消费的行业。因此，一个完备的商业周期理论也必须解释出，在非消费商品（或者说“生产财”）领域内的繁荣—崩溃的剧烈波动。
幸运的是，的确有一个正确的萧条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存在着，尽管它普遍地被现下的经济学界所忽视。它（指正确的周期理论）还在经济学思想中有着很长的渊源。这个理论肇始于18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和19世纪早期的备受推崇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从根本来讲，这些理论家见证了，18世纪中期随着工业体系扩展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机构的发展。这就是银行制度，它可以扩张信用和货币供给（最早是以纸币或者银行钞票的形式，后来是以活期存款或者支票账户，它们都是可以在银行即刻提现的）。这些经济学家看到了，这些商业银行的运作是解开神秘般的周期性扩张和收缩、繁荣和崩溃的关键密码。自从18世纪中期伊始，这一现象一直困扰着观察者。
李嘉图的商业周期的分析是如下展开的：自由市场中出现的自然货币，其本身就是有用的商品，通常是金银。如果货币仅仅限于这些商品的话，那么总的来说，经济将会像特定的市场所运作的：供给与需求会平稳地调整，因此不会有繁荣—崩溃的周期。但是，银行信贷的注入增加了另一个决定性的、分裂性的因素。由于银行扩张信贷了，而银行货币（活期或者存款形式的）在理论上是可以按需赎回黄金的，但实际上这是明显无法做到的。举个例子，假设一个银行拥有1000盎司黄金在其金库中，而它发行了即刻赎回的仓储票据：2500盎司黄金；那么十分明显的，其发行的1500盎司（票据）是超出银行赎回能力的。然而，只要大家不一起“跑到”银行去要求变现这些票据，那么这些仓储票据在市场上的功能就等价于黄金；因此该银行得以扩大国内货币供给1500盎司。
而且，银行乐意于着手扩张信贷，他们扩张的信贷越多，他们获取的利润也就越多。这导致了一国内（比如说英国）货币供给的扩张。随着英国境内纸币供给、银行货币供给的增加，英国人的货币收入和货币开支也涨起来了，英国商品的物价也被哄抬起来了。其结果是国内的通货膨胀和繁荣。但是，这种通货膨胀下的繁荣，在其欢快的道路上推进时，就已经播撒下其死亡的种子了。因为随着英国货币供给、货币收入的增长，英国人会向国外购买更多的财货。此外，随着英国物价的上涨，英国的货物相对于其他国家（它们没有通胀，或者通胀的程度较低）开始失去竞争能力。英国人开始在本国买的少，而对外国货买的多，而外国人则买英国货少，买本国货多：其结果是，英国的贸易支付差额出现赤字，英国的出口急剧落后于进口。但是如果进口超过出口的话，这就意味着货币必须从英国外流到国外。那么哪种货币外流呢？当然不会是英国的银行钞票或者银行存款，法国人或者德国人或者意大利人丝毫没有兴趣把他们的资金锁在英国的银行里。因而，这些外国人会把他们的银行钞票和存款交给英国的银行，变现赎回黄金——只要英国的通胀持续着，黄金这种货币就会趋向于不断外流到国外。但是，这就意味着，英国银行的信用货币（越来越）建立在银行金库中黄金储备不断变小的金字塔上。随着繁荣的推进，我们虚构的银行将会扩张其仓储票据的发行，比如说从2500盎司到 4000盎司；而其黄金基础下降到，比如说800盎司。随着这一过程的加剧，银行最终会害怕起来。因为，银行毕竟有责任以现金清偿其债务，而他们的现金随着债务的堆积不断外流。因此，银行最终会惊慌失措，停止信贷扩张；为了挽救自己，他们收回贷款。通常，这种撤退是由人们冲向银行（指挤兑）引起银行破产才突然触发的。公众们也日益对不稳定的银行情势感到不安。
银行的收缩反转了经济局势；收缩和崩溃紧随繁荣之后。银行拉响了报警器，随着债务偿付和收缩的压力攀升，商业情势变得糟糕。银行货币供给下降，随即，导致了英国物价的普遍下跌。随着货币供给和货币收入的下降，英国的物价坍塌了，就外国货物而言，英国货变得相对更有吸引力了，支付平衡反转过来，出口超过进口了。由于黄金流入国内，又由于银行在扩张的黄金基础上收缩，银行的局势变得明朗起来。
因而，这就是商业周期中萧条期的含义。注意到，这个阶段（萧条期）产生于——且必然产生于——先前的通胀性繁荣。是之前的通货膨胀导致了不可避免的萧条期。通过举例，我们可以看到，萧条是市场经济调整的过程；清除掉之前通胀型繁荣下的累赘和扭曲，并重新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局势。萧条的确是不招人喜欢的，但是对之前繁荣造成的扭曲和累赘而言，它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为什么会存在下一个周期呢？为什么商业周期趋向于反复发作、连续不断呢？因为，当银行差不多恢复，处于良好的状态时，他们对其天然的信贷扩张道路恢复信心了，下一波的繁荣推进时，又在播撒着其不可避免的崩溃种子。
但是，如果银行业是商业周期的成因所在；难道银行不也是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吗？因此，只要银行业是自由市场的一部分，难道我们就不能说：“自由市场仍是（商业周期的）罪魁”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首先，在没有政府的介入、政府的支持下，银行绝不能以一致的步调进行信贷扩张。因为，如果银行确实是相互竞争的话，那么一家银行的信贷扩张将很快使得其债务堆积在其竞争者手中，它的竞争对手又会很快要求扩张银行以现金赎回。总之，银行的竞争对手会要求赎回黄金或者现金。就像外国人那样；区别在于，此一过程更为迅速，也使得通货膨胀还没开始，就掐住了通胀的喉脖，使其胎死腹中。只有当一家中央银行存在的情况下，银行们才可以以一直的步调放心的扩张信贷；中央银行本质上是一家政府所有的银行，它享有政府对该行业的垄断权力，利用政府对整个银行业的压力而处于特权地位。只有在中央银行的建立下，银行们才得以在任何长短的时间段内扩张信贷；而为我们所通晓的商业周期才得以在现代社会中发生。
中央银行获取对银行体系控制权是通过以下政府措施：对所有债务及应收的税收，制造它自己的负债—法定货币；给与中央银行发行银行纸币（相较于存款）的垄断权（在英国，“大英银行”——政府设立的中央银行——拥有发行伦敦境内的银行钞票的垄断地位）；或者通过直接施压，逼迫银行们把央行作为其委托人，以保管他们的现金储备（就像美国和它的联邦储备体系那样）。银行们并不厌恶这种干涉；因为，正是中央银行的成立才使得银行得以制造长期的信贷扩张，央行纸币的扩张为整个银行体系提供了更多的现金储备，使得商业银行一致地扩张信贷。中央银行的运作就像一个和谐而强制性的银行业卡特尔，扩大了银行的负债；而现在，银行可以在一个更大的现金基础上——以央行纸币形式及黄金——扩张了。
于是，我们终于看清楚了；商业周期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某种神秘难解的自由市场的缺陷，而是其相反：是政府对市场过程系统性的干涉造成的。政府的干预带来了银行的扩张和通货膨胀，而当通胀结束时，紧接其后的萧条—调整过程开始发挥作用。
李嘉图的周期理论把握到了一个正确理论的精髓：周期阶段反复发作的性质，萧条是在调整市场上的干预，萧条并非源于自由市场经济。但是有两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释：为什么会有突然迸发的一大串商业错误、企业家才能会突然失效？为什么生产财行业的波动比消费财大得多？李嘉图的理论只解释了总体而言的商业物价水平的变动；丝毫没有解释资本财和消费财行业之间的极大差异的反应。
正确、完备的商业周期理论最终是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发现并详尽阐释的，当时他是一名维也纳大学的教授。在《货币与信用原理》中，米塞斯针对商业周期中的关键难题发展出了他的解答；这本书出版于1912年，即使是60年后，它仍然是货币与银行理论中最好的书。在20世纪20 年代，米塞斯发展出他的周期理论。该理论又被米塞斯的重要追随者，哈耶克带到了英语世界。30年代初期，哈耶克从维也纳来到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他出版了两本书（德文版和英文版）来应用并详尽解释米塞斯的周期理论：《货币理论和贸易周期》及《物价与生产》。因为，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奥地利人，又因为他们属于 19世纪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传统，所以在文献中，该理论被称为“奥派的”（或者“货币性过度投资”的）商业周期理论。
在李嘉图及“奥派”的一般理论基础上，再加上他自己的创造性天才，米塞斯发展出以下的商业周期理论：
银行不扩张信贷的话，在自由价格体系的作用下，供给与需求趋向于达到均衡；因此不会有渐增式的繁荣（或者崩溃）的产生。但是政府通过它的中央银行刺激银行扩张信贷，由央行扩张其负债，以此来扩张该国内所有商业银行的现金储备。银行们进而扩张信贷，因此扩大了该国内以支票存款形式存在的货币供给。正如李嘉图所言，这种银行货币的扩张驱使着商品价格的上升，因此造成了通货膨胀。然而，米塞斯表明，个中还有点别的东西，这些东西更为险恶。通过倾泻新的贷款基金到工商界中，银行信贷的扩张，人为地把经济体中的利率压低到自由市场的水平之下。
在无妨碍的自由市场中，利率完全是由构成市场经济的所有个人的“时间偏好”决定的。因为借贷关系的本质是，以“现在财”（货币可以在当下使用）交换“未来财”（借据只可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使用）。因为人们总是偏好当下的货币，而不愿要未来某刻的相同数量的货币；在市场中，现在财总是应得一个贴水的。这个贴水就是利率，而它的高度根据人们偏好现在（不偏好未来）的程度——也就是时间偏好度——而改变。
人们的时间偏好也决定了他们储蓄、投资相对于消费的比例。如果人们的时间偏好降低了，也即，他们宁要现在而不要未来的偏好程度下降了，那么人们会倾向于现在更少消费，而储蓄更多，投资更多；同时，基于同一原因，利息率，时间的折扣率将会降低。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时间偏好率的下降，这使得储蓄、投资相对于消费的比例增加，也使得利率下降。
但是，当利率的下降并不是因为时间偏好的下降、更高的储蓄，而是因为政府介入，推动银行信贷扩张而造成的，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换句话说，如果利率的下降是因为人为地干预，而非自然下降——由于消费大众评价和偏好的变动所导致的，这时会发生什么？
发生的会是大麻烦。因为，商人们看到利率的降低，收到这样一个信号，他们总是会（且必须）做出如此反应：他们向资本和生产财投资更多。那些以前看起来不会有利润的投资（尤其是耗时长久的计划），现在看起来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利率变低了。简而言之，商人们的反应就好像是真实储蓄增加时的反应一样：相对比于消费财的直接生产，他们会在耐久设备、资本财、工业原料、建筑结构上扩大投资。
总之，生意人乐于借贷新增的银行扩张货币，这个钱是便宜得来的；他们用这笔钱投资在资本财山，而最终，在资本财行业中，这笔钱支付给土地以（相较于没有这笔新钱时）更高的地租，支付给劳动者以更高的工资。上涨的商业需求抬高了劳动力的成本，但是企业们却认为它们可以支付得起这些变高的成本，因为，他们被政府—银行在借贷市场的干预行为所惑；它篡改了市场的信号——利率。
一旦劳动者和地主—主要是前者，因为商业总收入的大部分是由劳动工资所支付的——开始把银行的新钱（他们以较高的工资的形式收到这些新钱）花出去时，问题就凸现出来了。由于，公众的时间偏好并没有真的降低；公众并不想要储蓄地更多。于是，工人们开始消费掉大部分他们的新增收入，总之就是在复原以前的消费/储蓄比例。这意味着，他们把支出重新拨回消费财货的行业，他们不愿意储蓄、投资那么多，以购买新的生产机器、资本设备、工业原料等等。所有这些都以生产财行业的急转而持续的不景气现象而呈现出来。一旦消费者重新复原了他们想要的消费/投资比例，这就显示出，企业在资本财上投资过度，而在消费财上投资不足。企业在政府人为篡改的低利率的诱导下，它的行为就好像实际上有更多储蓄可以用于投资一样。一旦银行的新钱滤过整个经济体，一旦消费者复原了他们以前的（消费/储蓄）比例，事态就变得非常明显：没有足够的储蓄用以购买所有的生产财，企业对有限的可用储蓄进行了错误的投资。企业在资本财上投资过度，而在消费产品上投资不足。
以这种方式，通货膨胀型的繁荣导致了价格和生产体系的扭曲。在繁荣期，资本财行业中的劳动力、原材料的价格被哄抬的太高，以至于一旦消费者重新复位他们以前的消费/投资偏好时，企业就变得是没有盈利的了。因而，“萧条期”就可以看做是必要而有益的阶段，市场在剔除并清算那些繁荣时期做出的不健全、不经济的投资；重新建立真实而符合消费者愿望的消费/投资比例。萧条是难熬却必要的过程，自由市场在抛弃那些繁荣期的累赘和错误，并重新确立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以服务于消费大众。由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在繁荣期被哄抬地抬高，这就意味着，资本财行业的劳动力等财货的价格必须要降低，直至适当的市场关系重新建立。
因为工人们以较高的工资的形式、相当快速地接收到了新增货币，那么繁荣是如何得以维持好几年而不暴露出它们错误的投资的呢？由于市场信号被扭曲而造成的错误变得十分明显，那么萧条—调整的过程是怎么开始发挥作用的呢？答案是：银行的信贷扩张及其随后把利率压低在自由市场的水平之下，如果这一行为是一次性的事件，那么繁荣将会是非常短命的。然而，关键在于，信贷扩张并不是“一击即退”的；它不断地继续下去，绝不给消费者重新确立消费/储蓄偏好比例的机会，绝不让资本财行业的成本上升追得上通胀下的物价上升。就像反复注射兴奋剂的马匹，通过反复刺激银行信贷，繁荣在其不可避免、必然受罚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着。只有当银行的信贷扩张最终停止时，或者是因为银行陷入到不稳定的状况中，或者是公众开始恐惧持续的通货膨胀——应得的惩罚才会最终扼住繁荣。一旦信贷扩张停止，代价必须被偿付，重新调整的过程—伴随着消费财生产的比例的增大--会清算掉那些错误的过度投资。
因而，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解释了我们所有的困惑：周期反复发作的性质，企业家的大规模犯错，生产财行业中繁荣与崩溃的幅度更为剧烈。
米塞斯一针见血地阐明出，商业周期应归咎于，政府及其中央银行的干预所推动的通货膨胀型银行的信贷扩张。那么，一旦萧条来临，米塞斯认为（政府）应该如何行动呢？在萧条的治愈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首先，政府必须尽快停止通货膨胀。的确，这么做必然会把通货膨胀型的繁荣引向终结，必然会开始一场经济不景气或者说萧条。然而，政府对此（指停止通胀）拖延的越久的话，则必要的调整过程将会越糟糕。越早让“萧条—调整”发挥作用，就越好。这也意味着，政府一定不能试图资助有缺陷的经济情况；决不能借钱（或者担保）陷入麻烦的企业。这样做只是延缓了痛苦，而且把短暂、迅速的萧条转变成一场徘徊不去的慢性疾病。政府绝不应该设法维持工资率或者是生产财的价格；这么做将会无限期的拖延、耽搁萧条—调整过程的完成；这就会导致萧条无限的延长，和重要的资本财行业的大规模失业。为了走出萧条，政府决不能设法再次通胀。因为即使这次再通胀成功了，它只会为以后播撒下更大的麻烦。政府不能鼓励消费，也决不能增加政府自身的开支，因为这会进一步增加社会的消费/投资比率。实际上，消减政府预算将会改善这个比率。为了使繁荣期做出的一些过度投资变得有效，经济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消费支出而是更多的储蓄。
所以，按照米塞斯对萧条的分析，政府应该做的事就是“无所作为”。从经济健全和尽可能快的终结萧条的观点来看，政府应该秉持严格地不管制、“自由放任”的政策。政府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耽搁、妨碍市场的调整过程；政府做的越少，市场调整过程发挥作用越快，因而健全的经济状况也会复苏。
米塞斯开出的诊断药方正好是和凯恩斯的相反：它要求政府对经济完全放开手脚，停止通货膨胀，缩减政府自身的预算开支。
米塞斯对萧条准确的解释和分析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如今，即使是在经济学家圈内，也被人们完全遗忘了。那次大萧条总是被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辩护者的拦路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下，巨大的灾难性失败。其实压根儿不是如此。1929年的灾难是20世纪20年代，整个西方世界大量扩张信贷的必然后果：西方政府刻意采取的政策，最主要是因为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它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回归真正金本位的可能破灭掉；也因此给与政府通货膨胀政策留下了更大的空间。今天，大家都认为柯立芝总统是自由放任和无妨碍市场经济的信徒；而可悲的是，他并不是这种人，货币与信贷的激增无处不在。不幸的是，柯立芝干预导致的过错却被赖在一个并不存在的自由市场经济头上。
虽然是柯立芝造就了不可避免的1929年灾难，却是胡佛总统—他拖长并加深了萧条的程度--把它从一个急剧但迅速退却的萧条转变成一场徘徊不去、近乎致命的大疾病；这场大病只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暴乱所“治愈”。胡佛，而非富兰克林•罗斯福，才是“新政”的创始人：基本上是利用政府大规模采取行动，做那些米塞斯理论中强力反对的事情—把工资率维持在自由市场的水平之上，维持物价，信贷膨胀，把钱借给那些摇摇欲坠的企业。罗斯福只是在胡佛所开拓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加深程度而已。其结果是，造就了美国历史上首次近乎永久的萧条、大规模失业状况。柯立芝手上的危机被史无前例的拖延成胡佛—罗斯福式的大萧条。
在20世纪20年代，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曾经在繁荣期最为强劲的时候预测出大萧条的发生；这就好像今天的情况，经济学家们、政治家们，以不断通货膨胀的“新经济学”、“新工具”提供给联储，在华盛顿，我们明智的“经济医生”宣称着，会保证永久繁荣的“新纪元”。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单枪匹马，以正确的商业周期理论，成为极少数预测出大萧条的人之一；由此，经济学界被迫敬仰地倾听他的声音。20世纪30年代初期，F•A•哈耶克在英国传播这个理论，年轻的英国经济学家在对萧条分析时，开始采纳米塞斯的周期理论——当然，也采纳遍布于该理论中的、严格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处方。不幸的是，今天的经济学家采纳了凯恩斯爵士的历史观点：直至1936年凯恩斯的“横空出世”之前，“古典经济学家”们没有一个商业周期理论。过去的确有一个萧条理论的；它正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它的药方是严格的硬通货和自由放任；而在英国，甚至是美国，它曾经很快地被认为是公认的商业周期理论。（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30年代初期和中期，主要的“奥派”拥护者都在美国，除了Alvin Hansen教授之外，他们都迅速的称为凯恩斯主义的信徒，并在这个国家扬名立万。） 日益被接受的米塞斯的周期理论，被“凯恩斯主义革命”所淹没—1936年《通论》出版不久后，经济学界极为怪异的被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一统天下” 了。并非是米塞斯的理论被成功地驳倒了；它只是在趋之若鹜的凯恩斯主义的时髦潮流中被遗忘了。一些米塞斯理论的主要拥护者——他们明明知道这是个更好的理论——屈服于新近建立的学说风潮，因而得以在美国的知名高校博得一席之地。
但是如今，伦敦的首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最近宣称道：“凯恩斯已经逝去了！”经过几十年，遭受犀利的理论批判和经济事实顽强地驳斥，今天，凯恩斯主义者在总体上大规模撤退了。再一次的，公众不情愿地承认：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在周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来的正是时候；如果确实是如此的话，那么 “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整个观念都得彻底扫除一空；而我们也将看到，政府从经济领域大规模撤退。尽管如此，经济学界，及广大公众必须意识到，曾经有一个关于商业周期的解释被忽视，被悲剧性的束之高阁、封藏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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