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1935- ），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现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1969年，张五常以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轰动西方经济学界。
天才的定义，是先知先觉。定义说，我不是天才！我的经济思想永远起于外人的感染或提点。后知后觉，本领是「觉」得快，一位高人还没有说完我就想象到没有人到过的地方。老师说不容易教，但喜欢教，朋友则认为是脱缰之马，无可救药，但欣赏我天马行空。还有两项本领。其一是学得快。两年的微积分课程我曾经在一个星期内自修找到要用的，但用后一个星期就忘记了。学得快，暂时用不着的通常不管，临急抱佛脚，知道可以这样过关，求学时只集中于自己有兴趣的。其二是年轻时，记忆力奇怪地可以收发自如——要记久可久，记暂可暂。调查研究记文件，知道只要记几个月，可以记数以百计的，研究做好后几天就忘记了。写论文从来不先作密密麻麻的笔记：脑子彷佛录音带，要记得就录下来，要忘记就洗掉。是说年轻时，五十岁后渐渐退化，今天荡然无存了。一九五九年，还有两个多月二十四岁，进入了洛杉矶加大作本科生，先读商，一个学期后转经济。年岁让同学五年可不是真的让：曾经逃过难，捱饥抵饿，也做过生意，对世界的认识比同学高很多。这根底影响了后来选走实证研究的路。不久前高斯对他的助手说，经济的实证研究没有谁超越张五常。两年本科读得杂。经济为主，校方规定起码要选四科副修。在历史与数学之间选了历史。老师W. R. Allen说，一个经济学者不知历史是天下奇闻。连经济史、思想史与艺术史，一共修了十科，比正规的本科经济还要多。有兴趣，过目不忘，历史读得比经济还要好，而在图书馆内喜欢选历史书籍解闷，加起来是半个史学家。一九六一进入了研究院，认真学经济。两项发展对我后来的研究思维有大影响。其一是高级的理论课程愈读愈胡涂：老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之分。老师说来说去听不懂。这使我意识到马歇尔的新古典理论架构，伟大中有大不足。后来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推翻了该架构，再后来进入了新纪元，以三卷本的《经济解释》提供新架构，前后一贯，没有半点勉强接驳的痕迹。第二项发展可能更重要。这是科学方法论引起的验证问题。曾经吵了十多年的经济科学方法大辩论是老师艾智仁一九五○年的一篇文章搞起来的。更重要是二十世纪的逻辑学大师R. Carnap当年在洛杉矶加大任教，作本科生时修过他的课。经济系的K. Brunner教授也在旁听。可以说，当年在该校的经济研究院，我和几位同学对科学验证的方法知得广泛而深入。Brunner是了不起的经济学者，是二十世纪货币理论的顶级人物。他处理学问的严谨，对逻辑的要求，是我平生仅见。一九六三的春季他教宏观经济，我在座，学期中途，投资与储蓄相等这个均衡老话题吵了起来。书本的解释，用上ex-ante、ex-post等字眼，无理说不清，同学们给Brunner骂了整个小时。最后教授澄清，看得到的投资与储蓄永远相等，因为是同一回事，但看不到的「意图」投资或储蓄，只在均衡点上相等。我立刻想到「微观」经济的需求与供应那方面去：购买量与销售量看得到，永远相等，因为是同一回事，但需求量与供应量是意图之物，看不见，真实世界不存在，说在均衡点上相等只是逻辑上的概念。均衡只是一个概念，看不见，真实世界不存在，想到这一点，对自己有很大的冲击。到图书馆考查，知道均衡（equilibrium）是从物理学搬过来的术语。物理的均衡是看得到的，是真现象，但经济学的均衡是空中楼阁，是概念，真实世界不存在。肯定了这一点，我发觉数之不尽的经济文章得个「讲」字，半点解释力也没有。怎会有那么多人发神经呢？找老师艾智仁诉苦，原来他对经济学的「均衡」在真实世界不存在早就想过，大家研讨后，同意所谓「均衡」者，是指有可以被事实推翻的验证含意，而「不均衡」则是说理论无从验证，没有解释力。后来自己再想几年，得到的结论，是不均衡起于局限条件指定得不够，要达到理论的均衡点，我们要把有关的局限条件加上去，直至可以推出被事实验证的含意——那就是理论逻辑所说的均衡了。一九六九年的春天，驾车带高斯从温哥华去西雅图，途中他说经济学的「均衡」没有用途，应该取缔。我对他解释了不均衡是指没有可以验证的含意，而均衡是说指定的局限条件足够，推得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大家于是同意，只有在这样的理解下，经济学的均衡概念可以保留。经济科学的进展令人失望。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学子甚至专家有多少个知道经济的均衡只是概念而非事实呢？前些时写了两篇文章批评博弈理论，其中提到需求量只是概念，看不见，不是真有其物，据说传到北大的网站，同学们把我骂个半死。难道北大的同学戴上新发明的数码眼镜，可以看到鬼魂乎？他们的老师究竟是教什么的？后知后觉，当年得到老师Brunner的提点，知道重要，做梦也想着什么看得见什么非事实，然后推到很远很远。理论往往从抽象起笔，但验证却要用可以观察的变量，于是，抽象与验证的转接要靠局限条件的引进，是要可以观察到的局限，其转变要可以量度，一般需要简化，至于怎样选择局限条件，怎样算是有关，怎样算是无关，怎样简化，皆要以理论的约束为依归。我在何谓「量度」这个话题下过大工夫，对边际变动的处理有广泛的理解，比靠数学的边际分析高出太多了。到后来，怎样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我想得快，局限条件的加加减减熟如流水行云。一九六九年，在研究公海渔业的租值消散这话题上，执到宝，知道这消散可以通过多种竞争准则，知道只有市价这准则没有租值消散，知道有应该消散而不消散的租值存在，理论不可能对，再过两年知道消散的租值一定是在局限下最低的。这些加起来帮一个大忙，很大的。从解释现象的角度来衡量理论或假说，通不过上述的租值消散的逻辑，一定错。要知道理论可否解释世事还要加工，但要知道理论的经济内容是否错则易如反掌。惹来非议，因为听人家的理论或假说，往往只听几句就知道是错，忙顾左右而言他。
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用选修微积分而拿得经济学博士的人。今天数学用于经济大行其道，但此行也，历史不是那么久。我作研究生的六十年代初期，代数不成而还读出成绩的，几何一定好得出奇。想当年，几何曲线我可以多条用得到处飞。然而，写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整个结构与答案我先用脑子想出来，以几何证之只用了一个晚上。后来赫舒拉发说我的理论应该可用微积分证出，找数学书翻阅，再证出来。后来又用另一套几何曲线再证。心底里有点不服气，既然脑子可以想出来，何必用数学证来证去，多此一举？跟着一九六九写成今天还受到重视的《合约的结构与非私产理论》，想得通透，整篇写好了初稿，手痒起来，要学人家加些方程式进去，于是自己发明。华大同事E. Silberberg见到，说：「这样难看的方程式，你从哪里找来的？」我问：「数学对吗？」他答：「对是对，但那么难看，见不得人。」我说：「是我自己发明的，你不妨替我改进。」他改了，美观得多，但细想后我还是用自己难看的，因为要保存自己的发明。一九七二写好了《蜜蜂的神话》，为了解释方便用了一幅几何图表。高斯说：「这样漂亮的文章，为什么你要用几何污染它？」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为高斯的荣休而作，半个符号也不敢用。后来杨小凯把该文翻成数学发表，竟然批评我不懂得用数。思想是我的，半点也没有想错，小凯的数学证来证去只证明我对，就想不出理由自己要用数学了！有些人——百年一见——像阿罗，数学经济神乎其技，在我面前表演过，天才无疑问。我认为阿罗值得拿第二个诺贝尔奖。但如果把一个经济难题放在面前，想斗想，他不一定想得比我快，或比我深入。有些人，像V. Smith，曾经对我说没有方程式不能想，拿得诺奖是他的本领，替他高兴，但我自己推理时是不用方程式的。毫无疑问，思想的方法因人而别，达者为师，很难说哪种方法比较优胜。七十年代中期我写过一篇关于座位票价的文章，供应需求变化复杂，弹性系数记不起多少个，很适宜用方程式处理。但我就是不用，单凭文字思想一个周末完稿。后来一位同事用数学证来证去，找不出错处。一九六八年，在芝大，H. Johnson说我是发展经济理论的希望，但要多学数。一位数学教授跟着自荐，要教我数，细想后没有学。当时决定了走实证研究的路，理论愈简单愈好，用不着数。后来我把用得着的经济理论简化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把所有局限作为价格处理，变化万千，困难是局限变化的考查。到了西雅图华大，同事巴赛尔（Y. Barzel）更不鼓励我学数。他认为要用数我可以发明，而以方程式思考不可能想得像我那样生动过瘾，变化自如。经济研究，思考方法不同要用不同的工具，而研究目的有别，理论的掌握有不同的重点。有时同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入手，或用上不同的工具，分析会不同，但大家处理得对，结论应该一样。科学逻辑使然也。高斯喜欢从成本入手，我永远是需求定律，结论若有分歧，一般是因为大家的假设不同。搞理论经济是怎样入手的？我不是专家，你要去问阿罗，或问森穆逊。福利经济呢？我劝你不要搞。不可能有客观结论的经济分析，无聊玩意而已。搞实证经济——经济解释——回报率最高，也用不着天才，但要在真实世界到处跑。实证经济我是专家，告诉你怎样入手，怎样发展下去吧。搞实证经济的第一步，是要找到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或例子。一定要是实例，虽然在推理时想象的例子可以用。这入手的实例要有趣味，要奇异，要没有人成功地解释过。实例是否重要不要管，因为开头看似不重要的，最后推出的理论假说可能有重要的一般含意。奇异与有趣重要，因为推出新意比较容易，而完工后的文章有吸引力。困难是研究的人对选出来的实例要知得很多，有关的其它行为或现象也要跟进。对实例一知半解，容易误导，解释的假说跟着错。昔日M. Burnstein解释全线逼销，G. J. Stigler解释电影套售，L. Telser解释零售限价，皆有趣而又奇异的上佳实例，可惜这些大师调查得不够详尽，忽略了实例的一些重要细节，分析于是出错。然而，错归错，他们的思维对我有启发，我是感激的。这样看吧，搞纯理论，弄错了拿零分，见笑天下，但搞验证或解释，大错特错也有机会获五十分。曾经说过，最愚蠢的学者，是那些试图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如此类推，发生过的事我们不容易看得准，看错了重要的细节，受到误导，推理出错，与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只是远近之分。这解释了为什么我那样执着，坚持对世事的调查要彻底，亲自跑到街头卖桔、卖玉。可以说，凡是动笔分析的现象，我的所知一定达到专家水平，往往比行内的人知得还要多。是非常头痛的学问。现象或行为的重要细节稍有差池，为之解释而推出来的理论假说可以因为一小点误导而铸成大错。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从来不用访问或民意调查那类资料，而当我深入调查某行业时，口述提供的资料我要再三地从其它渠道审核才相信。七十年代后期研究石油工业，获得的关于石油的质量与价格的资料绝对是顶级、可靠，但以这些作统计的回归分析，我对这技巧抱怀疑，要从其它角度再考证。政府或机构提供的数据，是怎样搜集而获得的，我必定查根问底，他们不从实解释我会把数据丢进废纸箱。人的生命短暂，中计几次就日暮黄昏。曾经提及，一九六九年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任职，之间的暑期空出两个月回港度假，看看母亲。当时已经发表了今天被誉为是应用价格理论的经典之作的《佃农理论》，又在芝大的经济研究院教过理论，怎样打折扣也算是个经济学专家，应该有本领解释一般的市场现象。然而，当时在香港观察到的，十之八九我不能解释。我想：物理学家不会这样尴尬吧。结论只有两个。其一是经济理论根本不管用，若如是，我要另谋高就了。其二是经济理论其实可作解释，只是经济学者对世事知得不多，理论太复杂，是以为难。若如是，我要多到街头巷尾跑，不断地把理论简化。后来在街头巷尾的真实世界跑了三十多年，把经济理论简化得只剩需求定律与局限变化，解释现象得心应手，引以为傲。这发展过程不幸地惹来非议。不少人说我放弃了学术，到处跑街赚钱，或说我的数学不成，没有学报发表我的文章。皆胡说八道。
说喜欢在街头巷尾跑，找资料，求灵感，试验证，是说喜欢在日常生活的场地观察，好奇地看世界。一门实证科学（empiricalscience）不能没有实验室。经济学的实验室不是什么政府统计部门，也不是校园里的办公室，而是大家日常生活的场地。到处跑的治学态度会使不知就里的外人误解，但有三个明显的好处。其一，现场考查，细节可以信手拈来，辅以不耻下问，现象的可靠性格外高。好比六九与七五年在香港跑工厂，调查件工合约，得到启发，八二年写成今天受到重视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朋友告诉我其它学者对件工的分析，老实说，我认为他们不清楚件工是怎样的一回事。其二，考查街头巷尾的现象成本低，变化多，种类不同，细心观察不难发觉有趣的现象琳琅满目。有时不劳而获。好比七五年在香港，我无端端地察觉到较佳的座位票价偏低，只几分钟想出答案。跑了几晚电影院作验证，回美后一个周末完稿。这篇有趣文章七七年发表，今天行内朋友认为是珍品，一些说是后来有人获诺贝尔奖的效率工资理论的前身。其三，街头巷尾的现象一般是小现象，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解释了小现象可以用同一解释推到大现象去。很多很多的小现象，加起来是一个小世界，放而大之，就成为自己的宏观经济学，与学院教的是两回事。比方说，九六年末我说香港会有多年的经济不景，九七年说香港的失业率会从百分之二升到百分之八以上，此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推测过无数次，很少错，而这些是用上自己从小世界推出来的大宏观。一九六八年决定不走纯理论的路，因为觉得不容易有大作为。早一年，写好了论文《佃农理论》，知者哗然，使我以为是创立了一个新理论。但老师艾智仁说，是传统的，结论与前人不同，因为前人把传统的用得不对。没有错，我的佃农理论来来去去只用一条众所周知的向右下倾斜的边际产出曲线，可以看为是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其它加进去的全部是传统的局限，没有新意，我只把这些配合得精确，新的理论验证含意就跑出来了。后来几次认为自己是踩中了新理论——例如公海捕鱼的租值消散——但细看不是，自己的贡献只是把传统的旧物搞出新变化，前人没有那样想过，算是创新，但新理论却谈不上。说过了，比起物理学，经济学的理论浅得很。经济学的困难是实验室只有真实的世界，不容易控制变量，调查不易，而局限条件的考查与处理相当头痛。然而，考查现象与鉴定局限的困难正是经济研究的趣味所在。我不傻，不会毫无兴趣地在街头巷尾跑了数十年的。回头说自己作实证研究的起点，永远是一个有趣而奇异的实例，以解释这实例或现象入手。这解释有时来得容易，有时难于登天。为恐费时失事，我们当然要估计解释某现象的困难程度，局限考查的时间要多少，想一下找到了答案其贡献价值为何。说实话，这些估计不容易准确，往往令自己失望。然而，与行内的朋友相比，从命中率看，我又觉得自己可能一马当先。后来想通了，一个经济学者穷毕生之力，可以解释清楚一个有趣而奇异的现象，于愿已足。这样看，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为一个奇异的现象找到了解释，其理论假说多多少少有点新意。作验证，找不到反证的实例，就达到重要的派彩关头了。自己的思想有多少重量要到这一点才可以衡量。是的，有了足以解释一个现象的假说，我们要把这假说一般化，推到其它有关的现象去。要讲彩数，也要讲推理一般化的真功夫。很多时候是失望的。假说验证过了关，一般化地推下去，可能被其它实例否决。遇到这样的不幸，要客观地考虑，看看自己提出的某方面过关某方面过不了的假说应否保留，或在哪方面可以修改然后再推下去。有时假说容易一般化，找不到反证的实例，但假说的本身不够新奇，或浅得老土，或他人早就说过了，会有空走一趟的感受，不好过。成败得失，思想之外要讲自己的品味。选择需要解释的例子讲品味；有了解释的假说，一般化向哪方面推也要讲品味；要修改假说使之一般化，哪方面要保留，哪方面要放弃，推理本领之外品味也重要。品味这回事，不容易明白，我自己的处理是凭直觉走，那就是自己认为是过瘾的方向了。成功地一般化的思想是否重要，能否传世，往往要很久之后才知道的。经得起时日蹂躏的思想来得不易。一些思想或假说红极一时，但过了十年八载不知所终。另一些初看平平无奇，但过了一些时日，注意的人愈来愈多。这方面我也幸运，到今天还没有一篇认真动笔的英语文章惨遭淘汰，只可惜行内的众君子不早一点拍掌。在我这辈子的学术生涯中，碰出大彩的实例，莫如高斯一九五九年考查的音波频率，一年后他大补一手，写出后来被称为高斯定律的大文。虽然今天高斯还在投诉其影响力不够，我认为他是过于苛求了。想当年，他的大文一出，其重要性我立刻知道，花了三年时间研读，行内不少朋友也同样重视。受过批评，遭到漠视，而我自己也曾指出其逻辑有错，但不管怎样说，高斯定律会被将来的经济思想史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维。这里要说的，是这思维起于一个小而奇异的音波频率在空中互相干扰的实例。我自己因为台湾的土地改革，政府管制农业产出不跌反升，想出了佃农理论；因为母亲没有见过父亲而嫁给他，使我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的传统盲婚合约；因为香港战后的天台木屋怪现象，创立了价格管制理论；因为花中的糖浆可以成交，发表了《蜜蜂的神话》；因为中国不让恐龙蛋出口，推出了贪污的一般理论；因为公海捕鱼的租值没有全部消散，提出了合约结构的理念……如此种种，以英文动笔的有十多篇，大约十篇看来会传世。街头巷尾数十年，有趣而又奇异的例子实在多。多年以来，我通常有十个八个这样的实例在脑中转，一时想想这个，一时想想那个。年轻时，想通了一个，清楚了，可以一般化，认为有重量，就动笔为文。到了中年，解通了的实例愈来愈多，写之不尽，于是英文按笔不动，等到六十五岁，以中文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选较为重要的一口气地写了出来。医疗的发达，使我当年推断自己六十五岁还健在，果然还健在。有些朋友说我在六七十年代作出过重要的经济学贡献，之后不再。这观点是不对的。六七十年代的作品近于学生习作，可观，但不够大气，没有洋洋大观的经济范式。六十七岁完工的三卷本《经济解释》，融会贯通地提供了一个新而完整的理论架构，示范的实例无数，前无古人，比六七十年代的零散作品高得多了。是从街头巷尾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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