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1945～1949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学习历史，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即致力于历史教学工作，1949～1966年一直在高中教历史。后来发现当时美国人对亚洲历史和亚洲社会缺乏了解，故从1958年起开始教中国历史和印度历史，并于1960年赴印，在那里教了半年世界历史和印度历史。1960年第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国古代史，师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德里奇(L.C.Goodrich)。自1966年起开始学中文，1967年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要攻读中国史、日本史和印度史。1970年获硕士学位。为完成关于清康、雍、乾、嘉时期军机处的博士论文。决定来中国查阅资料、从事研究。由于当时不能来大陆, 所以于1970年去了台湾。在台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查阅清代档案，撰写了许多文章，将清代档案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1980年获博士学位。1985年， 她应邀来华参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馆60周年馆庆纪念活动，并参观了西安、成都、广州等地的档案馆。代表作为《君主与大臣—中国清代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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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的祖父是忠心侍奉乾隆皇帝的杰出满大学士(此处有误，这里的满大学士应指英廉；和珅只是娶了英廉的孙女，英廉并非和珅的祖父或外祖父。——译者)，但和珅本人踏入仕途时地位低微，这似乎注定了他的一生将寻常无奇。但他在乾隆四十年（1775）升至侍卫，在紫禁城内廷一门禁值班，因能接触皇帝，促成了整个清朝历史上最令人惊异的仕宦人生之一。和珅平步青云，位极人臣，直至四分之一世纪后——嘉庆四年（1799）——以监禁、死亡而终了一生。和珅的侍卫岗位是在乾清门。在这二十五年间，和珅屡遭弹劾，但出于没有确凿证据，这些指控从未被追查过，个中原因还不完全清楚，并且只要乾隆皇帝还活着，他就不可能受到惩处。人们都相信他得到了皇帝的庇护。和珅长期在军机处任职（始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从嘉庆二年（1797）年起任领班军机大臣。皇帝令他自裁可以视作嘉庆改革的先声。尽管和珅案牵涉面很广，但其中仅有三个主要的问题与18世纪军机处扩张相关联：和珅任军机大臣期间，可能因为他的地位和影响，从而被认为聚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以和珅为首的密记处滥用权力；文书往来上的某些可疑做法。这些问题也可能与军机处满伴的业务密切相关。其他数款次要的指控——如和珅擅自乘轿进入紫禁城、将宫女纳为妾室——也是皇帝对他强烈不满之处，但这些指控现在难以核实。和珅最卑劣的行径——通过密记处所做的那些勾当——被彻底掩盖了起来，在当时颁发的上谕里根本没有提及。而且，滥用通信这一点也在公之于众时语焉不详，只有那些私下知情者才能明白。可能还需要数本专论才能彻底揭开神秘、喧嚣一时的和珅案。和珅 像
与和珅同时代的人有感于他的贪婪和大肆敛财，编造了数则关于他的逸事。一是说他迷恋珍珠，每天都有请托之人前来和珅府宅，带着能找到的最熠熠发光的珍珠。有一故事说，和珅每日早餐要吃一颗大个儿珍珠，这能使他过目不忘。和珅垮台时，他的二十款罪状中包括数款与贪婪有关，尤其是关于珍珠的罪行：家里藏有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有一颗大珠“大于御用冠顶”。这些罪状也开列了和珅拥有大量值钱的衣服，放债的收据，以及夹壁、窖藏和私人仓库里的金银钱财。有人估计，所抄没的和珅资产数目超过二亿两白银，再加上三倍于此的黄金，这些足够偿付四次庚子赔款。难以置信的财富成为对他僭越的指控：和珅已远远超出了他所应有的极限。他帽顶的宝石据说比皇帝的还要大。据说他家的墓地“置隧道”。他的宅第有许多稀有的芳香楠木，而这只能用于皇家建筑。一项指控称，和珅别墅的一座建筑是仿照紫禁城内的宫殿而建的。这座宫殿是宁寿宫。有一则传闻是在和珅死后出自他的一个仆人之口，说和珅的一串珍珠与皇帝的式样相同：夜间“四周无人”时，他会拿出，“灯下悬挂，临镜自语（将自己想象成一位君主）”。和珅被人臆测的财富是他最惹人注意的不端之处，许多出现在案发还有随后的记述中。然而，目前尽管可以想象他将巨额金钱据为己有，但我们没有过硬的证据，可以将他公认的巨额财富积累与军机处的任何侵吞行为联系起来。密记处创建于乾隆末年，是为了监管某些官员的罚金。该机构的档册在清朝时归类于军机处满文档案，但事实上该机构的建立是游离于军机处之外的，它与内务府的关系大概与军机处的差不多。例如，我们知道，那些被密记处罚款的人是内务府侍臣，而且那些收缴的金钱上缴内务府，而不是军机处。尽管如此，两位满军机大臣——和珅与福长安——都在内务府有职位，管理着密记处，用军机处文件向皇帝报告密记处的活动。该机构因此可能被视作军机处反常的、混合而成的分支单位，主要关注内务府事务，但是由在内务府兼职的军机处人员监管。密记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求犯错之人——他们主要负责内务府辖下榷关的税收——上报自己的罪行，并自行议罪。尽管这两位军机大臣主导着这一问题的文书往来，但乾隆皇帝亲手所写的批语，常常证明他本人是共谋。他不仅同意这样做，而且指令（可能是在建议的基础上）哪些官员可以免于偿还或是将他们的罚金部分豁免。议罪银数目巨大：一些高达数万两，有的超过十万两。新皇帝执政伊始就撤销了密记处，这一情况表明它在运作中存在着极大问题。两项改革是关于密记处的：一个是撤销了该机构，另一个是1799年嘉庆皇帝执政后将军机处与内务府分离开来。对于这种分离，人们现在所知不多。我主要是注意到了以下事实：与内务府的文移往来不再见于军机处的随手登记档，这意味着在这些年里，军机处可能不再阅看内务府上呈皇帝的奏折。这表明军机处和内务府的合作，即以前允许某些军机大臣在密记处兼职的做法出了问题。嘉庆皇帝像
一些罪名指控和珅滥用文书通信，但公开的罪名中缺乏可以核实的细节，因此要研究这一问题的真相极为困难。皇帝的一道上谕谴责和珅迟误军报；另一项错误是，和珅转发的一道上谕未能准确传达皇帝的意思，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做了篡改。最严重的罪名之一是斥责和珅擅冒皇帝特权，自己拥有奏折的抄本即副封，以便在皇帝看到奏折之前就了解它的内容。别的指责还包括和珅驳回青海“贼番”抢夺藏传佛教首领喇嘛商队的奏折，以及对和阗运送玉石奏报的错误处置。这些罪名难以核实。因为军营文报即军报转送通常比普通奏折快，它们的传递时间也要记录在案，我试图使用随手登记档去考察迟误的问题。但除了因冬天突降大雪外，我没有发现这一时期不同寻常的持续性文件递送迟缓的证据。诚然，递送上谕的迟误——不论无意或蓄意——在清朝及以前的朝代总有可能发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清朝撰拟上谕的程序包括了在交发之前皇帝最后御览一遍，这一程序叫“过朱”。通常，皇帝当然相信他的军机大臣会准确地传递商讨过并达成一致意见的上谕——如果发现不是这样做的话，那么很显然必然会选用新的军机大臣。确保上谕内容的其他措施包括监管使用印信，以及一种早就成为军机处传统的做法：在商议和撰拟上谕之间，凡对上谕内容有任何轻微的改动，都要上禀皇帝。我看到的档案材料并不支持和珅能够对谕旨制度造成实质性破坏的指控，当然将来可能会出现新的证据。通信方面最严重的切实罪名，即和珅非法接收外省奏折的副本，也是有讨论的余地的。他可能会从某些地方大员那里收到非法信息，但这一情报可能不是通过将送给皇帝的文件非法备份获得的。首先，我们有许多证据表明，整个18世纪及19世纪初，除了很小部分最机密的奏折外，皇帝阅毕文件后，军机大臣通常马上就能看到。单独为和珅做一副本也就能提前一点时间而已，果是如此，作为一项严厉指控就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外省官员不愿遵从获得副本的非法行动。这一计划会很快暴露，会给所有卷入者带来麻烦。上谕中对于和珅的所谓奏折副本，使用的一个术语是“副封”。它并不是一个通行的文书用语，并不必然如现在通常所认为的指奏折的副本。其实，这个词更像是故意令人模糊不清的编造之物，可能是一个暗号，是说给那些不懂得以及懂得的人听的。如此，不知情的人就会想象是一些外省官员非法将副本送给和珅。而那些知道底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并认识到非法呈送任何特殊的含有信息的公文给军机处的做法都要永远叫停了。如果副封一词不是指奏折副本，那它指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和珅不会非法利用监管严密的奏折制度，而是找到了一种完全合法的手段来获取他想要的特殊信息，利用的是一种很少使用且监管不严的通信体系。这可以通过使用平行文书——咨文达到目的，通过咨文，政府高层人员间可相互传递公文。不像正常的上谕和奏折，在乾隆时大多数咨文是不受大臣检查以及皇帝批阅的，也不在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登记或在军机处录副存档。甚至是因交发而抄写咨文的军机章京，也没有理由怀疑领班军机大臣下达的命令。通过使用咨文而不是更正式和更高等的文件，和珅能够以正式的形式进行通信往来，同时还绕过了皇帝，并避开了现有监督措施。这一分析得到了两个重要事实的进一步支持。第一，在和珅时期（其他时期极少见），所撰拟的一些上谕和咨文以“不必专折具奏”（或类似的话）结尾。也就是说，寻求一种更简单的回复形式——可能是用咨文。第二，我们可以断定，咨文体系已经出现了问题，因为随后嘉庆通信的一项改革是，通过设立特别的档册跟踪这些文件，以改进监督。如此说来，嘉庆皇帝认为可恨之极但又不希望描述得特别准确的“副封”，可能就是通过咨文通信渠道传递的公文。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通过这种渠道传送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可能是一些地方物价或是即将到来的政府采买，银钱比价的变动，或是其他消息——这些使得内部人通过及早交易就能获利。某些罪名集中在边疆地区事务——和阗玉、青海“贼番”——的通信上，这些问题适合用满文上报并在军机处由满人处理，可能是由满伴处理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只登录汉文而没有满文的文件，因此不会开列这些问题，而满文材料常常被略掉，除非它们与汉文文件一起到来或送达以备翻译。因此，和珅的这些罪名可能是在间接打击满伴办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将会看到，嘉庆改革加强了对满伴的控制，这一事实支持了以上的猜测。和珅可能滥用他作为军机大臣的威权。然而，就目前所知，我们仍然没有掌握他敛财计划的确切意图和实质。我们可窥得一二细节，尤其是那些与军机处运作有关的，但还没有掌握整个情况。
在内廷纪年“乾隆六十四年”的第三天，即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1799年2月7日），老皇帝去世，享年八十七岁。和珅随之丢失了保护人。朝廷立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这一形势，毫不迟疑。嘉庆皇帝无视三年服丧期间无改父之道的儒家教条。不出五天，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户部吏部事务、身为伯爵的和珅就被褫职，投入监牢。到了十八日（2月22日），开恩允准和珅在监牢悬梁自尽——这是一种更可取的行刑方式，因为它可留全尸。
皇帝同意自缢身死是宽大的表示。自缢是比任何其他的包括身首异处（比如砍头）在内的死刑都好的形式，因为人们认为人死时尸身应该完好地归还父母和先人。军机大臣福长安被认为是和珅同党，押到监牢，下跪并眼瞧着昔日的同伴自尽，这是一种可怕的处罚。随后，福长安被押回他的监牢，等待秋审后行刑。此时，他还不知道最终可以捡回性命。
这是动荡不安的日子。此前和珅已将军机大臣减至三人。现在随着两位突然被投入监狱，军机大臣突然间要大换血。允许第三位现役的军机大臣休致，整个班子都要换人。高居首位、新皇帝的兄长成亲王（永瑆）被任命为领班军机大臣，并兼管户部及户部三库。满洲亲贵庆桂，他是以忠心服侍前两朝皇帝而闻名的家族的后人（大学士尹泰之孙，大学士、军机大臣尹继善之子），召入军机处，很快继永瑆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在两年前和珅如日中天时被开出军机处或离职的四个人也恢复了职务。要求皇室人员介入，这是出现严重紧急状态的信号，至少有四位亲王应召进入新皇帝的政府效力。除了成亲王，皇帝任命另一位兄长怡亲王永璇总理吏部。第三位是睿亲王淳颖，管理理藩院。第四位是定亲王绵恩，管理步军统领。也有新任命人员突然出现在其他部院。在新皇帝亲政的头一个月，各部院京官约五十个最高职位中超过二十个任命了新人。
朝廷大换人，解除了这么多中央最高官员的职务，然而进一步惩处为非作歹者却做得很有限。上谕宣布，该案不再一查到底，“不予株连”，否则会搅得官场不得安宁，恢复常态则将迁延时日。(在二十年前的甘肃案中，众多官员被处死，另有许多人被流放，对此的记忆可能作为惩治“不为已甚”的告诫挥之不去。)嘉庆四年正月十五日（1799年2月19日），仅颁布了和珅大小罪名二十款。大臣们讨论和珅罪行并提议凌迟处死。皇帝减轻处罚，同意和珅在监牢悬梁自裁。另一位保全性命的主犯福长安很快释放，令为乾隆皇帝守陵。陵寝在北京东面，大约一天的行程——这是一种轻微处罚，是失宠朝臣常见的内部流放形式。可以说，尽管人们认为和珅的关系网错综复杂、分布广泛，但只有一人——和珅自己——在这一垮台中丢掉了性命。一些人被夺官，其中只有一个人——福长安——受罚重些，被关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除了调查和没收和珅的财产，整个和珅案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处理完毕。然而，随后的军机处改革却贯穿着整个嘉庆朝。其中许多似乎与和珅案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本文选编自《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送已获出版社授权。
《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美】白彬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9
本书是目前清史研究中得到推荐阅读和引用最多的书之一。传统观点认为，军机处设立于清雍正朝，标志着两千年专制主义皇权发展的顶峰。本书认为：军机处有一逐步建立的过程，始于雍正朝，直到乾隆初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军机处；军机处日益扩张，君主统治让位给了君主与大臣的合作，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独断。
研究清朝制度史的中外著述中，《君主与大臣》是最优秀的成果。
——何炳棣（芝加哥大学教授）
这是对于清史研究技艺以及清朝历史都有贡献的重要著作。……《君主与大臣》一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也在于它代表的新的研究方向。……在未来许多年，它将是18世纪历史研究的标杆作品。
——盖博坚（华盛顿大学教授）
《君主与大臣》是难得一见的著作，既博得交口称誉，又取得了学术突破。
——戴廷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西方，没有人比白彬菊教授更熟悉清朝的档案。《君主与大臣》一书，使用第一手确凿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对于帝制中国内部决策的认识。关于军机处（对中国皇帝而言，大致相当于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的原因，学界争论不休。白彬菊的研究对此提出了新看法，同时揭示了清朝君主政体的内在历史，是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运作的。
——魏斐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君主与大臣》一书，会让认为制度史单调乏味的人手不释卷。
——司徒琳（印第安纳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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