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D. 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大西洋月刊》资深记者，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分析家，曾被美《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大思想家之一。卡普兰是20世纪80年代第一位指出未来将在巴尔干地区爆发战争的美国作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乔治•W. 布什都是卡普兰的读者，他的书使克林顿决定不向科索沃派兵，而布什也将他的书列在必读之首，《华盛顿邮报》刊登专文评论说，卡普兰影响了“布什的世界观”。
塞缪尔·亨廷顿生性温文尔雅，但是，在诸如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军人在自由社会的作用、将备受争议而预言未被证实的国家与已经证实的国家加以区别等问题上，他却观点犀利。过去几十年来，他曾饱受嘲笑和诋毁，然而，他对世界的展望，将是一种真正的观察之道。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27.4.18--2008.12.24），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1951 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曾任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以及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计划顾问。他是《外交政策》杂志发言人与主编之一，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作者。
哈佛大学Albert J. Weatherhead III学院教授塞缪尔·菲利浦斯·亨廷顿记得的最难忘的批评是一场恶评。最近，安坐在位于波士顿烽火山的家中，回忆起首部著作受到的批评时，他两眼在眼镜片后腼腆地闪烁着：“评论者称那是‘想入非非’，并且不恰当地将我比作墨索里尼，” 74岁的亨廷顿，操被波士顿的高雅腔调改造过的东布鲁克斯口音，平缓而带有鼻音。他说，评论家马修· 约瑟福生（Matthew Josephson）曾在左翼的评论期刊《国家》上撰文，嘲笑《军人与国家》是军国主义的“野蛮谬论”，讥讽他的思想情感与墨索里尼相似、尽管他用了一些夸张的词汇如“信仰、服从、战斗”。
那篇书评发表于1957年4月6日。其时，冷战不过十来年历史，《军人与国家》发出警告：美国的自由社会需要一种超越保守的现实主义、毫不迟疑地建立专业军事机构加以保护。亨廷顿认为：毫无疑问，为了保持和平，军方领袖必须提防或预见“人类天性中的无理性、软弱与邪恶。”他还认为：自由主义对改革是个好东西，对国家安全则不然。他写道：“自由主义在用来处理国内问题时多彩多姿且富有创造性，用来处理对外政策与防务则会捉襟见肘。”他解释说：对外政策涉及的并非按法律规范运行的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一些国家与另一些总体上是无法无天地运作的集团的关系。《军人与国家》据以推论的是一种西点军校式的防卫观，亨廷顿写道：那是“军人理想的最好体现……有点像巴比伦时代斯巴达人的东西。”
该书激怒了亨廷顿的许多哈佛政治学院同事，次年，学院拒绝聘用他。于是他随密友、一直在哈佛郁郁不得志的兹别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4年后的1962年,哈佛大学却以终身教授的职位邀请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回去。出生于德国、曾带头反对亨廷顿的卡尔· J. 菲德维契教授，亲自到哥伦比亚大学求贤。对菲德维契前些年的不友善，亨廷顿只是轻描淡写就带过了，菲德维契对这位年轻教授却大加赞赏。菲德维契等人也对布热津斯基明确表达了善意，因为他们现在恳请的这两个人，是政治学领域冉冉升起的两颗新星,而哈佛大学向来以在该领域居主导地位而自豪。不过，布热津斯基选择继续留在哥伦比亚，亨廷顿则返回了哈佛,因为那里有他景仰的另一颗新星：亨利·基辛格。到目前为止，《军人与国家》总共发行了14版（译注——据哈佛大学校刊资料，第15版也已出版），成了学术经典。曾在纽伦堡审判中代表美国任首席检察官的泰尔福特·泰勒（Telford Taylor）在该书第一版发行时说：
“[对军事力量的]“文官控制”现在已经成了政客们崇拜的口头惮，但他们根本不懂。这个领域非常需要捣毁圣像的主张（iconoclasm），而在亨廷顿教授开的铺子里，这种东西似乎取之不绝，他的破坏性揭露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近几十年来，学术批评界之所以关注亨廷顿的著作，其实是因为另外一件事：他们不在意现实主义的军事观有无必要，而是担心军方是否会对文官政权构成威胁。民主的政府由于缺乏独断制度下产生的训练有素的政治干部，特别容易被强大的军人集团微妙地操纵。作为一名思想先驱，亨廷顿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只要文官政体保持三权分离，巨大的防务机构对文官政权的潜在侵犯就不会变为现实。亨廷顿多次抛出的全球性最新议题是“文明的冲突”，即西方、伊斯兰与亚洲思想体系及政府之间正在出现的磕磕碰碰。与他的论点相比，他的论据往往更难以捉摸，不过其主要观点还是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事实是，世界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城市化和大众传播的影响与贫穷和种族隔离纠集在一起，不会使每个地方的人都像我们一样考虑问题。
尽管有涨有落，亚洲的军事和经济正在扩张。伊斯兰的人口在爆炸，西方的影响正在相对下降。
文化意识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而非越来越弱，国家或民族的联合将取决于文化上的相似，而不像过去那样取决于意识形态的相似。
西方人相信议会民主和自由市场会适合于每个人的想法，将把西方带入文明——尤其是与思路不同的东方国家的人——的冲突。
在一个松散地建立于文化而非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多极世界，美国人必须再次确认他们的西方人身份。
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恐怖攻击的悲剧，不仅与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想法有关，而且与他毕生的事业有关。亨廷顿自1950年代起就提出：美国社会需要发挥军事和情报机构的作用，以预见最大的悲剧、表达悲观的看法。几十年来，他一直在为美国的安全担忧，并认为那最终未出问题完全是由于地理上的幸运。他曾写道：真正的安全也许将来才能获得，而自由主义也只有当安全得到承认时才会兴盛，然而，即使如此，今后我们也不能存太多奢望。他还警告说：即使政治领袖和儒雅的学者必须用另外一种说词，西方也总有一天会为了它最为珍视的价值以及生理上的生存打一场战争，而对手则是来自敌视我们国家的其他文化的极端分子，以及想把我们拖入一场文明的战争的人。事实上，在企业、军事和情报机构圈内，和亨廷顿志趣相投、为他的观点欢欣鼓舞并努力实践的思想者还相当多，然而，亨廷顿宁愿守在常春藤大学学术自由主义的堡垒里，孤独而不屈不挠地为他的思想而战。
从冷战初期开始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智力竞赛史，通过亨廷顿的17部著作和大量论文，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写过不少著名的学术专著，不过,他们两人的出名主要是因为曾在政府中服务。基辛格做过理查德·尼克松手下的国家安全顾问、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手下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做过吉米·卡特手下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廷顿虽然也在林登·约翰逊和卡特政府里作过短暂服务，但与这两位朋友相比，他在更大程度上是个学院派。他的思想是通过学术讲座和授课慢慢形成的而非一夜之间冒出的。如果他不能教书，也许就不会写作。与很多教授不同的是，他对本科生的好评胜过研究生，他告诉我，研究生“都不愿意向教授挑战”，而且常常“被专业术语和循规蹈矩的正统观念所俘虏。”
他从前的学生说：“别的学究是把你知道的东西填鸭似地向你灌，然后再去寻找下一个受害者。而亨廷顿从不操纵课堂讨论,他总是认真地倾听。”亨廷顿鄙视“理性选择论”这个在政治学领域占统治地位、假定人类行为是可以预知的怪异想法。在亨廷顿看来, 以这种理论去解释那些对理解政治极为重要的人类情感如恐惧、妒忌、仇恨和自我牺牲，往往都要失败。在一个学术操纵者走红的时代他只，是一位对人的生存状态作历史和哲学式思考的老派教师。他学生包括著名的后冷战圣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1992)的作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外交季刊》的前任总编辑、现任《新闻周刊》国际版责任编辑法瑞德·札克雷（Fareed Zakaria）。在C-SPAN（美国一个专门直播国会辩论等政治会议的电视台——译注）里，你决不会看到亨廷顿， McLaughlin Group（也是一个关注政治讨论的电视节目——译注）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口才比那些毫无吸引力的演讲者还要差，讲话很慢，结结巴巴的，就像读课文。他的地位与名声是以艰难的方式赢得的，他的著作虽有广泛影响，却常常遭人公开谴责。他是个典型的局内人(美国政治学协会的前主席和《外交政策》杂志的共同创办人),却像一个局外人一样从事写作，有些人曾想激怒这位只顾写作的专家，最终却是徒劳。亨廷顿1959年曾写道：“一个学者如无新话可说，就应保持安静。” 而“探索真理就是进行智力角逐。”在很多方面，塞缪尔·亨廷顿代表着一种濒临消失的人：他们把自由的理想和历史与对外政策上的极端保守主义的理解结合在一起。亨廷顿一生都是民主党人。1950年代，他是阿德莱·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1900-1965，曾任伊利诺斯州州长，1952-1956年总统候选人——译注）的演讲撰稿人（他在1956的大选期间认识了他的妻子南希），1960年代，他是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1911-1978，美国1965-1969年副总统——译注）的对外政策顾问，1970年代，他是吉米·卡特总统的人权问题演讲稿作者之一。尽管同一个亨廷顿还是哈佛John M. Olin战略研究会的创始人,这个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堡垒，却是由3个保守主义的慈善机构——John M. Olin基金会, Smith Richardson基金会和Bradley基金会资助的。当我对亨廷顿说，他也许是“一位老式民主党人，而那种人已不复存在”时，他显得十分激动并猛然打断我的话说：“那正是我之为我的地方。正如阿瑟·斯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言，我是利勃海尔的教子。”莱因霍尔德·利勃海尔（Reinhold Niebuhr）是20世纪美国新教神学家中的头面人物，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相信人类的丑恶太多、因此需要用强硬手段才能维持秩序。亨廷顿称利勃海尔的想法是“道德与实用现实主义的强制性结合”,而他是被这种想法吸引的圣公会教徒。尽管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冷战斗士,利勃海尔从未屈道德必胜的信仰，他相信倒退比进步更深刻地决定着历史的特征。利勃海尔1952年曾写道，即使美国打赢得了冷战，其结果只会引起国家承担过多义务，在正义超载中浪费自己的能量。利勃海尔的悲剧式敏感构成了贯穿亨廷顿所有重要著作的主线，那也是解释亨廷顿定义的保守主义的钥匙。在1957年6月的《美国政治学评论》里，亨廷顿发表了题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的论文。他写道：自由主义是一种强调个人独特性、自由市场、自由权和法律规范的意识形态。与"经典的保守主义"相比，自由主义并无特别不同的观点，其基本原则就是“高尚与必要”，能保证自由的机构存在。亨廷顿认为，保守主义就是“理性地捍卫以存在对臆想、以秩序对混乱”。他解释说，在英国，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商业社会与温和、自由的宪章”进行过保守地捍卫。真正的保守主义是保护那些东西，而不是到国外当十字军或在国内建议激进的改革。在美国，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联邦主义者提出的保守原则，所捍卫的就是自由的宪法。”亨廷顿写道，“很明显，美国的政治天分不在我们的观念中，而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在他看来，“当那些有效的捍卫措施存在时，最需要的并非建立太多更自由的机构。”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生于纽约市，在昆斯区的阿什托利亚（Astoria）及东布朗克斯地区的中产阶级住宅区长大。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亲理查德·托马斯·亨廷顿是一名旅店业杂志出版人，母亲多萝西·桑伯恩·菲利浦斯是短篇小说作家，外祖父约翰·桑伯恩·菲利浦斯曾是揭丑杂志《麦克氏》的助理主编。亨廷顿是一位奇才，他16岁从彼得Stuyvesant高中毕业，然后进入耶鲁大学，两年半后以“特别优异”的评价毕业。他后来加入了美国军队，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为了撰写哲学博士论文，他连续苦战了4个月,他说，自己的身体就是那时累垮的。那使他饱受糖尿病的折磨，自那以后，他每天要验6次血，注射3次胰岛素（我们谈话中途，他停下来自己给自己测试血糖和打针，血糖数字出来后，他说“这下好了，午饭我可以吃点色拉、喝杯葡萄酒了。”）他的博士论文《代理主义》继承了其外祖父的揭丑传统。论文描述了联邦机构、尤其是“州际商务委员会”如何被一些本该由它们管理的企业所取代的情况。时至今日，在心理世界，亨廷顿仍对“新政”耿耿于怀。他对我说：“我们都是自由党人，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上帝。我无法想象有何人不会这么想。”不过，哈佛大学当时对亨廷顿还算破例。“有个学生就倒霉了，他认为集团交易、最低工资法等都是庸人之智，并充满激情地加以反对。事实上,那对我们所有人都震动很大。”这个学生名叫威廉·冉奎斯特（ William Rehnquist），他最终只得离开哈佛去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哈佛政治学系曾经由两位杰出的知识分子：卡尔·菲德维契（ Carl Friedrich）和威廉·雅德尔·艾略特（ William Yandell Elliott）执掌。与后者相比，菲德维契是一位更标准的自由主义者，他曾协助联邦德国起草宪法，但亨廷顿受艾略特的影响更深。艾略特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南方人，一位有着多年华盛顿经验的保守主义哲学家，一个被公认为充满热忱地反对苏联并厌恶道德相对论的人。亨廷顿回忆：“艾略特每周一次从华盛顿到剑桥（美国）辅导研究生。”在那些人中，给亨廷顿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同时代人亨利·基辛格。“我们眼巴巴地等在办公室外，希望那个学生姗姗出来。因为那段时间是艾略特专门留给他的，那位良师已经看出了他不同凡响的将来。而房门打开时，出来的一定是那个肥头大耳的家伙。”基辛格把他的第一部著作《重建的世界》(1957)献给了艾略特。那本书描述了梅特涅(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1809年任外交部长，撮合过拿破仑与玛丽路易丝的婚姻，1815-1848年间对欧洲保守势力产生过有力的影响，也加剧了导致1848革命的紧张局势——译注)创造的后拿破仑时代稳定的世界秩序。“基辛格曾告诉我，艾略特并非伟大的理论家,但他是个好教师，他能从你身上看到你所看不到的才能。在我写了一篇关于康德的论文后，艾略特告诉我。‘你有一个好脑袋，不过你现在必须读懂一些小说家，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我就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就是这样帮助学生成长的。”亨廷顿的著作中充满了高屋建瓴的冷静看法，那些率直的判断与亨廷顿貌不惊人的外表和宠辱不惊的风度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看起来像约翰·切夫（John Cheever，1912-1982，美国小说家，有“美国郊外的契可夫”之称——译注）小说中人物——即使见过也会忘记的那类人。他不时地眨眼睛，局促不安地玩弄钥匙。已经谢顶的他，谈话时眼睛紧盯自己的手掌，但是，那脆弱的外表里却隐藏一颗坚硬的心。布热津斯基曾经说：“塞姆非常腼腆。他不是那种能在酒吧里夸夸其谈的家伙，但他在辩论时自信而执着。”他从前的一个学生说，“塞姆是个有钢一样脊梁的古怪家伙。”他的另一个学生则反驳道:“塞姆不是古怪家伙，他是个有维多利亚时代绅士风度的男人，非常安静，也能控制感情，但在需要强硬的场合会很强硬。”198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他和妻子在剑桥出席晚宴后步行回家，同行的还有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退休的教务长弗朗西斯·凯普尔，三个男青年逼近亨廷顿向他要钱。“什么？”亨廷顿问。一个男青年在攻击他之前叫道：“我们可不想做蠢事，快把你的现金交出来。”亨廷顿与那家伙打起来，那家伙被打倒在地，直喊救命。他随后又去揍那个打凯普尔的家伙，最后，第三个家伙也溜走了。亨廷顿没有主动说这个故事，我从他以前的学生那里听说后，去向南希了解的细节。当我问亨廷顿本人时，他说：“一周前有家新闻杂志的文章告诫说，不应该和抢劫犯搏斗，但我本能的冲动要求我去回击。”从将思考集中在现代世界的重大问题开始，亨廷顿就喜欢将知识分子的严谨用于他所关心的现实。亨利·基辛格的首部著作的灵感，很大程度是来自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历史。而亨廷顿的首部著作的灵感，来自他当研究生时对美国的观察。按照哈佛的罗伯特·帕特兰一篇关于亨廷顿的论文的说法，《军人与国家》的写作是由哈里·杜鲁门总统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关系引起的。1951年，麦克阿瑟因为不服从命令而被杜鲁门解职。麦克阿瑟的政治将军才能，搅乱了亨廷顿的思绪，那部分原因是他打破了职业军人的惯例。而军人和美国参议院——另一个保守主义机构——后来被证明是抵制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攻击美国的自由价值的最有效堡垒。《军人与国家》并不像有些过分简单的批评所说，是要“为军国主义辩解”，而是对军方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入分析。《军人与国家》最重要的观点体现在该书序言里，29岁的亨廷顿所作的结论，成了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圭臬。一方面，他承认“不能把人的天性、社会机构与信仰放在一个完整的逻辑范畴里。”另一方面，他又激昂地辩称：“如果一个人对他所处的现实世界作了有益的思考，而思考的成果又有广泛的实用性并得到了运用，自然就会形成完整的逻辑范畴。”一个学者论及任何重要的事情，都要进行“强制性概括。”亨廷顿始终认为：衡量一种理论的真正尺度，不是看它是否提出了所有相关事实，而是看它提出的事实是否“比别的理论更好”；不作抽象与简化就不利于理解，那些只知指责别人的理论不完美、却拿不出更好替代品的人，对谁也没有帮助。那部著作也就开始了气势逼人的经验主义的归纳。亨廷顿写道：从1812年的战争结束到珍珠港遭到攻击，美国人很少谈及对外国威胁的担忧。国家安全的遗产是地理环境赋予，而非英明政策造就的。由于既无安全之虞，建立在资源富饶的大陆上的经济增长也完全用不着担心，美国人从他们讲英语的祖先那里继承的自由主义意识，能够未遭抵抗地牢固确立。由于没有什么威胁，自由主义的国家机器也很少需要捍卫，甚至根本不需要真正的保守主义。像汉密尔顿和亚当斯那样的保守主义者之所以曾名噪一时，只是因为草创年代的合众国为法、英和西班牙的领地所包围，并且有英国舰队的阻挡。然而，自那以后的几十年里，任何程度严重的外国威胁已不复存在，处于休眠状态的保守主义者还培养了“人的低视野”。例如，1915年，当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从《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听说他的参谋部从实际考虑，正在就与德意志开战的可能性作准备时，他“激动得发抖，脸色苍白”。他坚定地对助手说，如果报道属实，就要炒参谋部官员的鱿鱼。亨廷顿发现：“自由主义不仅不理解、并且还敌视军事机构和军队的作用。”当然，20世纪初,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进攻性对外政策里，汉密尔顿的现实主义与干涉主义得到了短暂复活。但是，美国人的内心深处对强权政治的厌恶，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至威尔逊对外政策的失败，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幸后果之一，还导致了“完全放弃干涉并退缩到自由的孤立主义。”由于没有任何人接过汉密尔顿的火炬，那些信奉现实主义哲学的人，可以把军人调教得与社会上其他人一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军队退缩到自己的军营里。正因为如此，它的所经历的职业化和专门化，只相当于工业革命时的水平。亨廷顿提醒我们，现代军人是一种职业，他的工作是管理暴力，他的委托人则是国家。虽然战争与人类一样古老,职业军人却基本上是从拿破仑战争才出现的。合众国的创建者，是根据时局需要穿上或脱下军装的，那时，士兵与平民之间看不出有多大区别。宪法没有赋于政府“文官控制的目标”，原因就在于地理上的例外：由于没有外国威胁，我们的长设军队长期保持较小的规模和政治上的弱势，而且会在每一次战争之后缩减数量。但是，技术进步在二战期间登峰造极，珍珠港事件和原子弹爆炸，意味着地理因素已不再是障碍，此时，对安全的考量应该优先于对自由价值的考量。亨廷顿解释说：民主政府所牢牢把握的自由价值，也是一种会挖职业军人队伍墙脚的价值。他写道：“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人的理性和道德尊严。”但是，由于职业的本性，一个军人必须承受人类关系中暴力冲突的非理性与持久性。“自由主义者赞美“自我表现”，因为他认为国家安全是理所当然的。军人则赞美“服从”，因为他认为安全并非理解当然。民主能够打败独断，是因为民制下的军方中坚更愿意作出有风险的决定，那也是我们在诺曼底海滩取得胜利、以色列人打败阿拉伯军队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当需要保卫受到拥有技术手段的狭隘敌人威胁的自由社会时，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式军人还是缺乏置敌于死命的效率。而在意识形态意义上，亨廷顿说，不能认为军事上的保守主义生来就是反动的。19世纪的欧洲，军人的职业化允许各种出身的男人获得军阶的晋升，军人对社会的贵族基础曾提出过挑战。在主张人人平等的美国，军方和社会被驱策的方向是不同的。美国早已是民主国家，不再面临威胁。军队日益受到隔离，天长日久便养成了一种明显比社会其他阶层更为贵族化的精神特质。亨廷顿暗示，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越是孤立和指责军方，军方就越是会以保守主义来回应。而这正是青年亨廷顿真正感兴趣的地方。他说，正是美国人以自由主义思想与外部世界交往，造成了我们最大的困难。他写道：“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完全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爱国主义，它主张的不是美国人民优于别国人民，而是美国的理想优于别国的理想。”法国的对外政策无论如何都是由法国决定的，并且无时不刻不以他们的自我利益为条件。但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却是以普遍原则标准来判断的。按亨廷顿的说法，这就使得我们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时，会导致美国式自由主义中的非战主义张力；而在捍卫人的权利时，又会导致侵略的张力。亨廷顿认为，虽然职业军人承认冲突是有限、但永远不会完结的现实，但是，“自由主义者的倾向是绝对的，而战争与和平是相对的。”如果能够成为推进人道主义理想的十字军,自由主义者会非常乐意支持一场战争。他写道，那就是自由主义者甚至在周期性地要求采取冒险的对外政策的同时，还要寻求减少国防预算的原因。如此看来，《军人与国家》的读者、相同的知识分子以及舆论制造者们在1970和1980年代对冷战结果持怀疑态度、始终不能正确地评价北约，却在1990年代要求好斗的北约卷入波黑和科索沃的冲突，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那正是我们的国家安全陷入低谷、自由主义原则受到打击时明白无误的赌注。 亨廷顿写道，保卫自由社会的唯一途径是规定军人控制的限度。而且，这个唯一途径要结束几十年乃至几世纪来在保持军力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建议实行严格的职业化。因此，一个士兵应该被告知：只能为有关国家权益的事而战。如果他为别的理由、哪怕是人道主义的理由而战，一定是受到了来自他的文官上司的压力。1993年，科林·鲍威尔将军（后来担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明确反对美国在波黑的军事卷入，因而被一些人贴上了“政治将军”的标签。不过，读过亨廷顿著作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看鲍威尔。对于一个职业军人，如果雇主的领土并不处在直接危险下，他就不能被要求去进行亨廷顿所说的“除非胜券在握，国家才能卷入的战争。”鲍威尔所反对的战争，发生在一个对我们的国家利益冲击并不大的地方，那里连获胜的希望都很渺茫，遑论驳倒“鲍威尔主义”——一位努力避免成为“政治将军”、不管别人提出多少理由都拒绝充当道德十字军的职业军人先前有名的主张。(当然，军方威胁我们的文官领袖在波黑不采取行动的能量，又使亨廷顿的另一种观点——如何避免民主政府受到专横的防务机构的侵犯——变得难以理解了。)冷战的头一个十年使亨廷顿看到，虽然自由社会和一个新的强大防务机构之间继续存在紧张状态，但二者能够找到和平共处的途径。他看到了杜鲁门作为先驱者创造的一种逐渐露头的秩序：自由主义者主内，极端保守主义者主外。亨廷顿注意到，当今正是民用工商业界在军方和社会之间提供了一座桥梁。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大财团表现出的保守型实用主义与军工联合体的特征是相同的。但是，亨廷顿指出，这种形象就像一件冷战工艺品。他用我们的绝大部分早期历史，说明了“商业和平主义"是怎样变成资本家世界观的：宗教上的道德论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结合，使大多数美国商人认为国际贸易和多边条约比强权政治更为重要。冷战的结束唤醒了这种世界观。现在，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工商界与极权主义中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多感到担忧，也重新提出了亨廷顿先前的论据。直到1960年代中期，塞缪尔·亨廷顿一直在哈佛大学过着平静的教授生活，默默地在波士顿地区负起家庭责任。1967年，这种短暂的平静被约翰逊政府的一项任务所中断。作为国务院顾问，亨廷顿准备了一份长达100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这份报告解密后，他又以那为基础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1968年的《外交季刊》上。这篇论文引起了极大震动：它赞成政府打败北越人的目标，同时又分析了政府实现目标的做法何以全盘皆错。亨廷顿对约翰逊政府声称的政府（非指越共）控制的南越人口从40%上升到60%不以为然。他写道：“这种变化是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结果，而不是政府控制向农村的扩展，”越共在农村地区依然强大。约翰逊政府承认自己有“盲目乐观主义”的过错，亨廷顿却批评它有“错置道德主义”的过错。他指出，“谁受到大多数人真正支持”的问题，只适用美国这样稳定的宪则民主国家，而非越南这样混乱而充满争端的国家。进一步说，即使赢得了正在增加的农村人口的支持，那也不会得到什么。促使人民投向越共怀抱的，不是农村的贫困，而是“缺乏一种有效的权力结构。”在越共控制区，倒是存在这种权力，“尽管等级制度和不民主还很严重，越共还是取得了小小的进步。”三分之一的人口接受了越共的渗透，,是因为一些坚韧的民族和宗教平民组织往往和越共一样，对西方价值观心存敌意。亨廷顿告诉我：“假如回到美国的建国初期，我们也会不赞成的。我们拒绝把对宗教和种族的忠诚作为对付越共的砝码，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现代的，拥有国家军队的、民主的独立国家。我们在越南的问题之一是理想化。”他说，这种理想化现在被另一些卷入海外冲突的美国人继承了：“媒体认为我们的价值观和政治结构也是别国所需要的，并且诉诸于我们的自高自大；如果别人不需要，我们就要卷入。”亨廷顿认为，我们应该让自己用对手的方法来宣传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强迫自己到人家内部去重建社会。因此，当1970年代后期，在协助兹别格纽·布热津斯基和吉米·卡特执行为遏制苏而设计的人类权利政策时，他对为了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地区建立民制而布置军队表示怀疑。亨廷顿对越南的分析，来自他对世界的新看法。1950至1960年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大问题是政治现代化。一般的学术智慧都用在非洲和别处那些想培育与我们相似的民主与法律体系的新兴国家。亨廷顿对那类题目一个也不感兴趣。他把注意力集中于越南——一个权力的运作完全不同于我们的地方，从中提练出一个重大的主题，然后在他的政治书籍《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1968)中作了精辟阐述。这本书研究了国家是如何构成的，它也许是亨廷顿最重要的著作。14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艾伯·卡尔登（Ibn Khaldun）[应为伊本·赫勒敦（1332一l406）]，在他的The Muqaddimah[《历史绪论》]中描述了沙漠游牧民族对舒适的定居生活的渴望，如何为城市化提供了动力,而城市化又是如何被强大的王朝掳获的。亨廷顿把这个故事接着讲下去，他描述了导致新的不稳定模式的因素，也分析了以建立更复杂的社会机构为结果的动乱和革命是如何发展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虽然写于30多年前，它对于今天在全球化时代试图建立稳定和相应的政府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一本最清晰的路线图。该书开头有一个大胆的推论：国家间最大的政治区别，与它们的政府形式无关，但与它们统治的程度有关。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差别，并没有国家在政治上有无一些品质重要。那些品质是：政治上体现出一致、共有、合法、有组织、有效率和稳定。在那些经历过社会动乱的国家看来，有关民主与专断之间的区别相对来说并不重要的论断并不奇怪。例如尼日利亚和加纳，它们举行选举，也实现了与更专制的国家如约旦、突尼斯和新加坡一样的相对开放与国内稳定。与别的学者不同，亨廷顿对一般层面的现实给予了更多关注。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表现了一种与典型学院派相反的偏好，别的学者所热衷的现场观察，他只在注脚里引用。他告诉我：“对最新的事件，没有学术根源，只有学术意见。”《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的中心论点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于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除非我们本能地要相信如此。亨廷顿写道：“美国人相信美好是一个统一体”，他们“认为所有的好事都会凑在一起”——社会发展，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等等。他建议考虑一下印度的情况。1950年代，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十分之一，但它在政治上相当稳定。这是为什么？部分答案却在于某种“坏”东西：那就是印度的文盲。文盲在印度滋养了民主制的稳定，因为农村的文盲对政府提出的要求，要少于有文化的城市无产者。当有文化的人组织起来挑战现存制度时，文盲和半文盲仅仅是投投票。亨廷顿认为，尽管印度的贫穷与一些因素，如选民所受的教育很少、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足以管理现代化的政府机构的奇怪结合有关，它的稳定和民主仍然维持了几十年。而现在，当新的有文化的中下阶层开始在印度出现时，国家政治却变得十分肮脏了。
亨廷顿接着说，美国人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历史告诉了我们如何限制政府，而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从头开始创建政府。正如我们靠地理遗产获得的安全，基本上是一种非劳动所得，我们的统治机构及其原则也是17世纪英国的遗产。我们的宪法是着眼于如何限制权威的，而在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前乌托邦世界，难题是如何建立权威。“问题不在于举行选举，而在于建立组织。”在政治先进的国家，忠诚是针对制度而非集团的。我们这样的国家，是经过长期城市化和启蒙运动的结果，然而，这种过程会因为国家的先天条件而不确定。他写道：“人口的启蒙越快，治理被反对的机会就越多。”法国和墨西哥先前的革新，都不是因为贫穷、而是由于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引起的。现在，全球化的精英们正在全世界倡导经济增长，在引导出政治先进的社会之前，将会导致不稳定和动乱。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专家们频繁研究腐败问题。而《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证明，正是他们倡导的现代化首先造成了腐败。18世纪的英国，腐败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那应该归罪于工业革命的开始，这种判断同样也适用于19世纪的美国。但是，亨廷顿写道：腐败在这个发展阶段可能是有用的，不应以过于高尚的情操加以贬抑。腐败的提供意味着将新的组织吸收到机制里面。例如，出卖议会席位是使民主制露头的一种类型，它比以武力攻打来反对议会要好一些。亨廷顿指出，与暴力相比，腐败是一种不那么极端的异化形式：“贿赂一个体制的警察与贿赂这个体制本身差不多，但比轰炸这个体制的警察局要好得多。”19世纪末，美国的立法机构和市议会就经常被公用事业、铁路公司和新的工业企业贿赂——正是同样的力量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帮助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在印度，很多经济活动如果没有小费就会瘫痪。腐败下药不猛,却能医治官僚机构的迟钝，它是发展的一种工具。亨廷顿还提出，现代化躁动和腐败都会引起清教徒的反应。有猫腻的交易对发展和稳定也许是必要的，在政治程序上也是合法的，但会遭到道德热情高涨者的谴责。《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发表十年之后，伊朗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亨廷顿说，美国难以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为何而强烈，是因为它从来没有经历真正的革命。它经历的只是一场移居者反抗宗主国的独立战争，而不是一场像阿尔及利亚人反抗法国人那样的“本土人反抗外来征服者”的战争。亨廷顿清楚地指出，真正的革命是不同的，有些是“很坏”的，幸运的是，很坏的革命很少。在第三世界贫穷国家，当无产阶级变得越来越激进时，中产阶级会变得越来越保守并且更愿意为现存秩序而战。在1960年代后期的文章里，亨廷顿21世纪初的世界进行了描述，他指出，当革新真正发生时，持续的经济剥夺“可能对它的成功极为重要。”在亨廷顿看来，经济制裁造成的食品不足和其它困难将导致推翻伊拉克或古巴政制的想法，完全是一派胡说。物质牺牲虽然在正常情况下是无法容忍的，但它能证明一个革命者在思想上作出的抵押，“革新的政府可以被富裕所破坏，但决不会被贫穷所颠覆。”现在，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开发者在哈瓦那修建宾馆，明显要比美国政府对革新后政制的暗中破坏有作用。亨廷顿用世界各地的大量实例说明革命、君主政体、民选政权和封建国家的问题。他通过高度的提练与归纳，为我们时代的凌乱纷扰、难以驾驭和错综复杂绘制了一幅全景图。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里，他用一句话说明了军人在整个20世纪扮演的不同角色：“在寡头政治世界里，士兵是激进分子；在中产阶级世界里,他是参与者和仲裁人；当大众社会隐约出现时……他又成了保守的现存秩序的监护人。”他赞扬土耳其军队和埃及军队过去几十年对社会的变化和演变所起的作用，他指出：实际上，越是倒退的社会，军人越可能扮演进步的角色，因此，当西方想以文职政治家取而代之时，就越是要小心。亨廷顿还认为，美国出于自己的目的，把它关于“民主”改革的信念用错了地方。不管怎样，不发达社会的革新不会受到透明的、有大规模公众参与的影响，就像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德（Mustafa Kemal Atatrk）在土耳其进行的改革所显示，但是，它会受到“迅速和出其不意”这两个古老的作战原则影响。如果改革的步骤是逐步显现的，自由的媒体就会剖析它并给它制造对立面。由于社会的某一部门会支持一种改变而不支持另一种改变，一个革新者必须悄悄地干，必须把下一个议题与这一个议题拉开，并且要经常利用社会上的传播空档而不是依靠媒体来公布。然而，正如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承认的，大众传播的工作却有自己的魔法。1991年出版的这本书是《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未尽之意的延续，该书的副题是“20世纪末的民主化”。它受到了法国学者皮埃尔·哈斯勒（Pierre Hassner）的严厉批评者，称它是“普世论者与好战的前民主人”论调。亨廷顿一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为了小心翼翼地建立起来的声誉，他拒绝缩回脚步去发出一些简单的陈词滥调。他的一些著作说明，学术职位可以是终身的，但是，职业的稳定常常不能保证自由：即能(哪怕是在学院里)表达不流行的、不合惯例的、不受欢迎的和勇敢的观点。1960年代，亨廷顿经历了一些令他头疼的时刻。那些曾在《深红哈佛》杂志里读懂了他与约翰逊政府的关系的示威者，唱着歌曲在哈佛校园内尾随他。他工作的国际事务中心先是被占领，后来又发生了爆炸。一天早晨，他年轻的儿子醒来后，发现一条标语刷在他家的大门上：“战争罪犯就住在这里！”亨廷顿并未因此而中断替政府工作。如上所述，他加入了卡特的政府，帮助卡特总统构思表达我们人权观点的对外政策。这并非一桩貌似虔诚的舒服差事，而是一项就严重的政治问题向苏方摊牌的艰巨工作。作为安全计划的编制协调人——这个位置是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为他设立的，亨廷顿撰写的《总统第18号咨文》，对美苏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那鼓舞了反对向莫斯科妥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苏方进入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并依靠左翼的第三世界多数对联合国进行支配后，悲观主义曾广泛蔓延。亨廷顿建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班子，就苏美对抗所涉及的武器生产、情报收集、经济、外交等领域进行评估。他和他的班子断定：苏方的优势是暂时的，西方最终将走在前面。他们强烈建议美国开始进行军事集结，并建立一支波斯湾快速反应部队。在卡特总统任期的后2年和罗纳德·里根总统的8年任期里，这些建议变成了现实。直到1981年，亨廷顿才出版了一本关于1960年代的书：《美国政治：不协调的允诺》。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世代，一代人就是一个整体，并且愿意按前人指引的生活轨迹前进。亨廷顿问：为什么有些世代却不同呢？他的答案是：1960年代是由“信仰狂热期”构成的，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里，这种狂热每隔几代人就会喷涌一次，其根源却在17世纪的英国内战；新大陆所经历的某些事件与1740年代新教的“伟大的觉醒”相似。亨廷顿认为，除了毒品与性，1960年代的示威者基本上都属于清教徒，他们是对我们的机制不能提升我们的理想而感到不安。正是对那些理想——它们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实现——的许诺，应该对美国政治中的“核心痛苦”负责。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美国一样，17世纪初的英格兰也曾经历过高速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动的剧痛——甚至贵族和绅士也因为政权越来越不为个人所有而有挫折感。结果就发生了清教徒反抗王权的暴动，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保守主义的复兴因而达到了高潮。“伟大的觉醒”一个世纪之后，受到先驱者乐观主义和满足现状情绪的感染，美国的福音派掀起了另一场清教复兴，在新英格兰大地上争夺灵魂。亨廷顿写道：“伟大的觉醒”“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信念，即他们要通过正直的努力来确保完全战胜邪恶。”——那种邪恶损害了亨廷顿和其他人所说的“美国信仰”。由于在我们国家立国的头几十年里，我们与我们的英国表兄弟区别很小，这个信仰成了我们的国家认同的试金石。忠诚于这个信仰，就能使移民一代在保留他们种族文化要素的同时，一个接一个地迅速美国化。与别的国家的信仰不同，我们的信仰是大同、民治、人人平等和强调个人独立性的。1820年代至1830年代的杰克逊时代是“信仰狂热期”，20世纪初的“平民主义进步年代”也是“信仰狂热期”。亨廷顿写道：“作为对权力的最危险体现，反对强权和怀疑政府，是美国政治思想的核心主题。”只要注意我们的那些极端主义组织，就知道这是事实。在欧洲，无论右翼还是左翼都有要求建立强大国家的传统；而在美国，右翼和左翼激进分子却一直要求更多的“大众控制”。事实上，在1960年代，与敌人在外交上所作的必要交易，也曾受到激进分子的严厉批评，“权力傲慢已被道德傲慢取而代之。”老左以工阶和工会为特征，新左则“避开工阶强调道德而非意识形态。”亨廷顿还引用了一个学领的话——一个民治社会是“源于并绝对贯彻道德价值观的”——来说明新左是一种最纯粹的清教徒。随着保守主义的回归，信仰狂热的后果是出现了犬儒式的漠然。信仰狂热还将政府和社会推向了不能轻易达到的标准。尽管如此，亨廷顿仍然相信，信仰狂热是美国之所以为伟大的核心。通过将官员和机构推向从某种别的国家不能达到的标准，美国周期性地以改良而非革命来重塑自己。对于下一个信仰狂热期将会如何？亨廷顿表示，“现在的强权看来是公司。所以，下一次信仰狂热的爆发，可能是反对垄断公司的资本主义。”在西方，1990年代初是乐观主义乃至胜券在握的时代。由于刚刚打赢了冷战，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民主选举和市场力量的释放，将会改善所有地方的生活；而自由主义者认为，强权政治和巨大的国防预算将成为过时的遗物；新闻报道则声称，联合国的影响力和效率都在增长；由杰出的学术和工商界领袖组成的新的跨国精英正在涌现，他们相信，世界已经到了创造一种真正的全球文明的边缘。就在此时，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论文，文章刊登在1993年的《外交季刊》上，其中的部分思想来自亨廷顿的研究班，那里的课堂讨论，对经济全球化主导的世界一统模式提出了疑问：除了有一群规模很小的受过高度教育的精英，几乎不存在任何一种普世文明的证据。以美国与中国的事实为例，他们彼此可以非常容易地相联系，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可能有任何的彼此赞同。事实上,全球性媒体对诸如西岸和北爱尔兰这类地方的聚焦，往往放大了分歧。考虑到亨廷顿先前的观点就有“逆向投资”的特点——例如他曾经说：腐败有时是好事，民主与专断的差别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60年代的激进主义是清教徒式的——《文明的冲突？》没有理由引起重大轰动。按照人们在后来一些事件中表达的观点，亨廷顿的论文似乎并不值得注意。真正的预言，都有这种反讽意味的命运。亨廷顿写道：“在我来看，这个新世界冲突的基本来源，既不是主要来自意识形态，也不是主要来自经济。人类巨大分歧与冲突的主导源头将是文化。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将是力量最强的演员，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现代世界冲突演变的最新阶段。” 然而，这个理论实际上煽动了激情，并立即引起了愤怒的反应。人们所在乎的纯粹是亨廷顿的说法。《文明的冲突》被翻译成26种语言，世界各地都组织了为这篇文章而争论的学术讨论会。布热津斯基曾告诉我：“不像塞姆先前的著作，这个题目已经把一切都说透了。所以，人们还未读懂文内有价值的细节，就对那个使人困惑的主题作出了反应。”亨廷顿的说法震动了高等学府、豪华饭店和空气清新的新型郊外住宅区，这是一个被新的社会与文化张力——它们也孕育着新的政治冲突——弄得乱哄哄的世界。每一个与亨廷顿所描绘的现实相隔膜、正在按大同世界的方式生活的精英，都感到了巨大威胁。特别是那些第三世界的精英们，如果承认了亨廷顿指出的事实，就得承认他们自己在上流社会的脆弱地位。亨廷顿的言论不仅涉及到世界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部分地区，也涉及到灾变笼罩下的非洲和亚洲；很多分析家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适合那些地方，但拒绝承认其普适性。亨廷顿还谈到，乌托邦的破产，决不意味着隔代遗传的因领土引起的战斗会消失，自远古以来，那种争斗就是强权政治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自由主义者通过普世价值使世界联合起来的设想，注定是要流产的；有人觉得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将出现一个不那么危险的世界，那完全是一种有害的想法。对《文明的冲突》的许多批评，表现更多的是价值判断，如说它有“道德危险”，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但却没有实质性的辩论。而实质意义的攻击倒有不少。那些指责主要是认为亨廷顿的判断过于简单，例如，伊兰世界并不是一致的；一个穆国家常常进攻或谴责另一个穆国家。亨廷顿在1993年最后一期《外交季刊》上发表的第二篇关于对外政策的文章，回答了对他的批评。他继续直率地指出:“当人们严肃地思考时，他们的思考是抽象的；他们对现实进行简单的图解式推想，并将那称之为概念、理论、模式和范式。若无这种智力构建，就会产生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哲学运动和功能主义心理运动的创建人——译注） 所说的‘一种闹哄哄的混乱’。”亨廷顿指出，冷战的例子，并不能解释1945年至1989年无数冲突与争斗的形成，尽管如此，那总体上比其它例子解释得好一点。在这个时代，如此之多的学者和知识份子都担心受到别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攻击，那倒不如取消相互间的算计来得最安全。亨廷顿还反驳道：学者的责任就是要用严谨、通俗的术语说出他的真实思想。1996年, 亨廷顿对那篇论文进行了扩充，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书中又提供大量新的观察。他揭示了西方意识形态和东方宗教的产生，解释了宗教何以成为当今国际舞台更具威胁性的力量。他指出，与直觉相反，由于共义是一种中央欧洲的意识形态，在哲学上，苏时期比接替它的东正教俄国更接近西方。他提醒人们：与西方和伊斯兰之间存在已久的斗争相比，冷战不过是稍纵即逝的事件。在中世纪，穆斯林军队从古西班牙一直推进到法兰西，从巴尔干一直推进到维也纳城下。现在，一个人口而非军事上的类似进军，正在欧洲进行。他写道：“未来冲突的危险，很可能来自西方的傲慢、伊斯兰的偏狭、以及东亚国家的自负的相互作用。”他的论文和著作出版几年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张虽然漏掉了几个东正教国家，但包括了3个新教—天主教国家。因此，除了某些例外，北约的版图已类似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版图。同时，随着伊斯兰幽灵的压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领土上增大，基督教徒继续逃离中东。美国的教会团体、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也团结起来，反抗杀害基督教徒的苏丹穆斯林。亨廷顿的基本理论能够解释这些以及更多类似现象，他的著作显得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一些在冷战时期被“克里姆林宫学”专家（the Kremlinologists）认为用苏制维持了基本稳定的地区、一些非洲学学者1960和1970年代预言会出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地区，已经被战争所分裂。在问到如何看待当前因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攻击所产生的危机时，亨廷顿不愿谈美国应该具体采取什么政策。他过去曾发出过警告：指望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会变得非常喜欢我们，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意愿良好的本能只会造成伤害。“在种族争斗和文明冲突显现的世界，西方人对西方文化的普遍信仰是虚伪、不道德和危险的，他们正在承受这三个问题的痛苦。”对于刚刚开始的由美国领导的战争，他的警告是：对恐怖主义的残暴事实要保持关注。他认为，以奥塞玛·本·拉登的处境看，他非常希望引起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另一方面，美国必须抓住机会完成两件事：首先，将西方国家更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其次，努力更加现实地了解别人眼里看到的世界究竟什么样的。这个时刻要求我们除了客观,还要意志坚强、谦逊；手段要无情，但处理要慎重。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亨廷顿最后作了这样的忠告：“这是个危险的地方，这里有许多人对我们的财富、强权和文化不满，并精力旺盛地反对我们说服或强迫他们接受我们的人的权利、民制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在这个世界，美国必须学会区别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谁会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又会与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们的盟友有些是机会主义的，并非所有利益都与我们一样；我们有既是战略伙伴、但又是竞争对手的混合关系的朋友；也有是竞争对手、但有可能进行谈判的朋友；更有坚持不懈地想方设法要毁灭我们、除非我们先将他们毁灭的敌人。”亨廷顿从来不会让良好的意图被精确的分析所搞乱。他知道，一个政治学家的工作不必是改造世界，但他必须讲出不断思考的是什么，并且要为维护他的政府的利益，就行动方案开出药方。他1997年在《外交季刊》发表过一篇文章，《美国国家利益的腐蚀》。他在文中写道，“从将来的一些问题考虑，安全威胁和道德挑战的结合，会再次要求美国人将主要资源用于捍卫国家利益。”这种资源重组在“低成本”时很容易实现，如果让那些无益于安全的企业继续损害我们的对外政策，就难以实现。因此，以克制的方式对待世界，可以使我们在危急情况下更迅速地重组资源；如果我们在太多地区卷入过深，太热衷于“特殊神宠论”（particularistic）的游说和关于人权的宏伟构想以及如何安排世界，就很难做到了。真正的保守主义并不渴求崇高原则，因为它的任务是捍卫已有的原则。保守主义者的窘境在于，保守主义的正确，只能由结果的正确来证明。然而，依赖普遍原则的自由主义者，无论何时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塞缪尔·亨廷顿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的理想，但他知道，没有强权，这种理想便不能生存；而强权需要小心地维护。美国的政治学如果能留下什么永久的智力纪念碑，塞缪尔·亨廷顿的著作将是其支柱之一。在我看来，《美国政治：不协调的允诺》结尾处的一段话，体现了亨廷顿的持久判断力和政治敏感的精髓：“批评者说美国是个谎言，因为它的现实已衰落得如此缺乏其理想。错！美国没有谎言,只有失望。但它能够失望的唯一原因，是它还保有希望。”
本文原载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2001.12)英文原标题为“Looking the World in the Eye”。中文译者为杨德威，来源于“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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