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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 | 李庄琐忆
我记不清是一九四四年一月尾还是二月初，正月初五刚过，随梁思成先生搭乘从重庆去宜宾的江轮，在李庄上岸。同行者还有童第周先生。
到李庄才几天便是元宵节，新春舞龙最后一夜，也是全年最热闹最欢腾的一夜。营造学社除了梁先生需要在家陪伴夫人外，长幼倾巢而出，参加盛会。
李庄镇东端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广场，通称坝子，是年年舞龙的地方。黄昏时分，几乎全镇的人都已集中到这里。二三十个大红灯笼悬挂在坝子周围，五条龙色彩绚丽，须能颤动，眼会滚转，形象生动。竹箍为骨，外糊纱绢，各长五六丈，分列场边。一队队小伙子，挨着各自的龙，有的解开衣襟，有的光着膀子，准备上场。坝子毕竟小了些，几条龙不能同时共舞。
刹那间，点燃鞭炮一齐掷入场中，火花乱溅，震耳欲聋。这时，高举龙头的两队，进入场内。小伙子们手举着龙身下的木棒用力挥动，时左时右，忽高忽低，夭矫翻滚，两条龙眼看要相撞，又迅速地避开，满场喝彩声大作。另外两条龙已进入场内，换下已舞了好一阵子的双龙。就这样轮流舞了几个小时，小伙子们已大汗淋漓，却毫不觉得劳累，一直舞到东方发白，才肯收场。所有的人好像都不惜付出全身精力，欢送去岁的吉祥如意，迎接来年的国泰民安。
我记得到李庄后第一封写给荃猷的信就是观看元宵舞龙的盛况。一直在城市生活，从未见过乡村小镇新年伊始、朴实却又毫不惜花费、真情奔放、尽兴欢腾的场面，当年看后就写，自然比现在追忆要真实得多，生动得多。可惜此信在“文革”中被抄走，否则既不用重写，而且更有纪念意义。
当地人夜出，不用灯笼或油灯，更没有手电，只用火把。川江上水行船，用篾条编成纤绳牵引。日久老化，将它剁成两尺多长的段，便是火把，真是一个废物利用的好办法。
我只知火把照明很方便，不知道须要学会打火把的技术。一次我很冒失，傍晚想去镇上买些椒盐花生、炒胡豆，返回时天色已晚，买了两根火把，快出街巷时，借人家灶火点燃一根。哪知刚出镇子，火苗越来越小，半路上竟已熄灭，用火柴怎么也点不燃它，只好试探着往前迈步，弄不清是路还是田埂，一脚踩空，跌入沟中，衣履尽湿，买的食物也丢了，爬出来极狼狈地回到学社。到此时才知道打火把并不容易，要知道如何才能防止熄灭，不仅须了解原理，还须学技术才行，所以并不简单。
原来打火把必须学会辨明风向，要求火把尽端直对风向，篾条才能均匀燃烧。倘侧面受风，篾条燃烧不均，火苗便越来越小，终致熄灭。倘遇微风，也须根据篾条火苗情况，随时转动火把。总之，保持篾条根根均匀燃烧，是使它不熄的关键。
天下许多小事物看似简单，其实也蕴藏着道理和技巧。我从当时只花几分钱便可买到的火把，经过照明失败，悟出了平时不可因事物微小而轻视它的道理。
在学社工作，或谓李庄有一家可以石印。曾疑川南小镇，恐难有印刷厂。走访场上，居然有一石印车间。斗室不过五六平方米，主人之外，铁支架、厚石板、铁皮、滚轴、磨石各一，此外更无他物。石印之法，由主人提供药纸、药墨，书写后送还车间，将纸反铺石板上，盖好铁皮，滚轴往返滚压，直至纸上墨迹已过到石板上。揭纸刷墨，以字迹已尽受墨为度。上铺白纸，盖铁皮，再滚滚轴两三次，去铁皮揭纸，一张已经印成。依上法再印，可印一二百张。改印他页，须将石板上字迹磨去，依上述程序再印第二张。原来车间不印图书报刊，只印售货包装纸，红色方形，盖在货包上，用细绳捆扎好，起招牌广告作用。经访问知石印遗稿已有着落，下一步当考虑使用何种纸张问题了。
邻县夹江县产竹纸，洁白而韧性较差，须去宜宾方能买到。恰好此时学社发给每人煤油一桶，工作室有灯可就读，故不甚需要。于是择日提油桶搭李庄当日往返宜宾小火轮，易得竹纸两刀及深色封面纸而归。
遗稿约七十页，每周日可印五六页，三个月一百册全部印成。折页期间，上书恳求马叔平、沈尹默前辈赐题书签及扉页均已寄到，补印后开始线装。装工虽拙劣，亦完成近五十册，分赠图书馆及友好。待装者于一九四五年秋携回北京始陆续装成。
一九八九年冬香港翰墨轩精印《金章画册》，有彩色书画五十余幅，后附遗稿，即据当年李庄手写本影印。当年虽用极简陋之石印印成，亦尚清晰可读，实出意外。
学社在李庄编印《汇刊》第七期一、二两册，梁先生面告社员：“谁写的文章，谁负责抄写和石印，并参加装订工作。”襄有文稿两篇，遵照指示完成。已驾轻就熟，得益于先慈手稿之石印。但插图乃出莫宗江、罗哲文两先生之手，深感惭愧。
李庄位于长江南岸，对岸看不见人家，而有大片卵石滩和纡回成湾的浅水区，游泳十分安全。周日三五人结伴，请江边木船主人渡我们过江，得半日之清闲。我不谙水性，只好背竹筐捡石子了。
说也奇怪，当时真觉得有不少值得捡的，那块圆得可爱，这块颜色不一般，一脚踢出一个扁形的，上面仿佛有山峦花纹。一块白得有些透明，心想如泡在水里，说不定该有多么好看呢。大半个石滩走下来，竹筐显得沉重，腰有些不好受，只好卸下竹筐看同伴游泳了。
回到学社，地面放个大木盆，盛上多半桶水，把捡来的卵石一块一块地放进去，没想到反而不及捡时好看。于是一块一块再淘汰，丢在院中大樟树的后面。到最后，竟扔得一块都不剩了。
过江捡卵石去过三四次，最后只留下两块，北返时放在衣兜里带回北京，至今仍在我案头。一块小而黄，有黑色横斑。一块深绿，呈不规则三角形，下部圆而润，有纵横丝绺及茸然圆斑，颇合前人“蛛网添丝屋角晴”诗意，遂以名之。卵石只不过是李庄的梦痕，倘与诸家奇石谱相比，便有小巫见大巫之感了。
北京朝阳门到通州，都知道是四十华里。我曾步行去过两次，吃小楼的锅烧鲇鱼，买大顺斋的糖火烧。到了李庄，都说去宜宾是六十里。有人认为南方人比北方人矮，以步计里程，四川的六十里和北方的四十里可能差不了多少。
一个假日，清晨出发，沿着江边道路西行，想验证一下上面说法是否可信。十时许，宜宾已在望了。计算一下，加上过江路程，似乎比朝阳门到通州远不了多少。宜宾位于岷江、金沙江汇合处的高原上，或谓长江应从这里算起。但岷江水清，金沙江水浊，要流出几里外，才浑然一色。所谓“泾渭分明”就指尚未合流的现象。我看时间尚早，没有走向江边的渡口，而被南岸的一条山涧吸引住了。几处落差较大，湍流颇急，两旁大块石头上，坐着儿童，手持有柄网兜，与捉蜻蜓的相似。等候游鱼逆水上游，腾空一跃，儿童伸臂相迎，正好落在网里。再看他吊在水中的竹篓，已有三四条半尺来长的鱼了。我看得高兴，一时唤回了童心，真想几时来此网鱼，呆上一天。
渡船送我过江。因曾来买竹纸，已逛过宜宾几条街巷，下午便乘小火轮返回李庄。
留芬饭馆
我曾去过四川中等城市如白沙、宜宾，饭馆大都采用同一规格。进门中间是通道，左侧从房顶吊悬一根木杠，有许多铁钩，挂着各色鸡、鸭、鱼、肉，好让顾客一进门便知道店中准备了什么原料。因当年没有冷冻设备，挂起来通风总比堆放着好，当然也先让苍蝇吃个饱。左边是炉灶，锅碗瓢勺摆满一案子，厨师如何掂炒，加什么调料可以看个一清二楚。我进去要一个菜就等于上一次烹饪课。走过通道才有供客人坐下来吃饭的桌椅。
留芬饭馆在李庄首屈一指。到了禹王宫短短街，向左一拐，坐北朝南便是。但小得可怜，门面只有一间屋，东侧也有一根挂原料的木杠，室中只能摆一张方桌。炉灶必须设在后边一间了。往后走的通道里好像还有一张小桌，可供两人进餐。
在李庄的两年中，我和同事们凑在一起，因个个阮囊羞涩，只去过两三次。吃过的菜有：“大转湾”，就是红烧鸡翅、鸡腿，因形状弯曲而得名；夹沙肉，猪肉夹豆沙，蒸得极烂，肥多于瘦，十分解馋；炒猪肝，用青蒜和醪糟作配料，十分鲜嫩；鱼香肉丝，觉得特别好吃，因抗战前北京饭馆似乎还没有这道菜。日寇投降后曾在四川住过的人大量返回家乡，鱼香肉丝才开始在各地流行。北京每个饭馆都有，不过吃起来，总觉得不如在留芬吃得那样，有说不出的特殊风味。可能不仅是所用调味原料有别，应该还有对半个世纪前的李庄生活有一丝的眷念。
“豆尖儿”
到了李庄，在饭摊上第一次尝到此味，名曰“豆尖儿”，清香肥嫩，供我大嚼，不亦快哉！太简单了，眼看着老板娘从摊后地里掐回来，转眼就炒成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应邀去香港主持家具展览开幕式，在筵席上吃到“炒豆苗”，也很鲜嫩，只是其本味——豆苗的清香，不及李庄饭摊的 “豆尖儿”。原来香港已有用仪表控制温湿度的暖房，专门培植各种蔬菜供宴会之需。不用问，两地同一道菜的价格有天渊之别。
近年北京餐馆食谱也有了“炒豆苗”这道菜，但高级餐馆和一般饭馆所用原料完全不同。前者把云南等地的豆棵嫩尖空运来京，后者则在大白铁盘中铺满豆种，长成密而细的苗后，大片割下，故被称为“砍头豆苗”。前者即使再加工一次，去掉一半，只要顶尖，也难留住原味。后者则有如吃草，不堪下箸了。
一味饭摊上的“豆尖儿”，有时使我想起李庄。
本文原载于《读书》（2007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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