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Joseph ANts SChulnpeter，1883-1950）是现代经济学家，原为奥地利人，后入美国籍。他采用静态和动态方法，建立静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两个体系；提出动态利润说，颁扬垄断资本家的作用，为高额垄断利润辩护。其主要著作有：《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循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等。
只是由于这些原因才有领导——领导是一种特殊的功能，与只是等级上的差别有所不同，它将会存在于每一种社会实体中，不论是最小的或是最大的，它的出现一般情况下是与社会实体结合在一起的。上面提到的事实圈出了一个界限，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大多数人并不能单靠自己就可以迅速发挥作用，而得要有来自一群少数人的帮助。如果社会生活在一切方面均有如天文世界的相对不变性，或者说如果可变的话，这种可变性还不能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或者最后，如果能受到这种影响的话，这类行为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同样从事的，那么，世界上就将不会有和例行工作可相区别的领导这种特殊功能。
只有在出现新的可能性时，领导才能的特殊问题才会产生，领袖类型的人物方才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在诺曼人的征服时代领导的才能表现得如此突出；而在斯拉夫人在普里皮亚特河流域沼泽地区多少世纪的不变的和相对受到保护的生活中，领导的才能又表现得那么微弱。我们的三点，说明了构成领袖类型的功能和举止或行为的性质。他的功能并不包含去“寻找”或“创造”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总是在那里，由所有各种各样的人们丰富地积累起来。它们常常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是由科学作家或文学作家加以讨论的。在其他情况下，关于这种可能性并没有什么新的要发现的东西，因为它们已经十分明显了。再从政治生活中举一个例子。我们根本不难看出，在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兰西，社会和政治状况本来是能够加以改善，从而可以避免旧时代的一场崩溃的。事实上许许多多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做这件事。而领袖的功能就在于“做这件事”，如果不去做，那么可能性就消失了。这对于所有各种的领导来说都是适用的，不管是短暂的，还是比较持久的领导。前者，即短暂的情况，可以用来作为一个例子。在一个偶然的紧急事件中应当做什么，一般说来是十分简单的。对这么一个事件，大多数的人或所有的人可能都看到了，但是，在他们当中需要有某个人先讲出来，出来带领，进行组织。甚至只是以身作则来发生影响的领导，如艺术领导或科学领导，也不仅在于找到或创造新的事物，而在于用它去使社会集团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带动社会集团跟在它后面走。因此，领袖们完成他们的功能，更多用意志而不是用才智，更多用“权威”、“个人的声望”等等，而不是用创始的思想。正由于这样，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领导，必须与“发明”区别开来。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发生作用的。而实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这与它的发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尽管企业家自然可能是发明家，就像他们可能是资本家一样，但他们之所以是发明家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功能的性质，而只是由于一种偶然的巧合，反之亦然。此外，作为企业家的功能而要付诸实现的创新，也根本不一定必然是任何一种发明。因此，像许多论者那样的强调发明这一因素，那是不适当的，并且还可能引起很大的误解。
企业家式的领导，与其他各种经济上的领导（如同在原始部落里或共义社会里我们期望可能看到的）不同，自然要带上它所特有条件的色彩。它丝毫没有作为其他各种领导特色的那种魅力。它在于完成一种非常特殊的任务，这种任务只在极少的场合才会引起公众的想象力。为了它的成功，更主要的与其说是眼光敏锐和精力充沛，倒不如说是某种只见一叶而不见树木的狭隘眼光，它能抓住眼前的机会，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个人的声望”诚然很重要。不过资本主义企业家这个人物并不需要，一般也不会与我们大多数人心目中关于“领袖”像个什么样子的看法相符合。要让我们认识到他是属于社会学中所说的领袖这一类人物，那是有一点困难的。他“领导”生产手段进入新的管道。但他这样做时，不是用政治领袖的那种方式，通过说服人们去相信执行其计划的可取性，或通过创造对于其领导能力的信任——他唯一要说服的或使之印象深刻的人，就是将要为他提供资金的银行家——而是通过购买生产工具或它们的服务，然后再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利用它们。他还从下面这种意义来实行领导，那就是吸引其他的生产者跟随他进入他的生产部门。但是，由于他们是他的竞争者，他们首先是减少，然后是消灭他的利润，所以，这好像是一种违背他自己意志的领导。最后，他提供一种服务，但要充分欣赏这种服务，就需要对这件事情具有专家的知识。这和一位政治家的成功演说或一位将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不一样，不是一般公众所容易理解的，还不坚持谈到他似乎是纯为其个人的利益而行动（而且经常是拼了老命去做到这一点）这样的事。因此，我们将理解，在这种领导中，我们不会看到成为其他各种社会上领导人物的光荣的全部感情方面的价值的出现。此外，再加上各个企业家和企业家集团的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还有当他的成功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时，他也没有文化传统或社会心态可资依靠，而只是在社会上作为一个暴发户四处游走，他的举止很容易受到嘲笑，所以我们就将懂得，为什么这种类型的人从来不受欢迎，为什么即使是科学的批评家也常常只对他们一笔带过。最后，我们要试图用相同的方式来完成我们对企业家的描绘，这种方式就是我们经常在科学中和同样在实际生活中所采用的，用以试图理解人们的行为，也就是通过分析他们的行为的特别动机。任何这样做的尝试，很自然地要遭到对经济学家侵入“心理学”领域的一切反对，这种反对已经由一长串的学者声明而变得众所周知了。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而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那些在原则上反对在一个经济的论证中做任何心理学上考虑的人，可以略去我们将要说的话，而不致因此失去与下面各章的联系。因为我们的分析想要导致的结果，没有一个会因为我们的“企业家心理学”而有所得失，或由于其中的任何错误而受到损害。读者将会很容易看出，没有什么地方有任何需要使我们越出可观察到的行为范围。那些不反对所有的心理学，而只反对我们从传统教科书中所知道的那种心理学的人将要看到，我们并不采用关于“经济人”动机其历史悠久图景的任何一个部分。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或者说，是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才能的表述方式，它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例如，迪斯尼最伟大的创造不是《木偶奇遇记》，甚至不是迪斯尼乐园，而是其使观众快乐的超凡能力。
在循环周转的理论中，考察动机的重要性由于这一事实而大为减少，那就是均衡制度中的方程式可以解释为根本不包含任何心理的数值，正如帕拉图和巴龙的分析所表明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非常有缺陷的心理学，它对于结果的干预也比人们所预期的要少得多的原因。即使不存在合理的动机，也可能有合理的行为。但是，一旦当我们真正想要深入探究动机时，问题就显得一点也不简单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习惯中，大多数人每天的所作所为，从他们看来，主要是从职责的观点去做的，是执行一种社会的或神的指令的。很少有人有意识地去理性行事，而从享乐主义和个人的利己主义去行事的就更少了，就算是可以确有把握地说是有那么一个点存在，也是比较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可是，只要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经常性一再重复的经济行动的巨大轮廓之内，我们就可以把它和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欲望联系起来，其条件就是：我们要小心承认，这样定义的动机在强度上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很大变动的。正是社会形成了我们所观察的特殊欲望。考虑需要，必须联系到那种当个人在决定其行动方针时所想到的集团——家庭或任何其他比家庭小一些或大一些的集团。行动并不能迅速地跟随欲望，而只是或多或少不完全地与其相适应。个人选择的领域总是（虽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和非常不同的程度）由社会习惯或习俗等等从中加以限制的。然而这仍然大体上是真实的：在循环周转的范围内，每一个人使他自己适应于他的环境，尽其所能地最好地满足既定的需要——他自己或别人的需要。在所有的场合，经济行动的意义就在于满足需要，意指如果没有需要，也就不会有经济行动。就循环周转而言，我们也可以把需要的满足看成是正常的动机。
后一类人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类型。从某种意义说，他可以称得上是最理智的和最自我的人。因为，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实现新计划，比只是经营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需要更多的有意识的理性，因为新计划本身在执行以前尚有待于详加思考，才能予以制订，而经营旧企业则大部分只是例行事务。典型的企业家，比起其他类型的人来，是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比起其他类型的人来，不那么依靠传统的社会关系。因为他的独特任务——从理论上讲以及从历史上而言——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虽然这一点主要是适用于他的经济行动上，但也可以推广应用于他的经济行动在道德上的、文化上的和社会上的后果。在企业家类型的人物兴起的时期也产生了功利主义，这自然不只是一种巧合。
但企业家的行为和他的动机是“理智的”，除以上所述之外并无其他涵义。其特有的动机也毫无享乐主义一类的意味。如果我们把行为的享乐主义动机定义为满足一个人需要的愿望，我们的确可以让“需要”包括任何种类的冲动，就像我们可以把自我主义或利己主义定义为也包括一切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念一样，这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后者也意味着自我满足方面的某种东西。但这会使我们的定义变成同义反复。如果我们想要使它具有意义，我们就必须把它限制在能用商品的消费去满足的那种需要上，限制在我们期望能从它得到的那种满足上。于是，如果说我们这样类型的人是基于满足其需要的一种愿望而行动，那就不是真的了。
西方发展到19世纪，人们将企业家具有的某些特征归纳为企业家精神，在英文术语使用上，企业家（Entrepreneur）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常常互换。
因为，除非我们假设我们这样类型的个人是受到对享乐主义式的、难以满足的渴望所驱使，戈森法则的作用在工商业领袖方面就会立即停止进一步的努力。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典型的企业家只是当（并且因为）他们的精力已经耗尽、从而感到再也不能胜任时，才退出舞台的。这似乎并不符合经济人的形象，他把可能得到的结果与努力的副作用加以对比衡量，在适当时抵达一个均衡点，超过这一点他就不愿意再前进了。在我们的例子中，努力这个因素似乎根本不是停止前进的理由。企业家类型的人的活动，显然是享乐主义者在收入超过一定水准后才会去买某些商品来享受这种行为的一种障碍，因为这些商品的“消费”一是以闲暇为前提的。因此，从享乐主义观点来看，我们常常观察到的我们类型的个人行为就是不理智的。
这自然不能证明不存在享乐主义的动机。然而它指出了另一种非享乐主义性质的心理学，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对享乐主义的享受无动于衷时，这种淡漠在这一类型的人的突出代表者身上常常是很显著的，而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首先会有一种要缔造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虽然不一定是）一个王朝的梦想和意愿。现代世界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这样一种地位，但是工业上或商业上的成功可以达到的地位仍然是现代人可以企及的最接近于中世纪封建贵族领主的地位。对于没有其他机会获得社会名望的人来说，它的引诱力是特别强烈的。权力和独立的刺激感受并不因为这两者大体上只是一种幻觉而有丝毫损失。更仔细的分析将会引来在这一类动机中实有无穷的变种，从精神上的野心到只是装腔做势等等。但是，这些并不需要我们去细谈。我们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就是这样一种动机，虽然与消费者的满足最为接近，却没有和它完全一致。
其次则有征服的意志：奋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只是为了成功的过程而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来追求成功。从这方面看，经济行动变得和体育运动很相似——例如金钱上的竞赛和拳击比赛。金钱上的输赢是次要的考虑，或者无论如何，只是作为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才受到重视，大笔开支的炫耀常常是比消费品本身的欲望更重要的动机。这里我们又可以找到无数细微的差别，其中有一些，如社会野心，会逐渐成为第一类的动机。我们又再度面临一种和上面所描写的“需要的满足”有本质上不同的动机。换句话说，它与“享乐主义的适应”有着本质上不同的动机。
最后还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或者只是发挥个人精力，施展个人智谋的欢乐。这个动机似乎无所不在，但是它在我们的情况中要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清楚地将自己显现出来。我们所述这种类型的人寻找困难，为改变而改变，以冒险为乐事。这一类动机在三类动机之中是最明白不过地反享乐主义的。本文选编自《经济发展理论》，欲求详细内容，请购买原书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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