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中国人现在都喜欢说“以人为本”，觉得这已属天经地义了，而且也是对以往一度“以人为敌”的正当反拨。然而，大家也许没有意识到，在“以人为本”这句话背后，原本就隐含着某种人类中心论，——而且只要是人类中心论，那就已经预示着某种局限性了。
事实上，从达尔文意义上的历史来看，人类的自我演化过程，到了出现儒家思想的时代，早已攀越到了食物链的顶端，也就是说，已经既有能力吃掉所有的物种，也有能力不被所有的物种吃掉。——而这随即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指望着对于其他生物体的进食，包括对于动物的围猎、驯养、宰杀和烹饪，这个“以为人本”的“本”字，还根本就不能建立起来。
儒学当然是“以人为本”的；此外，儒学还又是“信而好古”的，换言之是相当尊重历史传统的。而由此就应去设身处地：既然是从演化的历史走过来，儒学当然也会尊重这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既有采食传统。——如果换上了老子，或者是释迦，或者其他逆转历史运势来运思的人，才有可能激进地要求扭转或中断这种文明进程。
此外，如果从路径依赖的角度看，又正是沿着这种演化进程，正如走上了岔路的熊猫，如果不去大量进食本无多少营养的竹子，也就无法维持生存一样，处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身体，到了儒家运思的轴心时代，早已退化掉了以自身合成很多营养素的能力，必须要靠摄取其他生物体来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就无法维持生存与繁衍。正因为这样，由耶鲁大学出版的《好吃》（Good Eating）一书已经揭示，即使是身在印度的、真心信奉释迦的素食主义者，也不可能彻底贯彻这个原则，而要靠进食的菜叶上未曾洗净的虫卵，来不自觉地获取某些必要的营养素，所以，一旦有些印度贵族移居到英国，真正进食洗得一干二净的素食了，马上就会因为某种维生素的缺乏，而全都患上了坏血病。
不过进一步说，儒学的思想原则又并不止此，它既是“以人为本”的，又是主张“物吾与也”的，所以在前者的基础上，它又进而发挥了后者，要求尽量善待这个世界，特别是其中的其他生物。——特别是，即使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考虑，宰杀动物的嗜血行为，也会作为一种残暴的惯习，败坏了人心的慈爱与同情，从而反过来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和谐。由此，儒学就更要一总地来提倡“亲民爱物”。
正因为这样，尽管在人科动物的演化历史中，必须取用某些其他动物，然而对于儒学思想家来说，这种取用却必须是有节制的，它表现为一种必须谨慎控制与权衡的“必要之恶”。——而事实上，这个原则到今天都还不能改变。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历史阶段，对于除此之外还无法提供替代品的某些动物资源，还是只好有节制地取用，至于将来的情况究竟如何，那要视技术进步的情况而定。
于是，也就产生了儒家“君子远庖厨”的说法（见于《礼记》和《孟子》），这并不像评法批儒时所曲解的那样“伪善”，而是在面对“必要之恶”时，所做出的左右为难、无可奈何、小心翼翼的权衡。也就是说，正如某些其他残忍、血腥或污秽的必要行业——如行刑、接生或打扫厕所——并不要所有社会成员都去每天目睹一样，一般人尽管不可能完全禁食动物，却也不必与残忍的屠宰场面进行日常的接触。自打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就养成了掩饰某些太过赤裸的“动物性”的习惯，由此才觉得自己更有“人性”，否则就不需要任何内衣、厕所和床帐，干什么都可以公然透明了！此外，也不难想象，随着驯养手段的进步，人类社会肯定要区分出“家养的”和“野生的”动物，以及“主要用来吃的”和“基本不用来吃的”动物。人们在宰杀后边这一类动物时，心理上的障碍肯定要大一些；而反过来，我们家乡的老人在来客杀鸡的时候，则会喃喃念上几句找辙的话——“鸡呀鸡呀你莫怪，你本是人世阳间一道菜……”
还有，既是出于生态环境和永续发展的考虑，也是出于抑制残忍性的考虑，孔子又提出了“钓而不网”和“弋不射宿”的主张。——后边这个命题中所表现的同情心，已经可以使我们联想到，越是“拟人化”的动物，在“必要之恶”的衡量天平上，其“恶”的程度就会大一些，故而对其“必要性”的检验，也就会严格一些。
而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在任何特定文明的食材范畴表上，吃人都肯定是最不能被接受的，由此才会有所谓“吃人生蕃”之说，而吃猴子准会是第二残忍的，余下的则以此类推，直到太过凶恶、肮脏或丑陋的动物，如老鼠、鳄鱼或毒虫，大多数人会对此感到反胃，那就是这种外推的极限了。——这种以人为圆心所发出的同心圆，有点像是另一种费孝通意义上的“差序格局”。于是，也就有了孟子对齐宣王“以羊易牛”的首肯，他认为此间表达了仁爱之心——“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尽管有些不明就里的后生，对于此间的秘密还不能理解，甚至对于孟子的基本逻辑能力，还提出了想入非非的怀疑，然而我们沿着上面的逻辑，却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关键还在于牛这种动物，其自身的“拟人化”程度，毕竟要远远的大于羊，——特别在一个农耕社会里，直到文革时代的中国，“私宰耕牛”还要受到刑法制裁的。
事实上，无论在全人类的哪个文明中，对于羊这种动物，进行另类诠释的可能都相对要小，而对于牛这种动物，自由解释的空间就大得多，——它可以在印度等同于神圣，在西班牙等同于猛兽，在美国等同于肉羊，而在中国则处于居中地位，虽不那么神圣，却很有亲情，但无论如何都并不只是一堆行走的鲜肉！
这也就意味着，沿着不同的价值体系、文化传统、物种资源和路径依赖，各个文明可以从人出发，对于动物进行不同的种类区分，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不分高下、不可通分的“物之序”。——基于此类各不相同的“物之序”，记得有本美国人类学著作曾经开玩笑般地说，美国人当年要是主要进食狗肉的，那么开发中西部的牛仔就会失去动力，于是美国的开国史就要重写了。
正是在这样的“物之序”下面，《论语》上才有了这样的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由于这里失火的本是马厩，就更说明了孔子对马匹的同情，显然赶不上他对人类的关切。——同样是在这样的“物之序”下面，你当然可以说美国人是很爱动物的，特别是他们心爱的那几种宠物，简直负载了无数动人的或拟人的故事；但你同样也可以说，他们热爱动物的最精彩表现，就是在任何超市都有的一个必备角落，储备了大量以牛肉制成的罐头，那是专门为他们的宠物狗准备的！
推广说来，古希腊的牺牲献祭，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节日，也是沿着同样的心理逻辑，然而却是进行反向而行：它一定要取用最“拟人化”的动物，哪怕就是人本身，而且会是最像人的那个人，也就是悲剧英雄。——不过，他们虽然也可以说是在被食用，却是在象征性地被神明食用。
写到这里，又需要斩钉截铁地明确下来：中国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业已延续了几千年，原本处于正常的延续状态，就算它食用了相当种类与数量的动物和植物，但它却也并没有毁灭掉大自然，各个物种总体上也都环环相扣、相安无事。而且，由于大面积牧场的天然缺乏，也由于对于大豆蛋白各种巧妙开发，生活于东亚的这些“四千年的农夫们”，又肯定是要比西欧人少进食了很多的动物蛋白，——对此可以从体质人类学那里，找到不容置疑的证据。
所以相形之下，而真正毁灭掉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的，还是从西方传来的现代性本身。——可怕的是，有了充其量只能“免而无耻”的现代性，即使是过去行之有效的约束，特别是道德的约束，现在也已经不再生效了。姑以如今已代表残忍的象牙为例，在现今的人心状态下，竟只能去禁止所有的象牙开发了，甚至把缴获来的象牙也付之一炬，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主要去利用死去或脱落的美丽象牙。于是，人类文明在这个特定的侧面，就不得不苍白一把了，再也不可能延续那么精美的牙雕艺术了。
此外，等现代性传来以后，技术进步也带来了意外的困境：其实以往对于鱼翅的食用，又有多少是基于出海猎杀的？恐怕渔夫们当年根本就做不到，主要还是取用主动搁浅的鲨鱼，——要是连这样的鲨鱼肉体也不准食用，岂不是白白浪费宝贵的、业已到手的资源么？还有，要是无论怎样得到的鱼翅全都被禁，那么亚洲地区对于这种美食的精细开发，以及由此表现出的高雅膳食文化，岂不是又要被迫苍白一把么？
所以，考虑到现代性的地理来源，我们可以确信无疑地知道，当前席卷全球的生态危机，其责任首先还是来自于西方文明。——别的不说，单说他们年复一年地，只是为了庆祝区区一个人的生日，就要砍掉多少棵绿色的圣诞树，浪费多少宝贵的生物资源？那些树木要是都保留着，会有多少沙漠化不会出现？会有多少珍稀动物不那么珍惜，会有多少濒危动物不那么危殆？
而另一方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又向有所谓“药食同源”之说，所以上面所讲的在动物食用方面的种种权衡与限制，就都同样要体现在动物的药用方面，因为中医所主要利用的药材，无非是植物性药材和动物性药材。
而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对于动物性药材的这种外来的疑虑，会使中国这种已经式微的文化，遭遇到更大的彻底灭绝的危险。所以说到底，这是一个传统文明跟一个近代文明的本性冲突。——工业文明当然不会这样利用动物和植物，它眼里根本就没有如此缤纷而多样的、充满神奇功效的、值得以“神农尝百草”的精神去探险的那个自然世界！
所以，如果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来分梳，只有农耕社会中的人们，才会有农耕社会的先入之见，他们更其喜欢草本的、天然的东西，哪怕是把它们掺和在牙膏里面。然而，就像不久前围绕“甜叶菊还是阿斯巴甜”的争论所反映的，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也会有工业社会的先入之见，他们宁可相信合成的东西，特别是当这种人造的东西，又跟大工业的利益联在一起的时候。
事实上，前些年早就围绕着虎骨的药用，已经发生过了这样的争论，而其结果简直是让人无所措手足的：居然就连人工养殖的老虎，哪怕是过了生育期的、甚至到了淘汰年龄的老虎，也都一概被禁止采用了。由此，所有需要这种药材的病人，也就只能自叹命苦了。——这哪里还谈得上“以人为本”呢？
进一步说，这种只准投入、不准产出的禁令，如果还要一意孤行下去，甚至会连保护老虎都弄得难以为继！要是不信就再试试看：如果连所有的鸡只都不许食用，那么也许过不了几年，这种眼下正遍布全球的、连动物保护主义者也在大嚼的家禽，也会成为下一轮的珍稀动物。
而近来围绕“活取熊胆”的舆论风暴，沿着上述的分析话语，则更加凸显了这样的危机。必须说明，我个人对于这个案例本身，并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意见，因为我恰好认为，对这个问题偏偏不需要任何的先入之见，而需要先去仔细地、全方位地权衡。——然而我感到，在眼下传媒和公知都“一边倒”的情况下，倒是有必要沿着上面的思路，去向公众提醒一些反向的问题。
尽管只是书本的间接知识，很少有人亲口品尝过，但我们肯定都知道，熊掌一向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被视作美味中的极品珍馐。不过，当我有一次从电视上见到，有人居然一次就贩运了整麻袋的熊掌，视觉上还是受到了很大冲击，——那么多违禁品被一下子倒出来，竟是多少只狗熊的手掌啊，而且还都这么像是人类的手掌！所以，如果仅仅为了自己的口腹，那么对于如此可爱的、如此“拟人化”的动物，我们绝对是应当放过的。
不过，一旦说到“药用熊胆”的问题，正像那句有关“鱼和熊掌”的古语一样，我们却最好谨慎一些，充分意识到其间的两难权衡。
一方面，可以想象，就算熊胆是一种珍贵的中药药材，像现在这样子的大规模活取，也肯定又是这个可怕的现代性，对于传统文化因子的再次灾难性放大，——就像几千年来象征喜庆与避邪的爆竹，也从来都没有现在这样，能够让整个京城都陷入一片火海和烟幕的战争场面。
但另一方面，正因此就更应当注意到，此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微妙的，并非只意味着现代意识对野蛮古代的趾高气扬的宣判，所以，决不要一味追随西方舶来的最新教条，简单地把当今时髦的动物伦理原则，套用到对待动物的“必要之恶”上。很有可能，这类简单化的一刀切的做法，会像电影《刮痧》的情节那样，造成很大的文明误伤。
举个例子，正如对待狗肉的态度一样，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吃或不吃，但无论如何，都不要一听美国人说这种饮食习惯残忍，就马上跟着去人云亦云，——毕竟狗这种动物，是我们在东亚率先驯养出来的，而且它的食用价值，亦正是当年驯养它的主要动机之一，因此在我的家乡（徐州）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而且，到了中国早已有专门对付“菜狗”的“狗屠”时，美利坚合众国的奶奶都还没有出世呢！
尤其是，更不要以为，自己有幸活在“先进”的现代，掌握了比古代“先进”的思想，就足以去傲视自己的先人。——你们无论是自己先天的基因，还是后天的文化，毕竟都是从他们那里遗传到的，所以，如果没有他们对于文明路径的多方开辟，没有他们对于各种资源的大胆探险，这个文明的接力棒还根本传不到你们！
毫无疑问，跟前述鱼翅、象牙等的情况相似，也跟藏羚羊的当代命运相似，以往对于熊胆这种动物性药材，恐怕不可能出现这么大量的利用，仅仅是偶然捕猎到的稀罕物。而相形之下，如今现代化工厂中的“活取熊胆”技术，也确实有它残忍的一面，即使我们姑且相信，这些动物果真是普遍无痛的，毕竟它们身上仍然带着永久性的人工创口，由此带来的社会观感也肯定不好。
不过，如果从医学的角度，相对于治病救人的目的，这确实属于某种“必要之恶”，那么，我们的媒体为什么不去履行“君子远庖厨”的原则，而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去放大它呢？——那些惯会炒作的记者们，为什么不去放大更加残忍的屠宰场呢？为什么不去放大更加恐怖的解剖课呢？（想想伦勃朗笔下那幅引起争议的名画吧！）或者反过来说，你们当真就认为，把那些黑熊全都进行“杀鸡取蛋”般的处理，一次性地剥夺它们的生命，就一定是更加可以接受、更加符合动物伦理的么？
要知道，作为个人行为的“君子远庖厨”，和作为集体行为的大喊大叫，毕竟是分属于两个层面的不同问题，——要是任何个人宁可自己眼瞎，也不用“熊胆眼药水”，这当然属于他的个人自由，也可以算是他的真诚善心；但他如果把这种消极自由，突然推展为积极自由，也要进而剥夺别人以此来治眼的权利，这就是不是善心、而是残暴了！
说到这里，还要再重申一遍，在这个具体案例上，我本人并没有断定，究竟黑熊的胆汁本身，是否还应当继续活取，——这要取决于它的药用价值，究竟是不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即使是不可替代的，它对于人科动物的生命与健康，是否就那么的利害攸关；以及这种活取胆汁的过程，是否能以既定法规明确下来，要尽量做得不那么残忍；还有由此取得的珍贵药材，是否确实用于治病救人，而不是被用以其他商业目的，等等……而我想要做的，仅仅是进行必要的提醒：对于这种人类终归无法全然避免的“必要之恶”，必须进行谨慎而仔细的权衡，而且这种权衡又需要特别冷静的理性。
进而，尽管本文的写作动机，当然也受到了此一案例的激发，但我真正想要解决的，却并不是这样一个孤零零的案例，而是希望正好借此时机，呼吁去思考和确立更高的思想原则。——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留意到，相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还有能带来不同结论的其他侧面，因为，要是沿着别人的“物之序”走下去，只怕建立在以往生活世界中的祖国医学，也就被彻底釜底抽薪了，所以也就走到自己的尽头了！正因为这样，跟这个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严峻问题搅在一起的，还有个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更加要命的问题！
由此，基于跨文化的宏观视角，我想特别向大家提醒的是，除了种种别的理由和关系之外，这里在思想的理路上，也潜藏着某种外来的文化压抑。——等到我们把虎骨、麝香、熊胆、犀角，乃至牛黄、鹿茸、蛇毒、虫草等等，全都给废除干净，那么，中医的治疗效果就更要大打折扣了，而我们此后也就别无选择，只有等待西方的实验室医学，看看它还有什么最新的发现，从而永远给它们的专利去上税了。
然而，人家的那些医学实验室，就确实那么热爱和保护动物么？要是我们也来越洋关心一下，那些实验用的青蛙、白鼠和兔子等等有无权力，人家也会像我们这样不假思索地“从善如流”么？——你们就看看台湾那个小岛，为了是否进口美国的毒牛肉，究竟伤了多少脑筋和唇舌吧？可人家还是照样在给菜牛喂瘦肉精，而且喂养出来还要倚仗强大的国势，非去强迫别人买来吃下！
此外，既然说到了西方的实验室医学，以及他们与此配套的专利制度、定价制度、医疗制度和福利制度，还应当最后再补充一点：尽管他们的政府，还能从本国的制药商那里，获得专利新药的超额税收，然而当前欧洲经济的病根，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于，受到了这一整套制度的拖累。——照此说来，难道我们为了合乎别人制定的、更加适用于他们自己的“物之序”，也非要也患上这样久治不愈的富贵病不可么？特别是，我们当真胆敢认为，自己已经害得起这种富贵病了么？
本文原载于《文景》（2012年6月），原题目为：“必要之恶”的谨慎权衡——动物之食用与药用及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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