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生命的尴尬和动力

邓晓芒（1948年4月7日－），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创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代表性著作《思辨的张力》、《文学与文化三论》、《新批判主义》、《实践唯物论新解》等。

近些年来，常有一些亲朋好友劝我，说你已经“功成名就”了，不用那么累死累活地干了，该放松放松、享受享受了。这都是些好心人的善意的劝说，他们希望我健康，活得长久一点，我真的很领情。但平心而论，我自己觉得我从来没有为了“功名”而累死累活过，如果是那样，就算是“功成名就”，也是一场黯淡无光的人生，顶没意思了。只不过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被教导“劳动光荣”，人总应该积极努力向上，人生就应该做点事情。几十年来，小时候的教育几乎都被我“呕吐”光了，唯有这一点朴素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驻扎在心底，成为我一直不能放弃、甚至不能摆脱的生活模式。

记得前年到重庆去讲学，本来带了笔记本电脑，想趁休息时间干一点“私活”，校改一下学生的翻译作业什么的。晚饭后刚刚打开电脑，两位重庆的朋友来了，生拉硬拽地拖我出去“洗脚”，说一定要让我“放松”一下。我从来没有进过这种休闲场所，也实在没有兴趣，只是却不过情面，只好跟着他们去了。在洗脚城，我们三个躺在那里，都不说话，由三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捶这里捶那里，捶完了就开始洗脚，洗完了就开始按摩足底的穴位，按得我痛彻骨髓，感觉好像要把脚板里面的骨头都剔出来一样。但我又不好意思喊痛，一是怕一个大男人被年轻妹子瞧不起，二是觉得也应该尊重人家的劳动，就只好忍着。偷眼看旁边的朋友，他们倒是都在闭着眼睛享受，看样子惬意得很。我顿时有些自嘲，觉得自己恐怕已经被“异化”成了某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整整鼓捣了两个小时以后，程序总算结束，由朋友付的账，多少钱不知道。出来后，我心里十分懊悔，觉得这两个多小时完全在那里活受罪，不但身体上受罪，而且精神上也受罪，无聊得很，也紧张得很，谈不上“放松”。身体上受的罪让我的脚跛了三天，精神上的无聊则让我回想起当年在水电安装公司当搬运工时的一种感觉。

那是1976年秋天，我正在西区劳动服务大队当临时工，挖土修马路。我的一个朋友小姜在水电安装公司当汽车司机，有一天他告诉我，他们公司现在当搬运工的青年闹情绪，要求调换工种，说自己28岁了，谈了几个朋友都不成，不换工种别想找到对象，所以单位急于从外面招收一名搬运工来顶替他。我打听了一下，工作其实很轻松，主要是工作时间短，平均每天大约三个小时的搬运，干完了就可以休息。我觉得这正合我意，我缺的就是看书的时间，于是请小姜去帮我联系。不几天，他就陪公司的卢主任来我家了解情况，一见我刚刚下工，浑身晒得油黑发亮，肌肉鼓鼓，立马就谈妥了。他唯一担心的是我那年也正好28岁，还没有谈女朋友，是不是也会闹情绪?我向他保证绝无问题，恰好相反，我希望公司今后能够让我保持这个工种的专利。就这样，我成了一名月薪35元的正式工人。

那时，省图书馆的不少禁书都开放了，有小说，有文艺理论，也有哲学书。我办了一个借书证，疯狂地读书。我每天的行头是一辆自行车，一个黄书包，里面放一本书。我对工作极端卖力，一是因为得到一个正式工作不容易，我十分珍惜；再就是我对于体力活有一种迷恋，有节奏的劳动使我身心愉快；最后当然也是想尽量快点做完，就可以去洗澡，然后坐下来看书了。那几年我读了不少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黑格尔的《美学》、《历史哲学》，赖那克的《阿波罗艺术史》，前苏联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新建设》编辑部编的《美学问题讨论集》(六卷)，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等等，大都做了详细的笔记。看书的地方，有时在会议室里，有时在仓库里，有时在搬运工和司机的休息室里，人家都在谈天或打牌，我就在旁边看书。公司领导看我每天勤勤恳恳，安心工作，又好学习，对我十分满意。

可是有一天，我不知为什么，上班忘记带书了。那天恰好没有搬运任务，整个公司大楼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但是按规定没到下班时间又不能回家，必须等待随时可能下达的任务。我端条凳子坐在公司门口，看了一会儿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不耐烦了，就去爬楼梯。上了五楼，看会儿风景，再下来，然后又上去，再下来，这样几趟。然后又到公司门口右边一个街口的燎原电影院去看海报，希望碰到一个熟人，聊聊天也是好的，可是没有碰到。又到左边的一个文具店里逛逛，到街对面的小百货店里瞧瞧，心想附近要是有个书店就好了。但我不敢走远，怕突然碰见领导，也怕管事的叫搬运工时我不在，挨批评，于是又折回来坐在公司门口，百无聊赖。一直等到过了10点半，估计真的不会有什么搬运任务了，才跨上自行车，一溜烟朝家里骑去。我一边骑车一边想，今天这可是个深刻的教训，以后再也不敢忘记带书上班了，我一刻也不能没有书。从此我真的十分小心，每次上班前第一件事就是记得把书带上，因为那次的印象太深刻了，那简直就像把五脏六腑都掏空了一样难受。

1979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脱离了体力劳动，进入了另外一种劳动方式，就是把阅读、写作和讲课当做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以及职业。在这几样工作中，我把教书视为“体力劳动”，因为我必须做这个工作才对得起这份工资；而把阅读和写作当成纯粹的智力劳动。和以前不同的是，这两种劳动之间有了密切的联系，我在课堂上讲的要么是我读到的、要么是我自己写的文章或书。我每天沉浸在对新的发现和开拓的渴望和喜悦中，那是我保持生气勃勃的生活兴趣的原动力。类似水电安装公司那次的尴尬已很少发生，除非偶尔陷入到一个明知毫无意义却不得不数着时间过去的境地，像在重庆的那一次。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到对于生命的看法，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不能得到最低保障的时候，当然首要的任务是活下去，努力做到能够养活自己和养家糊口，他必须发挥他的脑力和体力来为这个目标奋斗，他的精神生活只能是物质生活的附庸；但是这一点一经达到，“温饱”已不成问题，他就应该考虑把他的生命结构“颠倒”过来，使他的物质生活为他的精神生活服务。这其实就是我自己的生活模式，我至少主观上尽量做到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只以精神生活的需要为限。所以，我把阅读和写作视为自己真正的生命，其他的都是为此而做的铺垫，所准备的物质条件。而这种生活模式至少是从水电安装公司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我现在明白，当时的那种尴尬其实就是生命的尴尬，是生命之火被封闭在一个不透风的容器内快要因缺氧而窒息的那种难受。因为那时我已经把我的本职工作当成了维持我的精神生活的原料，而把精神生活视为我的真正的生命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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