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斯｜文化如何避免掉入或接近黑暗时代？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凭着努力的自学、深厚的文字功底、敏锐独特的城市观察，以及浓重的人文关怀色彩，于 1961年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该书成为城市规划领域的一代巨著，而她也因此被誉为“新都市生活之母”。此后，她笔耕不辍，陆续写出了《城市经济学》（1969）、《城市与国家的财富》（1984）、《生存系统》（1993）等重要著作。她那些划时代的观点和理念，指引了世界各地众多的城市规划者、建设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直到今天，她对城市、经济、文化、社会的诸多思考和观点，仍起着深远而不可替代的影响。

在人类从咱们在非洲的起源地四散至整个地球的过程中，一定发生了成百上千次像戴蒙德所引证的那类不平等冲突（见第1章），接着而来的必定是无数的黑暗时代以及文化输家所遭到的灭绝。然后，约10000～12000年前，人类开始采用了一种极端新颖的经济形态：农业与畜牧。而老旧的狩猎和采集文明——还在用捡到的动物角和骨、贝壳、芦苇，黑曜石、赭土，地表矿脉里的金、锡、铜，野蜂蜜、琥珀，以及捕到的野兽，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注定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打那之后，畜牧文化总是一直在防守着更强有力的农耕文化。畜牧者顽强地抵抗，特别是那些身处山区和荒野的。有时他们屈就于农耕文化，比如，给人作妾、买卖奴隶、给农人当武士，但总敌不过已经占主流的新文化及其新经济。农业兴起后，世界不再如以往。几乎在各个角落，原本纯朴的经济及其文化迈向了失败与记忆消失。

在农业已经兴起的10000～12000年之中，农耕主宰了国家和王朝的世界和理想，塑造了他们的政治、军事野心、制度、组织能力、恐惧和信仰。最能成功地以可耕地、牧草地、果园、庭园喂饱其人民的社会一直是文化上的赢家及王权的建造者，就像戴蒙德在他的分析中所发现的一样。

但情况已不再如此了。重要性相当于农业引进的一些激进的改变已不断发生。我在前面的章节中也已不时地间接提到过。现在轮到农耕文化成为文化上的输家。如今虽然不是每人都吃得饱饱的，但吃的需要不再强制大多数人（在西方甚至是绝大多数人）必须仰赖土地而活，或者直接参与耕种与畜牧。此一改变极为费时且缓慢，但至今已成主导，等于是日常生活的质的改变。现在全球已经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高重复性的闲置面包篮（产粮区）。例如：纽约州北部一度是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带的面包篮，后来输给了中西部和西部大草原的田地；同样，加拿大渥太华谷和滨海诸省一度曾是加拿大东部的面包篮。阿根廷、乌拉圭、乌克兰，以及西西里一度是喂饱世界许多地方的大面包篮，后来自己却变成了经济问题而非解方；加拿大的大草原诸省，以及美国有些大草原心脏地带，也是一样。

想要创建王朝的人对这项改变及其重要性一直觉悟得很慢。发起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人直截了当地以争取生存空间（Lebensraum）为由而发动战争。我们可以想象一万年以前，狩猎社会的酋长和长老们也一样很难接受不同于畜牧和捡拾的一种财富新来源，竟然渐渐控制了他们熟悉的、正在消失中的旧世界。领土已不再是国家和王朝盈亏抵消的财产。分裂及领土损失的其他原因其实可视为双赢的事件，而非发动战争的理由，或是贫穷与失败的前兆。

基于对动荡不安的现代世界的沮丧，我们认为它正处在空前的危机中，是可以理解的。创新，这项伴随着文化主控权的新财富，已经产生了工业革命、科学心态及其带来的利益，民主兴起、中产阶级出现。总结来说，人类的知识与技术，以及有效将之发挥的机会，共同创造出了现代的后农业社会。也就是这些资产一直提供了足够的稳定和自我修正（至少到目前为止），使后农业生命得以自立延续。

人力资本这东西本身当然并不新鲜。它比农业还要老，因为在克罗马农人（Cro-Magnon）的洞穴壁画、葬礼装饰，及史前时期的吹管和打击乐器上都可发现它的存在。创造力与累积技术和知识的能力都是现代人类与生俱来的才能，就好像语言也是与生俱来的一样。

后农业国家不靠扩充疆域和夺取土地及自然资源来增加财富，就像日本和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但又以其他方式富强起来之后所学习到的。后农业时代的财富之钥在于孕育经济多样性、机会与和平，而又不诉诸压迫他人。无法让自己适应去运用创造力、知识与技术来创造财富的农业文化，只有走向黑暗时代和衰败的下旋了。

卡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在她的历史书《伊斯兰》中总结了后农业文化具有的扭转力量及其引起的社会动乱。关于教育，她是这么说的：

当资源短缺时，就无法跟我们在现代西方社会里一样去鼓励创造力和原创性；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自己该比父母那一辈懂得多，也期待子女会经历更大的进步。但是在后农业社会到来之前，没有社会能负担得起这种大规模的创新所需要的持续不断的人员再训练和基础建设的更换。因此，在所有的前现代社会中（包括农业时期的欧洲），教育是设计成用来阻止个人的创新和好奇，因为对于一个已经没有能力吸收或运用新鲜观念的社会，创新只会破坏社会安定……学生们用背诵的方式学习旧文章和批注，教课内容也就是拿着标准课本逐字讲解。学者间的公开辩论也已经认定有一方是对的，另一方是错的。从没想到要让相反的两方能够建立一个新的综合概念。

固然阿姆斯特朗以上的评论是针对中东及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教育，但对于后农业文化带来的冲击，她的见解仍然颇具普遍意义。关于那些伟大的中东王朝，它们在18世纪末已经都在走下坡了，她认为它们的衰落“并非如欧洲人狂妄地假设的……任何一个农业政体的寿命都是有限的。”自16世纪起：

西方社会不再受到农业社会所面临的限制……医学、航海、农业、工业都有了新的发明。这些个别来看都不具有决定性，但它们的总体效应却是革命性的。到了1600年，各项发明出现的规模之大使得进步势不可当：因为，一个领域中的一项发现能导致另一领域中产生新观念……虽然农业文化孕育出来的保守社会未能承受这种改革，但在欧洲和美洲的人民对于持续进步的期盼与贸易的不断改进变得越来越有信心。到了19世纪，当社会的技术化促成工业革命后，西方人感到无比自信，不再像农业文化和宗教一般往历史回顾去找寻灵感，而是向前方的未来望去。

各种不同的科学与工业计划对于较低微阶层的参与人数的需求量逐渐增多——印刷匠、职员、工厂工人，而他们也必须受点教育。大量生产的货品需要更多的人买，也有更多人买得起，人们也因而活在最低生活水平之上。随着更多人能识字，他们渐渐要求在政府决策中占有更多的分量。若一个国家想运用其人力资源增加生产量，就必得将过去被分隔和被边缘化的族群，比如犹太人，纳入主流文化……民主、多元、包容、人权、政教分离等的理想，并不只是漂亮好看的理想而已，而是（至少部分是）受制于现代国家的需要。大家发现，要效率高并且产量高，现代国家必须组建于非宗教的、民主的基础上。但大家同时也发现，若社会遵照新的理性与科学的基准组织的话，它会变得所向无敌，传统的农业国家将不是其对手。

有些事情是会维持不变的。在后农业文化里，跟农业文化一样，每一件事都与其他所有一切相连接着。不管是哪种文化，文化中任一元素增强了，整个网络也通常会增强；任一元素减弱了，其他的也会减弱。

不像欧洲帝国主义者所以为的，这种复杂的新文化是没法输出的，输出后也不太能控制。正如阿姆斯特朗说的：

农业社会的被殖民地感觉殖民主义是侵略性的、骚扰的、外来的。不可避免地，现代化会是很浮面的，因为花了欧洲三百年的这个过程现在要以最高速完成。在欧洲，现代的观念可以有时间慢慢地渗透下来到社会的所有阶层，而在殖民地，只有少数的人：上层阶级及（很重要的）军人，能享受西式教育。社会被分割了，双方越来越不能了解彼此。被遗忘在现代化过程之外的人被他们无法了解之世俗的外国法规统治着。西式建筑“现代化了”这些城市，老城市往往变成了博物馆藏品、观光客的陷阱、被取代的时代遗物。人民在自己国家里都感到迷失。最重要的是，当地社会中各阶层的人都痛恨自己不再控制着自己的命运……他们感受到一种向下沉沦的身份丧失感。

即使是西方人也感到由农业转到后农业文化的过程是痛苦的，很多人至今作如是想。但欧洲人至少是按照自己的速度，照自己的进度来进行现代化的，这是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所享受不到的。在欧洲和美洲，跟随着现代化而来的是与日俱增的自主权以及创新；而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跟随而来的则是丧失自主权以及对西方习俗、设施、目标的被迫模仿。

西方的帝国以及之后的合作机构，比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尚未准备好的农业地区所强加的冲击，已经产生出了新的黑暗时代，特别是在一些非洲国家：卢旺达、利比亚、刚果（萨伊）、塞拉利昂、津巴布韦，另外还有柬埔寨和缅甸。作为农业文化，最后这两个国家过去显得很安定繁荣，也似乎分别对法国和英国的统治适应得比较平稳。然后它们就陷入了后殖民时代的恐怖。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由文化赢家、陷入古老或新起的黑暗时代及向下沉沦盘旋的人们、正在爬出来的人们、前农业文化的幸存者，以及衰败王朝的残存者所交织而成的令人迷惑的拼图。即使在同一国家中，也有现代、古代、黑暗时代的文化交织并存的现象。

有一群群被视为古怪，或被讥笑为无能、愚蠢的孤立的人，往往是黑暗时代的人群，由于他们的文化及身份而陷于不确定状态中。在20世纪30年代，我自己就亲身见过这样一群人，在北卡罗来纳州阿巴拉契亚山脉一个被遗忘的地区。由于长年用不着，他们的历史记忆已经丢失，他们忘掉了很多是在他们迁到山里被隔绝之前从欧洲和美国东部沿海地区带来的技艺。他们既不无能也不愚蠢，但他们有很多不可理喻的古怪之处：妇人遮阳帽、自制的巫婆式的扫帚、管安全别针叫闩锁、把苏镇（Sioux，邻近的一座小镇）无知地念成“赛欧克斯”。经由外界的帮助，他们慢慢重新拾回丢掉的技艺，通过返乡的移民和他们赚来的钱，他们有些人开始对未来和未来的机会产生了兴趣。

北朗戴尔就是城市拼图里的一块地、一群人，他们深深陷入了一个黑暗时代，连最起码的社区生活都无法维持。北朗戴尔和芝加哥市的拼图在西方城市中并不罕见。我们人类是坚强的动物，但身处大小黑暗时代中的个人及团体似乎需要时间和帮助才能复原。

黑暗时代的受害者，特别是在空间上和社会上被孤立时，或当他们的损失在地理上分散得很广时，常常发觉文化复原是不可能的，即使还没完全绝灭的也是一样。所以许多集体失忆的深渊一定横亘于我们与我们祖先文明之间。今天有一个吵得不可开交的无解争论是：我们人类的祖先究竟是捡拾土狼猎物的狡猾的食腐动物，还是大胆的英勇猎人？这是早已滑入失忆深渊而无从得知的一件事。另外有一些争论是女人过去是否一直被男人诽谤成二等人类：这又是找不回来的知识了。即使拥有文字的文明，像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the Minoan of Crete）及征服了它的继承者迈锡尼文明（Mycenaean culture），对我们而言仍像谜一般。这很可惜，因为米诺斯艺术描绘了欢乐、时尚、球赛、独特风情的女人，和一个明显成就极高的文明；而这一切都已消失，只剩下他们至今仍无法解读的文字、几十个可盖印字母或字的印章，还有在他们艺术中保存下来的欢愉的、诱人的文化点滴。但我们知道他们的征服者的文字是希腊文的直系祖先，因此间接地也是我们文字的祖先；这是他们在自己也掉入黑暗时代的不明地带前传给我们的成就。

古希腊人，像古犹太人及其他自称为上帝后代的族群一样，还保有一丝上古神话，其中飘来对于逝去的“黄金时代”的带有鬼气的悔恨。不少比随后跟来的时代还要“黄金”的时代的确已经消失了。

在任何一刻，我们很难判断文化的趋势是朝生命还是死亡走去。郊区扩张，以它对社区的谋杀和对土地、时间、精力的浪费，是衰败的征兆吗？或者，人们越来越有兴趣想办法对付郊区扩张问题，这是北美文化的生命力和适应力的征兆吗？大概两种其中任一种都可能是对的。

假设，2500年前，当石膏工业及当时其他的事业正在摧毁新月沃地的森林和未来的生产力时，若一位天赋远见之人能够提出建议，他会提出什么有用的警告呢？我认为应该会是：“让东西生长。在土地再生之前，别让山羊吃掉新作物。”

假设，一万年之后，未来的人类看我们的时代（他们可能很正确地称之为他们的时代与农业初期之间的中间点危机）而自问：以后见之明，在当时什么能阻止美好的北美洲文化致命的堕落？我想他们的建议可能与那关于羊的建议很像：“让东西生长。别让当前的强势政府或商业企业扼杀了新事业，或者在它们将要大获成功时立即并吞之。能照顾我们的超人不够（他们只存在我们的神话中），所以别再往不够多的篮子里塞太多鸡蛋。”倘若遥远未来的人们真的关心，也有足够详细的文献记载的话，他们可能会注意到一位叫作罗斯福的美国总统，他的肖像还能在罗斯摩山的巨型雕像上看到；这位总统在决定性的半个世纪中挡开了破坏性的企业食人文化行为，直到后来的20世纪60年代，企业并吞才开始松动，而到了80年代才又加强了。

要爬出衰败的循环或是集体失忆的深渊是极困难且冒险的，要面对许多煎熬与艰苦，所以较好的策略就是根本避免掉进无救的困境中。即使能从黑暗时代中再走出来的文化，也不会是过去失败过或被征服的古代文化所能认得出来的。文化会因作战而成形或毁形是众所皆知的道理。经历黑暗时代也一样会在实体上、社会上、心理上受到重大影响和重塑。西罗马帝国崩塌后的黑暗时代将欧洲塑造成一个封建的社会和文化。许多因被征服而在历史上形成不为人知的黑暗时代已经重塑了很多沉沦的原始文化。黑暗时代最好也不过是无情的人类生活重塑者，因为它不受期望、意志、计划的左右，因而也是无法预测的。黑暗时代本身就带着极大的不安全感，不容易丢掉，也只有毒品或无穷的权力瘾好像才能缓和。

当客观看来确实是其宿命时，一个文化要如何才能避免掉入或接近黑暗时代呢？

当美国舰队司令佩里（Matthew Perry）于1853年率领炮舰驶进东京湾，强迫日本开放门户与西方通商之后，日本设法躲过了殖民主义强加的黑暗时代。在那之前，日本是抱持着锁国心态，不与危险的外面世界及其文化破坏接触，以求自保。即使当日本正在迎头赶上西方，在将自己从农业文化转型到以创新为本的后农业社会之时，还是继续保护着自己。在整个转型过程中，日本社会都费了极大的心力来珍惜和培育自己熟悉的文化特质。它恢复了它的傀儡天皇，颂扬了它的武士精神，维护了它的神社，还有最重要的是，培育了它的各种艺术及其所蕴涵的高度发展的美学价值。总结来说，日本将西方的做法吸收进自己的文化中，而不是一面模仿西方却一面任自己的文化变得不再重要。

日本今天有意地持续遵循这项策略。比如，它精力勃勃地维持着一项供养人间国宝的计划——今天仍然在世的日本艺术大师：书法家、陶艺家、打击乐师、园艺家、版画家、傀儡戏师傅、传统演员、木匠，等等。作为对这项资助的回报，人间国宝们继续进行艺术活动，并传给学徒，使技艺及其代表的文化价值与身份认同都不致丢失。日本对西方创新之吸收与再发展一直都极其顺利，虽然对欧洲发动了战争：第一次是在1904～1905年对俄罗斯，然后是在二战中对盟军。日本虽然遭受了几近饥荒、原子弹轰炸、空袭火灾等浩劫及之后多年的外国军事占领，但从它与外国不论好或坏的接触中，日本吸收了它想要的，而又不曾丢失自己的文化记忆、身份与能力。日本现在在科技方面与西方并驾齐驱，甚至超过西方，但仍然习惯性地贬低自己的成就，以免遭嫉。

爱尔兰未陷入黑暗时代几乎可说是奇迹。征服者英格兰人为了己利，对待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就像要从土地上铲除掉的原始人一样，特别是在伊丽莎白一世与克伦威尔统治下的残暴入侵、屠杀、压迫。“饥荒”、“瘟疫”、“战争”与”死亡”残害了爱尔兰达数百年；19世纪中叶，其人口自900万减到200万，一部分是因为饥荒，但也是因为英格兰占领爱尔兰土地及强迫迁移。但在这些磨难中，圣经启示录中的四骑士一直未与第五位魔鬼般的骑士“遗忘”会合。爱尔兰人很顽强地记住他们自己的身份，以及他们的价值观，拒绝失去他们宝贵的文化。他们这种惊人的成就主要是通过歌曲这个脆弱的媒介做到的。这些歌曲使得他们及后世子孙不致遗忘过去曾经丢失了什么。“每一首爱尔兰歌都是抗议歌，”当我在西爱尔兰一次宴席上问一位律师他刚唱的那首哀怨动人的曲子是什么意思时，他这样告诉我。爱尔兰人经历了内战和英格兰人的极度鄙视，英格兰人想尽各种办法要让爱尔兰人相信自己天生就是劣质的。整个20世纪末，爱尔兰人也受尽了恐怖主义之害，很大一部分是自作自受；但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珍惜的文化绝不放弃。

歌曲是将文化世世代代传下去的一种极有效方式。我们都知道，年少时学过的难忘的歌和诗是到老都长相伴随的。艺术的情感力量（真正的艺术，而非官方宣传）很明显是每一个文化的重心。目前英国的生产力是全欧洲最低的，而爱尔兰共和国已经超越了它。还说什么英国人觉得爱尔兰人（或意大利人或法国人）天生劣质？

古罗马的艺术，比起该文化的其他成就来说是渺小的，罗马人他们自己明白在这方面来说，他们不是创造者而是靠借用希腊人的文化活下去。这项缺点却被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奥古斯都皇帝视为强项。《埃涅伊德》史诗中劝诫罗马人担起统治责任的那一段，同时也将艺术与知识视为偏离生命“真正”的目的：

我岂不知，别人能以更精致的艺能在青铜中注入生命，会以大理石刻画出生命的外形，会将讼案辩护得更好，会计算星宿的轨道以预卜它们的起落。但是罗马人，你们的任务……或许像在艺术里表现出的这种情感与真心的缺乏是罗马人维持他们版本的古典文化的一大障碍。当罗马帝国的典章制度、贸易以及军事在崩溃之时，这种缺乏一定加快了帝国坠入黑暗时代的健忘之中的速度。

在企图从古罗马人的错误中寻找出现代教训的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的眼中，美国常常被等同于古罗马。所幸的是，这两个文化差别甚大。美国文化满溢着真心与情感，它在它本土艺术的丰饶中欢庆。单说歌曲，美国有黑人灵歌与蓝调；工会、牛仔、链锁囚犯之歌、音乐剧与畅销电影金曲，乡村音乐、爵士乐、叙事民谣歌曲、船歌、摇滚乐、黑人饶舌；爱国歌曲、军歌、反战歌、季节歌；广告歌；儿歌；校歌、营火歌、酒歌、思乡歌、情歌；摇篮曲；布道圣歌；甚至还有对所有这些不敬的戏仿歌。

倘若危机是主流文化自内部开始腐朽，或是无法应变，那么很清楚地，今天当务之急就是社会必须彻底觉悟，以认清累积起来的文化弱点所具有之威胁性，并设法加以改正，以求社会的复杂文化网络得以稳定下来。恶性循环也有它的对立面——良性循环，在其中每项改进与加强都能导引出文化中其他的改进与加强，并能进一步强化那些初步的改进。优良的教育能强化优良的教学，以及受了教育的人再作的研究，进而强化了社会。有反应的、负责的政府鼓励民主制度所施行的修正步骤，而它们又进而强化了优良政府与负责任的国民。以此类推。良性循环，以良性的回馈运作，也就是说不必一切需要的都得同时到来：每一单项改进对整体而言都是有助益的。

很讽刺地，过去曾为文化大贏家的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特别会面临无法顺利因应新现实的危险。这是因为成功能让人冲昏了头，也因此容易沉湎于过去的荣耀。过去活力充沛的文化通常难免流于骄傲的自欺，希腊人对此有一词形容：狂妄（hubris），今天我们仍然在用它。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体，今天一旦纵容企业为了获利而伪造会计报告，在军事方面也就有谎报敌军伤亡人数，以及敌军官兵军心动摇的假情报这种对应事件。这类作伪只会助长狂妄；因为“公众”很快就会知道战时谎报人数及一相情愿的情报是否只是虚张声势。古巴猪湾事件的大祸及越战中谎报对方阵亡人数，都说明了美国人自欺的倾向。更糟的是，欺骗的动机（谄媚成功与追求官职）流露出平民式的文化期盼，这不论是否影响军机，都是可耻的。

历史反复证明过，王朝绝少能保有足够的文化自知之明以避免败于野心过大。它们都疏忽了一点，未能认清成功文化的真正力量是在于能以身作则。这是有耐心的、成人的可取态度。要成功，社会就必须有自觉。凡是放弃使自己变得能干、适应力强及有身份认同的那些价值的文化，必将变得孱弱、空洞。唯有坚决维护导致该文化的性格和兴盛的背后价值观，才能避免这种危害。一切变革必须导入到这个整体框架。就美国文化及深受其影响的他国文化（如加拿大）而言，我找不出比林肯所说的名言更能表达其核心价值：“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不会从地球上消失。”能表达并护卫那核心价值的许多不可或缺的细节，几百年来一点一点地融入了那文化；只要它们不从行为和记忆中消失，就还有可能再加以增添，直到永远。

本文选编自《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经过少量文字调整，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书目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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