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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
作者｜杰拉德·德格鲁特（Gerard DeGroot）
圣安德鲁斯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书评人
译者｜本号编者
杰拉德·德格鲁特被一部新的历史著作所吸引，该书认为全球化是在1000年前开始的
让我们穿越回到公元1000年。故事的背景是中国泉州的一个市场，泉州正位于上海和香港之间沿海位置的中点。一进入市场，人们的感官就立刻受到了混杂气味的侵扰。嘈杂的声音震耳欲聋，不仅有高声叫卖着自己商品的商贩们，还有各种来自异国他乡的惊恐、尖叫的动物。人们眼前是奇异的景象和鲜艳的色彩——怪异的服饰、精巧的雕刻、巧妙的发明。到处都飘散着一股异味：大便和汗水的气味与檀香、丁香、豆蔻、麝香的味道混合在一起。
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认为，中国曾是“地球上最全球化的地方”。那个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来自西藏、索马里、爪哇、印度和阿拉伯半岛。泉州正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倾向的明证：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就会把多余的收入花在奢侈品上；他们用异国情调来美化自己的生活。她认为，公元1000年标志着全球化的开始。当地贸易商突然不得不与来自遥远地方的供应商竞争。“炙手可热的全球航路，带来了通婚繁育和疾病感染，丰富了知识，也令文化碎片化，传播了新技术并引发传统工艺的消亡，”韩森写道：“公元1000年前后的变化构成了最基本意义上的全球化。”然而，全球化这个词有一个问题。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它才开始被普遍使用，用来形容国际贸易的爆炸性增长——特别是通过星巴克、微软和麦当劳等跨国巨头。这种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热潮中得到了强化。这不是普通的国际贸易扩张，而是与其时代不同的东西，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将其形容为“更远、更快、更便宜、更深刻”。这个词还带有明显的贬义，对麦考斯特公司（McCommerce）的强大力量造成的文化差异的模糊化充满了遗憾。
The Year 1000：When Explorers Connected the World — and Globalization Began by Valerie Hansen Viking, 320pp
“这本书（《公元1000年：当探险家联结世界——全球化启动》）是第一本将这些事件认定为‘全球化’的书，”韩森自豪地认为。这可能是真的，但自信并不能使争论正确。她在这本出色的著作中所描述的，是过去所谓的全球商业的起源，这一点近期已经被戴维·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其著作为《无边的海洋》（The Boundless Sea：A Human History of the Oceans）】和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其著作为《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等作家的著作所充分记录。用一个指代20世纪晚期现象的专用词来描述一千年前的情况似乎并不合适。这两个时期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当全球商业给泉州的那个市场带来了多样化的景象时，全球化却给我们当下的文化体验带来了相反的东西——同质化（homogenisation）。尽管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森在她的论文中写了很多，但该书仍然是一本生动而又引人入胜的著作，它描述了贸易如何令世界变富裕的极具吸引力的细节。一个作者对其研究主题充满深深的热爱之情，韩森正展现了那样的作者所具有的愉悦情绪。韩森偶尔会忍不住偏离她的论点，讲一些可爱的故事，比如基辅大公（the Grand Prince of Kiev）弗拉基米尔（Vladimir）的故事，他一直到处寻找适合自己帝国野心的宗教。他做了广泛的研究，包括访问犹太教的哈扎尔人（Jewish Khazars）。哈扎尔人信奉犹太教的事例，因他们没有生活在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减弱了说服力。“如果上帝爱你们和你们的信仰，”弗拉基米尔反驳说，“你们就不会因此而流散在异国他乡。你指望我们也能接受这样的命运吗？” 他最终选择了基督教，纯粹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原因。与阿布拉菲亚一样，韩森在研究探险和贸易的分布情况时也采取了一种逻辑性很强的方法。具体来说，她并没有纠结于旅行者是如何到达遥远的地方的，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能证明他们曾到达过的证据上。例如，对如今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人做的DNA检测表明，他们的祖先来自东南亚和非洲。在马德拉（Madeira）发现的老鼠骨头，其年代在公元900年至1036年之间，它们的DNA指纹图谱与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啮齿类动物相似。这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早在葡萄牙人之前就来到了马德拉岛。
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维京人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前往北美。他们的航旅在《格陵兰岛人的传奇》（Greenlanders’ Saga）中有丰富的记录，后来又得到了考古证据的证实。但是，他们究竟去了哪里，为什么要离开？问题来自维京人将该区域称为“葡萄地”（Vinland），暗示着葡萄树的存在，然而，缅因州和纽芬兰地区并不长葡萄，而在那些地方已发现维京人的遗迹。难道他们也许是去了更远的南方？对于“Vin”一词，人们提出了许多解释，其中包括可能是指代小麦，但韩森愿意让一些谜团处于未解状态。另一个谜题来自墨西哥尤卡坦（Yucatan）半岛上玛雅人定居点奇琴伊察（Chichen Itza）遗址中的一幅壁画。壁画似乎显示的是白皮肤、黄头发的俘虏，有些人浮在水面上，好像被扔进了海里。这幅壁画大约是在挪威人航行到北美洲的同时期画的，可能表明维京人向南最远航行到了尤卡坦半岛，也可能是他们被海风吹得偏离了航线，做了俘虏。话又说回来，那头发呈现的黄颜色可能是为了区分不同部落人的方法，也可能只是褪色的颜料。对这个问题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那里的另一幅壁画清楚地显示了一艘船，明显与维京人制造的相似。然而，如果没有一些更确切的考古证据，这只能是个谜了。韩森推测，维京人放弃“葡萄地”只是因为他们艰难的长途航行不赚钱。除了木材之外，该地区几乎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公元1000年的航旅是由商业驱动的，而不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各地的企业家都有一双敏锐的眼睛，瞄准主要机会——“关注自己所处环境并愿意等待时机”。成功来自对远方市场需求的理解。来自现今马里（Mali）塔哈扎（Taghaza）的机会主义商人在伊斯兰世界各地兜售被称为“光头第纳尔”的空白金币。任何地方的统治者都可以购买这样的金币，并在上面盖上他们的肖像，然后变成法定货币。有些中国的瓷器上似乎有阿拉伯文的字样，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只是不规则线条。这些壶是为阿巴斯王朝哈里发（Abbasid caliphate）时代的市场所做的，但中国的陶艺家们不懂阿拉伯文，就干脆把它编了出来。“公元1000年的世界，”韩森认为，“看起来……就像我们今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中国人、阿拉伯人和美国人都是欧洲人的真正对手”。这是事实，但这本书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在电子通讯还未普及的时代，人们是如何高效地了解客户需求的。这些商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甜食、家具、地毯或香水，他们还带来了宗教、科学和思想。不幸的是，他们有时还带来了传染病。全球贸易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是大流行病。
本文原文来源于The Times Saturday Review（2020.05.09），原题目为“Why the Vikings were like Starbucks of the 11th century？”(为什么维京人像是11世纪的“星巴克”？)本译文为编者个人阅读、学习的产物，禁止商业机构使用，如需使用请联系版权方获取英文稿并自行翻译。
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耶鲁大学历史教授，著名汉学家。著有《开放的帝国：1800 年之前的中国》（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800，2015）、《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 China: 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 600 —1400，1995）、《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1990）等汉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