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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雍正帝:革新与转折

宫崎市定 勿食我黍 2021-12-24


作者|宫崎市定(1901-1995)

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




雍正皇帝(1678—1735年)是中国清朝自建国以来第五代、统一中原以来的第三代君主(1722—1735年在位)。雍正帝推行了诸多政治改革政策,使得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变得更为牢固。而中国自宋以来的君主专断统治,经过明太祖洪武帝(1368—1398年在位)和明成祖永乐帝(1402—1424年在位),在雍正帝手中达到了顶峰。


一、国有长君

雍正帝姓爱新觉罗,名胤禛,庙号世宗,谥号的略称则是宪皇帝。因即位次年改元雍正并在统治的十三年间一直使用这一年号,故在此文中称其为雍正帝。

康熙帝有子三十五,其中嫡出的第二子为允禔,雍正帝则是第四子。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1661—1722年),内治外征,取得了不少功业,然而他长久以来却一直为家庭内的不和而困扰。这种不和具体而言,便是诸位皇子结交外臣,为了将来的皇位而互相排挤的行为。而那位第二子,也因自身的失德,成为了党派斗争的牺牲品,两度被立为皇太子之后又两度被废。这件事也直接使得康熙帝在生前最后的日子里无心另立储君,当他创造了史上最长的在位记录驾崩之时,只是留下遗诏,令雍正帝即位。而此时的雍正帝,已是四十五岁了。

长时间身处潜邸的生活,使雍正帝得以详尽观察当时政治和社会上的弊病,并立下了改革的决心。而他即位后首先做的,便是瓦解朝廷上林立的派系,为此不惜剥夺那些对新政不满的兄弟皇子的宗室族籍,并将之监禁。此外,他还肃清了从前的得力大臣,如满洲出身的隆科多和汉人出身的年羹尧。这些所谓的朋党,其实是前朝康熙帝长达六十余年的治世期间奉行宽大政策所酿成的结果,更受到了与官僚体制紧密结合的科举制度的助长。因此,雍正帝对科举出身独占高位者并不以为然,相反更偏爱出身不正而才能出众之人。为此,皇帝不惮重用那些由捐纳——即买官制度出身,却有一定政绩的官员。宋代的欧阳修曾著《朋党论》,倡言君子可以结朋立党而小人则不可。对此,雍正帝特为著述《御制朋党论》一篇,将欧阳修的观点斥为邪说,并谕示:无论什么样的官僚都不应该结交朋党。

当时的官僚制度已有了两千年左右的历史积淀,彻底流于形式而不重实效。应该辅佐天子的内阁,却只是人浮于事,根本不堪应变。对此,雍正帝特为设立了军机处这一机构,包括数名大臣和位于其下的书记官——即所谓的“章京”,国家的紧急要务可直接经过军机处抵达天子手中,天子的命令也经由军机处直接到达各种对应的机构。如此一来,内阁大学士彻底成了闲职,而军机处大臣则成为了实际上的宰相,灵活地处理着各种政事。


二、朱批谕旨

关于地方政治的改善,雍正帝也倾注了全部热情。对于身处九重宫门之内的天子来说,不能彻底把握地方上的实情着实令他困扰。而且繁冗的官僚机构,使地方上的报告在提交之后不得不经过数重官僚之手,有着被篡改的可能,几乎无法原样地抵达天子之处。对此,雍正帝在官僚机构的一般报告之外,还要求官僚以个人的身份和天子进行直接的文书往来,直接将未经修饰的情况报告给天子。


雍正帝规定,各省的首席行政长官,如总督、巡抚和其下的布政使、按察使、提督,以及其下的道台、知府等,在公开文书之外,还需向天子提供秘密报告和奏折,将地方上的经济形势、物价、天气、治安、官吏之评判等情况事无巨细地上报天子。而这种文书无须经由上级机构,直接经特使、宦官之手,送至天子之处。天子则细细阅读每一封文书,用朱笔在行间批示其感想,或是写下一些训诫,或是在篇末留下余白,指示官员在此回复。而这也就是所谓的“朱批谕旨”,即由朱笔所批复的圣旨。这种朱批谕旨将再次送达秘密上书者手中,上书者须拜读天子的朱批,根据情况写上回复之后,再次将之送往天子之处。借由这种私信往来,身处朝堂的天子得以接触到地方上鲜活的实态,并对官僚朋党隐藏事实的手法一清二楚。这些朱批谕旨虽然在雍正末年和乾隆初年两次被选辑后付梓,然而未经公开的部分仍占多数,文书原件已运至台湾,相关机构也在着手整理中。

时至今日,这批文书仍具有非常大的史料价值。首先,官僚用墨笔所书的奏折,不啻为向明察的雍正帝所上的一种供状,必须将事情的真相毫无保留地写出,如果加以粉饰,则皇帝只需参考他人的秘密上书,便会暴露。实际上,雍正帝在审读奏折时,也时时注意官僚是否在欺骗他,若发现了虚假的报告则会加以斥责。所以,将原奏折和雍正帝的评判之语一起阅读,我们便能得到一种密度和正确性都极高的十八世纪前半期的史料。而这也使得这部朱批谕旨成为了雍正时代史学研究的不二正典。

三、转折一代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与历代的其他皇帝相比不算短,不过和其父康熙帝的六十一年、其子乾隆帝的六十年相比,却是短得有些过分了。虽然如此,他在整个清代史上占有的地位比起其父、其子来说甚至更为重要,直接关系到了作为清朝统治基础的满洲民族之融合的问题。笼统说来,雍正朝之前的满洲人还只是朴素的战士,而雍正朝之后的满洲人则成为文明人。战士和文明人固然互有长短,而身处雍正朝的满洲人则是这两种身份的中间物,同时拥有着二者的不同气质。雍正帝本人及其非常信赖的大臣鄂尔泰,便是这样的人物。而这也使拥有朴素满洲人气质的雍正帝得以意气满满地行使皇帝的独断权力。

皇帝独裁政治是兴起于宋以后的中国之特殊政体,与古代的专制君主体制并不一样。不过,这种制度实在可以说是君主政治的一种最高理想,而中国的雍正帝则可以说是将这种理想最大限度具象化之人。可以说清代的政治之所以要胜过历代,完全是因为雍正一朝,包括前述的各种政策在内,雍正帝所殚精竭虑想出的政策,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后世被蹈袭和奉行,成为了清代本身的特色政治。

比如,有鉴于官吏在俸禄微薄的情况下不可能务守廉洁,雍正帝便以“养廉银”为名,增加了官吏的俸禄。此前的官吏公然以附加税之名向民间索取额外的贿赂和礼物这一陋规,曾在官员低俸禄的时代成为一种合理的行为。对此,雍正帝则将此项附加税确定为制度,并将之公开公平地分配给了官吏。


有鉴于其父康熙帝册立太子的失败,雍正帝没有册立太子。他认为,在年轻时就被选为太子,可能会过早地为官僚们的谄媚所包围,从而成为无用之人。不过为了防止皇帝在指明后嗣继承人之前就去世的情况出现,皇帝又在宫中正大光明殿的牌匾之后,放置了一个藏有遗诏的小箱子,在遗诏上写有天子所中意的皇子之名,以供大臣拥立新帝。这一系列过程,也就是所谓的“秘密建储法”了。

在对外关系方面,雍正年间,清廷曾对西藏出兵,击破了该地准噶尔部的势力,平定了该地并将之纳入版图,并派出驻藏大臣。而下一次对天山南北路准噶尔部的征伐,则要留待接下来的乾隆帝。

康熙帝对基督教传教士态度宽大,并为了利用他们而稍微放宽了对传教的限制,然而雍正帝却极为反对这一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反的外教并加以弹压。虽说当时中国人的尊王攘夷思想所针对的,其实是身为征服者的满洲人,不过雍正帝此举,却成功将矛头转移到了西洋人身上。而这一点,也间接证明了雍正时代乃是位于大历史的转换时期的事实。


本文选编自《宫崎市定人物论》,注释从略。该选文只做介绍相关研究和著作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特别推荐购买此书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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