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珍妮弗·韦尔什（Jennifer Welsh ）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加拿大研究员、顾问、作家，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
全球化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促进经济增长，并在全球范围内减少贫困。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在十余年前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就指出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各国的平均收入已经开始趋同。根据他的数据，在1988—2008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自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下降。这一趋势伴随着全球中产阶级的迅猛扩张——主要归功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全球生活在每日收入1.25美元以下（世界银行定义的“绝对贫困”标准）的人口数量也大幅减少。这些数字毫无疑问是巨大的进步。但是米拉诺维奇也指出，全球化有赢家，也有输家。那些在经济金字塔顶端的人——所谓的全球1％——获益颇丰，在20年时间里，实际收入增长了60％。托马斯·皮凯蒂在其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写道，资本主义循环路径的宏大历史，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的严重经济不平等，到20世纪税收的增加和福利国家的崛起转换到经济相对平等，再到新千年的第二个十年，重新回到了19世纪的不平等水平。要理解这一循环，我们需要区分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区别。皮凯蒂提醒我们，国民财富（或者按他说的国民资本）是资产，即特定时间点（包括之前累计的财富）的特定国家居民和政府拥有的一切资本的总市值。另一方面，国民收入是流动的，即一定时期内生产和分配的商品数量，一般是一年。资本/收入比根据年收入流分摊。所以，举例来说，比例为6意味着国家资产相当于六年的国民收入。不管在哪个国家，这个比例都在提高，让我们理解在不同历史时期积累财富的重要性——而非劳动者收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财富大量集中在1％的人手中。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世界最主要的民主国家）。当时，资本所有者投资回报率在4％——5％，税赋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他们也倾向于重新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投资——除了一部分用于维持奢侈生活之外——这让他们保证了自己的私人财富增长速度快于国民经济。简而言之，资本收入比很高。尽管有工会组织的发展和劳工工资的增长，这一制度一直在整个20世纪延续。更为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础设施建设（部分是因为战后重建）和有利的人口结构（高出生率，人口相对年轻化）结合在一起催生了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用于实施收入再分配，使得资本/收入比例相对平缓。但是到了80年代初，随着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推出的自由市场和低税收计划，资本收入比变得再度陡峭——顶部的1％和剩下人的差距越来越大。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其中也包括美国。这些国家内部经济不平等的变化，严重影响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健康。在20世纪80年代末写下《历史的终结》这篇文章的时候，福山赞美美国的平等主义，并将其描述为“无阶级社会的必须成就”。尽管他承认贫富差距可能存在，但不是因为任何基本的法律或社会安排。美国的“存在性不平等”——根据瑞典社会学家约兰·瑟伯恩（Göran Therborn）的定义，即基于种族和性别，对于特定人的不平等——已经被消灭，主要通过制定进步主义法律，并赋予每个公民平等机会以实现其梦想。然而今天，“世界自由民主俱乐部”的领袖，却同样也有最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这一可疑的荣誉。2011年，纽约的金融区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的目标，他们抗议著名的比例“1：99”。“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我们是99％”，直指前1％和剩下所有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1％人的收入占全美国全部收入的20％。当我们考虑财富（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而不是收入时，这一差距还会更大。2016年，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该国35％的财富——当我们加入房屋资产时，财富集中度还会进一步上升。经济复苏带来的收益也对富人大大有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2009—2012年90％的收入增长，被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获得。这一数字表明，那些导致大衰退的人（比如金融界人士）并没有真正承受衰退的后果。当资产价格下降，美国富人的财富暂时下降，但是很快便会反弹。然而，当房屋市场崩溃，很多普通美国人将输得倾家荡产。很多人可能会思考这些数字，并猜测有什么新意。难道穷人——以及极端富人——不是一直存在于我们中间吗？但答案是：并不一定。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的不平等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水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差。为了理解21世纪不平等程度越来越严重，我们需要了解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定义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这也是大众以及典型个体或家庭中正在发生的情况。今天，按照通货膨胀调整的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要比1989年的低。相比之下，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美国典型家庭225倍的财富，这个数字比例是冷战结束之前的两倍。即便在高收入的1％之中，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人口最顶尖的0.1％，即所谓的超级富豪，占据了全国总收入的11％——这是30年前的三到四倍。美国经济体系中的上层，也更类似其他国家的超级富豪与普通人的关系。加拿大的国际贸易部部长，曾经当过记者的克里斯蒂亚·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用“财阀”（plutocrat）一词来形容这些全球经济圈的顶层富豪，他们成天乘坐喷气式飞机飞来飞去，开始建立“属于富人的王国”。这一超级精英圈子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勤奋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顶尖人才，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经济激烈竞争的获胜者。弗里兰指出，这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对那些没有取得成功的人，以及对新的经济再分配形式并没有什么兴趣。有意思的是，在前1％的人财富水平日益提高的同时，尽管零售业和金融机构希望通过财阀的崛起获得更多的利益，但工人阶级失业的情况却明显增多，生活标准也在下降。从80年代末开始，普通美国人的收入停滞甚至下降——即经常所说的中产阶级的“萎缩”，而富人、超级富人的收入却在猛增。这种趋势也对里根时代流行的“垂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造成严重打击，这一理论是当富人收入增加时，其他人也会从中受益。在今天的美国，这一过程反倒是这样的：顶尖1％的人收入增长，剩下的99％的人收入受损。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在全球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重现。国家内部不平等的主要指标被称为基尼系数（the Gini coefficient），这一系数衡量经济体内个人（或家庭）收入分配偏离完全平等的程度。完全平等为0，最大限度的不平等为1。在21个经合组织国家中，除了5个国家外，其余的不平等程度都有上升。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令人担忧：中国的基尼系数，在80年代为0.3，现在是0.49——比美国还要高。世界银行认为，如果基尼系数超过0.4，即为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加拿大的趋势可能不如中国或者美国这样明显，但同样令人担忧。尽管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大大减少了收入差距，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不平等现象一直在上升。加拿大公共政策学者基思·班廷（Keith Banting）和约翰·迈尔斯（John Myles）将这一趋势称为“再分配的褪色”。而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加拿大这一趋势最为明显。在过去的30年中，加拿大收入最高的1％获得了该国总收入增长的37％。他们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从80年代的约7％增加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12％（自衰退以来，这一数字下降到10％）。最终，在金融以及高管等行业中，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幅度全部大大增加。这种增长并不能完全反映竞争性的技术市场，因此证实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即前1％的高收入具有“抽租”功能。不平等同样也有本土维度。多伦多已经变成了加拿大的不平等之都，贫富差距增速是全国速度的两倍——1980—2005年间增长了31％。为了服务这座城市中的大量高收入人群，多伦多聚集了一大批低端劳动力人口，构成了当代的“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多伦多大学住房和社会工作教授戴维·胡尔昌斯基（David Hulchanski）撰写了名为《多伦多内的三座城市》（The Three Cities Within Toronto）的研究，追踪了中等收入社区的消失，以及一个由贫困郊区围绕的财富岛逐渐形成的过程。胡尔昌斯基说：“我们正在建立两种极端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相互尊重。一种生活方式是挣扎在温饱线上，另一种生活方式是生活中充满了各种选项。在平等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完美的，但我们却正走在相反的方向上。”加拿大基尼系数出现上升趋势有多种原因：一些是因为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去工业化的长期过程，另一些是针对社会顶级收入者的减税等一系列公共政策，还有的是因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低工资管制越来越松，还有人通过削减社会开支和社会项目转移，以及企业利润“外包”来避免加拿大的税收。但不管驱动力是什么，结果都是一样的：加拿大也没能避免不平等的回归。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今天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和性质，特别是破坏作为自由民主国家基础的精英价值观。皮凯蒂认为，高资本/收入比所导致继承和积累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福祉。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19世纪的小说，比如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都是关于通过结婚积累财富。还有的19世纪小说，是关于穷人如何通过奋斗争取地位上升，比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和查理·杜德利·华纳（Charlie Dudley Warner）笔下的《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讲述了一个田纳西家族的徒劳努力——由长老塞·霍金斯（Si Hawkins）领导，出售7.5万英亩的土地以加入富裕家庭的行列。这一关于财富欲望讽刺性的故事标题，来自莎士比亚的戏剧《约翰王》（King John）。其中，索尔斯伯里伯爵嘲笑镀金——将金子置于金子之上——不仅浪费，而且放纵。因此，“镀金时代”就成为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这个历史阶段的隐喻，当时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都见证了物质上的过剩和极端贫困的相互结合。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异国时尚和高级定制，一些著名餐馆，比如马克西姆（Maxim），以及宏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另一方面，它也见证了城市贫民窟，以及“穷人法”（Poor Laws）的通过：这一法律旨在限制可以申请经济救济的人数。在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45年的小说《西比尔》（Sybil）中，主角沃尔特·杰拉德（Walter Gerard）——一个工人阶级激进分子——感叹英国的富人和穷人生活在“两个世界……相互之间没有交往，没有同情；双方对彼此的习惯、想法和感受都一无所知，好像他们是不同地区的居民，甚至是来自不同行星的居民”。再把我们的目光转回到现在这个时代，今天研究不平等的经济学家们同样提醒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黑暗面。皮凯蒂认为，当代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主要是因为资产所有权不平等导致的。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财富集中在少数富裕家庭手中一样。他的中心观点是，在一个经济体中，资本（资产）的回报率大于收入产出的增长率——这一现象在19世纪发生过，同样也是今天的情况，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以及资本主义“自动产生任意的和不可持续的不平等”。更令人担心的，则是在今天的美国，收入前1％的富人拥有大量的资本，也有高薪工作。姑且认为这是另一种版本的“美国例外主义”。但不管怎么说，总的结论仍然是一样的：一个人变得富有不是通过一生的辛勤工作——就像美国梦说的那样，而是通过他们继承的资本。美国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总结道：“有个好父母（或者嫁个好人家），比有个好工作更重要。”通过呈现这些残酷的事实，当代的经济学家们打破了禁忌，更愿意公开地谈论不平等。他们也利用了很多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体在20世纪发展中所总结出的智慧。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这一曲线以战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名字命名。他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随着社会经历工业化，在经济上将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特别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不平等情况会有所下降。简而言之，不平等的发展将遵循钟形曲线。通过受过良好教育和熟练的劳动力增加，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转移，更富裕的国家会变得更为平等。相反的是，皮凯蒂指出，1945年之后数十年发生的，并不是一个进步主义的故事。尽管这一幕可能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重演，那也只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由灾难，比如战争、干旱和经济衰退等所引发的特定历史条件，导致了20世纪不平等现象的减缓。但是现在，这一趋势已经逆转。皮凯蒂预测，未来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将成为低增长、严重不平等和低社会流动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放缓，这一幕也同样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倒没有这么肯定。比如，布兰科·米兰诺维奇采用了更长时间的历史研究框架——甚至可以追溯至拜占庭时代，并考虑了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的潮流和社会流动。他使用了“库兹涅茨波浪”（Kuznets waves）的概念——国家内部不平等增长和下降的循环——而非库兹涅茨曲线的明确逆转。尽管如此，他对西方政府的预测也相当悲观：严重不平等加剧将创造出一个全球超级精英阶层，最终将迫使我们修改关于“什么是公平正义”的集体观念。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增长似乎是全球化扩散的必然产物。在西方社会内部，社会民主政党的关注重点——比如英国的新工党（New Labour）和加拿大的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已经转向减贫脱困，而非应对更为广泛和更深层次的经济不平等。正如英国前工党政治家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在1998年所说的著名言论：“只要那些肮脏的富人交税，他的政党就会对他们特别好。”这些税收可以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平，并改进和进一步发展社会服务。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发展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人们的相对经济地位，而不仅仅是绝对的经济福利水平，对于维护自由民主制度的健康程度至关重要。这也同样基于很多原因，简而言之，经济不平等——特别是在今天这样史无前例的严重不平等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被看作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平等现象已经被证明对经济有害。在其著作《巨大的鸿沟》（The Great Divide）中，斯蒂格利茨就揭示了不平等现象增加是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必然结果。如果顶尖1％的人口掠夺了所有的收入增长，那么中产阶级就太过弱小，无法创造在历史上推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支出。其结果是，大多数人最终要依靠借贷——通常借贷规模超出其偿还能力，这也使经济波动加大，更容易遭受冲击。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现在还有很多人梦想回到这个阶段——经济就已经摇摇欲坠，内部出现腐烂：金融泡沫和不可持续的过度消费。斯蒂格利茨写道，“仅仅依靠生命维持设备维系”。国际基金组织也警告不平等所带来的负面经济效应，特别是在效率和稳定方面。国际基金组织的研究还表明，经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往往增长率较低、不稳定性较高——这也挑战了我们经常听到的观点，即争取更为平等的环境最终将伤害经济发展。这些研究结果，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外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指标提出了替代方案。举例来说，经合组织发起了“好生活计划”（the Better Life Initiative），目的是采取多维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式，包括个人和家庭的多样化经验和生活条件。其研究发现，经合组织国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在家庭收入方面表现相对较好，但在就业保障、住房负担能力和工作生活平衡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公共卫生研究人员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也认为，有必要通过更广泛的措施来评估社会成功与否，而不仅仅是通过经济方式。在他们的畅销书《公平之怒》（The Spirit Level）中指出，社会中最严重的疾病——包括精神疾病、吸毒、肥胖、社会生活丧失、监禁和儿童福利低下——随着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的增加，都在明显上升。因此，不平等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穷人，而是会损害整个社会结构。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第二个有害影响是它会很快转变为机会不平等。这一结果与美国“所有人都可以在美国成功”的信条背道而驰。最高收入阶层的人可以为子女购买特权，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甚至可以直接获得某些工作和机会。他们也不太需要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公共交通。这样的倾向，会对不平等社会中投资向公共产品倾斜造成影响。这些影响削弱了福山对于“无阶级社会”的描述，同样也提出了关于专门解决种族间或性别之间“存在性不平等”的问题。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通过诉诸法律，赢得了对抗存在性不平等的重要战役。这些胜利值得被庆祝，但是仅凭借这方面的胜利还不足以减轻社会不平等。正如米兰诺维奇指出的，法律平等使每个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不用担心有人开着法拉利、有人骑着自行车的问题”。为了解决社会流动性中存在的实际障碍，取得更好的社会发展效果，我们还需要注意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如果我们接受了斯蒂格利茨的说法——收入位于顶尖1％的人因其对社会繁荣做出的贡献就不必“公平对待”的话，这种对机会平等的侵蚀会更让人担心。这也是他的论点直击重点的地方：不平等最大的辩护方之一——或许也是不平等最后的堡垒——就是捍卫所获得的财富。那些能赚更多钱的人要么工作更加勤奋，要么拥有特殊天赋，要么敢于承担非同一般的风险。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愈发不平等的世界里，这样的理由却很难站得住脚。尽管有一些例外——比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处于顶尖阶层的人通常不为社会谋福利。他们也不创造工作岗位。相反，顶尖1％收入中的绝大多数人，追求经济学家所说的“寻租”——从现有财富中获取更多利益，而非创造新的财富。也有很多人从关系中获取财富——不管是家庭关系还是政治关系。斯蒂格利茨也指出，他们“总是想从国家的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份额，而不是去做大蛋糕”。这些高收入者在金融企业中的数量多得不成比例，一些人通过非法借贷和市场操纵牟利，直接导致了2008年的大衰退。关于不平等的另一个担忧，也是长期困扰政治理论家的，是其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权力的潜力。这一动能侵蚀了自民制度的基本前提：每个公民在为其社会制定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应有平等的话语权。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财富如何换来政治影响力，美国政治学家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也搜集了很多证据来说明这一点。通过研究在美国提出的数以万计的政策变迁，他指出，那些受到富人青睐的公共政策——例如某些特定形式的税收政策，比那些受到底层或中产阶级青睐的政策更有可能被政治代理人提出（比如，参议员和众议员）。此外，今天各个阶级之间影响力的差异，已经比10年前的更为明显。正如斯蒂格利茨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述，今天的美国政治已经不再是“一人一票”，而是变得越来越“一美元一票”。一个反馈循环由此建立：经济不平等转化为政治不平等，政治不平等造成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分野。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开始将美国描述为“财阀专制”——一个富人统治的国家，而非民主国家。即便这些担任公职的人不是都处于财富的顶峰（尽管其中很多人是），美国的富人对于谁来执政、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是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近年来，美国通过了不少有利于大企业和美国富人的立法和政策举措，其中包括削弱对金融活动的监管（90年代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开始了），环境保护署在商业压力之下的逆转判决，更多容忍企业隐瞒“离岸利润”——正如所谓的“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中披露的那样——以及国税局对高收入美国人在税法方面的“宽松解释”。美国富人与对富人有利的特定政策之间的紧密联系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比如特定的政党结构、竞选筹资法，等等。吉伦斯认为，从广义上看，由于缺乏真正的政治竞争，以及狭隘的思想趋于一致，这些正在破坏美国的代议制民主。这在世界其他地方同样有可能出现。—End—
本文编选自《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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