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和行为科学学院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靠前政治理论、靠前安全与战略研究，被称为“新古典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
熵(entropy)，是热力学领域发明的术语，用以衡量某一系统在未来做功或开展活动的能力。系统无熵，潜能可观；系统高熵，则无甚潜能。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做功的同时，熵会增加——也就是说，能用于做功的能量越来越少，进一步做功的潜能便下降了。活动能力一经用尽，系统便最终达致某种均衡点；到那会儿，一切活动都不复可能。因此，水从山顶飞流直下做功，转动磨坊和涡轮；而一旦流至山脚，水继续做功的能力，便被耗尽。与此相类，生物系统的老化，也可以看作用尽潜能的熵增过程：与垂暮之人相比，受精卵拥有巨大的生物潜能。社会系统和制度也是如此，透出一种变化趋向：初潜能迸发，而与时共逝。所以说，企业、宗教组织乃至帝国，因天赋异禀的创业家、先知和征服者精力旺盛的活动而勃兴；它们昌盛一时，待最初创生的能量耗尽，也不能免于衰落甚至解体的结局。简言之，做功会削弱系统进一步做功的能力。系统将运作下去，直至最大熵；届时，任何行动都无以为继。熵也被用于衡量混沌。说来也怪，混沌是任何系统的最可几状态(the most probable state)。系统通往失序、混乱、混沌或不可预测的大路有许多条；而使之呈现秩序（特别是那些为完成任务而设计的复杂的安排、结构和模式）的途径，则少之又少。相应地，负熵（熵的反面）衡量的是系统的秩序，亦即系统的组织、架构或不可能性。熵增不可避免，意味着某种单一状态终将遍及全局：寰宇的“终结状态”(end state)，是一锅均匀的稠汤，毫无区别，也缺乏主导，以至无事可成。在这种超稳定的均衡中，能量耗尽，物质以其最可几模式均匀散布。系统之内，再无新事。
无论是房屋的布局、正式晚宴的得体摆桌、商品的陈列、故事的叙述，还是绘画的构图或音乐作品的谱曲，人类的一切活动以及人类对事物的理解，都以秩序为必要条件。秩序使我们能够聚焦于事物的异同与类属。推说开去，秩序是生存的前提，将事物有序编排，是一种演化赋予的冲动。失序愈增，则熵加增，这种情况下，人们愈发迷失而与彼此和周遭世界失联。他们压抑郁结，难以集中注意力，其中一种表现是人称的高度“持续熵流”(flow duration entropy)——说的是他们在诸如电子邮件、聊天室、音乐播放器、浏览器和游戏等网络应用程序之间来回切换。话说回来，秩序，到底是什么呢？几个彼此分离的物体，一体看去，即呈现出某种秩序——我们这么说的意思是，它们之间的关联并非肆意杂陈，而是有模式可依的，是与某些可辨识的原理相一致的。事物规整，逻辑连贯可推，而呈现出高度的可预测性时，便是秩序在占主导。失序，则是一种随机状态——缺乏规律而所从原理或逻辑不明，事物进展令人无从预测。然而，说到社会生活中的秩序与失序，我们想说的，不仅是井井有条的安排，或反复出现的模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秩序有着某种功能上或目的上的作用；秩序是“指向特定结果的某种模式，倡导具体目标或价值的某种社会生活安排”。当观察者能够把握事物的整体结构，以及这些结构的意义与目标时，事物便堪称有序。架上书籍，依作者或内容分列（而不是根据规格、颜色，或干脆胡乱堆积在地）以便挑选。奥古斯丁(Augustine)因而将秩序界定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处于自己最恰当的位置上，共同构成一个很好的布局”。我们每天都要跟各种失序因素打交道。我们大包小包地购回杂物，用不了几分钟，便将之分门别类，置入橱柜。每周六次开箱取信，按照自己所喜好的“最佳位置”分置：账单存入文件柜，明信片贴上冰箱门，垃圾邮件弃至垃圾桶。为求效率和心理舒适，人人都是拨“乱”求“序”的专家。社会和政治系统所呈现出的有序程度，部分地随着稳定性而变化。稳定是系统的属性，这种属性让系统均衡在受到干扰后恢复原始状态。稳定的系统，通过“负反馈”的方式回应扰动，抵消或降低其失衡效应。举一个工程学的例子，便可说明这一术语的含义。一个房间温度的恒定，是借由加热器与恒温器的共同作用实现的。室温上升会让恒温器的双金属条变形，使其切断电路，因而关闭了加热器，致使室温下降。反过来，室温下跌将重新接通电路，启动加热器，提高室温。因此，说室温维持不变的意思是，温度在恒温器“设定值”的一定范围内波动。负反馈确保系统内部的变化不会超出这些限度——我们称此区间为稳态台阶(homeostatic plateau)。倘若在某一系统中，微小的扰动引起巨大的紊乱，不仅阻碍原始状态的恢复，而且会进一步放大扰动，该系统便被视为不稳定的。这一过程被称为“正反馈”，因为它促使系统愈发远离其初始稳态。复利放债和任何一种生物种群的无限繁殖，都是正反馈的例子：本金所生之利，累入本金，而复生利；后代升辈，再衍后代。所以，反馈这个术语说的是，系统的输出，反馈回来，又变成输入。正反馈的经典例子是，“自我实现预言”所导致的银行挤兑：传言银行有事，人们信之(而往银行跑)；一旦都跑银行(提取存款)，则事已成真；旁人看见这一行为，便愈发信以为真，于是随波逐流(也从银行取出存款)，这样就使预言变得愈发真实；如此往复。有些系统以稳健和持续有序为特点。而有些系统，则极其不稳定——其中秩序，可以毫无预兆地迅速崩溃，陷于混乱。如雪崩或沙漏里的堆尖突然崩泻，或如蛛网，一丝崩断便可能呈现出全新的纹样，复杂而精巧平衡的系统是不可预测的：此一时它们看似平静有序，下一秒便可能狂荡失序。复杂而紧密耦合的系统所蕴含的这种不稳定性，流行语曰“蝴蝶效应”。这一说法出自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Edward Lorenz)，用以解释远方一只小小的蝴蝶扇翅如何导致或阻止一场狂澜飓风。蝴蝶效应的主要教益是，系统初始状态中不可推计的微小差异，事关重大；世界因而变得极其不可预测。确实，系统由关联复杂的多个部分组成，一旦往里边加入某种新元素，人们很少能猜出将会发生什么。在致使它与过往决然断裂的冲击下，这种系统经历着频繁的非连续演变。历史向来如此书写，大风起于青蘋之末：“自由之子”尽倾茶叶于波士顿港；弗朗茨·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遇刺身死；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忍无可忍”；1988年波兰突发罢工潮。然而今天，欠规制的互联网空间加剧并放大了病毒传播媒介(viral media)的后果，无论这后果是否在意料之中。我们已经明白(有时还很强烈地感觉到)，“虚拟现实”对现实世界确有影响。最近，上传到视频网站的影片《天真的穆斯林》(Innocence of Muslims)的14分钟预告片引发宗教激进主义者袭击美国使领馆，并在20多个国家挑起暴力抗议。在发布预告片时，影片的制作方或许完全没有料到会招致如此激烈的反应。但这真的重要吗？当然，“蝴蝶效应”的类比，一旦使用过头，便会使因果推断沦为“挖苦戏仿”。试想以下这条因果链：大英帝国之荣祚，系于老女佣之存废。为什么？老女佣养猫，猫捕田鼠，田鼠毁土蜂窝，土蜂替红花苜蓿授粉，红花苜蓿喂牛，烧牛肉喂饱英国兵，英国兵保卫英帝国。因此，大英帝国的延续，端赖于源源不绝的老女佣。瞧，这就是“挖苦戏仿”！为了仔细避免做出这种滑坡谬误式的推断，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与政治系统，是典型的有组织的复杂系统。因而，得自自然科学的原理，应当可以应用于国际系统。我们也得意识到，正如一切由大量互动部分组成的复杂系统(不管这系统是物理的、生物的、经济的、政治的或社会的)，国际系统运作于有序与随机之间；用计算机科学家克里斯托弗·兰顿(Christopher Langton)的话说，它存在于“混沌的边缘”。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熵的时代，世界向与熵增有关的种种力量屈服，而失序将称霸天下。这一不可逆的去组织化进程，主宰着宇宙中所发生的一切物理变化的方向。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对于自己的行动有一种强迫性的又漫无目的的劲头。这世界的熵增，见于那使它迷混的各种力量——它们截然相反，却诡异纠缠。举个例子，试想一下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究竟有没有变得更团结？从望远镜的一端，我们看到数字化革命，前所未有的全球信息与资本流动，全球生产与营销、供应链、外包生产、开放源代码技术、规模日隆也愈发复杂的跨国相互依赖(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皆是如此)，以及在许多人眼中，还有民主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道路所取得的胜利，即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我们也看见了战争和政治暴力的下降——远远低于最近几十年或几百年的记录，达到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世界更加富裕，其财富散布之广前所未有。地球正以曲速回缩，仿佛所有人都济济一局。寰宇经济一体，跨国组织几遍天下；跨国行为体(不论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在配给资源时都带着全球眼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进行意识形态大战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即便是看似甘受暴政的阿拉伯人，也不能坐视自由擦肩而过。自2010年12月始，以“阿拉伯之春”(或“阿拉伯觉醒”)名世的示威抗议革命浪潮在阿拉伯世界蔓延，推翻久踞权位的独裁者。那令人忧惧的“全球单一文化”——也就是“西方毒化”(Westoxification)一词所说的千篇一律的最终状态，离我们还远吗？或许是吧。但表象会骗人，乍眼所见，更是这样。从望远镜的另一端看，世界又是另一个模样。我们看到强大专制资本主义国家的重现，新一轮中亚大博弈的重开，帝国主义逐鹿中东的重返，公海上的海盗，印度洋上的竞争，类似1929年的市场崩溃，1949年式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军阀和衰败的国家，印度的“毛派”暴动，波斯尼亚、卢旺达和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以及宗教激进主义者发动的一场“新圣战”——他们要求重建哈里发政权(Caliphate)，这些将大刀挥向人们头颈的行为教人回想起中世纪。过往遗迹，继续编织着当下。我们迈入了一个无定形世界，从许多方面看，它都处于时间之外。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后时代”，其中一切时代并存，却没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在这一非时间(atemporal)意义上的灵韵全无的宇宙中，万物流逝而无一铭刻于时间，历史确乎是终结了。然而，这与以自由民主的胜利为历史结局的最初观念相去甚远，这一预言现在看来似乎远不如1989年由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第一次大肆鼓吹幸福时光时那么头头是道了。现如今，对“华盛顿共识”的唯一共识，就是它已死透。过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碗混杂了自由化、私有化和去监管化的“巫婆酿”——致使2008年金融崩溃，坏了自家招牌而难以修复。而后工业自由民主的未来，看起来则更黯淡。像过去一样，技术和全球化的进步将使少数高科技和金融人群受益匪浅，同时，却削弱了中产阶级——其真实收入的中位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便苦于停滞。诚然，世界上的发达民主国家所面对的毋宁说是一场治理危机——全球商品、服务和资本的空前流动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与不平等加剧，对此，它们无力应对。由望远镜的两端看去，新兴世界仿若精神分裂，在许多方面更是无从辨认。忘掉“西方对他方”(the West verses the Rest)这种老说法吧。我们正步入一个杂乱的世界，它既不受任何人操控，也不为任何人而运作；其间权力本身的性质也在变化。这个无法治理的空间在寻求某种堪用的意识形态以作指引。多数观察者都会同意，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备受侵蚀，要让位于新来者。“向多极回归”就是对这一转变的一种描述。它告诉我们，将会出现几个大国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也仅此而已。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从单极向多极转变的另一面，将涌现出何种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是和平而丰美的，抑或是冲突而匮乏的？围绕这个问题，专家们被分成了两边，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前者认为未来即是回到过去；而后者则相信，未来一路向前。“回到过去”的现实派(即悲观主义者)认为，在这即将来临的多极世界中，充斥着不安全、对抗、军备竞赛、民族主义和对稀缺资源的激烈竞争等问题，酷似1648年至1945年间国际政治中占支配地位的世界。带着这种论断，检视历史上诸如由拿破仑法国和1871年德国统一所引发的权力转移那样，他们预言，用不了多久，美国和某些国家便会展开激烈的安全竞争，甚至有可能引发战争。这种预言的基础是一种假定，即历史在毁灭国际旧秩序并代之以新秩序的全球战争的反复循环中展开。根据这种循环史观，时间并无发展方向；世界也不会去往任何它未曾到过的地方。因此，未来将是过去的重现。与之相对，自由派(即乐观主义者)拒斥这种强调竞争的多极世界的观念。而在他们看来，只要新旧大国妥善经营，找到某种共同管理并保存既有国际体系的架构，那么，从单极到多极的转变，便可以是一种平顺的演变。他们信奉一种康德式的“三角和平”(triangulating peace)：民主、经济相互依存，以及强有力的国际组织体系，三者互为补充，促成一个和平、公正而繁荣的国际社会。大国在克制、和解、互惠以及合作等原则与实践的基础上，将齐心协力地建立起彼此承认的、以同意为基础的角色与责任，实现共同管控，从而使这一稳定而渐次演进的国际秩序服务于大众公益。多极的回归将把世界引入一个新时代，其中充满了自由主义的和平、繁荣，以及建立于法治规则上的进步。铸剑为犁，这世上的国与国、人与人之间都将利益和谐。简言之，多极是合作型多边主义之父。现实总是落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某处：在现实主义者当中有着太多的阴暗厄运；而自由主义者则满眼都是荒唐的乐观。核武器的破坏性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已让大国之间的战争变得无法试想。大国战争的循环已为永久和平所代替，一如自由派的高论。讽刺的是，正因如此，自由派对于未来的乐观过了头。国际秩序，特别是合法、有效、充满活力的国际秩序，需要周期性的全球战争：时隔百年上下，扶正一个足够聪明强大的新王来组织世界。否则，惯性和衰退便会到来。当然，以屠戮百姓和毁灭万物为业的战争(更不必说那些毁灭世界的大战)，要说它有什么好处，显得有些荒唐。然而，人们不必像“疯帽子”那样癫狂，也能意识到战争内蕴着一些不可或缺的东西。清扫之笤、振奋之风、涤荡之风暴、净化之火炎，无论何种比喻，在军国主义的浪漫教义里，多多少少留有一些真理的要核：不受战争侵扰的世界，无从净化而自我更新；像沟渠死水，一池污秽。换句话说，国际秩序的演化绝不是某种纯粹的线性进程。“时间之矢”与“时间之环”，两种视角必须兼用。像沿着坡面往上滚动的一只轮子，国际秩序的进展是通过上升移动的秩序循环实现的；它在转动中进步：创生、侵蚀、毁灭以及更新。在新秩序得以创立之前，旧秩序必须被毁灭，制度遗痕必须一笔勾销。否则，不过是把新的治理结构，简单堆砌在死而不僵的旧结构上——这是为混沌而开的配方，不是为秩序而配的良药。大国之间的永久和平意味着未来不会有霸权争夺战——这是人们所知的唯一一种大规模国际变革和秩序创新的推动力。除非在霸权争夺战之外，世界能找到一种重建国际秩序的新机制，否则，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的过时而废旧的全球架构将只会越来越老朽，也越来越难以全盘大修。熵将增多。无人知晓国际权威将归何处，因为它无可依归；而没有权威，又安有治理。早已拥挤有加而混沌无减的布局，将继续塞入毫无意义的垃圾，越填越多；而国际合作的幽灵(假如它不仅是一只孤鬼)也将死去——慢则慢矣，必死无疑。
本文选编自《麦克斯韦妖与金苹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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