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凤良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详细梳理了美国创新的重要历史，并对当下的处境表示了担忧，对未来提出了具体可行的策略支撑。本书的第一部分，聚焦公费资助的科学创新如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为战后充满活力的美国经济奠定了基础。作者通过分析美国历史上科技突破助推经济增长的成功案例，以及揭开尘封历史中那些曾立下汗马功劳的“关键人物”的不为人知的故事，将美国经济第一次飞跃的深层原因清晰地展现出来。接下来，这一部分还解释了科学的过度自信、政治家的互相冲突，以及预算问题如何促使公共开支逐渐倾向于削减科学经费。在第二部分，作者通过具体的经济案例阐述了今天美国的公共资助已经成为推动科技研发的主力，尽管力度尚太低，但公共资助的科学将继续获得创新性并贡献就业岗位。同时这一部分还解释了为什么私营企业在科学方面的投资存在系统性的不足。最后一部分给出了作者的核心观点，也是一份关于创新的国家型战略：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通过政府强有力的参与，扩大科技投资，鼓励地方创新，并帮助普通的美国人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以确保资金被明智地使用，利益在美国各地共享，重获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并最终使美国落后的地区受益。
【作者简介】
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麻省理工学院的福特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卫生保健项目主任，美国健康经济学家协会前主席。在2020年他荣获了古根海姆学者奖。
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麻省理工学院的库尔茨创业学教授，曾被授予斯隆商学院教学大奖——杰米森奖，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首席经济学家。
【内容试读】
里根革命
科学和科学家已经引起争议，也不那么受到普遍尊重。弱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有三个突出的问题成为1945年之后科学家的权力和预算资金受到侵蚀的原因。首先，战后对科学，尤其是对原子能的期望被夸大了。考虑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取得巨大进步的速度，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背景的重要部分是，科学未能如期实现其允诺。更糟糕的是，政治领袖及其高调的科学顾问没有强调意外后果的潜在危险。原罪可能是低估了与辐射有关的风险，在武器试验和事故中，特别是在处理核废料方面。公众对原子能的信任，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重建。这种信誉的丧失具有传染性。如果政府及其科学顾问在辐射方面的决策是错误的，那他们可能还隐瞒了什么？其次，科学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些资深科学家开始怀疑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过度使用技术。轰炸北越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介入两党政治的科学家们闭门激辩。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的领导下，事情变得更加公开。这些总统希望建造一些备受瞩目的硬件，特别是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和反弹道导弹系统。进入权力走廊内幕的顶级科学顾问表达了保留意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意见帮助在野党赢得国会对拟议制度的辩论。政治家们并没有很快忘记这种明显的背叛，政治领导人控制着财政。最后，反税收运动的兴起改变了美国人对政府作为的看法。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复出现的预算辩论中，科学一再受到挤压。我们仍然为科学提供资金，特别是在国家安全层面，但是，相对于我们的经济规模而言，其资金投入要低得多。理解政治对科学经费支持的削弱侵蚀对于审视今天很重要。仅仅提出具体项目或创造片刻的热情是不够的。政府对研究和开发的支持，只有持续下去，才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与科学家的利益分歧是政治家放弃公共研发资助的原因之一。越南战争和“大社会”带来的新预算压力加剧了这种情况。但美国政府仍有足够的资金来资助现行合同中的研究承诺。1950—1974年，美国的赤字从未超过GDP的1.5%。到1975年，联邦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3.3%，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此后下降到1979年的1.6%。同期，一股新力量——反税收运动——增加了预算压力。虽然税收在美国从来不受欢迎，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反税收情绪明显上升。反税收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8年加州的第13号提案。第13号提案是一系列限制州内地方征收财产税能力的加州法律中的第一提案。自通过以来，已有近40项全州范围的税收限制措施，18个州的选民通过了这项提案。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后，反税收运动到达了联邦层面。经济疲软，加上战后最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导致赤字在1983年上升到占GDP的5.9%的战后最高点。在接下来的10年里，赤字平均占GDP的近4%，直到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扭转。但到2002年，部分由于乔治·布什总统领导下的新一轮大规模减税政策，后又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到2009年，赤字增长达到GDP的9.7%的峰值。98此后，随着经济的复苏，赤字逐渐减少，目前预计到2023年，赤字将占GDP的3%左右。罗纳德·里根赞成进行更多的研究，并有着非常具体的武器发展目标。99 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宣布了他的战略防御初创项目，称制订了“长期研发计划”，目的是拦截敌方导弹，消除这些导弹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他的项目被称为“星球大战”，不是关于创造新的基础科学，也不是为了电脑的发展。100里根执政期间，国防部的总支出从1980年占GDP的0.48%的407亿美元增加到1987年占GDP 0.7%的765亿美元。尽管有著名的里根军事重建，但在他的总统任期中，总的公共研发额度基本上是恒定的。101因为虽然公共支出在军工研发方面随着国防预算的增加而增长（1979—1988年，公共支出增加了40%以上），但国防部以外的公共研发支出却下降了30%。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联邦政府减少了对能源研究的支持。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973年禁运之后，原子能研究与其他项目相结合，于1977年置于能源部之下。大量资金在高峰时期支出了联邦政府预算的0.5%左右。然而，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联邦政府支持的能源研究下降了近50%。随着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的实际下降，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逐渐消退。与曼哈顿项目和阿波罗计划相比，能源研究的客户不是政府的直属部门，而是私营部门。私营企业对这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并不热情。到20世纪90年代，反对联邦资助科学的形势进一步加剧。当共和党人在1994年控制国会时，他们借机对环保署及其法规施加压力，连带基础科学的优点一并反之。在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的带领下，共和党还取消了技术评估办公室，该办公室自1972年以来一直存在，但是，该办公室对于共和党的星球大战计划显然批评过猛。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结束苏联的威胁，消除了自苏联卫星发射以来政府大量支持科学的主要动机。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美国超级碰撞器的辩论最能说明这一点。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大声疾呼，支持正在得克萨斯州建设的超导超级对撞机。该加速器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的大约20倍，并且会推动高能物理潜在的前沿发现。105 1993年10月，国会取消了该项目，部分原因是成本超支。随着冷战的结束，增加核知识的紧迫感不那么强烈了。这一次，当科学家与政客抗衡时，政治家们赢了。一个大型超级碰撞器最终在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建成。新发现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在纯科学层面上，使用超子对撞机的研究人员证实了亚原子希格斯玻森粒子的存在。106在应用领域，新西兰的一个团队使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技术，追寻希格斯玻森粒子，生产了第一台彩色三维X射线扫描仪。107如果超级碰撞器被安置在美国，不知道这种新技术是否会在美国得到发展，或者是否会产生一个新的增长部门。然而，这就是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热衷于承担的科学风险投资类型，今天却不再为其投入资金了。自从2008年大衰退，政府在科学方面的支出却略有复苏，因为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关键部分集中在科技投资上，特别是在清洁能源领域。事实证明，这种复苏是短暂的。从2011年开始，一些政客，尤其是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极力阻止赤字支出。在随后长期的政府角色论战中，政府的研发资助被大幅度砍掉。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在未来10年内削减了包括公共研发融资在内的可自由支出的1.2万亿美元。每年有一个具体的上限。随后的预算立法使削减战略翻了一倍，最终结果是非国防可自由支配支出大幅减少，从2010—2014年下降了15%。108作为这些预算之争的直接结果，公共资助的研发从2008年占GDP的0.98%下降到2018年的0.71%。回想1940年春天，范内瓦·布什即将访问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彼时联邦政府对科学的支持很少，政府与学术研究之间的潜在关系似乎充满了复杂因素。强大的利益集团，包括美国海军，对快速创新是否关联国防利益和经济繁荣持怀疑态度。在随后的70年里，人们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们比任何其他文明都更加信奉科学技术。我们帮助传播了这种价值观和这种经济组织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人观看了《杰森一家》，10年后又观看了《星际迷航》，随后几十年里，1968年上映《2001太空漫游》，当然还有1977年的《星球大战》，以及随后更多的科幻小说。在20世纪初，美国科学家在政治方面大多被认为是保守的。111这并不奇怪。他们是白人富者。112范内瓦·布什和他的科学界朋友一般对新政没有好看法。他们为罗斯福和联邦政府工作，因为他们担心德国的崛起，并正确地预测，需要与德国以科学为基础的战争方法相匹配。几乎无一例外，让他们感到更舒服的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执政。自从那时起，公平地说，科学家转向左翼；政治家的光谱转向右翼，不肯支持不受约束的科学研究及其影响。113在过去几十年中，关于科学及其影响的辩论一直很广泛，甚至是恶毒的。包括科学家对全球气候变化看法的效度，关于濒危物种，关于含糖高和高脂肪的危险，关于禁欲节育法是否有效等广泛的问题，都在争议之中。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公共资助的研究相对于美国经济的规模有显著的减少。然而，尽管出现了起伏，但同期研发总支出并未下降，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研发支出占GDP的2.5%左右。其直接原因是虽然公共资助的研究相对于经济规模有所下降，但私营企业的研究和发展却出现了逆袭式的增长。这就提出了一个明显而重要的问题：如果私人发明和商业化能够取代或有效地代替以前由政府资助的项目，那还有问题吗？本文选编自《美国创新简史》。特别推荐阅读此书完整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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