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启蒙哲人是启蒙时代的知识人。那时候还没有“知识分子”这个说法，但是，正如斯蒂芬·布鲁勒在《重申启蒙》一书里所说的，“启蒙运动礼赞知识者和他们的代表，让我们对知识分子有了新的认识”。启蒙运动史无前例地显示了知识者的社会作用，它的代表人物也开始担当一种全新的社会角色作用，那就是以自由对抗专制。在启蒙运动之前，就已经有知识者质疑宗教和政治的压制，有的甚至还扮演了时代良心的角色。但是，知识者把自己视为自由价值的传播者，并以此成为社会现状的批评者和改造者，这样的知识者自我意识和公共责任感是在18世纪启蒙时代形成的，也成为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份特殊遗产。18世纪启蒙哲人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首先提出“文字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说法，我们今天似乎仍然在消化这个共和国里的公民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它包括两个看似分离、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方面：一、知识公共性，二、知识专业性。直到今天，如何协调这两个方面仍然是知识分子如何为自己定位的关键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是仅仅局限在他的专业知识贡献呢？还是需要突破专业知识小圈子的局限，诉诸更为广大的公众？先看知识的公共性。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字共和国，它的公民虽然是知识者，但他们的写作对象却并不只是他们彼此，也包括社会中更多普通的有教养的人们。这一取向影响了他们的知识习性、行为方式和话语特征。他们相信，“最重要的思想应该是可以致用的，可以传递给他人，能有效果，并与社会有关”。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里认为今天继承了启蒙公共性的知识分子，把“普通的或是有教养的人们当作听众……显然，这就排除那些作品太专业或太深奥而无法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启蒙运动的象征性代表《百科全书》要传播的就是这种性质的公共性知识。
公共性知识的对立面不是私人性知识，而是根本就不在乎社会功能的知识，对此，雅各比写道：“有人认为，当公共文化衰退时，那些不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私人知识分子’就会茁壮成长。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神话。‘私人的’和‘公共的’脑力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至少可以说，它们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那些伟大的人物，从伽利略到弗洛伊德，他们并不满足于‘私人的’发现；他们寻找并发现了公众。”公共性是一种知识分子有意识为自己构建的社会责任和功能。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公共性，是因为他们积极介入和参与讨论一些公共生活的基本问题，如正义和公正、真相和事实、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民众的权利和义务。这些都是公共问题，也是广大民众需要关心的问题。但是，一般人由于忙于日常生计，没有时间和精力，或缺乏深入思考问题的能力，事实上无法真正关心这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并给予讨论，便成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功能。他们对民众的影响是以民众是否理解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信任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同意他们的看法来衡量的。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特别关注和善于讨论这些问题的主要职业人群并不相同。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典型知识分子，大多是文学家，“无论你想到的是萧伯纳，还是埃米尔·左拉、安德烈·纪德、让保罗·萨特或斯蒂芬·茨威格，这些人无不是成功地将他们的文学造诣转化为大众影响力”。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具有公共性的知识分子中更多的是“各种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有时是哲学家”。由于这个时期大学的规模变得更大了，所以他们当中不少是大学教授，“更可能是那些以学院教学而非以写小说为正职的人。”再看知识的专业性。专业性不只是指知识的专门领域，而且更是指知识价值的评价和认可依赖于有资格这么做的独立群体来评判。文字共和国就是启蒙运动时期起这种作用的群体。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先锋和启蒙先驱已经开始把知识者从天主教的教条和神学统治体制中解放出来，他们逐渐形成了世俗取向的独立机构，如伦敦的皇家协会、巴黎的科学院、那不勒斯的科学院、德国的Collegium Curosive，这些学会或协会的主要功能是促进自由的思想交流，参与者不仅是学术圈中人，而且也是社会中人。渐渐的，沙龙、咖啡馆、市镇议会、公共演说、剧场、初具规模的图书馆把思想交流从学术圈带进了社会，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它形成并依赖于一种平等、宽容和尊重常识理性的规则。这样的公共空间后来成为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现代社会的私人化倾向是公共生活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公共生活衰微诱导社会中人把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朝私人化的方向发展。知识分子生活的私人化除了与普通人的私人化有共同的特征之外，还表现在他们知识的私人化上，也就是一种狭隘的专业主义。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公共人的衰落》一书里指出，对大多数人来说，公共生活至多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义务，表现为“随大流”。他们“对国家事务漠然处之固不待言，而且他们的冷漠也体现在对待政治事件上。在他们看来，对待陌生人的礼仪以及与陌生人礼仪性的交往，往好里说是做做样子，乏味无趣；往坏里说是虚情假意。陌生人本身就是危险的”。发生在陌生人身上的事情根本就与他们无关，在知识分子身上，这种事不关己是以知识的限度为借口的。不幸的是，现在流行的那种对公共知识分子缺乏专业精神的攻击正在帮助这种借口成为正当的理由。美国历史学家斯托芬·平克把启蒙运动时期传播知识的那个范围称为“博客圈”和“全球校园”。用博客圈这个比喻是为了便利今天互联网时代读者的理解。平克说，理解思想史的读者“都不可能不为18世纪的‘博客圈’所惊叹。每一本书刚出印刷厂，立即被销售一空，旋即再版印刷，接着就是被翻译成数种文字，评论的小册子和单张接踵而至，学者们通信交流，最后是又一本新书火热出炉。洛克和牛顿这样的思想家们通了上万封信。伏尔泰一个人就写了18000多封信，足足编纂了15卷书。当然，按照今天的标准，这种对话的进行速度过于缓慢，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才有一次交流，但它的速度已经足以引发讨论、批评、融会、提炼，并引起当权者们的关注。最著名的事例是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此书一出，即在欧洲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推动了在全欧洲废除酷刑惩罚”。以新的方式将前人的知识重新打包，以此传递新的观念。传播本身就有改变思想的作用，没有任何思想能够原封不动地传播，思想传播者再聪明，也不可能一开始就知道什么观点最有价值，最会让他人感兴趣或接受。平克对此写道：“人类的头脑擅长将一个复杂的思想打包，并将它与其他的思想一起装配成更复杂的组合，再将这个组合打包，做成更大的装置，然后再结合更多的其他思想，层出不穷。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稳定的源源不断的组件供给，而这必须依靠各种思想交流的网络。”今天，我们的知识传播有了18世纪所没有的数码交流网络，但是，这并不能自动成为一个自由的交流网络。相比之下，18世纪反倒有一个因为相对自由而更为称职的交流网络，虽然那只是一个靠纸媒通讯维持的网络，但范围广阔，无远弗届，成为平克所说的“全球校园”。他对此写道：“一个全球校园不仅提高了思想的复杂性，也提高了思想的质量。在蜗居的隔绝中，难免会滋生各式各样怪异和有害的思想。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一个有害的观点暴露后，其他思想家的批评至少让这个观点有了枯萎和死亡的机会。在‘文字共和国’中，迷信、教条和野史的寿命都不长，那些就控制犯罪和管理国家冒出来的馊主意也得意不了几时。将一个人点着火，观察他是否会被烧死，以此来判断他是否有罪，这种手法是十分愚昧的。为了一位女子与魔鬼交配并将魔鬼变成猫而处死她，同样愚蠢至极。除非你自己就是世袭的专制君主，否则你不可能认同世袭专制君主是最佳政体这样的奇谈怪论。”这个超国界的博客圈或全球校园并不是文人的俱乐部，而是文字共和国，是一个言论的公共空间。斯蒂芬·布鲁勒指出，在这个公共空间中活跃的是“进步活动分子和知识分子。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电脑，旅行和通讯也比今天要困难得多。由于审查、书价昂贵、图书馆稀少、不容易得到书籍，‘文字共和国’只是一个理想，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它的精神就是康德所说的‘Sapere audel’！或‘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性’”。斯蒂芬·布鲁勒称这个“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性”的公共空间为“国际民间社会”。18世纪的知识人没有组织体系，也不是一个严格的思想学派。如果说他们组成了什么，那也只是一种松散的知识者组合，历史学家彼得·盖伊称之为“启蒙家族”。他写道：“如果说启蒙哲人是一个家族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喧闹的家族。他们是战友，而且常常有深厚的私人友谊，但是，除了以推动共同的事业为最大乐事外，其次就是以批判战友为乐事了。他们彼此展开无休止的论战，有些交往完全是唇枪舌剑，毫不客气。后人对启蒙运动的许多指责——天真的乐观主义、傲慢的理性主义、非哲学的哲学化——最初都是出自他们彼此之间的攻讦。甚至有些从那时就开始流传的误解也是出自启蒙哲人：伏尔泰制造了所谓卢梭崇拜原始生活的谣言，狄德罗和维兰德重复了这种说法；休谟和另外一些人最早把伏尔泰的优雅机智误解为玩世不恭。”今天，有人把启蒙时代的学人划分成“启蒙”和“反启蒙”两个阵营，但是，启蒙家族并不是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那种党同伐异的“党人同盟”，也没有“我们-他们”的敌对阵营意识。盖伊生动地描绘了启蒙哲人之间的争争吵吵，“让他们的敌人幸灾乐祸的是，启蒙哲人把他们自己的氛围搞得极其紧张：朋友关系都很情绪化，争吵时惊天动地，和解时涕泗横流，私事炒得沸沸扬扬。狄德罗除了对卢梭外，对其他人的缺点都很大度，但是他很难原谅达朗贝尔在与他合编《百科全书》时因谨慎而临阵逃脱。伏尔泰最喜欢那些才能不如他的人，却对狄德罗表示了让人不舒服的、莫名其妙的敬意，还参与他本人其实不以为然的《百科全书》”。伏尔泰嫉妒狄德罗，而狄德罗对伏尔泰也不乐意高抬，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虽然称赞伏尔泰，但是说他行为古怪。狄德罗欣赏伏尔泰的作品和仁慈大度，但不知为何绝不信任他。直到1778年，他们两人才见面，当时伏尔泰返回巴黎，不久就故去了。至于德意志启蒙人士，例如莱辛，“他们与法国人保持一种疏远的、得体的、有点让人不太愉快的关系：他们崇拜法国人，但心怀嫉妒。”“卢梭最初受到所有人的追捧，然后他拒斥所有的人，也遭到所有人的拒斥，甚至遭到大卫·休谟的拒斥。胖乎乎的休谟毫无嫉妒之心，善于交际，快乐宽厚。似乎只有他广受欢迎，是启蒙哲人家族中受宠爱的小舅舅”。把意见纷争的启蒙哲人联系为同一种人的是一些共同的理念和世界观，这些共同的东西超越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激烈争吵。盖伊评论道：“启蒙哲人没有一个政党纲领，但他们确实结成一党。有些最难听的指责发生在家庭内部，一旦变得公开，通常会用大量的客套言辞来加以粉饰。此外，外界的骚扰或对骚扰的担心也驱使启蒙哲人们想到他们的共同之处，忘掉他们之间的分歧。只要得知一本书被查禁焚毁、一个激进作者被投入监狱、一段异端文字被审查删除，那就够了。他们就会聚集队伍，爱挑事的官员就得面对一场突然的战斗：与伏尔泰歇斯底里地号召团结相比，1758年爱尔维修发表《论精神》引发的风暴，翌年对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查禁，更能把启蒙哲人变成一党。那些试图摧毁这一运动的批评者反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757年，报人弗雷隆向书报检查主管马勒泽布指控狄德罗是‘一个大团伙的头目，他掌管着一个人数众多的社团。这伙人每天都在用阴谋诡计来发展壮大自己’。但是马勒泽布依然尽其所能地保护启蒙哲人。”当时还有人认为，“尽人皆知，这些哲学大腕有一个攻守同盟”。其实，说启蒙哲人们是一个社团或结成一伙，那只是一种无法证实的印象。对18世纪知识者群体的种种称谓——博客圈、全球校园、国际民间社会、启蒙家族——都指向一个范围有限的群体，在这个以自由和平等为原则的学人群体中，启蒙的意义在于自我启蒙，并且以此带动更大范围内的启蒙：让尽量多的人尽快地成熟起来，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非任何什么人都是启蒙的对象，启蒙只对那些做好了启蒙的准备，有启蒙的条件和意愿的人才有意义。启蒙只是一种有限期待和有限敞开性的知识努力，尽管“有限”的范围发生了变化，但这种有限性从18世纪启蒙时代到今天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启蒙不是一场裹挟民众的群体运动，启蒙必定是改良而非革命性质的。启蒙时代的启蒙对象是有读写能力的人，他们的人数正在增加，但毕竟是少数。启蒙人群虽不在群众之中，但却在学院之外。今天这仍然应该是启蒙者的位置。休谟说，以前所有的知识学问都“被关在学院和修道院内，与世隔绝”，所以他立志要把知识解放出来，使所有“能够改变的人”都能知晓。康德不是一个易懂的哲学家，但他也希望自己给公众月刊写的文章不只是在大学里才有读者。但是，这样的读者群不会很大，康德认为，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启蒙只适宜于“有知识的人对阅读公众说话”。假以时日，等到能够劝说统治者采纳知识者的意见，有了好政府之后，这才有可能让其他的民众也进行自我启蒙。启蒙本身并不能建立一个好政府，启蒙顶多只能为好政府培养它所需要的，或适宜于帮助政府变得更好的那种人才，以及希望政府能变得更好，并知道什么样的政府更好的那种民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启蒙是一个长远的社会改良过程。18世纪是如此，今天也没有什么改变。
本文选编自《与时俱进的启蒙》，注释从略。特别推荐阅读此书的完整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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