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与重生：从“去纳粹”到乌托邦化的一座城市｜辛克莱·麦凯
在寒冷的冬天，废墟被积雪覆盖，景观变成单色，被炸毁的建筑物内部现在是一片不协调的白色。即使那些剩下部分屋顶的建筑物在暴风雪的侵袭面前也很脆弱。圣十字教堂直到1955年才被重建和修复，这是在它的主屋顶被击穿的10年后。但在乐长鲁道夫·莫尔斯伯格领导下，圣十字唱诗班成了苏联治下城市新生活的特色之一，他的唱诗班在老城区以外的其他公共场所演出。
除了莫尔斯伯格的《德累斯顿安魂曲》，唱诗班还改编传统民间音乐的主旋律，将其演绎成各种各样的新作品。维克多·克伦佩雷尔观看了其中一场演出，颇为喜爱。如今，克伦佩雷尔重返学术生活，再次成为一名教授，并无奈地陷入新政府呆板的体制中。他被圣十字唱诗班的黑白制服和他们程式化的演唱迷住，甚至有一刹那他还以为这些男孩是一个个小机器人。
《德累斯顿: 一座城市的毁灭与重生》
对于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和伊娃·克伦佩雷尔来说，他们在战后岁月里所经历的世界时而奇妙美好，时而令人崩溃。美好之处在于，他们每天不仅能受到礼貌的对待，还得到人们的尊重。这是因为克伦佩雷尔教授的职业生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前往欧洲各地参加学术会议，甚至去了中国；也因为他发表的专著和他做的讲座。然而，战后的生活也令人难受，因为伊娃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差，也因为在这个新生的德累斯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曾经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犹太人几乎全部死亡。死去犹太人的影子将永远浮在城市上空，对杀死他们的势力还会卷土重来的忧惧也永远不会消散。20世纪50年代初，伊娃死于心脏病发作——她去小睡了一会儿，克伦佩雷尔给她端来一杯晚间饮料时，发现她睁着眼睛，面色平静，没了呼吸。他悲痛欲绝，但尽管他感到自己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他还是忍受着孤独和痛苦继续工作。在50年代，他遇见了第二任妻子哈德维格。克伦佩雷尔一直活到1960年初，他去世时78岁。他的幸存，以及他留下的那些记录黑暗岁月的非凡而详尽的日记，为揭露纳粹暴行的全部丑恶发挥了巨大作用。
鸟瞰德累斯顿
克伦佩雷尔把穿制服的圣十字唱诗班成员描述成机器人可能有些不友好，但在战后的那几年里，那些被派去清理废墟的工人的确像是真人大小的木偶。轰炸发生一段时间后，堆积如山的瓦砾碎石中仍铺有特殊的窄轨铁路，以便把建筑残骸装上货车运走，清理这一片被摧毁的荒野，为新建筑的建设做准备。除了被派去清理这些石块的工人外，不知情的路人有时也会在苏联士兵的强迫下劳作——如果士兵发现他们没有携带所需的所有正确文件，就会强制他们轮班。然而，当局希望人们能将他们对城市的修整理解为新时代的英雄主义。他们制作了一些海报，画中宽肩的男人和微笑的女人正着手复原城市，昭示整个社会也正在以一种更清洁、更健康的方式进行重建。
对某人来说，这一切都是他长久以来的梦想。那个人就是瓦尔特·乌布利希，一个资历深厚的德国共产党人，有着（在某些人听来）令人发狂的尖锐声音和（在某些人听来）刺耳的“萨克森口音”。他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各地流亡，战争期间，他居住在莫斯科，随着纳粹的瓦解，他迅速返回德国。在他的领导下，德国共产党被迫与其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合并，成为社会主义统一党。所有规则和协议都来自莫斯科，他对权力的掌握，从强调民主的必要性开始，敏锐犀利，不容置疑。德累斯顿和其他东德城市一样，配给非常严格，有一部分面包里还加了橡子，人们几乎没有精力对这个新政权表达激烈的政治反对。乌布利希的肖像迅速占据了每间教室、每个演讲厅、每家餐馆。他的形象取代希特勒，出现在所有邮票上。（在更换邮票之前，每张邮票上的希特勒肖像都用钢笔简单地涂抹掉了。）
在西德，有一些“去纳粹化”项目，其中包括向平民展示死亡集中营的照片和录像。在苏联占领区，包括柏林、德累斯顿、魏玛和莱比锡等城市在内的东部地区，苏联高级军官和官员严肃地以不同方式对民众进行再教育：前纳粹官员很快遭到围捕、审讯，并被送往劳改营。再往下一层，那些（主要是通过工作）与纳粹过从甚密的公民被查出——许多人是被告发的——并被公共生活排斥在外，过着无业无依的困苦生活。
德累斯顿大火
对于其余的平民百姓来说，改变既定思想的严肃过程很快开始了。从剧院到工厂车间，从工人在公共酒吧使用的粗俗语言到学者的高深讨论，政府设立委员会来监控和整顿人们在方方面面的态度，向中产阶级灌输对工人阶级的尊重，解释为什么征用私有产业是可取的，传达和实施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审查书籍、报刊文章、无线电广播和任何他们认为对新政府统治下的未来不够乐观的艺术作品。（在使用粗俗语言方面，苏联官员郑重劝告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不要学工人阶级，他们认为，这非但不能表达团结的意图，反而可能带有嘲弄的意味。）每一个生活领域，每一个工作场所，每一个居民区，都在委员会的监管下。在昏暗的灯光下，男男女女坐在桌旁，制定议程，对偏离既定规范的话语毫不留情；他们可以随时解雇某人，而且无须做出解释；整个市政部门都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替换。主要的权威人士故意摆出反复无常、难以捉摸的姿态，通过引发人们对不安定的焦虑来确保他们服从政府。老字号店铺旁边出现了新的国营商店，电影观众现在可以看带有字幕的俄罗斯电影。
对这个城市的儿童和学生来说，在教育意义上，他们不再面向西方，而是快速地转向莫斯科。德累斯顿家庭意识到，未来的就业和晋升机会将直接受到对俄语适应性的影响，因此，俄语教学进入教室，成了核心课程。相反，英语教学开始减少，人们或许是认为，美国人的粗俗语言本身可能只会引入不受欢迎的思想。在接下来的一代人中，俄语变得越来越普遍和熟悉。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文化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地家庭开始习惯去东方度假，他们会乘坐长途火车前往克里米亚和黑海海岸的新度假胜地。
言说自由基本上是禁止的。没过多久，如果有人想在酒吧里讲一个温和的反独裁笑话，就会先把朋友叫到外面，避开别人的耳目，然后再讲。从1933年之前开始，这座城市里就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不过对于那些活下来的少数人而言——他们不是被纳粹政权迫害，就是被纳粹政权排挤——这里有真正的、新的机遇。从医院到艺术馆，人们对生活有了一种强烈的新渴望。德累斯顿人看着植物园中植被渐渐恢复，城市中残存的、仍然茂盛的草木在春天开花抽芽，感到欣喜不已。此外，纵观整个欧洲，德累斯顿人可能都找不到比这座城市中的生活更轻松的地方了，也许除了美国占领的德国地区，因为据传那里有充足的食物供应。英国的占领区，和英国本土一样，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那些房屋没有被炸毁的德累斯顿人至少还有家的安全感。在战后的几年里，包括被暴力逐出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日耳曼人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在欧洲大陆上离散流亡，而易北河上的这座城市在其新当权者的控制下至少还算稳定。
轰炸后的德累斯顿
到1949年，德国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随后十年中，东德有很多人移民到西德，但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人选择放弃这个机会。著名的电子学专家海因里希·巴克豪森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轰炸一年后回到了德累斯顿。起初，他和（仍未从轰炸的破坏中修复的）大学的其他科学同事发现，眼前的政权并不希望德累斯顿恢复其工程专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态度渐渐缓和。事实上，巴克豪森教授除了获得东德国家奖（他的大学同事克伦佩雷尔教授曾一度十分渴望获得这一荣誉）之外，还有幸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幢新的大学大楼。巴克豪森大楼的设计采用20世纪50年代那种简朴但明亮的直线型风格——学生们在大楼前宽阔的大道上骑着自行车来回穿梭。巴克豪森大楼是低功率技术系的基地，快速发展的晶体管技术研究也在其中开展。也许作为一名科学家，于1956年去世的巴克豪森比大多数人更容易远离无休止的意识形态骚扰，埋头于技术性很强的电子电路图和设计图中，很少能听见关于错误态度的争论。可以说，这项工作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进步有直接帮助。不仅如此，德累斯顿还设法保留了其作为产品广泛的精密制造和技术创新中心的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城市重新赢得了其在精密相机等产品方面的声誉，这反过来又会吸引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些较落后地区的游客，他们渴望购买这些先进的产品。
在医学方面，德累斯顿也留住了战后那几年最杰出的人物之一：阿尔贝特·弗罗梅医生。他的家在那天夜里被大火吞噬，但他不慌不忙地在他担任院长的腓特烈施塔特医院内建立了新家。医院为他和家人提供了房间。事实上，他们要在那里住上几年，之后他搬进了一栋新房子，那个小区绿树成荫，景色宜人，俯瞰城市全景，邻近德累斯顿荒地的森林。他和重建后的腓特烈施塔特医院在当时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完成了一些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包括大量的癌症研究，他就这些研究于1953年出版了一本书。虽然技术资源匮乏，但腓特烈施塔特医院利用放疗技术治疗乳腺癌，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就，一些病人从不久前还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中幸存下来。弗罗梅医生在古稀之年仍继续工作，原本严苛的当局也向他致以感激之情：1954年，他被任命为德累斯顿第一所医学院的院长，同年，他被授予“杰出人民科学家”称号。
弗罗梅医生还对从东柏林到莱比锡的其他东德城市的科学院产生了浓厚兴趣。如果他对新政权心存疑虑，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理想，那么他一定非常谨慎，不过，考虑到他冒着断送职业生涯的危险拒绝加入纳粹党，弗罗梅医生很可能与社会主义理想和为全民提供良好医疗服务的理念产生了共鸣。他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退休，由于身体虚弱，他搬去西德与家人团聚（当局允许老年人穿越当时巡逻检查已非常严密的边境）。
德累斯顿重建
艺术家和木偶制作者奥托·格里贝尔也是轰炸和纳粹政权迫害的幸存者，他在撤离德累斯顿后被欢迎回城。1946年，格里贝尔与妻儿团聚，并被任命为德累斯顿美术学院的教师。当其他人对触不可及但又无孔不入的苏统治感到不适和不安时，格里贝尔却看到，一种自然的正义又在这个世界恢复了，而对于他自己而言，将绘画与社会主义理想相结合的希望再次出现。他的同辈人包括一些艺术家，如库特·克尔勒，一位入党很久的人。随着东德巩固了自己的新身份，新的统治者试图为这些艺术家指明“正确”的创作方向。20世纪20年代新出现的现代主义如今只能退后，艺术家们将其隐藏在带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中，创作题材也受到限制。但在这样的环境下，格里贝尔仍然感觉到了解放：例如，他早期对劳动人民的描绘虽然程式化，但仍然抓住了无产阶级英雄主义的本质。除此之外，他还热衷于用艺术来进一步传播和巩固社会主义。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在德累斯顿创作的绘画以绿色、棕色、灰色和赭石色为基调，展现农业和工业场景，当然，1945年的燃烧弹轰炸仍然是一个能激发他灵感的主题。关于形式主义有许多争论——即使是最细微的笔触都具有政治意义，而不要走美国艺术的新路线也同样重要，因为美国的新艺术陷入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泥潭。此外，他还努力确保艺术能深入工人的生活。就像同时代的科学工作者一样，格里贝尔似乎非常成功地在冷酷统治下的激流中稳定航行：他一直任教至60年代，于1972年去世。
他的儿子马蒂亚斯在爆炸发生时8岁，20世纪50年代，他在14岁时就离开学校，专门学习农业知识，并在农场工作，后来成了一名农业顾问。再没有比这更完美的社会主义了。然而，他有自己自由不羁的艺术追求，他在60年代成为一名歌舞表演者。他在东德各地的小俱乐部里巡回演出，目光锐利的斯塔西秘密警察对他进行严密监视。斯塔西在德累斯顿北边的山上有一个很大的基地，可以俯瞰这座古老城市的废墟。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年轻人都受到更密切的监控：东德的刑法典细致强调了反社会行为和反社会态度，可能判处终身监禁。在对待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只要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秘密告发和审讯，无数家庭因此遭到破坏。即使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德累斯顿的生活依然压抑得令人窒息。当地的斯塔西国家安全总部有许多牢房和审讯室，延续了前政权的高压。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终垮台时，据估计有1.2万至1.5万名囚犯——大部分是对当局持批评态度的人或设法逃离东德的人——在被送进监狱和集中营之前曾在这个拘留区待过。
尽管监控无孔不入，持续的威胁重压在身，但德累斯顿的大多数人都在寻求简单的生活。这座城市也在他们周围再次崛起。甚至，对那些像艺术家伊娃·舒尔策–克纳贝这样的人来说——她在日落时分凝视蓝天下的“粉红色废墟”时也能感受到其散发出的反常魅力——看到新住宅项目的建设，更是一种陶醉。在约翰施塔特、新城区和腓特烈施塔特，一排排六七层楼高的公寓楼拔地而起，有些还带有阳台。排布上的严格几何风格秩序井然，建筑本身的风格也一样，由技术官僚专家精心规划每一个细枝末节，包括高楼前的小块草坪和运动场，以及数量减少的商店和生活便利设施。在这个新时代，政府希望所有居民——从工厂工人，到工匠，到银行经理——都使用具有统一审美标准的相同设施。这里也有宽阔的大道，宽度当然要足够坦克行驶。
即使在这种极尽谨慎维持的平等主义氛围中，仍有一些新公寓比别的住宅更受青睐，比如建于新市场两侧，在曾经满是灰土、杂草丛生的地面上建起的大公寓。这些为官员建造的公寓有很多房间，可以看到其他重建工程的美妙景色。大型百货商店得到重建，虽然现在这些商场都是国营的，但因为短缺而引起的纠纷仍在继续，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的短缺。男士西服很难买到，有一次在一家国营商场里出现了五件女士风衣和“几件彩色罩衫”，当地一家报纸也刊出广告，这批货引起骚动，以至于外国媒体都报道了此事。“柜台和陈列架都被推翻”，妇女们为这些稀罕之物大打出手。
创造出与过去大相径庭的景象也并非特别罕见。事实上，在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向太空深处探索的时代——发射卫星，把人送至星际间——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曾经的普拉格大街在20世纪60年代被改造成一个现代主义风格的国营购物广场：混凝土峡谷间排列着巨大的矩形公寓楼，广场本身也精心设计了喷泉、花坛和长椅。虽说这种未来主义的暗示对老年居民来说相当突兀，但它绝不是个例。这种城市空间的新风格遍布西欧，尤其是在英国，从克罗伊登到邓迪都能找到类似的设计。不仅如此，德累斯顿还迎来了许多西方游客。1965年，在德累斯顿大轰炸20周年之际，《观察家报》的青年记者尼尔·阿舍森怀着好奇的心情环顾四周。“走在这座古城里，你很快就会迷失在那些原本可能是宫殿或教堂的残垣断壁之间，”他写道，“这座城市通向一片黄褐色的石屑平原，上面散落着许多雅致的新公寓楼。”与此同时，新市场已有一部分被改建成了“深沉、富丽又不失美观的斯大林风格街区”。
不过，这座城市的古老气息并没有完全消失。其中一个受人喜爱的著名地标，茨温格宫，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后得到修复。茨温格宫曾收藏着这座城市的艺术瑰宝，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它一直维持着轰炸后的损毁状态。但哪怕在较为强硬的市政当局中也有一种共识，即古典艺术是一种重要的公共需求，享受古典艺术的人不应局限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除了画廊本身的修复之外，首先要处理的棘手问题是马丁·穆切曼在轰炸前一早就从城里运出的那些绘画大师作品的下落。
历代大师画廊
就像大量的技术和农业设备一样，许多藏品被苏联的战利品搜寻者从避难所掘出，然后被带到俄罗斯。有的藏品藏在锁匠的地窖里，有的则通过地下交易迅速流入西欧市场。对于当下苏联人手中的1200多幅画作是否会保留在莫斯科，人们还有一些疑问。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小心翼翼的宣传下，这些画作回到了茨温格宫新改建的画廊里。在这座如今因其损毁而广为人知的城市里——一位居民提醒道，市民们像18世纪的诗人一样，逐渐习惯了对废墟的崇拜——这是一个重要的振兴时刻，因为这就相当于承认，各种形式的艺术才是城市的核心。随着绘画大师作品的回归，一场更广泛的艺术修复运动开始了：大约有6000件其他作品，从绘画到雕塑，被逐渐交还给城市当局。只要伦敦的哪家拍卖行里出现某些扎眼的画作，东德政府都会成功地游说将其送回。
音乐也始终是这座城市的核心，但与茨温格宫相邻的森帕歌剧院被炸成空壳后的命运就有些难料了。1947年，一位市政官员建议将其重建并重新启用，不仅作为人民歌剧院，还能作为人民电影院。但也有一些人，他们很想用炸药把歌剧院剩下的部分也销毁，他们认为，老歌剧院及其正厅观众席上方的豪华包厢代表一种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精神。歌剧若要回归，为它构建一个不会加剧阶级分化的空间必然更好吧？唯一能阻止这些人将歌剧院残桩废墟彻底销毁的理由是，所有德累斯顿人都认为歌剧是这座城市认同和历史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移除它无异于抹杀过去，而过去的许多东西已经被抹去，留下了无限创痛。就这样，废墟留在蜿蜒流淌的易北河畔。经过有关人士多年的游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森帕歌剧院的修复工作才终于开始。
……
灰色的混凝土写字楼，不稳定的热水供应，餐厅里的公共餐桌——这就是冷战缓和时期的德累斯顿。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这座城市已经恢复了足够多的美学生活，不仅吸引来自俄罗斯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游客，也吸引西方人。那些对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政治理念并不敏感的左翼游客穿过铁幕，去品味这个还没有被闪闪发光的物质主义陷阱所俘获的文化地标。除此之外，1985年，随着森帕歌剧院重建工作终于启动，德累斯顿迎来一位新居民——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普京还是一名年轻的克格勃官员时，他和第一任妻子柳德米拉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四年。他的情报活动——拦截、窃听电话——据说很低调，与斯塔西（东德国家安全机构渗透进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代表无孔不入的监控和暴力）相比，也许他们的确算是低调的。这对年轻的夫妇非常喜欢这座城市。普京当时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和妻子觉得这里的街道和城郊绿树成荫的乡村非常惬意。他们存钱买了一辆车。据说，普京对当地的拉德贝尔格啤酒情有独钟（普京家住在新城区东部，靠近易北河北岸，离拉德贝尔格啤酒厂不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一名30岁出头的克格勃官员，普京在德累斯顿的生活比他在街上遇到的任何市民都要愉快得多。1989年秋天，整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失控，柏林墙倒塌，这是他第一次认真地警觉起来。在德累斯顿，愤怒的市民将注意力转向斯塔西总部。而且普京猜对了，他们也开始向克格勃办公楼进发。是他一个人站出来面对人群，用德语冷静地恳求他们不要再往前走，因为狙击手已经就位，后者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击毙。普京成功地控制住了局面，并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制造了一场火灾，销毁了机密文件。
森帕歌剧院
在这些离奇的岁月里，这座城市的艺术之心在日益压抑和腐朽的政权背景下，以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和信心跳动着。有一个阴沉的地标提醒着所有德累斯顿人1945年2月13日的景象：在开阔、荒凉的新市场里，圣母教堂的断壁残垣仍在那里。在德累斯顿这几十年漫长的重建过程中，这座令人赏心悦目的巴洛克式神殿从未被当局视为优先修复的建筑。相反，它那支离破碎的残迹永远提醒着人们美英帝国主义的邪恶，以及他们无端将如此美丽的事物当作轰炸目标的恶行。及至20世纪80年代初，该遗址成为德累斯顿和平运动的中心。就像西方年轻人大声疾呼反对核武库一样，德累斯顿年轻人也以同样的热情游行反对所有此类武器。圣母教堂现在的牧师塞巴斯蒂安·费特当时和他的朋友们带着许多条幅来到那里。他们还带来了残疾的德国士兵，没有带枪支。也许当局允许这样的示威活动是因为，美国向西德部署中程核导弹是苏联一直以来不安全感的根源，但这并没有减弱年轻抗议者的严肃态度和诚意，也没有减弱他们对按一个按钮就能改写的未来的恐惧。德累斯顿的毁灭还清晰地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设想核爆的闪光和放射性热浪并不需要多少想象力。有阴谋论认为，二战期间，盟军原计划把德累斯顿当作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场。
不过，与此同时，费特的祖母是个乐观派，她一直深爱着圣母教堂，她有一种预感，在未来某个时候，它会被完美地修复。她是否也预见到德累斯顿其他许多地方的惊人重建？不仅有从茨温格花园到日本宫殿经过修复后完美的巴洛克式建筑细节，还有修复后的别墅，重新种植的树木，甚至还有那些阴郁的廉价苏联建筑的细致翻新。圣母教堂处于这一切的中心。因为，尽管关于轰炸机是否有罪的激烈辩论仍在继续，但德英之间和解、合作和共同努力的长期原则也得到了实现——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德累斯顿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一种让全世界都能看到、理解并且不会畏缩的方法，去承载和铭记它最黑暗的夜晚。
本文选编自《德累斯顿: 一座城市的毁灭与重生》，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推荐购买此书阅读完整內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否则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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