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游进入新世界：12世纪意大利城市公社的出现》
[英] 克里斯‧威克姆 著
【内容简介】
在许多中世纪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的现代性叙事中，意大利城市公社凭借其自下而上的合作方式、对君主制的脱离、制度上的创新，以及带世俗气质的文化，堪称世界迈向近现代的踏脚石之一。但在作者看来，这种诠释缺乏对细节的充分思考，犯了一项根本性错误，即对历史的目的论式的解读。作者选择米兰、比萨、罗马作为个案研究，考察了在11世纪和12世纪意大利王国的解体过程中，城市公社这种中世纪欧洲最早的非君主制政体之一是如何产生的。作者试图表明，这些城市的精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东西，而是在“梦游”中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可以说，本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中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创新之一的理解。
【作者简介】
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中世纪史荣休教授，曾获沃尔夫森历史奖等。著有《建构中世纪早期》《企鹅欧洲史‧罗马帝国的遗产》等。
【内容试读】
1117年，一场大地震摧毁了意大利北部，米兰大主教以及该城的执政官们召集北部各城的民众及主教前来米兰，举行一次大会。地点设在布罗莱托，这是一处位于米兰两座大教堂之间的开阔地，如今是大教堂广场（Piazza del Duomo）的一部分。对于这次集会，编年史学家圣保罗的兰多尔福在二十年后引用目击者的话记述道：大主教和执政官们搭起两座舞台（theatra）。其中一座供大主教和主教、修道院长、重要的教士使用，他们或坐或立；另一座属于执政官们以及精通法律和习俗之人。四周则围绕着许多神职人员和世俗民众，包括妇人和少女，人们翘首期待着惩恶扬善、激浊扬清。
这次会议的召开，似乎是为了应对此前发生的大地震，兰多尔福紧接着提到，“出于对断壁残垣的恐惧，所有人聚集在那里，以聆听弥撒和布道”；然而，此处也被看作一个寻求正义、讨回公道的场合，兰多尔福自己就曾在这里寻求恢复原状，因为他新近被逐出了（圣保罗）教堂，而他原本是那里的神父和共同所有者之一。他的主张未获支持；他的敌人大主教焦尔达诺绝不会允许兰多尔福重掌其教堂，焦尔达诺的继任者也不会（尽管他们不像前任那么心怀怨毒）。在此背景下，兰多尔福关于重树美德的言辞应理解为一种反讽。但是，他笔下的这次精心策划的会议场景十分引人注目；其中权力分立的情况也是如此———教会占一座舞台，执政官和法律界人士占另一座。这一记述，可与同年７月的一份文献互为参照。该文献在当时的一份副本中保存了下来。它记载道，米兰的执政官们裁断了一桩法庭讼案，该案是由邻近的洛迪城（此时属于米兰治下）的主教提起的，“在公共大会［或许是在同一个开放的场所］上，与会者有米兰大主教焦尔达诺及米兰教会上下各级神职人员，米兰的执政官们及许多领主（capitanei）、封臣（vavassores）［这是伦巴第军事贵族统治体系中的两个等级］ 和民众（populus）”。这是提到米兰执政官们的第二份文件，却是第一份真正点出其中十九位执政官姓名的文献，表明他们扮演了司法官的角色。如果兰多尔福的记载和执政官的文件意指的不是同一次集会，至少也是同一场合紧挨着举行的两次会议，并且相互印证：一个展示了一桩经过精心安排的事件，另一个展现出切实有效的法律内容。自从近现代历史著述开始关注意大利城市公社的起源以来，它们也被看作且被大力强调为一个对子（a pair）。米兰的例子，可以追溯到1760年代乔治·朱利尼的著作：在这个戏剧性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米兰的执政官们开始肩负起他们未来将会扮演的城市统治者这一崭新的角色，而意大利的历史也由此迈向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道路。在下文中，我想要细致地将那个时刻描述一番。不过，还是让我们从简述以下内容开始：为何那个时刻以及那种新政体在历史编纂学上如此重要。广泛来看，有两方面的相关背景，一个是意大利的，一个是国际的（尤其与美国相关）。对于意大利的专业历史学家而言，在关于过去的宏大叙事中，近代国家的起源从来不是中世纪，正如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情况（要不然它怎么会在德意志令人扼腕地失败），而毋宁是自治城邦对外部支配的成功抵制，这使得文艺复兴时期市民文化的发展成为可能；其实，外部统治只不过是事情的一部分，因为直到最近，意大利人仍倾向于将诺曼人和安茹人在南意大利进行的真正的国家建设活动视为错失良机乃至南部“落后状态”的根源，认为其损害了那里的城市自治化的根基。城市，是意大利历史中的“至善原则”，存在于1850年代卡洛·卡塔内奥著名的构想之中，并为意大利复兴／统一运动准备了前奏。当最初产生了城市自治的那个时刻成为历史学界极为有趣和重要的话题时，缔造了自治集体的“联合运动”也就成了研究工作的一个核心焦点，尤其是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就在这个时期，意大利发展起了其合乎科学的历史学。确实，它超越科学的情感力量意味着，关于中世纪市民集合体性质的辩论，很快变成了20世纪初意大利主要政治和文化战场的隐喻；中世纪史学家在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运动、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共同体，以及二战后以基督教民主主义告终的慢热的教权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们会觉得，这意味着这个课题必定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很不幸，情况并非如此（后文将会再次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在意大利，它的核心地位依然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国际上对这个主题的兴趣，从布克哈特到美国大学的“西方文明”必修课，也都与文艺复兴相关，尽管也会补充说，意大利城市公社被认为具有民主或至少是共和主义的性质，是现代性的诸多起源之一。就像研究威尼斯历史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Ｃ．莱恩1965年在美国历史学会所言：“我的论旨是共和主义，而非资本主义，这才是这些意大利城邦最独特和重要的方面；从13世纪一直到16世纪，是共和主义赋予了意大利文明突出的特质……复兴古代城邦文化的尝试，反过来又加强了共和制理想，并极大地推动了它在近现代国家，尤其在我们国家的胜利。”美国对文艺复兴史的依旧非常强烈的关注，就是源于这两条思路。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城市公社的经验还被非中世纪史学家援引和提及，比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颇具影响的合著《使民主运转起来》，就将当时意大利市民的团结一心，全部归功于意大利城市公社及其在11 世纪“对霍布斯式两难困境的协调解决”所产生的影响；又比如在英国，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自由的理想”一章干脆不是以对问题的定性作为开头，而是直接切入早期意大利的执政府。这里我必须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位重要学者满足于从相当基本的文献中获得他们关于公社时期意大利的信息，但是，意大利各城市公社，以及更广泛的意大利各城邦，在两人的现代性故事线中，还是占据了显著位置。我可以扩展这份清单，但恐怕没这个必要。要点在于，意大利城市公社这一表达，通常未经太多细思，就被广泛用于指代迈向近现代世界的踏脚石之一，基于其自下而上的合作方式、对君主制的脱离、制度上的创新，或者世俗（由此也更加“现代”的）文化。在我看来，就像所有对历史的目的论式解读，这种诠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不过，这些描述也并非一无是处。公社的确因制度上的创新而富于特色（但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其制度大概率会失败），的确是基于自下而上的合作（然而从根本上讲，贯穿其中的是等级制和军事贵族阶层的价值观，以及竞争意识）。这些新颖之处的矛盾，令它们充满趣味又难以解释。因此，本书的主旨也有着这样的矛盾；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来对它们进行最佳的总结。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城市在（比如说）1050年受到贵族、军事势力以及教士们的操纵，这些精英的行事作风和价值观，与拉丁欧洲其他地方的精英几乎相同；即便有时难以控制，他们也像其他地方的精英一样，完全是等级制的一部分，该等级制一直向上延伸到主教、伯爵和国王/皇帝，作为一个完整的意大利王国的组成部分。而到了（比如说）1150年，执掌这些城市的精英可能来自同样的那几个家族，却发展出了自治以及崭新的集体政府形式，其重点是五十个乃至更多城镇每年一度的执政官换届，在更强大的上级势力看来，他们几乎全都有名无实，并且频繁地相互争斗；这样的政府在外人看来似乎高度激进，而且具有充分的组织性和自我确信，能够联合起来，对抗两百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皇帝想要彻底控制意大利的企图，即1158—1177年间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个新世界。然而这些人在进行我们眼中的戏剧性变革时，并没有——除了极少的情况下——向我们显示一丝证据，表明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除旧布新。那么他们认为自己在做什么？简短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且永远不会知道，除了从非常片面的角度。当然，我们手中的证据稀少；那时是中世纪，还未到中世纪晚期文献爆炸的时候，这种爆炸在意大利需要到1250年才出现，一个世纪之前绝不是这样。不过，这个问题足够重要，值得我们试着去回答。于是，我选择重点关注三座城市的个案研究，其中每一座都既具有相对充分的文献（通常是陆上交易活动），又有一组组各种各样的叙事，文献与叙事之间的辩证也许可以让我们对我所提出的问题有所领悟。这三座城市，分别是米兰、比萨和罗马。就分组而言，它们事实上是意大利最佳的三个城市个案。热那亚可能可以算第四个，但是它最早期的证据太过模糊，就像我们将会在本书第五章中看到的，这一章包含了对意大利其他城市的简短概述，可以彰显上述三座城市在更广范围内的典型性和非典型性。我选的这三座城市均已得到了学者们细致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完全聚焦于我最关注的问题。相对而言，米兰和比萨常常被比较（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比萨大学在1960年代聘用了几位来自米兰的历史学家）；罗马很少被放在等式的一端，然而，它将会作为这两者的一个有用的对比项和对照标准。意大利的每座城市各不相同这一老生常谈无疑属实，但是，这三座城市各自呈现的不同经历也具有明显的并行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某种间接的图景，让我们可以管窥人们作出选择的方式，而这是证据能提供给我们的最大限度的真实。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社会史学家，相对于相关的心理过程，我在分析他们作出的选择以及采取的模式方面更有经验，不过，心理过程同样至关重要，我希望能够尽量清晰地将它们展现出来。不过，在考察具体的案例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上一代已经出现的、关于如何更加细致地分析公社的历史编纂学框架；梳理清楚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这样就可以看出，我的哪些地方是在追寻前人的足迹（包括我自己之前的作品），哪些地方不是。本文选编自《梦游进入新世界：12世纪意大利城市公社的出现》。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否则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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